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第三次成功连任，成为欧洲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这主要归功于她治下德国经济的不俗表现。那么，默克尔上个任期内在经济领域里取得了什么成绩？德国经济发展目前还存在哪些挑战？德国要通过何种改革引领未来欧洲发展？
稳做欧洲经济火车头
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德国一直是欧洲经济的引擎，在默克尔上一任期内，德国经济持续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德国经济最近几年保持了比较稳健的增长，增速高于大多数欧元区国家，欧元区的复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德国经济。
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德国实际GDP同比增长1.9%，高于英国（1.8%）、法国（1.2%）和意大利（0.9%）等欧盟主要国家。今年第二季度，德国GDP同比增长2.1%，依然高于上述三国。
德国就业市场表现也非常强劲。经季节因素调整后，2017年8月，德国失业率从此前一个月的3.7%进一步下降至3.6%，创1980年9月以来最低纪录，远低于欧元区9.1%的平均水平。崔洪健认为，就业强劲很大程度上帮助稳定了社会基本面，增加了默克尔胜出的几率。
此外，由于不断实施平衡的财政政策，德国连续三年实现财政盈余。2016年，德国录得237亿欧元盈余，按绝对价值计算，这是1990年东德和西德统一以来的最高水平。仅2017年上半年，德国财政盈余就已达183亿欧元。
崔洪建称，德国财政连年盈余在欧洲几乎是一枝独秀，成为德国政府引以为豪的一点。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前几年外贸的拉动。德国是贸易大国，其产品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且附加值也很高。他预计，德国财政接下来还会保持盈余状态，今年将再次创纪录。
从经济结构来看，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日渐空心化不同，德国制造业在其经济中的比重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德国GDP的比重高达22.8%，略高于日本的20.5%，相比之下，美国为12.3%，英国为9.8%，法国为11.2%。
此外，作为经济的重要拉动力，德国的出口也一直保持强劲。依托于其强大的制造业，德国主要出口汽车、机械、电子、电器等商品。受益于国际需求回升，2016年德国商品和服务出口总值高达1.3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高达46%，成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全球第三大出口国。同年，德国录得2700亿美元贸易顺差，创二战以来最高水平。
崔洪建说，今年大选，不论是默克尔连任，还是执政的基民盟领先，主要都是因为德国经济基本面很好，否则，大选不会提前就没有了悬念。他说，经济增长、就业稳定、消费正在增长，这说明德国社会、民众对经济的预期很好，这给默克尔及其政党提供了有力支持。
不过，尽管德国经济在默克尔上一个任期内表现强劲，但中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等将限制德国经济增长。根据IMF7月的预测，2017年德国实际GDP增速预期将与2016年的1.8%持平，2018年将下降至1.6%。
老龄化致潜在经济增长承压
由于生育率一直非常低，德国跟许多发达经济体一样，也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下降的结构性困局，这导致其潜在经济增长承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2014年，德国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即每名女性一生内平均生产的孩子数量）为1.5，低于OECD 1.7的平均水平。这一生育率已经在德国维持了30多年，且预期未来不会有太大提升。而当生育率达到2.1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才能保持平衡，2.1因此也被称为人口替代率（replacement rate）。
德国人口在2003-2010年间曾出现下降，但2011年以来，强劲的移民流入阻止了人口进一步下降，2016年总人口增至约创纪录的8280万。不过，根据德国统计局2015年所做的预测，按照1.4的生育率，并考虑到移民流入，德国人口在2020年前将保持增长，但到2035年会下降到2015年8220万左右的水平，到2060年将进一步下降到7650万。
在人口下降的过程中，德国的人口结构也将发生变化。
根据德国统计局的预测，到2060年，20岁以下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的比重将从2013年的18%下降至16%；20-64岁人口的比重将从61%下降至51%；而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将从21%上升到33%。
通常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7%以上，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一标准，从德国统计局有记录的1950年开始，德国就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上升至27.46%，8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高达5.8%。
人口下降和老龄化势必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根据德国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德国劳动年龄人口（20-64岁）约有4920万人，假如净移民数量从2014年的50万逐步减少到2021年的20万，德国劳动年龄人口预期将在2020年后大幅下降，到2030预计会减少到4400-4500万，到2060年将进一步减少到3800万。
