异教邪说的另面观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农民起义，大多利用了被统治者称为“邪教”的方式来聚集民众进行起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利用“五斗米教”；宋朝方腊起义利用“明教”聚集教众；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与冯云山、洪仁玕更是利用西方宗教，建立拜上帝会，自称上帝之子，并称呼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
这些被农民起义领袖利用的“邪教”，在一开始无不是抚慰信徒苦难的一帖麻醉剂。但是对社会底层的苦难民众来说，宗教异端在抚平创痛和激起反抗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其临界点的坐标即定在苦难的程度和民众的忍耐力的交叉点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异教邪说倒不是为测试社会是否稳定健康的试剂：社会越是安定有序，异教邪说便越是没有市场；一旦到了异教邪说不径而走，争夺到浩浩荡荡的民众时，这个社会的秩序机制乃至其本身的合理性，一定是出了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