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fengtang.com/articles/essays/
手稿教派的三个朋友
冯唐
一．朋友
过了三十五岁之后，一年里会有一两天，再累也睡不着觉，还有好些事儿没做却什么都不想做，胡乱想起星空、道德律、过去的时光和将来的无意义等等不靠谱的事情。这样的一天晚上，我坐在上海人民广场旁边一家酒店的窗台上，五十几层，七八米宽的玻璃窗户，下面灯红酒绿，比天上亮堂多了，显示我们崛起过程中的繁荣，仿西汉铜镜造型的上海博物馆更像个有提梁的尿壶，射灯打上去，棕黄色的建筑立面恍惚黄铜质地。
心想，没有比人类更变态的物种了。夜晚应该黑暗，眼睛发出绿光仰望天空，人发明了电灯。双腿应该行走，周围有花和树木，人发明了汽车。山应该是最高的，爬上去低下头看到海洋，人发明了高楼。
心想，我被变态的人类生出来，从小周围基本上都是些变态的人类，阴茎细小，阴户常闭，心脏多孔，脑袋大而无当。
粗分两类：和我有关的人与和我没关系的人。和我没关系的，落花尘土，随见随忘，不知道从哪里来到我眼里的，也不知道又消失在哪里了，像是我每天喝下去变成了尿的水。坐在出租车里，有时候也好奇，那个一手公文包一手啃烧饼的胖子，啃完烧饼之后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像是喝着瓶装水望着护城河。
和我有关系的，再分两类，和阴户有关系的，以及和阴户没有关系的。涉及阴户的，情况往往凶险复杂，变态的人类给进出阴户这件事儿赋予了太多心理性的、社会性的、哲学性的内涵，使之彻底脱离了吃饭拉屎等等简单生理活动，比进出天堂或者地狱显得还要诡秘。
不涉及阴户进出的，一拨是亲戚。小时候跟着父母，过节拎着别人送的水果烟酒去拜访，印象最深的是个舅舅。舅舅一辈子所有重大选择都错了，他先上日本人的军校，后来日本投降了，还上过黄埔军校，后来跟了国民党，解放前在青城山投诚当了俘虏，但是起义证书丢了。在文革期间，舅舅被打死好几回，每次都被舅妈用板车驮回来。文革后，每三五天都要梦见找他的起义证书，每次都在找不到的状态下醒来。舅舅书房有个巨大的合影照片，没有八米也有七米宽，刚粉碎“四人帮”那年，还活着的黄埔同学都出席了，没有一万个老头也有一千个老头。我舅舅每次都哆哆嗦嗦给我指，哪个老头是他，每次都能指对了。我还有个大表哥，比我大二十四岁，他婚礼那天，他老婆死拉着我和他俩一床睡，说，这样吉利，这样他们也能生一个像我一样眼神忧郁眼睫毛老长的男孩儿。那天晚上，他俩都喝了好些酒，我出了好些汗，第二天早上醒来，床上还是只有我们三个人，没见到长相和我类似的其他小孩儿。后来，他们生了个女儿，长相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我没有任何相似。
不涉及阴户进出的，另一拨是朋友。我老妈大我三十一岁，我哥大我九岁。我老妈比较能喝酒，我哥比较能打架，他们俩都好人多热闹。我中学下学回家，家里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总摆着两桌发面饼之类便宜的吃食和糖醋白菜心之类便宜的下酒菜，酒是拿着玻璃瓶子一块三一斤零打的白酒，桌子一张是方桌，一张是圆桌， 围坐十几个人，有的坐凳子，没凳子坐的坐床，陆续有人吃饱了走人，陆续有人推门进来。我眼睛环视一圈，叫一声，哥，姐，算是都打了招呼，然后撑个马扎，就着床头当桌子，一边听这些哥哥姐姐们讲零卖一车庞各庄西瓜能挣多少钱、到哪里去弄十个火车车皮、谁要苏联产的钢材和飞机，一边手算四位数加减乘除，写《我最敬爱的一个人》，看司马迁写的《刺客列传》、《吕不韦列传》。
所以，三十五岁之前，我习惯性认识的朋友基本大我十几岁，我不叫哥哥就叫姐姐，其中也包括这个非官方纯扯淡的《手稿》所涉及的一些人。和这些大我十几岁的人喝酒蛋屄，我常常有错觉，他们的脑袋不是脑袋，而是一个个的水晶球和手电筒，告诉我未来的星空、道德律和时光，指明前面的方向，与此同时，极大地降低了我对未来的期待值和兴奋感。这些哥哥和姐姐们对我的教导，让在我见到女性乳房实体的十一年前，就知道，其实那不是两只和平的白鸽，不会一脱光了上身就展翅飞走，乳头也没有樱桃一样鲜红和酸甜，那些都是哈萨克人的说法。在我每月吃八十块人民币伙食的时候，我就知道，钱和幸福感绝对不是正比关系，一间有窗户的小房子、一张干净而硬的床、一本有脑子的书、一支可以自由表达的笔，永远和我个人的深层幸福相关。
