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驱动论（文化篇）

文化篇

有两个花坛，一个牌子上写着“践踏者罚款200元”，另一个却是“举报践踏者奖励200元”，结果第二个花坛保存完好。“两个花坛” 的故事表述了两种制度设计理念。制度的设计，要顺应人们愿意做的事情，人性化的制度才是成功的制度。

一家图书馆的墙上挂起了这样一块告示牌：“凡偷窃书籍者罚款200元。” 可偷书现象仍屡禁不止。于是，图书馆接受建议，将告示牌改为：“凡检举偷窃书籍者奖励200元。”结果，图书馆再也没有出现丢失书籍的现象。

爱你就是爱自己

蔚泓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人都是自利的，从事任何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经济活动只要在不损害别人利益的前提下，增加了自己的利益，就算是有效率的。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如何实现效率。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这种理论，人们只要爱自己，只要不损害别人的利益而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合理的。

但现实中许多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许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没有损害，甚至还能够增加别人利益的事情往往不能实现。有一个著名的实验：给两个人100元，有甲决定自己拿多少，乙决定自己是否接受甲的分配方案。如果乙接受甲的分配方案，则双方按照方案各拿各的钱；若乙不同意甲的提议，则两个人都一无所获。

如果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解释，甲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应该是自己拿99元，给乙1元，而且乙也应该能够接受这个提议，毕竟得到1块钱比没有钱要好，尽管少了点，但也增加了福利。

但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提议往往要遭到乙的反对，而使两个人什么也的不到。这样的提议往往使乙非常气愤而加以反对，宁可自己得不到这1块钱，也不让甲得到那99元。因为乙觉得这种分配方案虽然能够给自己带来1块钱的好处，但不公平程度太高，所以宁可不要这1块钱，也不让甲“吃独食”。乙这样做不仅考虑到了利益问题，还着重考虑了公平问题。

这个实验里，双方都能够得到钱而且都很高兴的分配方案，是甲提出来两人平分，这是最公平的分配。但大多数人的方案都在70：30和60：40之间，很少有人提出99：1的方案。这说明作为甲的一方，除了考虑自己的福利增加问题之外，也还慎重考虑了公平问题，也就是权衡了对方能够接受的不公平程度。

因此，要真正地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仅有自利是不够的，还必须利他。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爱自己还要爱别人。

爱别人需要自己付出，看起来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这种不能最大化，是在显失公平的条件下不能最大化。在兼顾公平的情况下，虽然不能实现自己利益理论上的最大化，但比起显失公平条件下自己利益的最终损失，自己的利益还是能有所增加。所以，要爱自己，还要爱别人。这对于企业家而言，尤其重要。一个企业家要想把自己的企业办成百年老店，光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实现不了的，必须在企业效益增长的同时，照顾好员工的福利，使员工能够分享到企业增长的果实。

其实，无条件地爱别人也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增加。这种纯粹的利他行为给自己带来的利益的增加往往不是体现在当时，而是体现在纯粹利他行为发生一段时间之后。典型的利他行为是慈善捐助。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自利理论，慈善捐助是最不自利的行为。有钱人虽然不至于被慈善行为害得饿死，但至少傻瓜都明白，慈善捐助无论如何都是要减少自己的财富数量的。所以，如果按照自利理论，搞慈善捐助是最讲不通的。但为什么很多有钱人都乐此不彼地参与慈善捐助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利他能够利己。

美国CNN的大股东泰德·特纳在1997年9月，宣布要捐出10亿美元，这是他当时净资产的三分之一。他要送给素不相识的人，指定这笔巨资的受益者是联合国，要用于处理人口控制及传染病防治等事务。特纳为什么要给联合国捐助这么巨大的一笔资金？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发现，我越是做好事，钱进来得越多。”他这样说没有任何羞耻感，也不表示他捐助慈善事业的动机不纯。特纳相信，在给联合国捐助了10亿美元之后，自己的财富只会有增无减。他这次出手很大方（10亿美元在当时是有史以来慈善家在世时捐出来的最大一笔财富），而且看起来毫无私心的捐助使他赚得了无法计量的人缘。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自从他给联合国送了这笔大礼以来，他的财富直线增长，光是美国在线并购案就带给他单日30亿美元的增值。到2001年的时候，他的身价已经达到90亿美元，是他1997年9月决定给联合国捐助10亿美元时家产的整整3倍。而他当年耿耿于怀的那个竞争对手默多克呢，虽然在这期间也捐出了1000万美元在洛杉矶盖了一座天主教堂，但由于捐款没有特纳那么大方，以致人们虽然佩服默多克，但没有喜欢他。当年比特纳还要有钱的默多克，到了2001年的时候，已经比特纳少了整整10亿美元！

