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后中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首届思想中国论坛上发言表示“到2020年中国将变成高收入国家”，作为国内颇有声望的经济学家，这一观点却引来网友们“拍砖”。林毅夫的观点有道理吗？国家高收入是否意味着居民高收入？

所谓高收入国家，其衡量标准是由世界银行设立的，实际是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NI）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的分组。如上图所示，通常把世界各国分成四组。虽然在统计上，GNI与GDP有些许差距，但一般认为两者相当，且核算GDP要比GNI容易得多，因此在与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比较时，常用人均GDP的数据代替。

阅读发言全文，可以发现，林毅夫得出“很可能2020年中国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的判断，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中国能维持每年百分之七点多的增长”，二是“人民币不断增值”。因为现在以美元核算的人均GDP都是名义的，既要考虑经济增长率，又要考虑到汇率变化。而目前来看，这两个前提都可能成立。

前提一基于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林毅夫提到，“我们知道，经济发展要在十年翻一番，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应该达到7.2%，那么中国在2011年的时候的增长速度是9.3%，2012年的增长速度是7.8%。那么这个9.3%跟7.8%是比7.2%快的，这代表着2013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需要增长的速度是6.8%。”

再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GDP增速的预测，虽然GDP增速有下降趋势，2017年GDP的预测值降低至6.9%。但在国家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努力下，2018-2020年这三年的GDP增速有望“达标”。

对于前提二，经济学家们观点不一，但央行近日表示“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未来人民币还会进入升值通道。央行有能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基于对这两点的乐观预测，2020年中国实现人均GDP收入在12476美元以上，确实不无可能。

但也有意见相左者，认为五年内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暗淡。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在2011年克鲁格曼曾发文指出，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风险。一方面中国过去多年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于基础建设，另一方面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一般是指那些有着部分银行功能，却不受监管或少受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数量在增加。因而得出结论——“由此引起的泡沫开始破灭，金融经济危机并非危言耸听。”但至今他所预言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发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钱军在《克鲁格曼不懂中国》一文中，指出克鲁格曼在今年一月份访华过程中表达的态度：“我并不是唱衰中国，中国的经济增长纪录真的不错，过去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值得称赞，但我还是要指出中国经济需要以更多的消费拉动为主，这个转型还需要加大力度。展望未来，二十年后我是看好的，五年里我还是比较担心的。”

但进入高收入国家俱乐部意义并不大

• 收入分组只是与世界银行的工作内容有关

类似于生活中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需要了解贷款人一年能挣多少钱，根据贷款人赚钱的能力分级，发放对应额度的贷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培林在《中国离高收入国家门槛有多远》一文中指出，世界银行对国家按照收入水平加以分组的目的，是为了在开展、发展援助时，识别受援国和贷款国的经济能力。只不过，银行贷款是你挣得越多，信用越好，则贷款的额度越高，而世界银行则贯彻以下原则——“越穷的国家，在获得援助和贷款时，应该赋予更优越的条件。”

• 变成高收入国家，也只不过是经济成就的一张快照

刘培林指出，“目前75个高收入经济体中的44个非OECD（即经合组织）成员，不少依靠资源产业为支撑，整体技术水平并不很高”。比如以靠卖石油赚钱的土豪国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也在高收入国家之列。

此外，即便进入高收入组，也有跌出榜单的可能。刘培林举例——“韩国1995年跨入高收入行列，1998-2000年跌落到上中等收入行列，2001年之后才重回并逐步巩固了高收入行列的地位。”

还要考虑到，高收入经济体发展的水平也参差不齐，国家间的差距巨大。刘培林援引数据称，其中“最高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为10.5万美元，最低的仅有1.2万美元”。

因此，变成高收入国家也只不过是吸睛的一个标签而已，就和“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望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标签是一样的。中国获得的成就当然要承认，但要警惕这些标签隐含的“唯GDP论”。

况且，国家的“高收入”和民众的“高收入”并不挂钩

• 国家高收入不是指居民人均收入高，但民众对“收入”很敏感

如前所述，国家高收入指的是人均GDP/GNI高， 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高，而不代表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高，这是两个概念。换句话说，经济总量上去了，人均GDP上去了，但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了。

比如，2013年，我国人均GDP为6992美元（按人民币来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43320元，世界银行的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有出入），但据统计，2013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不到9000人民币，城镇居民也就只有约27000块。这就是为什么公布的国民收入和民众的实际感受有很大差距，民众会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拖了国家后腿”。对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评价，不仅要看人均GDP，还要看国民生活水平、收入分配机制是否公平合理等。

• 收入差距的存在，使“被高收入”的感受更为明显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在《中国如何缩小收入差距》一文中指出，我国收入分配不公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其背后反映出了我们一些制度的不公，公共政策的制定更多偏向于城镇居民而忽视了农村居民。而国家卫生计生委上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显示，我国城乡家庭收入差距明显，收入最高20%家庭的收入是最低20%家庭的19倍。

二是垄断行业和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这一差距在9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扩大。李实指出，很多人认为垄断行业员工一般学历高、素质高，所以拿比较高的工资很正常。但实际上，研究发现，这样的工资差别，只有不到40%是由员工本身的人力资本及个人能力带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垄断利润。

三是腐败、非法收入、权力寻租造成的当前收入分配不公。一方面，贪官获取的灰色收入数目总是很惊人，以至于网民开玩笑说，贪几百万的简直是清官。另一方面，寻租导致资源的分配不均，行贿者获取巨额垄断利润。比如被称为“高铁一姐”丁书苗，其财富急剧膨胀的背后，是原铁道部长刘志军给予丰厚的资源支持。

正是现实中，种种收入差距的存在，使得多数人认为自己的实际收入与预期不符，公布的平均收入数据总是会被吐槽。

• 并且，国民收入分配对衡量国家经济有重要意义

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对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维持经济稳定增长有重要作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没能及时解决影响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经济发展陷入停滞。杨丽在论文《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研究》中的研究指出，拉美和东亚等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没有有效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而在以前的专题《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不该靠少涨工资》中，曾引述央视财经评论员刘戈的观点，他认为较小的贫富差距才是不跌落于“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前提条件。而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恰好处日韩和拉美两者之间，“从经济发展的质量来说，更接近于日本、韩国、台湾——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制造能力。但从贫富差距来说更接近于拉美国家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中国的这一现状决定了，如果中国能够在短期能缩小贫富差距，那么中国在经历一番艰苦的跋涉之后，能够勉强绕过‘中等收入陷阱’。而一旦中国错过了眼下的时机，任由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发展，那么中国必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后记：

上周，我也曾发文谈到中国当前正面临“诺斯悖论”的严峻挑战，可能有些话也不适合在博客这种公共场合谈论，所以文章写的还是有些隐晦。但读过的人应该能想到我没有明说的一些内容。成功解决诺斯悖论的困局也是打破收入分配失衡并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更进步一步，这将有助于我们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诺斯悖论原文：http://blog.csdn.net/baimafujinji/article/details/5041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