后来，学了八年医，进一步降低了我对未来的期待值和兴奋感。在协和医院那组八十多年历史的建筑里，看见很多小孩子被动地出生，被用来解决他们父母的婚姻问题和人生问题，他们长得一样丑陋，只知道哭，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看见很多癌症病人缓慢地死去，不管他们善恶美丑，不管他们钱财多少和才情丰贫。医院的好几个天台原来都可以自由出入，上接天空，东望国贸，西望紫禁城，但是有太多的绝症病人到了上面不东张西望，不缓步于庭，而是想起星空、道德律、过去的时光和将来的无意义等等不靠谱的事情，一头朝下跳将下去。
再后来，医院的天台就被铁栅栏封上了。
二. 石涛
石涛是我最早认识《手稿》的成员，最早认识石涛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手稿》，也不知道《今天》或者《收获》等等非官方和官方文学期刊。
当时我刚从美国念完商学院回到北京，进了一个叫麦肯锡的管理咨询公司。大北窑作为地名已经消失，国贸里面已经开了两家星巴克。上商学院之前，我没听说麦肯锡，没学过任何金融和财务，除了看过一个叫做《血总是热的》类似战争片的工厂管理电影和翻过三分之一《二十四史》，没接触过任何管理。
在商学院期间，1999年暑期实习，周围的人比我平均大二十岁，我每天一个小时就做完了一天要做的活儿，睡多了实在多梦，实在无聊，实在需要忘记一些人和事儿，于是写了六七万字的半部小说。我想记录1985年到1999年，北京、鸡鸡和心智的生长，就起了个名字叫《万物生长》。2000年，回国后，给在电影学院当老师的发小看了，说，好看，很好看，又说，把我介绍给他的老师张玞和她的男友。我发小叫张玞“先生”，我也跟着叫先生。张玞当时的男友叫石涛，刚做火了一本叫《格调》的书，还做火了杨葵等人没能做火的上进青年石康，是当时最时尚的出版人，最有潜力的师奶杀手。
第一次和石涛见面是在望京的菜根香，川菜，量足，一般辣。石涛很快看完了那半部《万物生长》，在电话那头，我想象他一挥手，说，写完它。
《万物生长》的下半部在亚特兰大写完，用的是2000年冬天的三周假期。那是一个愉悦的过程，我开不大的暖气，直接喝水龙头里的水，吃米饭和卷心菜。窗户外经常一个人也没有，文字像窗檐上的雨水一样滴答落进电脑，周围花朵怒放，鬼怪缭绕。在十五万字左右的时候，我给石涛写电邮，说，下雪了，我窗外的松鼠们还没冻死。石涛说，他想起他在辛辛那提写作的时候，说，如果觉得文气已尽，当止就止。
三. 艾丹
第一次见到艾丹，是2001年的冬天，是因为石涛。
当时电子书大佬“博库”还笔直地挺着，常常在人民大会堂请客吃饭，开座谈会，买断大牌作家一生的电子版权。石涛当时是“博库”的内容总监，2001年冬天，为了替“博库”省钱，他领着黄集伟等大小编辑在长城饭店旁边的小长城酒家新春团拜众作者，有酒有肉，竟然也有我的份儿。
我第一次见北京的作家们，有男有女，有胖有瘦，都深不可测，都能为世界制造幸福或者灾祸，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凤凰窝里的一只小鸡。
我第一次和作家们喝酒，就被一个黑红胖子，一个青白胖子，和一个长得像花生米的黑青瘦子，灌得平生第一次在睡觉以外的时间失去意识，停止思考。去协和医院洗胃，周围十几个医学院同学穿着白大褂，围着，我心想，将来这些人都是名教授大医生啊，我真牛啊。他们后来告诉我，他们觉得心酸，原来混迹于医学院之外的社会，是这么艰难。我事后才知道，这三个灌我酒的家伙，一个叫艾丹，一个叫张弛，一个叫狗子，在民间的北京酒鬼榜上分别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十一。石涛后来说，我倒下之前，一直谦和有礼，一直在抢酒喝，最后一口真气涣散之前，拨了三个手机号码，一个接到留言机，一个说人在上海，最后一个没有通，他想知道，这三个人都是谁。艾丹后来说，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灌的，是我自己灌的自己，一瓶大二锅头，不到半个小时就干了，心里不知道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