洛杉矶的企业家罗伯特·洛奇在捐钱出去的时候根本没有打赚回来的主意，但他在捐了几次款以后发现。捐了款就能赚回来。因为慈善行为可以博得别人的好感（洛杉矶科学中心入口处的墙上刻着罗伯特·洛奇的名字，见者无不称赞），从而使自己有机会结识对自己有用的人。洛奇因为捐助癌症研究，成为一家制药厂的早期投资者。他当初投资的100万美元已经增值了7倍，等到这家公司上市，可盈利3000万美元。洛奇在总结慈善捐助与赚钱的关系时说，他花在慈善方面的每一块钱，都能够换回1.1美元~2美元。

比尔·盖茨倒是从来没有说慈善捐助与赚钱有什么关系。2004年，他把自己从微软公司获得的30亿美元分红全部捐了出来。从2000年到2004年，比尔·盖茨和他的夫人累计捐了100.85亿美元。我们这些天天用着微软产品的人都因为他的慈善捐助而对他心存好感，每当他的新产品发布时，我们都热切地关注而且积极地使用。我们这么多人爱用比尔·盖茨的东西，他不发财才怪。

予人玫瑰，不仅今天手有余香，而且明天还有可能得到别人回赠的一座玫瑰园。所以，即使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要记得，除了利己，还要利他。虽然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富裕到可以随意给别人捐献巨资的程度，但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地给别人以关爱，使自己的生活因彼此之间的关爱而充满幸福和快乐。爱从自己开始，但很多时候，爱你就是爱自己。

 

 

孔子的批评

西锋

春秋时代，鲁国有这样一条法规：凡是鲁国人到其他国家去旅行，看到有鲁国人沦为奴隶，可以自己垫钱把他先赎回来，待回鲁国后到官府去报销。官府用国库的钱支付赎金，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孔子有个学生到国外去，恰好碰到有一个鲁国人在那里做奴隶，就掏钱赎出了他。回国以后这个学生没有张扬，也没有到官府去报销所垫付的赎金。

那个被赎回的人把情况讲给众人，人们都称赞这个学生仗义，人格高尚。

一时间，街头巷尾都把这件事当做美谈。

孔子知道后，不仅没有表扬这个学生，还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怪他犯了一个有违社会大道的错误，是只为小义而不顾大道。

孔子指出，由于这个学生没有到官府去报销赎金而被人们称赞为品格高尚，那么其他的人在国外看到鲁国人沦为奴隶，就要对是否垫钱把他赎出来产生犹豫。因为垫钱把他赎出来再去官府报销领奖，人们就会说自己不仗义，不高尚；不去官府报销，自己的损失谁来补？于是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好假装没看见。从客观上讲，这个学生的行为妨碍了更多的在外国做奴隶的鲁国人被赎买回来。

案例分析：

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北京大学创业投资国际论坛上讲了几乎同样版本的孔子故事：孔子有个学生奋不顾身跳下河去救人，家属非常感谢，送了他一头牛。有人说，这个人太贪心，这么贵重的礼物他都敢要。孔子知道后却表扬学生说，你做对了，你这个行为在向社会宣告，只要你冒险去救人，家属给多高的奖赏，你都可以心安理得地拿回家。于是，就会鼓励更多的人下水救人。

厉以宁先生告诉大家拿应得的报酬不必羞羞答答。

这两个故事都蕴涵了一个道理：做好事也需要利益驱动。做好事一般来讲是为了“名”，如果因此损失了“利”，那么人们做好事的积极性就必然不高。如果做好事名利双收，那么人们做好事的积极性就自然高涨。我们的社会就是要创造这样一个环境。比如：“见义勇为基金”就是对见义勇为者地奖励。如果“见义勇为基金”仅仅对受到伤害的见义勇为者奖励，那么必然挫伤见义勇为者的积极性。其实，见义勇为者不必为奖赏羞羞答答；人们也不必背后非议，有勇气你也去做好事吧。

