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拟山园帖》，共十卷，清代个人丛帖。清顺治八年至十六年（公元1651-1659年）王铎之子无咎撰集，古燕吕昌摹，张翱镌。帖名行书。此帖全刻王铎一家之书，共103种，其中大多为临古之书。王无咎传留大量的王铎书迹，因而所选皆精湛。刻者亦一时名手，而其它王书刻帖均不如此本为佳，帖后有张缙彦、龚鼎孽及无咎题跋。张缙彦跋曰：“文安公书法妙天下，藉茅太史括所藏书及墨苑家所流传汇集此本，有缺略模糊必求别本正字补之，备极龙跃虎卧猊攫象搏之致，文安四十年精力尽在此矣。近代玄宰、子愿两先生戏鸿、来禽二帖，坛坫海内，昔卫夫人见右军书叹："此子必掩我名"，此本出，惜两公不及见也。”故此帖无论是所选之帖还是摹刻方面，都极为精妙，远胜《琅华》、《银湾》、《诗酒论》、《二十帖》等帖。
王铎生平简介
“艺术源于人生的苦闷”。因而，古来离乱不安的时代，悲苦的个人遭遇，往往成就出许多艺术大家。一部绵延千年的书法史亦可佐证此中道理。上自东晋，有书圣王羲之郁郁不得志，挥毫慨叹。世间传有美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叙》；中唐“安史之乱”颜真卿丧兄亡侄．奋笔疾书《祭侄文稿》遂成书法之佳构；宋代文学大师苏东坡遭贬黄州，苦雨小屋里写就《寒食帖》名篇；入元称臣的宋朝宗室赵盂頫自悔一生事事总堪惭，情钟书学，独创赵体；明末清初之际，由社会黑暗转入战乱，既而改朝换代。变幻跌荡的百年间又造就了诸多书坛巨匠，王铎是其中艺术贡献最为卓著者。
清贫力学宦海沉浮
王铎，字觉斯，一字觉之，号蒿樵、小樵、石樵，痴庵、东皋长、痴庵道人、烟潭渔叟，雪塘渔隐、痴仙道人、兰台外史、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云岩漫士等。据《明季南略》记载．王锋“河南孟津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其十世祖王成从山西迁入孟津邑(令河南盂津)双槐里。王铎生于公元1592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先人中，惟有祖父之长兄王价登万历二年进士，然不幸早逝，年仅49岁。祖父王作，终生未曾进入仕途。王铎的父亲王本仁，字性之，号梅园，以农耕读书为业，教子甚严。王铎就是在这样一个知悉诗书，家境衰落的生活环境中生长起来。王铎家原“有田二百亩” ，但在明晚期疯狂的土地兼并中缩减到“日不胜于贫时十三亩”。他的父亲依靠黄河南岸的13亩薄田支撑着全家生活。王铎有四个弟弟，即镛、鑨、镆、镡，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家境贫困艰难之时，“不能一日两粥”。王铎的母亲陈氏曾将陪嫁的“钏珥链柎鬻之市，以供朝夕”。“麦稻缺，买犄饼，不能遍诸儿。半儿饱，母略茹藿，则腹饥矣” 。慈母怜子以菜充饥，而饼少人多，仍不能让儿女免去饥饿，这便是王铎早年饥苦贫寒的生活窘状。直到成年王铎依然难忘母亲的话“子勿忘我饼尽腹饥时，女勿忘我钏珥鬻币时也” 。“王铎青少年时期，乡里的富豪为侵吞王家财陷王铎的父亲王本仁，这使得王家日渐衰落的经济生活更加上加霜。
俗话说：“陋室出公卿”。苦难激励着王铎在清贫中力学，走上千禄仕进之路，以求光宗耀祖。王铎有诗序云：“余少年贫，衣食为艰，鲜有掖者。余复压然，不求人怜” 。少年的王铎倔犟而独立。而在那个社会，知识分子也唯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打通参与政治的道路，才能改变经济生活命运。王铎14岁读书，从学习古文开始，转年从舅父陈具茨学习。16岁读书。18岁就学于山西蒲州河东书院。王铎因学业优秀，得到同乡乔允升的器重，对其他门下弟子讲：“孟津中的富家子弟，但以有吃有穿而傲视乡里，只有王家长子王铎，勤奋好学” 。乔允升还令其他弟子北面受学于王铎，还在经济上资助王铎，使王铎度过了明万历四十四年的河南大饥。
王铎早年得到资助最多的是舅父陈具茨、岳父马从龙，当然还有倾其所有、同甘共苦的妻子马氏。