回想起来，艾丹穿着舒适，和桌子上所有的人攀谈，照顾所有人的酒菜，劝所有人喝酒，鼓动所有人开心。在不经意中，有美女的地方他会多看好几眼，但是手脚并不就势延伸过去。我清楚地记得艾丹看人的样子。基本上是闭着眼睛，但是几乎闭合的眼睛里偶尔放出强烈的光，非常凌厉，时间很短，一瞬间消失，然后是大段大段时间里经久不衰的眼睛闭合着的笑容，普照四方。
四. 严勇
第一次见到严勇，是2004年的冬天，是因为艾丹。
艾丹常年盘踞一个代号“食堂”的地方。具体地址是东三环长虹桥往北一百米顺风酒楼北侧一个胡同里，具体菜系时常改变，从川菜到香锅到金华土菜到艾丹自己发明的一些北京菜，具体主人也时常改变，从一个有着外国名字的四川姑娘到一个有着四川名字的四川姑娘到一个不加价两倍从不卖货的古董商人到一个组成复杂的20多人投资群体到一个替这个投资群体装修的精壮靠谱男人。我所在的公司很快显现出它资本主义的罪恶一面，一周工作八十个小时，很少有时间在北京。我到了北京机场，鼻子闻到尘土的味道，脸贴到干燥的风，就想起喝酒，想起艾丹和我初恋和石涛。当时，我初恋正在闹离婚，促膝谈心或许会谈出不想出的事儿。当时，石涛正在搞创业和闹妇女，见投资者、见妇女、面壁梳理情感问题，似乎比我还忙。于是我总找艾丹。打艾丹的手机，十次有九次他人在“食堂”，十次有九次，酒局还在，“就等你了。”艾丹说。
2004年的冬天，大年初三或者初四的样子，少有的一次，艾丹说，他不在“食堂”，他在一个叫天通苑的小区里一个客家菜馆，“就等你了。”艾丹说。
打车从嘉里中心到天通苑，我才体会到北京有多大。天通苑几乎是个城市，在市中心的所在，找到那个客家餐馆和艾丹。桌子拼桌子，几乎占了半个二层，一半儿以上的人我不认识。我问艾丹，艾丹说，这是谁谁谁，这是谁谁谁。听上去像是听《三国》或者《水浒》，身在其中，鼓瑟吹笙，有笑傲某个地盘的感觉。一个人，瘦，高，微驼，微秃，一直在打手机，才挂断，入席，吃口菜，喝口酒，另一个电话又进来，再离席。我问艾丹，艾丹说，他是严勇。
“他是干什么的啊？”
“他是北大学数学的，和你一样，也做企业，做得很大。和你不同的是，他已经搞垮了好几个企业了，至少有三个，都是共党的企业，都是产党的大企业，这就是他一辈子做的事情，我怀疑他是国民党派来的。”
我一个医学院女同学从美国回来看父母，住在北边，打车过来，盛开着粉色的裙子和桔色的大衣，和我喝酒，然后高了，然后和所有人喝酒，然后更高了。我好不容易找了辆黑车把她扔进去，是辆奥拓，女同学身子伸不开，她说，“人生残酷”。我说，“北京真冷”。她开始吐。我兜里正好有一打子十块的票子，准备给各种小朋友当压岁钱的，她吐一口，我就扔两张给黑车司机。
现在想起来，严勇当时一定在谈有关收购法国汤姆逊的事情，那个收购让TCL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视机制造商。
五. 手稿
手稿是我见过最古怪的一群人：彼此认识很久，但是互相几乎不了解。多数成员或者有着北大数学系等良好教育或者没有任何高等教育，但是几乎人人都对正经工作有强烈的抵触。有些人一辈子没有任何工作，但是也活着，也有老婆或者女朋友。有些人思考了一辈子人生，写了一本没有一个字的书，妄图在社会主义祖国申请到正式出版书号。手稿起源似乎是一个文学兴趣小组，但是多数人从来不写东西。每个创始人轮流做一次责编，三四年才能组齐稿件，出一期刊物，到现在出了三期，但是这项活动竟然持续了十几年，如果照这个速度，所有创始人没有轮到一圈，一定已经有人不在人世。似乎很多人的一个共同愿望是年岁大了之后生活在一起，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公社，由产党出钱或者自己凑钱，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这个愿望越来越遥远。