施恩图报

毛宽桥

2006年夏天，在德国留学的中国青年扬立从波恩港出发，沿着莱茵河开始了他的自行车旅行。

一天，当他来到莱茵河沿岸的一座小镇投宿时，却被几名身着制服的警察拦住，询问后，他被客气地请到了警局。不明就里的杨立非常紧张地向警察询问缘由，可是对方对情况也并不清楚，说是受一个叫做克里斯托的小镇之托来寻找他。

来到警局不久，杨立就接到从克里斯托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小镇镇长掩饰不住欣喜地告诉他，要他回克里斯托小镇领取500欧元的奖金和一枚荣誉市民奖章——这是小镇历来对拾金不昧者的奖励。

原来，两天前杨立路过克里斯托的时候，将捡到的一个装有几千欧元现金和几张信用卡的皮夹送到了市政厅，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就悄悄离开了。这次镇长希望他回去，他当然是想都没想就谢绝了。镇长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施恩不图报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自己如果接受那笔奖金和荣誉，反倒显得动机不纯。

镇长想了想，问杨立：“你知道我们是怎样找到你的吗？”

杨立说不知道。镇长告诉他，在他离开后，镇上的人们立即打听这个善良的东方青年的下落。由于杨立在镇上只是稍作停留，镇上的人也只是听说他在沿莱茵河旅行，连具体的方向都不清楚。小镇的警局只好把杨立相貌的拼图电传给上下游两岸的十多个城镇的警局，发动了百余名警力，这才把他找到。

听到两天来克里斯托小镇如此兴师动众地寻找自己，杨立很是感动，也很不理解：既然自己都已经离开，还有必要如此大费周折吗？如果不找的话，岂不是替失主省下了这笔钱吗？

镇长听到他的话之后，说了句“东方式思维”，然后严肃地回答：“施恩不图报，并不是你们中国人眼中简单的个人问题。可以说，你拒绝我们的请求，已经相当于在破坏我们的价值规则。那些奖励年你可以不在乎，但你必须接受。因为这不仅仅是对你个人的认可，也是整个社会对每个善举的尊重。对善举的尊重，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也让我们有资格去劝勉更多的人施援向善。所以，我们才不能因为你的无私而放弃履行自己的责任。”

这番话颠覆了杨立对“施恩不图报”的理解，也让已经旅居德国近一年的他第一次真正认识到所谓的“德意志智慧”，还有这个民族近乎古板的严谨和固执。最后，他终于答应回到克里斯托，因为他明白自己实在辜负不起那分尊重。

活的文化，死的理解

龙应台

在《游民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序言里，李慎之先生主要提出一个质疑：如果只以正统文化的观点了解中国，我们是不是遗漏了极重要的“隐性社会”而得到的并非真相和全貌？他说，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文化研究重新热起，但是学者们的研究角度可能仍旧“认为中国大体上是孔孟教化下的‘以仁为体，以礼为用’的礼仪之邦”，而事实上“中国还有一个历来被文人学士忽视的游民社会”，与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对立。要了解“真正”的中国，游民文化的深层结构不能不挖掘。

我不能不想起盗跖这个家伙。盗跖是个大流氓，黑道里的“大哥”，带着九千个小流氓，“横行天下，侵暴诸侯”；他抢人家的牛马，强奸人家的妇女，不顾自己的父母兄弟，甚至也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盗亦有盗的罗宾汉。想以仁义礼教去感化他的孔丘找到他时，他正在煎人肝。圣人和强盗交锋的结果是可以想象的：盗跖威胁他，“再不滚开就把你的肝也挖来煎”。孔丘面如死灰地落荒而逃。

盗跖认为孔子“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大哉斯言！用现代的语言来说，监狱里的抢劫犯也许只盗了数得出的钱，高居要职的达官贵人袁世凯们所盗的可能是整个国家。谁是真正的大盗，得看用的是谁的标准。

盗跖的史观也是偏离正统，令人咋舌的。“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以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 盗跖自己是个无恶不作的暴徒，却称他人为“乱人之徒”，而且俨然自成逻辑，理直气壮。