1621年8月，王铎中乡试。入冬，王铎来到京师，寓居于京城报国寺，准备参加会试。翌年三月，王铎31岁时，殿试名列三甲第58名，赐同进士出身。半年多的时间王铎连科及弟，这对王氏家族简直是天大的荣耀。王铎又从进取的409名进士中考选人翰林院为庶吉士，同时的有倪元璐、黄道周，当时人称“三株树”和“三狂人”。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号石斋，福建漳浦铜山人。明天启二年进士。明天启四年，授翰林院编修。崇祯帝死后，他事福王、唐王，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明隆武二年，殉节而死。黄道周擅长诗文书画，取法魏晋而面目独出，书风“险怪”。倪元璐(1594～1644)，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官拜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明崇祯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时自缢身死。倪元璐擅长丹青翰墨，其书法以纵姿奇崛为面目．直人真率天趣之意境。黄、倪、王三人仕途同时起步，交游甚密，政治上相互影响，学术上相互砥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然如黄石斋之崖岸，倪鸿宝之萧逸，王觉斯之腾挪，明之后劲，终当属此数公”。只是在明亡之际，黄、倪二人与王锋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归宿。
王铎入选翰林院，进入庶吉士行列，为他日后的升迁提供了最优越的条件。《明史》记载，自明英宗天顺二年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关于王铎入选庶吉士的原因，《侯太史遂园诗集•卷首》部分记载为当时任职翰林院的同乡侯恪的推荐。而《王铎的政治生涯》的作者则认为最有可能推荐者是同邑师长、刑部左侍郎乔允升。但无论推荐者是谁，总之，王铎这位“田舍翁”瞬间成为朝中的“士大夫”，并且直接敲开了通往中央权力中心的门户，这是其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然而，纵观王铎的一生，做为庶吉士，即“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他是当之无愧。至于以此做为晋升的高台阶，虽然带给他日后的达官显爵，但同时也把他抛入凶险莫测的宦海之中，历尽升沉。真可谓：福兮？祸兮?
王铎初涉政坛的九年，以清流自居。在当时“东林党”与“阉党”的政治角逐中，他与文震孟、陈仁锡、黄道周、倪元璐、黄锦、郑之玄等人表现了鲜明的倾向于“东林党”人的立场。入朝初期与王铎交游来往密切的人是吕维祺。吕维祺是河南新安人，明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王铎十分敬重吕维祺，吕维祺更是赏识王铎的才华。后王铎将长女嫁与吕维祺之子吕兆琳，两家结为姻亲。吕维祺与东林首要人物大理寺卿邹元标、副都御史曹于汴相友善，并在北京创立了“首善书院”，以讲学为契机，展开关于改良政治的讨论。邹元标得王守仁之传，冯从吾志濂洛之学，吕维祺则深研经义，这对于王铎学术思想以及政治倾向的培养有不小的影响。 另外，王铎、倪元璐、黄道周所共同仰慕的先师孙承宗，也是河南籍。钱谦益即是孙承宗的忠实门生。孙承宗对王铎亦是格外青睐，曾为王铎的《拟山园初集》撰写了《叙王觉斯太史初集》。从王铎这些交游关系及经历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王铎政治立场形成的原因以及后来如何为官做事的动因。
明天启六年正月，“阉党”首领魏忠贤授意朝廷，纂修《三朝要典》，目的是总结“阉党”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为自己树碑立传。王铎时任翰林院检讨一职，理应参加《三朝要典》的编纂，然而王铎却与同僚黄锦、郑之玄一同辞去了编纂工作，做出了不与“阉党”为伍的行动。以后，《三朝要典》由大学士顾秉谦、杨景辰主持完成，又于明崇祯元年元月被皇帝朱由检下旨焚毁了。