劳动力是决定潜在经济产出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德国央行今年4月的预测，未来10年，德国潜在增长将从2011-2016年间近1.25%的平均水平下降到1%以下，而人口结构变化是关键因素。
为应对老龄化，德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引入移民。崔洪建称，实际上，德国从二战后便开始引入劳工和移民，以应对战争带来的人口变化。二战中，德国男性劳动力大量损失，所以战后德国政府有意识、有目的地从土耳其等国引入了所谓的“客工”，这逐渐改变了德国的人口结构。不过，到了1960年代，当德国经济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时，政府就开始遣返“客工”，德国为此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甚至去“客工”的祖国创造就业机会，以接纳他们返回。
默克尔政府也意识到移民对补充德国劳动力的重要性，因此，在欧洲其他国家纷纷出台措施、限制穆斯林国家难民进入欧洲时，默克尔政府却在2015年放松了接受移民和难民的限制。
2015年8月，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BAMF）宣布，不再对叙利亚人适用《都柏林公约》。这项公约规定，移民只能向他们所进入的第一个欧盟国家申请难民身份，如果试图申请其他国家则会被遣返。这意味着，德国将不会再因此遣返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这些人可以在德国申请难民身份。
默克尔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大量难民到来。2015年，该国净移民流入超过100万，2016年为75万。
德国统计局今年7月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有超过1000万外国移民生活在德国。按照德国2016年8280万的人口计算，外国移民占德国总人口的比重约为12.5%。在1000多万外国移民中，有约580万来自欧盟以外，其中难民人数超过100万。
崔洪建认为，鉴于德国的人口结构，以及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需要大量劳动力，默克尔政府“开放的难民政策”背后，是其对德国经济发展需求和老龄化人口结构的长期考虑，即德国必须通过不断引进劳动力来支撑经济发展。尤其此轮难民潮的主要来源地是叙利亚等受到战乱影响的国家，不少难民有着不错的教育背景和专业技术，这恰是德国经济所需要的。
难民涌入难解老龄化困局
不过，在缓解了德国人口下降压力的同时，难民的涌入也对德国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
崔洪建称，默克尔政府的难民政策催生和刺激了德国内部的反对派，不仅包括发动以“反对欧洲穆斯林化运动”为名的排外组织，也客观上帮助了这次大选中德国选择党的崛起。这些反对势力的崛起表明，默克尔政府的难民、移民政策没有充分考虑社会和政治效应，引发了国内民众的不满。
鉴于德国老龄化社会的现状和前景，长期、持续地引入外来劳动力人口对德国来说可能是难以回避的一个现实。不过，崔洪建指出，默克尔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能单纯考虑用移民或者难民来弥补劳动力短缺，还要兼顾这些政策对德国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
他认为，默克尔政府未来可能会实施更理性、对国家来说更合理的劳动力引入政策。具体来说，会加大吸收欧盟内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来源，定向引入移民，并逐渐提高劳动力引入的门槛，更侧重拥有高端技术和教育背景的劳动力。
崔洪建预计，由于其姐妹党——基社盟的持续反对和反对党（德国选择党）大选后成为议会第三大党，默克尔在制定新政府的移民政策时会充分考虑反对意见，并做出一定的妥协。不仅会开始限制难民入境人数，提高对难民甄别的门槛，加大遣返力度，而且在处理与难民相关的公共安全事件或恐怖袭击时，默克尔政府会表现出更加坚决的态度，以此化解移民、难民带来的社会和族群矛盾。
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与巴伐利亚州的基社盟已于10月8日达成一致，同意每年德国新增难民人数不超过20万人。此前，默克尔多次公开拒绝为接收难民数量设上限。最新民调显示，56%的德国人支持限制难民人数，反对的比例为2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十分关注德国的人口老龄化难题。除引入移民、提高移民劳动技能外，IMF还给德国开出了另外两个“药方”，一是增加价格合理的全职儿童照料服务，进一步释放女性劳动力。IMF表示，德国目前缺少价格合适、全职儿童照料及课后看管项目，这使得很多女性无法全职工作。虽然大部分德国女性参与劳动（2014年的比例为73%），但许多人从事的不是全职工作，女性平均劳动周时长为30.5小时，比男性少9个小时。
二是延迟退休。目前，德国的平均退休年龄是62.7岁，在全球处于较低行列，相比之下美国、加拿大的平均退休年龄在65-67岁。IMF称，劳动年龄平均每增加一年，长期来看会推动实际GDP提高1.75%。IMF建议德国政府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并消除那些限制退休人士继续参加工作的不利因素。
基建投资不足和贸易保守化
虽然整体运转良好、高效，但德国经济仍存在一个薄弱环节—基础设施，德国的道路、互联网、公立学校设施等基础设施相对较落后。
德国城市规划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for Urbanism）研究员席勒（Henrik Scheller）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达到3.3%，而德国仅有2%。
