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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英殿区位于紫禁城外朝的西部，与外朝东部的文华殿遥相呼应，恰似中轴线上前三殿区张开的两翼。
武英殿为此院落区域的主体建筑。
武英殿西为清代咸安官学的所在，周围还有蒙古官学、回子学、缅子学以及方略馆、内务府公署等，今都已不存。
武英殿东面有断虹桥跨越内金水河上，为故宫中历史最久、雕刻最精美的石桥之一。
武英殿
武英殿是紫禁城外朝西路的正殿，对应着外朝东路的文华殿。初建于明永乐年（15世纪初），做为皇帝斋居和召见大臣之处，也曾在此设画待诏。
做为紫禁城外朝的便殿，明初帝王斋居或召见大臣都在武英殿。明末，农民军李自成攻入北京，撤出前曾在武英殿匆匆称帝即位，而清军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也曾以武英殿做为理事之所。清初，武英殿做为皇帝便殿，经常举行小型仪典。自康熙朝，武英殿开设皇家书局，编纂刊印皇家图书，书品极高，直至清晚期，这里都是“殿本”书籍与书版的储存之处。同治朝，武英殿院落被火焚毁，同年重建。
浴德堂
浴德堂位于武英殿西北方平台上。堂内修建有阿拉伯式风格的穹顶浴室，其历史及作用仍有待考证。
书画馆
武英殿现辟为书画展览馆。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丰富的中国古代书画。其中既有晋唐宋元的稀世孤本，也有明清各个画派名家的代表作品，可以清晰、系统地反映中国古代书法与绘画艺术发展的脉络。武英殿常年分批展出历代书画家的精品佳作，在国内首屈一指。
《清明上河图》
北宋的东京汴梁随着历史的流逝，早已被长河的黄沙埋没在深处。后人只能从《东京梦华录》的字里行间依稀解读当年的太平繁盛。所幸的是，北宋画院翰林待诏张择端精细绘制的《清明上河图》为我们保存了京城东南角一带的风俗场景，像一个长长的电影镜头般，从早春的郊野一直摇到城内市井中的深宅大院。当我们展开画卷时，九百年前汴京繁华渐渐又在我们眼前复活、生动起来了。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清明时节的郊外，薄雾料峭，茅檐低小，杨柳返青，村野的路途上运炭和扫墓踏青者冲破了原野的寂静。而汴河上的航船有停靠卸货者，又有逆流而上者，画面开始热闹起来。飞跨运河的虹桥场景是全画的高*潮，这里水陆繁忙，热闹非常，引人入胜。过桥下来大街两边就是忙碌的店铺了，人们各忙生计，各具情态，有场面、有细节，有忙笔、有闲笔，都饶有生趣。我们的目光越过一座雄伟的城门楼就进入都市了，城楼之下，人涌如潮、川流不息，城内市井更是熙熙攘攘，三教九流、男女老幼来往交错。街道两旁“正店”酒楼、肉铺、诊所、绸缎铺、香铺、旅店、当铺、府邸，以及水井、说书场、糕点摊、理发摊等等。画家采用鸟瞰式全景散点透视，工笔兼带写意，设色淡雅，“别成家数”。布局宏大流畅，却又能于细微处见精神，建筑、人物、车船都比例得当，各具情态。
我国古代类似的史诗性风俗长卷应该不止此一幅，但却只有《清明上河图》有幸保存下来。宋、元、明、清四朝，此图都曾入藏皇宫内府，却又总被侵宋的金兵、宫内装裱匠、权宦冯保和逊帝溥仪偷出，在民间辗转流传，经历传奇。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问世之后，仿本、伪本接踵而出，不计其数，也可以说蔚为大观，可见中国人对它多么的喜爱和仰慕！