明崇祯六年四月至八年秋，王铎居京长达两年多，其间已由翰林院侍讲迁转为詹事府左谕德，右庶子。这时期中首辅是明崇祯年间居阁时间最长而且阴险狡诈的温体仁。王铎与其政见不和，自请调离京师任南京翰林院学士。王铎曾叙述这段经历说：“不合温体仁、吴宗达、乌程百计中之，后避而之金陵”。 明崇祯十年初，王铎被召回北京，任少詹事。是年八月，大学士温体仁引疾免，吏部推阁员13名，王铎为其中之一，但未能获任。十二月，定东宫官属，为东宫侍班；次年正月，又晋升为詹事；同年七月，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经筵讲官、教习(翰林院)馆员等职。明崇祯十一年，满州的皇太极再次发起大规模的入侵，明朝军队接连受挫。内地由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分别攻战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明王朝已处于颓败之势。此时，兵部尚书杨嗣昌在边事上主张议和，遭到朝中正义之士的强烈反对，王铎的好友黄道周在崇祯帝召对于平台之际抗疏论辩，批驳议和派主张，遭致贬官六秩之处分。事情仅过19天之后，王铎仍旧上疏，“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 ，使主和派大为恼怒，杨嗣昌已使人言于崇祯帝，要求给王铎以“廷杖”的处罚。“廷杖”之罚等同死刑，无人能从杖下生还。消息传出，王铎一家老小，都为王铎担心流泣，而王铎却神态自若，毫无畏惧之感。好在“上亦不加罪焉” ，保住了王铎一条性命。事隔数日，经筵秋讲开始，王铎以经筵讲官的身份，进讲《中庸•唯天下至圣章》并论及时事时，“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吸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 。又触怒了皇帝，据《清史列传》的记载：“庄烈帝切责敷衍支吾，不能发挥精义。铎惶惧，俯伏案前待罪”。虽然，崇祯帝“不加罪”，但已令人栗栗危惧。历史的记录虽仅寥寥数语，但对于当事人的王铎却需要何等的勇气。同朝廷理论、与皇帝直言，表现出青年时期的王铎骨子里刚直不阿，求真求实的精神。不过，得罪权臣、拂逆龙颜，终归不会有好果子吃——王铎随即遭到了政治上的失意。而此时他的两个幼女亦于同年(明崇祯十一年)秋冬季先后夭折。他两度上疏“乞归省亲”，遂获准。年底返回孟津故里。
明崇祯十二年十月，王铎重返北京，任翰林院学士职，明崇祯十三年九月受命南京礼部尚书。在赴任南京的途中，顺路返回孟津。翌年初，老父病故，王铎辞官服丧。四个月后，老母亦病故。此时，家乡一带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王铎不得不率家人流落于河北、江苏、湖北之间。明崇祯十五年十一月，结发35年的妻子马氏病故于江苏桃源的一只小舟中。明祟祯十六年，三妹和幼子无争、四子无技都死于逃难途中。明崇祯十四年正月，暂避浚城故友刘通政的“摄生阁”。二月，李自成攻陷北京，该地也成危势，又率全家乘舟飘泊在丰、沛、清江浦一带。此时的王铎饱受着国破家亡之痛苦、贫困潦倒之艰辛。他在《赠汤若望诗册》的跋中记道：“月来病，力疾勉书，时绝粮，书数条，卖之得五斗粟。买墨，墨不嘉耳，奈何!” 政治失意与生活飘泊的双重压力，逐渐销蚀了王铎与“阉党”权臣舍命相争、向皇帝直言劝谏的勇气。王铎，这位明王朝的孤臣，如果不是因为一个意外的任命，也许会在颠沛流离中死去，为后人所感叹；也许会在改朝换代后，束装归里，成为前朝遗老，以诗文书画伴其晚年，备受后学尊崇。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命运会让他继续一个悲剧的角色。
1644年忙不迭地有新主即位。在清军与吴三桂联合兵力刚把登基不久的大顺皇帝驱回山西，清摄政王多尔衮正议定建都北京、迎福临即位之时，凤阳总督马士英与魏忠贤旧党阮大铖也正密谋立福王，他们认为福王昏庸，便于操纵。五月十一日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皇帝，诏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朱由崧的父亲福王常洵，在明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破洛阳时为农民起义军捕获杀死，王妃邹氏及世子由崧则逃往怀庆。当时，王铎一家正居于怀庆，对他们多有帮助。如今，朱由崧自然念及往日救助之恩，称监国时，已推举王铎为东阁大学士。六月三日，王铎入阁，马士英为首辅，王铎至而为次辅。在辅政期间，王铎感戴福王恩宠，办事竭尽忠诚。钱谦益作墓志铭就称赞他：“事弘光皇帝于南，奖护忠直，疏解禁锢，侃侃有以自处”。七月，王铎拟旨削故大学士温体仁、薛国观、周延儒赠谥及官荫。秋冬之季又与河南籍官员联名上疏，奏请表彰中州死难诸臣。特别是当马士英、阮大铖要以“六等”拟定北部降“贼”大臣罪名时．