问题的症结在统治者，不管是痞子还是贵族，只允许一种正统的解释，而知识人，包括慎之先生所关心的文化研究者，因为长期被剥夺质疑的权利，逐渐失去活泼批判、理性颠覆的能力。正统文化的内涵成为一潭活水不入、风吹不动的死水。

相对于征服者有被征服者，相对于儒家有反儒和非儒，相对于知识精英有草根阶层，相对于汉族本位有少数民族意识，相对于男性父权主宰有女性观点，相对于严肃的有通俗的，相对于中央集权有地方性格，相对于中国中心论有比较文化学，相对于大陆文化有海洋文化。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所谓中心，都有某一个边缘的存在，时时刻刻挑战“中心”的正统性与正当性。一个对专业诚实的文化研究者必须随时准备跳出意识形态的框框，挣脱历史传统、惯性思考的束缚，用新鲜、大胆、批判的眼睛重新理解自己的文化。对“正统”，在接受的同时不能不持以最大的怀疑。

是不是我们整个历史文化都可以换一个角度来重新叙述？

显然希罗多德是这么认为的。他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大流士王召集了一些希腊人到宫廷上，问他们，什么代价可以使他们愿意去吃自己的父亲的遗体。希腊人说，不可能，没有任何代价能让他们去做出如此可怕的勾当。同时，殿前有一些印第安人，这个部落的印第安人是以吃父辈遗体为风俗的。大流士问他们，什么代价可以使他们愿意将父亲的遗体火化（希腊人火化遗体）。印第安人大惊失色：不可能，没有任何代价能让他们去做出如此可怕的勾当，想都别想。”

希罗多德的评语：“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回事。”语调冷峻而深邃，却散发着历史学家最大的魅力。

大流士时代的希腊人和印第安人在时间的巨流里，经过战争和迁徙，屠杀和联姻，逐渐融成了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就譬如汉民族的血液里有数不清的异族因子。那么究竟是把父亲的遗体吃掉还是把父亲的遗体用火烧掉才“应该”是正统呢？希罗多德的意思是，两者有同样的分量与权利，或者说，两者的价值观是一个——对父亲要尊敬，只是表达尊敬的方式不同。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独霸正统而排斥另一方的表达方式。

犹太人的“扶贫”

严晓

全球两千六百多万犹太人，虽然不是个个富翁，但是至少你不会见到有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犹太人。只要你是犹太人，哪怕身无分文来到异国他乡，只要当地有犹太人组织，只要你找到他们，你的吃饭住宿问题就立刻会得到解决。当然，犹太组织不是永远提供慈善服务的机构。永远提供免费吃喝，再多的钱也支撑不起，也不符合犹太人精于理财的传统。犹太人的精明之处在于，他们很快就会找到一个愿意帮助落难者的犹太商人。该商人怎么帮助自己的同胞呢？他的方法很妙，假如这是一个鞋商，他就对落难的同胞说，我这鞋店目前只在西边发展，这座城市的东面还没一家分店。你就到东面去开分店吧，我借钱给你去租店铺，货我也先提供给你，等你卖掉了鞋，赚到了钱再连本带利还给我。你站住脚了（这应该没问题，我会帮你站住脚），我就是你的长期供货商。

这种帮助人的方法是精明的，也只有犹太人能将它作为一个传统长期坚持不懈。一鸡三吃，是犹太民族的基本技能，即使在帮助落难同胞时，他们也会动起脑筋来怎样既帮助了同胞，又帮助了自己。犹太人就不但帮助了落难者自立，同时又扩张了自己的生意。正因为这种帮助人的模式对提供帮助者本身是有利的，因此这种慈善行为才能持久地延续下来。

为什么我们需要人文素养

龙应台

对于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60%都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韩非子的《五蠹》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道德多么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穿的是粗布衣服，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现在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予的特权，他有终身俸禄、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所以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趣话中西思维方式

卢秋田

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中，“友谊是友谊，生意是生意”。

中西思维方式的主要差异

差异之一是义利关系问题。一般来讲，西方人重利轻义，东方人重义轻利或义利兼顾。西方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哲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了要达到盈利的目的，一切都可以做，义和情对他们来说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利。

差异之二是整体性和个体性问题。东方人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而西方人则重视个体性。