我对这一群人，无法窥其全貌。我热爱妇女、文字，练习商业，敬畏古玉。石涛热爱妇女，出版文字。严勇谙熟商业，写过《二月三十号》。艾丹写过《纽约杂记》，热爱妇女，对古玉的天赋远大于文字。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的老哥哥，我的水晶球。
对于文字，我不认为我应该拍任何水晶球。文字是我的命。这么多年了，一直想摆脱，一直摆脱不了。这么多年了，写一个长篇小说，我的生命之火就死一点。我日老天它妈，为什么是我？一切仿佛我佛，我禅，是我的，别人帮不了。
对于妇女，石涛和艾丹这两个水晶球混沌不清。石涛到底有几次婚姻？现在婚姻是什么状态？女人给他的恐惧大于安慰吗？他在北京的多种死法里，有被前女友们雇凶杀死这一种可能吗？在三里屯南街，我看见石涛抓着酒吧老板娘细嫩的手，问，“我该结婚吗？”老板娘说，“我给你再倒杯黑方吧。”艾丹在传说中那个夜晚，和一个睡名飘香的美女从东单三条一步一步走到东单十三条，在他家院子的门口说，“我忘带钥匙了”。之后的一个说法是，一老一少，看了一晚月亮。关于妇女，我不知道问石涛什么，我不知道问艾丹什么。
2003年后，我也和严勇一样，常住香港和深圳。我在深圳南山脚下有个房子，严勇带过几次酒过去，都是红酒。我们两个心情好的时候，喝两瓶，毫无醉意，眼睛比月亮还亮。我们两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喝两瓶，严勇就踉跄着下楼，下山，背着月亮，我闻见山林里鸡蛋花的味道，我听见荔枝飞快红熟，我睡到第二天艰难早起，脑子到下午才重新清亮。严勇和石涛对红酒都有研究，谁比谁深，我不知道，但是都比我深多了。严勇只会说好喝或者不好喝，石涛的描述词汇多，胡桃、黄桃、樱桃，仿佛和尚描述素菜大餐，素鸡、素鸭、素鱼。
我问过严勇：“你有过中年危机吗？”严勇说：“当然有，一直有，很早就开始，现在还没好。”后来严勇辞职不工作了，我仿佛看到我不远的将来，我问：“没了收入，如果还想喝红酒怎么办？”严勇说：“喝一百块钱以下的最好的红酒。”我问：“如果一百块钱最好的红酒都没有一千块钱的好喝怎么办？”严勇说：“那就忍住十次，不喝一百块钱的红酒，然后买一瓶一千块钱的红酒好好喝。”
我曾经痴迷历史，觉得时间轴长些，对世事的解读清晰些。我想过一个写当代史的办法，上部叫《垂杨柳》，1949年到2008年，每年引用一段《人民日报》当年的新年贺词，然后让我老妈回忆那年发生的事情。下部叫《食堂》，2009年到2038年，每年还引用一段《人民日报》当年的新年贺词，然后添上每年元旦夜艾丹在“食堂”酒后的发言录音剪辑。艾丹在酒大些、美女多些、倪整姐姐不在的前提下，口头表达水平接近我老妈。
《手稿》第三期很厚，里面有每个人对于一百零一个人生问题的回答和分别在小时候、年轻时候和现在的黑白照片。印出来之后，轮值责编艾丹分外高兴，我管他要了一本，在交给我之前，他执着酒意在扉页写了七个字，“冯唐，怎么办？艾丹”。
冯说霸道：01 审计重要
冯唐
冯唐读：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之曰：“自子守阿，誉言日至。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馁。昔日赵攻鄄，子不救；卫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于是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资治通鉴卷一》，威烈王六年，辛亥，公元前三七零年)
冯唐译：齐威王叫二级公司一把手即墨大夫回总部，对他说：“从你管理即墨，我老听到别人说你坏话。但是我叫人去审计，看到田地平整，人民富足，官吏消停，东边平安无事。这是因为你不讨好我周围人，他们不帮你。” 齐威王赏了即墨大夫一万户人家。齐威王叫另一个二级公司一把手阿大夫回总部，对他说：“从你管理阿，我老听到别人说你好话。但是我叫人去审计，看到田地荒芜，人民没吃没内裤穿。赵国打鄄，你不救，卫国占领了薛陵，你不知道。这是因为你贿赂我周围的人，他们狂说你好话。”齐威王当天就清蒸了阿大夫和周围狂夸他的人。这两件事吓傻了整个管理层，谁也不敢欺上瞒下了。因此，齐国大大提升了管理水平，称霸天下。