此外，截至2015年，德国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公共投资估计达1360亿欧元，到2016年，这一数字仅稍微下降至1260亿欧元。这些预估花费是按照现有法律升级基本硬件基础设施所需要的支出，比如，桥梁维护、道路改善、学校和幼儿园校舍建设。
崔洪建表示，德国的基础设施只是相对落后，一是相对于德国其他行业来说落后，比如，德国的制造业全球领先，而相比之下，其基础设施不像其制造业在全球表现那么好。其次，一些门类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比如，公立学校的校舍等软硬件，以及道路和铁路。
2006年，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性报告中，德国的交通基础设施排在全球第三位，但2016年，其排名下滑至第11位。据德国城市事务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of Urban Affairs）估计，德国地方公路桥（road bridge）中的15%都需要彻底重建。
此外，崔洪建还说，德国在网络、信息等紧跟潮流的基础设施上落后于部分国家。以互联网为例，目前全球前10位的经济体中，德国排第六位，落后于美国、韩国、日本、中国、英国。
他认为，德国国内之所以关注基础设施建设，背景之一就是这与德国目前提倡的制造业升级方向相吻合。德国提出了工业4.0、智能制造等经济发展规划，而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有助于这些规划的实现。
实际上，德国增加基建投资面临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缺少可用资金，而是一些地方，尤其是较贫困的市政当局缺少能够规划和管理基建项目的专业人员，而这些落后地区又最需要加强基建。
“在2000年代初政府预算紧张时，相对较不发达的市政当局缺少基础设施建设或维修资金，因此裁掉了基建设计人员。现在，资金相对充足，但地方却不再拥有实施基建项目的专家。”德国经济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高级经济学家戈林（Martin Gornig）今年6月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
戈林补充称，这些地方政府不会雇用新的长期员工，除非他们确保能得到联邦政府的长期基建资金。但问题是，目前联邦政府提供的基建资金池基本都是短期的。
去年年底，时任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对基础设施进行评估后发现，德国的基础设施相对滞后，需要进行投资。不过，对于德国政府是否应该增加基建投资存在不同观点。
赞成的一方认为，增加基建公共支出能促进德国经济增长，提高生产率。IMF今年7月就呼吁德国增加国内基建支出。
IMF称，对于像德国这样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国家来说，经常账户出现盈余属正常。不过，德国过去几年的财政盈余规模过大。而经常账户盈余过大说明这个国家在国外进行投资，而不是国内，这长期来看会拖累该国经济增长。IMF因此建议德国加大国内投资，比如投向基础设施建设。IMF 认为，更好的基建投资还能够鼓励更多私人投资。
德国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简称SDP）领袖舒尔兹（Martin Schulz）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当时其竞选的核心主张。他认为，德国联邦及地方政府应该将财政盈余用于维修学校的房顶，而不是像基民盟倡导的那样，实施税收优惠。
持反对意见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增加财政刺激，包括基建投资在内，只会将德国拖入负债中。
法巴银行经济学家Van Der Putten说，这种观点在重视财政平衡的德国很站得住脚，因为德国人质疑修建道路和桥梁是否真的会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比如，虽然日本政府增加财政支出，但其经济增长却依然比较乏力 。
慕尼黑大学经济学教授Clemens Fuest9月也撰文表示，虽然德国财政状况宽裕，但现阶段进行大规模基建投资是错误的决策。相反，他认为，德国政府应该有针对性、有选择性地进行明智的投资。
比如，在数字化建设方面，他认为德国政府不该操之过急，对数字基础设施进行太多新的投资，原因是目前德国已有的数字设施并没有得到最大化利用。他建议德国政府只解决那些最需要网络地区的问题。
默克尔在去年竞选中曾承诺增加对道路、铁路、互联网宽带和教育等基建领域的投资，但她同时表示，这些投资不能让德国财政陷入赤字。
崔洪建认为，未来如果德国的财政盈余继续积累，这部分盈余可能会更多用于公立学校、道路交通、网络等。
除人口迅速老龄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外，崔洪健认为，德国还面临制造业升级、贸易保守化的挑战。
他表示，制造业是德国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大众汽车柴油排放事件，以及一些门类的产品出现质量下降等问题都反映了德国在制造业方面遇到的瓶颈，德国推出工业4.0、智能制造等计划在为其后制造业时代布局。
崔洪建还称，德国在贸易方面也有越来越保守的倾向。美国曾指责德国存在贸易保护主义，这影响到了美国的市场竞争力。而中德贸易方面，虽然双方都很看重，但无论是对待中国的投资，还是在贸易问题上，德国都有越来越保守的倾向。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制造业领域与德国形成竞争。
他指出，德国目前很有危机感，因为德国经济在默克尔过去12年任期内发展良好，主要是享受到了前任总理施罗德时期对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成果，但是，改革红利终究会消费完。默克尔接下来的挑战便是，如何继续扩大德国在经济上的领先优势，以引领未来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