差异之三是东西方的感情表达方式。

差异之四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具有意会性，他们则是直观性。

中国人与印度人

（印度）帕兰杰毗    陈继辉  译

中国人与印度人有不同的人生观：中国人是“现世主义者”，而印度人是“来世主义者”。

中国人只相信今生今世，并愿意尽力过好每一天，让自己过得平和、舒适和富足。他们更愿意面对现实，做实用主义者。

印度人相信宗教，并幻化了诸多神灵以供敬仰。敬神是出于畏惧，或想得到切实的好处（发财、升官、得子）。印度人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来取悦神灵，并创造出天堂和地狱等概念及作孽和积德等观念。

中国人能制定富有远见的计划，并愿意为此牺牲眼前的利益。或许这也是中国人重诺守信的原因。

我看犹太人

海龙

犹太人为人很自私，而且他们并不掩饰这种自私。中国人也自私，但很掩饰，重谦让，容忍，把自私包装起来，较愿意看得远一点，于人于己都有利。在行商上，犹太人重信用，讲商业道德，货真价实；但生意永远总归是生意，生意做完，翻脸无情。中国人热情缠绵，生意不止是生意，表面上情义兼顾，内里的信誉常悬个问号，轻诺而不中契，先是满面温情而后剑拔弩张，起于哥们儿义气而终于对簿公堂，这倒不如犹太人痛快。

以文明制度约束人性

朱学勤

是以文明制度约束人性弱点，还是以落后制度放任人性？甚至没有制度，只是以原始社会的血腥复仇来鼓励并放纵人性中最为残忍的一面？

普天下的人性都是欺软怕硬。哪怕是西方人，无论是高傲的美国人，还是优雅的法国人，一旦脱离制度约束，都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以选择、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选择、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利用自私

陆勇强

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在露天游泳池中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故意安排不同的人溺水，然后观察有多少人会去营救他们。结果耐人寻味。在长达一年的试验中，当白发苍苍的老人“溺水”时，累计有20人进行了营救；当孩子“溺水”时，累计有32人进行了营救；而当妙龄女子“溺水”时，营救人员的数字上升到50人。

心理学家称，这个试验可以证明人性中有自私的倾向。虽然同样是救人，但他们在跳下水的那一刻，我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

这个试验让人想起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一位职工平时十分吝啬，公司举行募捐什么的他最多出1元钱。但令人奇怪的是，最近他和浙北山区的一位贫困学生结成助学对子，他一次性就拿出了1000元。

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基于自己利益”的潜意识倾向，说白了，许多人同时捐助一个人和一个人捐助一个人，当然是后者更具有成就感和具有期待回报的可能性。

人是“自私动物”，这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认识和利用“自私”，而不是逆“性”而为。

 

新加坡著名文学家尤今曾经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有一名印度人，抵受不了极端贫穷的折磨，躺在火车轨道旁边，将一条手臂僵直地搁在轨道上，让呼啸而来的火车硬生生地将他的手臂碾断，籍此增加日后行乞的“价码”。

 

一位在竞选活动的民意调查中处于劣势的日本政治家，为了获得选票，制造了被人暗杀的假象。为了使假象看上去像真的一样，这位政客在自己腿上砍了一刀。没想到砍断了动脉，血流如注。在发表最后的竞选演说之前，他就一命呜呼了。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大仲马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悖论：我为人人，则我是无私的；人人为我，则人人是无私的。然而，我为人人，是为了人人为我，则我是自私的；人人为我，是为了我为人人，则人人是自私的。

戏说时髦

金士

当法王路易十五因花柳病成了秃瓢不得不戴上假发遮丑而“上流社会”一哄而起跟着戴假发时，那就是时髦。

当拿破仑下令在他那些勇敢粗鲁的将领们衣服袖子上缝上扣子免得他们老拿袖口蹭鼻涕而人们纷纷效仿时，那就是时髦。

时髦就是被孔夫子指责“流行歌曲”——郑声。

时髦就是老子反对的奇技淫巧。

时髦就是公子肥义强烈抵制而赵武灵王大力推行的“胡服”。

时髦就是楚王爱好而宫女因之饿得半死的细腰。

古罗马的恺撒大帝曾以身着中国丝织袍子为时髦，唐玄宗却以欣赏“胡乐胡舞”为时髦。

新加坡的规范

余世维

我发现我们许多中国人走地下通道，统统都是混乱地不分左右地走。你认为新加坡人怎么走？新加坡很简单，他们就派一个人站在地下通道里面，“那个黑衣服的过去，我在讲你，我就在讲你，过去！”“那个穿红衣服的不要过来，过去，从右边走过来。”在新加坡，中间那条线是空的。新加坡在地下通道里就是这样子走路的。