王铎与刑部尚书解学龙则尽力保全了多数的北来大臣。二人却因此受到保国公朱由弼的弹劾，解学龙遭削籍处罚；王铎则因有福王的私交关系，方保无祸。随后发生的北来太子事，更表现出王铎报恩福王的行为。明弘光元年三月一日，有自报“太子”者从杭州到南京，从而引起朝中“太子”是真是伪的争议。以东宫侍班身份的王铎首先认定太子是伪，《国榷》卷一O四记载：“盖士英揣上意，逆设疑端，大学士王铎附士英，首言其伪”。至“三月乙酉……时马士英迎上旨主伪，大学士王铎先侍东宫，附合士英，中外悲之”。到了“三月庚寅……会讯午门……诸臣相顾未决，王铎曰，我敢任其伪，不必再谳，叱下狱”。可见王铎在“太子”真伪的立场上是鲜明的，甚至自愿站在风口浪尖上，直接处置此事，把“太子”押解入狱。当时，认定“太子”的还有朝中的很多大臣，执言仗义、刚直不阿的黄道周也确认“太子”是伪。《弘光实录钞》卷四六也说：“已而拱乾、学濂、宗正、元龙、国弼回奏，皆曰伪”。此事弘光帝对王铎等人的言行大加称赞说：“具见忠诚大节”。皇帝满意了，主政的马士英也在幕后达到了政治目的。日后，王铎却因此蒙受了奇耻大辱和莫大冤枉．又一次在封建政治斗争的漩涡逆流里被呛得奄奄一息。
北来“太子”真伪之争发生后，驻守南京城外的一些大臣因不明事态真相，上疏质疑，甚至发起“兵谏”。湖广巡抚何腾蛟，兵部右侍郎袁继成皆致疏朝廷，主张审慎行事。而武昌左良玉更以“清君侧”为名，兴兵问罪马、阮，声称“为太子死”。 风雨飘摇的南朝小朝廷内讧初起，未成声势，随即为清朝南下的大军所终断。明弘光元年四月二十日，清军攻陷扬州城大杀十日．后渡江直捣南京。五月十日，福王率马士英等逃奔太平。十五日清兵攻陷南京，城内官民都出来迎降。至于出奔之福王，不久以后，在芜湖被降将田雄所执。公元1646年遇害。 南京城破之际，宫里宫外一片混乱。《爝火录》五月十一日条记云：“帝既出，宫门大开。内外鼎沸，宫女杂走。百姓乱拥入宫，抢掠御用物件，遗落满街。内库银绢、米黄、物玩、弓刀之属，皆被劫罄尽。文武百官一时隐匿，洗去寓所封示。男女出城者如蚁，有出而复返者。居民又尽杀城内外黔兵，糜有孑遗。”京城百姓又有好事者，声言要救出那位“太子”。百姓从中城狱扶拥“太子”上马，直奔西华门武英殿，用从西宫捡出来的弘光遗弃的冠袍，给“太子”加身，然后连呼“万岁”，演出了一场闹剧。其间，王铎已换便装躲避，不料被激动的人群擒拿回来，要他指辩“太子”的真伪。绑缚之下，王铎饱受辱骂痛打。幸有赵之龙出手相救，总算捡了一条性命。而在此之前王铎已经六次请求辞官，终未能获准，从而未能幸免这场祸事。五月十五日，豫亲王多铎已率清军进入南京城。惊魂未定、伤体未愈的王铎随钱谦益等降清大臣去迎接新主子入城。在清军之中，王铎见到了去年在江北已降清的四弟王镆，兄弟相见，悲喜交集，泣泪纵横，内心感慨苦痛实难语言能表达。
清顺治五年(1648年)冬，57岁的王铎来到北京。次年正月，被命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同年，即顺治六年，授礼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十月，加太子少保；清顺治八年晋少保品位。当年向西南旅行，途经陕西汉中，由栈道入川，游历了峨眉山。十二月初六，经裕州返回孟津老家．因长途颠簸，身染重疾而卧床不起了。清顺治九年三月四日，朝廷又授王择为礼部尚书，据推断王铎尚未知道这一任命，就干三月十八日卒于里第，年6l岁。死后，清廷赠太保，谥文宗，荫孙之凤小书舍人。
王铎在出仕的七年间．几乎无所作为。《清史列传》仅在清顺治八年记有两件事情。一是三月上疏朝廷，请求“幸学释奠”、“修葺圣庙”，仍照例调衍圣公及“四姓博士”赴京陪祀。即劝告皇帝要行孔孟之道，实行有关遵孔的旧例。二是四月受皇帝命祭告西岳华山。晚年王铎的命运是凄凉寂寞的，作为明朝的亡国遗老，他是得不到清朝统治者重用的，任用他们不过是为收拢人心，用来装点门面。清代初期实行高压政策，如限令汉人剃发，明令“遵依者为我国人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冠\’必置重罪”。从剃发来测验人心，让汉人表示服从满人统治。民间有“留发不留头”的说法。剃发尚且如此，何况有悖于满族统治者的言行。惯于直言的王铎只好缄默无声，将内心世界层层遮掩封闭起来。他的故国失去了，他在弘光朝的政治生涯还蒙着灰色的暗影，留下耻辱的回忆。他的父母和同甘共苦的妻子早已逝去，他身为“贰臣”，已无任何前途而言，甚至对于死也充满惶恐，他死前“遗命用布素殓，垄上无得封树”。他的墓至今不知葬于何处。是不敢堂而皇之的为自己树碑立传?或是担忧被人抛尸荒野?