冯唐评：中国有世界上最完备的文字历史纪录。从《史记》到《清史稿》，本朝修上朝的正史，三千多卷，简装繁体字版三千多元。战乱之后，新主当政，在活下来的政治正确的知识分子当中，选才情文笔最好的前二十个，花三五年的壮年时光，追述上朝全过程中的力量消长、大奸大猾、丰乳肥臀、排得上号的凶杀情。行文中很少用形容词和副词，不试图简单总结时间流逝中的必然，而是采用禅宗的公案教学法和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法，让本朝第二、三梯队的才俊们通过对具体事件发生发展结束的掌握，体会世道人心，培养常识判断。
《资治通鉴》是对《宋史》之前正史的一次集中梳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共1362年。事件的选择更精细，凶杀更凶，se情更色，世道人心更凸现，是才俊们快速补脑的阅读捷径。
《资治通鉴》最先提的就是审计，足够说明其重要。
林子大了，阳光就不能普照了。自古中国没有数字化的管理，巨大的官僚机构横在最高决策者和百姓的事实真相之间。最高决策者如果不是开国之君，没有从基层做起，没有人头堆积起来的新旧官僚们的畏惧，再聪察强毅，也拿不到多少事实真相。怀疑自己整个的官僚机构也没有用。即使是君王，不可能和自己整个的官僚机构作对，不可能一夜间全部换掉或者杀掉，事情毕竟还要靠这些猪头狗脑去做。
齐威王大治强于天下，诀窍是用审计，让信得过的人去看。
如今，二千四百年过去，好的公司，哪怕起家时是黑道背景，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突出审计的位置。一个排在世界前十的船老大，全世界分成八个大区，每两个月，各大区舵主飞来总部汇报业绩。如果业绩比预算差距大而且解释不清楚，三四个人的审计小组就会和这个舵主乘坐同一航班回去。如果最终审计报告结论严厉，这个舵主就不是舵主了。
综合古今，用审计的诀窍有三：1. 最高决策者直接使用有能力有操守的人去做审计。做审计的人要有脑子有眼珠子，看到真相，有高薪和骨头，不为官僚机构所干扰；2. 读审计报告的最高决策者要有见识，想得明白审计出来的事实和表面印象之间差异的由来；3. 最高决策者明快决断，落实审计，象齐威王那样，把奸信息的人和帮凶们慢火生煎成小葱人肉包。
冯说霸道：02 总裁首务
冯唐
冯唐读：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资治通鉴卷一》，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四零三年)
冯唐译：公元前四零三年，超大型国企集团一把手周天子将晋国子公司的三个职能部门负责人升职为子公司老总。司马光慨叹：我听说，一把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立下规矩，规矩中最重要的就是组织架构和岗位职责：谁是一把手？设几个副总？他们分别负责哪一两个职能部门？每个职能部门具体负责什么？相关关键管理流程如何衔接？成千上万雇员的企业集团，拥有成千上万的客户、成百上千的产品、五大洲七大洋的业务，能够被一把手一个人驱使调动，不是因为这个一把手体力、智力冠绝于世，而是因为一整套规矩和在此规矩下运行的官僚机构。集团一把手掌控子公司老总，子公司老总带领孙公司。一把手调动整个组织架构，如同脑袋控制手脚，如同根干控制枝叶，整个组织架构完成一把手的意志，如同手脚维护脑袋，如同枝叶维护根干，上下各司其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所以说：一把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订立和维护规矩。