上海虹口现在也在搞公共厕所，就是银白色的那种的公共厕所，外观看起来很漂亮，一个女的坐在那里收钱。新加坡不是这样做的，他们厕所的外观其实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大同小异。问题是管公共厕所的人是与我们不一样的。你猜他们怎么管？

在新加坡上公共厕所只要不守规矩的人从大号的房间一出来，那个管理员的手马上一举，说：“慢一点，进去，冲掉！”敢不冲，马上打电话叫警察来带走。在新加坡，如果不冲可以带到警察局去。乖乖地冲。“不要走，那个圈盖上的脚印是你踩的。因为我每个人都看到，那个脚印是你踩的，擦掉。”他又说，“慢点！地上的卫生纸捡起来。”就这样，新加坡的公共厕所管好了。

 

《聊斋志异》里有个故事，说一个叫叶天士的名中医，为其母亲治病时，为一味药拍不了板；这味药加对了，母亲的病会治好；用错了则会恶化。他犹豫不决，转而询问另外一位中医。那位中医坚决认为该加——因为治好了叶天士的妈，可以名扬天下；万一治不好，反正是你妈不是我妈。

 

 

人类为何总要寻求刺激

KIAUS  MANHART   郭凯声  译

据科学家分析，追逐危险、知难而进的行为，其实是人性深处的渴望，不分年代、年龄段以及阶级。

冒险是生物学遗产

人们为什么热衷于冒险？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答案逐渐明朗——人类是在利益驱动下冒险的，越是肯冒险，就越有可能变强大。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家杰伊·弗兰最近提出了一项理论，并得到公认。

他认为，人类这种追求冒险的习性源于史前时期。当时，地球上生活着两大类原始人，一类筑巢定居，另一类则敢于向外开拓新天地。定居者多半待在自己的窝里，靠周围的植物和小动物为生，始终小心翼翼。开拓者则到处漫游，他们认识到，大胆的行为会增加死于非命的可能性，但同时能让其寻得更美味的水果和更多猎物。

此外，他们还积累了丰富的求生经验，能更好地经受大自然的严酷考验。那些本领更大的实干者往往活得比较长，能养育众多子女，从而成功地把基因遗传给下一代，直到他们这类人最终得以在人类中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热衷于冒险是人类的一笔生物学遗产，而对冒险习惯性的爱好则一直遗传下来。

例如，生物学家已证实，年轻女性内心更喜欢“危险”的男性而非“安分守己”的男性。其中一个理由是，尽管桀骜不驯的男性会惹不少麻烦事，然而，一旦与别人发生冲突，他们多半会占上风。看来，“硬汉”能给年轻女性更大的安全感。

这种联系在那些历经世代沧桑而没有多大变化的社会中，尤为明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拿破仑·A·沙尼翁，对居住在巴西和委内瑞拉交界地区的亚诺玛莫印地安部落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妻妾成群的男人在当地都是以无畏勇武闻名，这些男人所拥有的子女也比老实本分的同族人要多得多。沙尼翁由此得出结论：在人类的繁衍中，“好斗”基因占据了上风。

过去十年，对大脑化学物质和基因的研究，证实了沙尼翁的猜测：人受利益驱动寻求刺激，有的人越是刺激越来劲。

保持本色

洁音

在欧洲的“音乐王国”奥地利有许多年代久远的古堡，古堡里陈设着十七十八世纪的木器、吊灯、画作等古物。政府时常将这些城堡连同里边的古物一同出售，售价仅为一先令，约合人民币一元钱。有趣的是，卖得如此“便宜”的古堡，一般人却不敢问津，因为要购买这些古堡还必须遵守一个附加条件，就是不得对古堡进行翻新改造，只能修缮和加固，保持古堡的原貌。这样一来，买下“一先令古堡”的人所要承担的维修费用就难以计数了。正是这种尊重历史和自然、保持本色的理念，才使奥地利的百年老店、千年小镇、古朴的城堡、秀美的森林和纯净清新的空气得以保存，使徜徉于其间的观光者流连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