《伯远帖》 
魏晋风流令后世人们仰慕不已，其中的名门望族王氏一家在中华书法史上的占据了一个巅峰地位。大家都知道书圣王羲之，还有他书法成就杰出的儿子王献之，但在皇家珍藏的“三希”宝帖中还有王羲之一个远房侄子王珣的书迹。当乾隆帝得到王珣的《伯远帖》后，兴奋地将其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集中宝藏于养心殿的西暖阁一隅斗室中，认为它们属于“稀世神物，非寻常什袭可并云”，索性将这间袖珍书房命名为“三希堂”。
这三件稀世的法帖珍品辉映着东晋王氏家族在书法艺术上的风范与荣耀。但自命风流的乾隆皇帝也有走眼的时候。被当作“上上真迹”的三件宝帖中，经现代书画专家研究，认为《快雪时晴帖》与《中秋帖》其实皆为后世书家临写。三希至宝中只有《伯远帖》仍被认为是东晋王氏法书的真迹。
《伯远帖》上只存录王珣书信中的47个字，只言片语中似乎诉说着萦怀的回想和与友人天各一方的怅惘。此帖书迹俊逸流畅，劲健灵动，其结字缜密，而又大小参差，疏密有致，正是信手写来，更显风流之美。帖后还有明书画大师董其昌的题跋，亦为乾隆帝所珍视。
20世纪30年代，清皇室被逐出故宫时，老皇妃将《伯远帖》与《中秋帖》两件宝帖携带出宫，后卖掉换钱，于是此帖流散在外，辗转于乱世中。直到共和国建立后，1950 年，宝帖在香港出现，周恩来总理指示以重金将二宝购回，再交故宫博物院珍藏。
《韩熙载夜宴图》 
南唐御用画师顾闳中奉后主李煜之命，赴韩熙载家夜宴观察，而后根据记忆绘出其宴乐场面以呈御览。这幅记录大臣的作品就是《韩熙载夜宴图》。
顾闳中在一幅长卷上分5个片段绘出了夜宴从“众聆曼奏”到“击鼓助舞”，经“宴中小憩”又“轻音徐来”，最后“宴终曲尽”的过程。图卷中每一片段之间以屏风相隔，保持了观看的连续。
虽然夜已渐深，但韩府的夜宴却在一幕一幕地上演，通观全图轴五段场景，琵琶、羯鼓、笛、箫、牙板等乐器一一出场。人物除了戴着高帽的主人韩熙载外，他门下的乐伎jì王屋山和弱兰等、穿红衣的状元郎粲、太常博士陈致雍、教坊副使李家明及其妹、友人德明和尚、紫微郎朱铣、门生舒雅等诸人，在各个场面中各具情态，与身份、性格十分相符，可见画师顾闳中巨细入微的观察，潜心默识的记忆与描摹精湛的画艺。
除了惟妙惟肖的人物和家具描绘，这幅图卷最令人叹赏的还有绚丽而清雅的色彩。敷色丰富、和谐，仕女的素妆艳服与男宾的青黑色衣衫，几案坐榻等深色家具沉厚古雅，仕女裙衫、帘幕、帐幔与枕席上的图案又绚烂多采，不同色彩对比参差，交相辉映，使整体色调艳而不俗，绚中出素。既有江南偏安的贵族生活的高华艳美，又反映出主人家清丽素馨的格调。色调错综变幻中还烘托出了夜宴欢场上的放纵忘情与颓废之美。
但是，在一片欢愉场景中，韩熙载那张郁闷不展的愁容却传达出一个清醒灵魂的痛苦、无奈与自我放纵，这又是此图高明传神之处。受后主李煜之命描绘的《韩熙载夜宴图》似乎不止一幅，但可惜都没有留存至今。据考证，这一幅属于最古的宋人摹本，如我们所见，绘画也相当精妙。
这幅描绘偏安贵族末日作乐的图卷在南宋时曾被内府收藏，流传至清代雍乾时期再次被收入宫禁之中。溥仪被逐出故宫时将其携出，二战结束后又流入民间。后来近代绘画大师张大千重金将其买下，珍爱有嘉。后来他将画带到香港，以很低的价格转让给祖国大陆，使瑰宝得以重归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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