冯唐评：现在的企业就像过去的诸侯国，企业的一把手就像过去的诸侯王。越是高成长、高效率的企业，越像，企业带着一把手浓重的口音和体臭。王牛屄，举国牛屄。王傻屄，举国傻屄。一把手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优劣。企业换一把手，股价在一天之内能变动百分之五到十五。
一把手最需要做的三件事：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但是对于中外一把手，这三件事的主次不同。
国外超大型企业的一把手管企业，是职业经理人管一群职业经理人，定战略第一、搭班子第二、带队伍第三。杰克韦尔奇每周平均工作六十小时，百分之八十时间定战略、盯财务预算、逐月监控财务回报，百分之十五时间搭班子、考评公司四百个核心经理人的业绩和制定他们的职业生涯，最后百分之五时间处理带队伍过程中暴露的运营问题。
中国超大型企业的一把手管企业，是诸侯王带着百官治理家国，搭班子第一、带队伍第二、定战略第三。刘备找来关、张、赵、诸葛亮，拿捏住这四个人的心理诉求，基本不用操心其它了。后来失败，战略上一塌糊涂是次要因素，主要因素是生育能力太差，儿子太傻。
人事儿上摆不平，是大厦速倾的前兆。周天子将晋国子公司的三个职能部门负责人升职为子公司老总，乱了人事儿上的规矩，周朝彻底无法收拾了。
冯说霸道：03 德先于才
冯唐
冯唐读：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资治通鉴卷一》，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四零三年)
冯唐译：在三家分晋之前，晋国大权集中在大臣智宣子一个人手上。智宣子老了，要定智瑶做接班人。族中另外的大佬智果不同意：“不如让智宵做。智瑶有才情：长相俊美、武功高强、能唱会跳、能言善辩、心狠手黑。但是无德，不仁。如果智瑶主事，不德不仁，依仗才情在别人头上拉屎，谁受得了啊？如果真的定智瑶做接班人，我们姓智的就要灭门了。”智宣子不听，智果另立门户，改姓辅。
另一个大臣赵简子有两个儿子，老大伯鲁，老二无恤，不知道该定哪个为接班人。于是赵简子写了两份竹简，一样的人生格言，分别给两个儿子：“记住啊。”过了三年，重新问及此竹简，伯鲁记不住格言，竹简也丢了。问无恤，脱口而出，竹简就在袖子之中，未曾离身。
冯唐评：要做基业长青的企业王国，不是一辈子的事。
一拨儿混起来的对手，打到最后，都是好手，明快决断、心狠手辣、左右逢源。能开创出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局面，已经是天人配合，走狗屎运了。如果没有外族入侵等等重大颠覆性事件，就算横下一条心，在今生今世往死里打击对手，就算刘备灭了孙权，还有曹操偷着乐。
之后，谁能基业长青，要看能否选好接班人。
第一，可选。要在工作之余保持兽欲，能干能生，有的可选。如果像康熙一样，生的儿子够一个加强连，挑选就有了极大的余地。第二，会选。按才和德两个维度，画个四个表。德才兼备的，当然之选。无德无才的，替他买足保险和养老基金，少年时代不要让他喝二锅头、碰大麻、接触文学女青年，大学最好学个土木工程或者口腔卫生。有德无才的，请最好的老师，在公司基层多干些日子。有才无德的，恶花毒酒，最危险，最不好办。对于思想觉悟实在提升不了的，心狠的应该认真考虑虎毒吃子，心不狠的可以考虑逼儿子搞电影之类的现代艺术。第三，耐心。赵简子为了这个行为艺术，一等等了三年。多年之后，赵简子选择的无恤在晋阳独立对抗智瑶，最后和韩、魏一起三家灭智宗分晋。无恤把智瑶的脑袋砍下来，上漆，饮美酒。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这里所谓仁德，不是善良，不是慈悲，不是不敲寡妇门，而是知道轻重好歹，知道与人分利，知道进退隐忍。刘邦、司马懿、朱元璋身上共同闪烁的，项羽、曹爽、吴三桂身上没有的，就是这里所谓的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