降清后，王铎的生活态度也发生截然变化。同样降清的好友钱谦益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隐晦而疑惑地写道：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人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为叔孙昭子耶?为魏公子无忌耶?公心口自知之，子弟不敢以间请也。
这番叙述几近为晚年王铎的素描像。功名利禄，家业国事，皆以飘忽不定。除却声色之外，他只有以诗文、书画自娱。往昔交际的部分亡明遗臣，大多也与他同好，如来权、张玉调、戴明说、孙承泽、周亮乙、粱清标、丁野鹤等人。王铎同他们企图籍艺术创作到归宿。在某种意义上说，王锋为艺术追求终其一生，也为后世留下诗文书画等丰厚的遗产，尤其是他的书法艺术蔚为大观。
凤会迁流规模自树
艺术家的创作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的。王铎的一生主要活动在“明末清初”之际。据一些学者的意见，“明末清初”指的是从明万历三十年到清康熙四十年前后这一段时间，大约有一百年左右。在这一个世纪中，中国发生了天崩地解的转变。早在明代中期，整个运行周密的封建政治体系就已经开始出现误差。到明万历皇帝朱翊钧时，对朝政更加荒疏倦怠，生活也极其奢靡。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由于讨沦“三王并封”之事与政府不合而被割官爵，回到无锡，约了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在东林书院集合讲学：作为议论朝政的讲坛，日后形成了东林党势力。《明史》云：“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此后朝野内外党争严重，相互攻诘，整个官僚组织已不堪管制，直至明代的灭亡．到明熹宗朝，宦官势力逐渐得势，就在王铎登三甲进士的那一年。目不识丁的宦官魏忠贤窃取朝中权力，勾结党羽，扩充势力．当时的内务六部、四方督抚皆为其朋党，吏治腐败随即从中枢发生，直至糜烂全国各地。加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乡绅横暴，整个国家民心变动。明代的最后几年，明帝国两面受敌，西北有农民暴动的强大势力，东北有满州的军队进攻。明崇祯皇帝在兵临城下时在煤山自缢。李自成进驻北京不久被迫逃离。紧接着是清军人关，社会经济由此造成浩劫，国家政治亦是动荡不堪。这几十年间的时局，实在是变幻巨大，太险恶艰难了。“但是，或许就是这样的国家、社会的崩解，像是春秋战国群起的先秦诸子一般，明末清初这一大解放的时代也促使许多读书人开始沉思各种问题，反而使他们展现出知识分子的气节以及大无畏的求知精神，在各个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明代中晚期，随着市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第三次思想解放高潮。在哲学思想方面，王守仁(1472～l528)继承宋代陆九渊心学，高标“良知”、“知行合一”．发展和代替了程朱理学。紧随其后的李贽(1527～1602)在此基础之上发扬了离经叛道的怀疑和否定精神，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并且提出了“童心”的人性理想。他认为天下至美的文艺作品均出自童心。“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这些观点对文艺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在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汤显祖、袁宏道兄弟、冯梦龙等伟大的作家，创作出一大批贴近现实、抒发性情、张扬人欲的优秀文学作品。在书法发展史上也率先出现了一位敢于离经叛道的大书家徐渭(1521～1593)。他以行草书见长，从米芾入手，而不为前人羁绊。其性灵所至，笔墨纵横散乱，章法无端无绪，云雾纷绕，一派狂放不拘的气魄。公安派诗人袁宏道说：“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宠)、文徵仲(徵明)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陕客也。” 这应对徐渭最准确恰当的评价。徐渭认为书法及一切艺术是为了“寄兴”，为了表达个人的主体意识，即使幕仿古人，他也强调要有“真我面貌”，“时时露己笔意，始称高手”。他的所为给明末清初艺术家以重大的启示——要冲出传统的牢笼，获取一颗自由的心灵。王铎也必然会受到明代哲学与文艺思想的左右，受到那些果敢进行艺术实践的大师们的影响。
对王铎思想形成有着更直接影响的则是东林党人，主要是在他未入仕途之前和步人仕途之后所结拜的师长，如前所述的乔允升、吕维祺、孙承宗等人。对于东林党尽管历史评价尚存争议，但就整体来看，就其为国为民勇于舍身救义的大无畏精神而言，是足以为后人称颂的。《柳南续笔》卷三“东林气节”一则记道：“明季东林诸贤，批鳞捋须，百折不回，取次拜杖阙，血肉狼籍，而甘之如饴，其气节颇与东汉党锢诸人相似，一时遂成风俗。其时有儿童嬉戏，或据地互相痛扑，至于委顿，曰：‘须自幼炼铜筋铁骨，他时立朝，好做个忠臣也\’。闻者莫不笑之。然而流风所被，鼓动振发，儿童犹知兴起，廉顽立懦，其效不可睹乎?” 。回顾王铎早期的政治生涯，不难看出他思想性格与东林精神的相通之处是：他敢于直言劝君、弹劾权贵，面对“庭杖”大祸而从容不迫。这种大胆进取的思想性格又表现在他的书学理念与实践上。甚至在接受文人自由学风和叛逆精神财富的影响后，仍然不脱离传统精神而保持了继承与革新的动态平衡。因此有人称王铎的书法理念是矛盾的复合体，他的美学思想是“魔鬼美学”。同时认为王铎的创作也是根植在对传统的回归与裂变相互交织的温床上。
王铎的书法上追“二王”，尤以王献之为主，此外广泛涉猎魏晋唐宋诸名家，对《阁帖》的研究最为深入。目前发现的《吴养充墓表》写于1619年，王铎时年28岁。作品文雅端庄，钟繇笔意为多，参以王羲之圣教序面貌。但通篇循规蹈矩未出钟王窠臼。应是王铎早年学古的本来面目。同在1625年书写的《为景圭先生临圣教序册》和《为宁萝先生书圣教序句轴》等两件作品是王铎自l3岁临习《圣教序》后，现今能见到的最早作品。前者的临习确实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无论形神笔墨，均足以与古人比肩。更不知高于阁帖多少倍。可以佐证王铎所云：“《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习之。” 不为虚言。后者虽仍有临书求似的意思，但笔势飞动，线条多有联属，墨有渗涨，意态圆润．内含颜法。是由行楷书演化成行书的样式，已有意临味道。他以钟王为宗主，取法魏晋，朝夕沉酣其中，务求神似笔肖，渐次把定门庭，立牢脚根，奠定出他书法艺术发展的基础。此间流传作品虽然稀少．但焚膏继晷，刻意仿学的苦功是不言而明的。王铎的临习与记忆程度近似神奇，钱谦益在王铎的墓志铭中说：“秘阁诸帖，部类繁多，编次参差，蹙衄起伏。趣举一字，矢口立应，复而视之，点画戈波，错见侧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 钱氏所言，我们不妨在《临兰亭并律诗帖》中得到印证。此卷临作笔法精熟，字型逼肖，尽得晋人气度。然而王铎书后，对自己并非满意，在卷后跋中论道：“恨腕中鬼不能驱笔，带习气不得畅快。”他所说的习气，是自己的笔法习惯。是对魏晋风度有更深的理解，还是力不从心难以表现，则不得而知。但这至少是王铎要超越自我的一个信号。而且王铎对自己是信心十足的。跋中接着写道“有诮我以恶札作业，来生忏悔，余将含笑而不之顾。”王铎学习古人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有着高于常人的审美追求，以及不入流俗的对传统精神的把握。无论誉之、谤之，他都为之不动。
王铎的师古临帖是独具特色的。他一生都在勤奋地临帖学习，从呀呀起步至老到成熟之年，可谓退笔成豕，积纸成山。本书收入百幅作品就有三十余件临帖之作。二是，他的临帖拟古方法有两种指向，汲取魏晋书家中和典雅的韵致以节制个人创作狂放纵逸的“度”，勿使自己不偏离书法本体，避免陷入“野道”之中，运用自己的笔法与体制来临习古人，使之成为一种创作形式。“他临王羲之最多，但却用了几十种笔法、体制来临，以遗貌取神的‘意临\’来逆反古人，摆脱古人” 。三是，王铎高扬“独宗羲献”的旗帜始终不渝。他在58岁那年临《淳化阁帖》与所画山水合卷中声明：“予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动曰某学米、某举蔡。又溯而上曰：某虞、某柳、某欧，予此通临五十年，辄强项不肯屈服。古人学书诗文，咸有萭（寻+获），匪深造博文，难言之矣”。他认为“二王”是书法的最高境界，唐宋以降的书法均是发源于此。那么更深的寓意尚不仅仅在此。笔者以为这既是王铎的书法史观又是他自我评价的潜台词。唐宋诸家是“羲献”源头之流，王铎独宗“羲献”，自然要与虞世南、柳公权、米芾等先贤同出师门．这是王铎胆大与气魄的表现，也是他此后研习各家流变、独树个性规模的基准点。
从明天启到明崇祯初年，王铎任职翰林院，从而有机会看到皇家内府的庋藏。除能见到各类刻帖碑拓外，众多的唐宋元明书画家名迹上还留有他的题跋。这既可做为研究王铎书画师承关系的资料，也是他极为精到细致的书法佳作。同时，其中所含内容是他书画方面的记述，反映出他的博览和鉴赏水平。本书收录有《米芾•天马赋跋》、《李成小寒林跋》等，从中可窥一斑。以后，他遍游中原和苏、杭、南京等地，留心书艺，见闻增长，他曾说：“予迹江南北，几遍天下!”游历与博览大开了王铎的眼界，学书的范围随之扩展，取魏晋唐宋大家，逐一临摹研究，比较短长。梁献说：“王铎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建，全以力胜，然体格近怪”，“王孟津行草大字，劲装古服，魄力雄迈，盖初法南宫，而实得力于诚悬遗意，顾力太猛，稍顾令含蓄”，“盂津王觉斯，书法得清臣、海岳衣钵”，“觉斯年伯书法，全用清臣、海岳、北海诸家，不止入山阴之室也”，“觉斯草书绝伦，实出自怀素” 。粱献列举出唐宋数位大家业诠释王铎的书法由来。其实“除了二王,东晋以外,他一生尤其推崇两人：一、颜真卿；二、米海岳。颜鲁公者，人也，德行也。米海岳者，书也，昔之时者。就书艺本体来说，他真正崇拜的是米芾” 。他认为真正得二王精髓的是米芾。“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学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王铎对米芾已经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他在米蒂的书法上发现了与自己理解相同的二王风范．找到了直达二王堂奥的度人金针——“不规规摹拟”这句五字箴言。王铎的仿米之作有《赠今础先生扇面八帧》和临米芾的《群玉堂帖》等，其用笔迅捷劲健，结体倚侧，气势恢宏的米芾样式跃然纸上。如果我们更深入地翻阅米芾的履历，不难发现王铎与其相通点实在太多了。米芾才识过人，因其狂放，人称“米颠”。米芾诗文书画无一不精，少时学书临仿，常常以假乱真，潜心力学，工夫之深，常人罕有。宣和年间，米芾曾任书画博士，饱览内府珍藏。其胆识过人，恃才傲物，每每诮颜柳，贬旭素。他一面学习古人，一面写古人，晚年自负以极，提出“老厌奴书不玩鹅”，连王羲之也在其摆脱弃置之列。我们不能说王铎找到了自己的楷模，我们只能发现某种特有的规则，以描述某些书家与书法本体的一种关系。王铎与米芾一样不仅对魏晋传统忠实崇拜，而且他们对二王作品的“再造”同样是太惊人了。今传王献之的笔迹《中秋帖》，据鉴定考证是米的临摹。那么，再看王铎的《琼蕊庐帖》，该帖遍临《淳化阁帖》的晋唐名迹，几可达到乱真的境地。王铎自视为二王的“嫡传”，每每自称“吾家羲之”， 常在其所临王书作品上标明“临吾家逸少帖”。他学习唐宋诸家，却保持着批判的姿态，甚至不屑与之相提并论，他在《草书杜诗跋》中申明：
“
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
王铎是不甘于“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的书奴地位的，他要在“不规规摹拟”中寻找一个自我。从明崇祯初年到崇祯十一年，他出人各家，步步回头，时时顾盼”，将诸家之字，点滴归源，庶几不为所诱。这是积累与沉淀的过程，也是胆敢独造前的准备阶段。王铎自我超越的内因基本形成，等待外部因素的出现。
五十自化好书数行
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产生，需要有天分、勤学、境遇、师友、机缘等等条件归于一身。王铎在封建社会的名利场中可以说是命途多舛．但在书法艺苑里却是一个幸运儿。
1638年冬，王铎仕途不得志，故乡难归，开始了六年动荡流离的生活。这一方面使他得以摆脱了官场的桎梏，有了较多的余暇，进行艺术思考与创作；另一方面，仕途的挫折，激起了他愤激不平之气，丧考妣，亡妻女，困厄潦倒的生活引发了情感的动荡起伏。书法成为他渲泄内心世界最为得心应手的方式，自然也是他最为倾心关注的艺事。经历近40年的书学道路，王铎渐次进入了艺术成熟期。一件不同寻常风格的佳作——《为啬道兄书诗卷》悄然出现。本卷未署年，书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左右。全卷纵放有度，气力完足，大处铿锵激昂，细部灵动飞扬，章法变动如鬼使神差。卷后王铎跋日：“每书，当于谭兵说剑，时或不平感慨，十指下发．出意气，辄有椎晋鄙之状”。王铎是在叙述创作中的心理感受，他不再亦步亦趋的学仿古人，手中之笔在为情感所驱使，奔腾舒卷，不能自已．此作应为鸿篇巨制到来前的序曲。
1642年．王铎流落怀州时，受到地方官张抱一的照顾，为其所书二件自书诗卷先有《赠张抱一行书卷》，有诗作五律五首。其书骨格刚健奇伟，体魄险绝，笔力沉实，时出渴笔，是一种雄强之力的充分展示。此卷笔势放而能敛，不同于仿米之作，甚至有早年临习圣教序的痕迹，在探索与回归中找到了契合点。观其点画布局，笔墨已入自由自在的境界。随后的《赠张抱一草书卷》，成为王铎书法艺术中的登峰造极之作。刘正成先生将其的产生描述得极为精彩并富于奇幻的想象力：
几乎与此同时，一件更为伟大的杰作——《赠张抱一草书诗卷》诞生了。前一件行书于《壬午春暮于怀州公署》，是在“抱一张公祖招饮舟中”的当天．所写诗非当日之作。这件狂草王铎记书于“崇祯十五年三月夜”，所书诗即是前书所记招饮舟中事，第一首是《张抱一公祖招集湖亭》，想是王铎即事作诗之后，于某夜兴来挥毫。王铎云：“文当如寂寥深山，独坐无人，老猿忽叫，陡然一惊”。（《文丹》）夜则静，静极而动；夜属阴，阴极而生阳。于是，蓦然间，真正的“海中神鼇”出现了，如狮、如象、如龙之力聚集起来了，“戴八弦，吸十日，侮是宿，嬉九垓，撞三山，踢四海”，墨象、墨迹一泄于纸。一种惟神力可以理解的艺术创造，在静夜中神秘诞生了。
王铎在失意、战乱、困顿的异乡，创造出惊世骇俗的长篇巨作，达到艺术上的升华。也应验了挚友黄道周对他的预见与期待。黄石斋早年曾经断言：“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如欲骨力嶙峋，盘肉辅茂，俯仰操纵，俱不繇人，抹蔡掩苏，望王逾洋，宜无如倪鸿宝者。但今肘力正掉，著气太深，人从未解其妙耳” 。黄道周、倪元璐与王铎同年进士，并在翰林院共事多年，私交甚笃，王铎的诗集《拟山园选集》就是黄、倪二人协助参订的。他们三人既在政治上志同，又在艺术上道合。他们相互间提携互勉，有书信来往，交流艺事经验，并相互品评，成为书坛佳话。王铎果然不负老友之望，明天启三年，“自化”成家，随之又产生了一系列书法杰作。本书收入了王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至弘光元年(1645年)的书法作品二十余件之多。展示了王铎创造高峰期的艺术成果。王铎也充分欣赏与肯定自己的超越，他在《再跋自书琼蕊庐帖》中写道：“此予46岁笔。50以后，更加淬砺，仍安于斯乎?”王铎成功的奥妙就在于师古而不泥古，扬弃而不否定。倪苏门在论及书法功夫分为三段时，无疑是把王铎的成功要诀析解得朴素精微，“王铎是不甘于“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的书奴地位的，他要在素精微，“盖终段则无他法，只是守定一家，又时时出入各家，无古无今，无人无我．写个不休，写到熟极之处，忽然悟门大启，层层透入，洞见古人精微奥妙，我之笔底迸出天机来变动挥洒。回头视初宗主．不缚不脱之境，方可自成一家矣。”
清顺治二年底，王铎以前朝重臣的身份再次回到北京，故国楼台，旧朝往事，功名理想全都烟消云灭，余下的只有剃发称臣为新朝的文治武功做一个装饰物。不过，王铎获得了更加自如的创作条件，他不在政治舞台的中心点扮演角色，当官只为“稻粮谋”，诗文书画成了他晚年唯一的精神寄托。而且，物质条件陡然改观，他不必感叹无好墨好纸，也不必因孩童啼哭，竟在书写时衍字脱字。降清七年间，王铎作品传世量最多，风格与水平的差距也较大。一种是在形式上几近完美的书作，如《行书文语录》匀称的布局，舒展飘逸的线条，行笔充实，转笔畅达，参差起伏，跌宕自如，表现出纯熟的技巧风格。一种是荒率且零落的作品，如《赠葆老乡翁诗轴》、《为宿松书诗轴》。气韵不畅，笔势零乱，线条板滞生硬，透露出一种凄凉惨淡、寂寞空虚的情绪。中年时期纵横豪放的气慨全然没有痕迹了。王铎晚年爱作草书，亦颇多得意之作，《赠二弟仲和诗卷》、《草书杜甫诗卷》等具有代表意义，第一件作品是与老友戴明说等欣赏所藏《大观贴》后书写的杜甫诗，同赠《张抱一草书诗》相比较，作品给人的不再是振奋激昂的刺激，而是凝重自然的情调，其情感的表达是含蓄内省的，一切怨艾、悲苦、彷徨、孤零都裹挟在苍劲飞腾的线条里，如江河行于崇山大岭之间，随势宛转，冲撞逆回，浩浩荡荡，倾泻奔流。其技巧绝伦，才情独具，是王铎精品之作中的又一番气象。
对于晚年王铎的评价，郭尚先《芳坚馆题跋》说：“京居数载，频见孟津相国书，此卷为合作佳作。苍劲雄畅，兼有双井、天中（皆天下奇观）之胜，亦所遇之时，有以发之，晚岁雍容，转作缠绕掩抑之状．无此风力矣。” 从《丁亥临柳公权贴轴》和《书画虽遣怀文语轴》等可以视为此类作品。但从风格的角度观察，晚年王铎的作品笔墨纯熟，技法精良，无论是盈尺简册或是丈二立轴尽成竹在胸，更有“一笔书”之美誉。不单纯是笔势的“意”联，而且有线条的多字组合，《刘孝卓等书启》里有五字、六字的联属，更有整行“龙故使屏翳收风”等七个字一笔呵成，艺术手法之独特为古今书家所鲜见。可见，对王铎晚年之作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清顺冶八年十月后，王铎转辗于四川北部、陕西西南部一带后，作有《旅蜀文稿》，这是目前所见他书写时间最晚的作品，因为是手稿，信手写出，巧夺天然之趣，体现出“雨加雪”的特征。此后，便抱病在床，多半不能挥毫染翰了。
综观王铎的一生，唯在书法的天地间他的灵魂才能自由奔放。他为艺术付出的是心血与痴迷，艺术馈赠给他的则是不朽的声名。王铎的书学实践及其贡献值得人们探讨和梳理。
王铎学书贵在一个“痴”字，年少贫困时用树枝划地练习书法，中年流落逃难之中叹息的是难买佳墨，他精研《阁帖》达到信手拈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的地步。他用功的程度和方法亦有不俗之处，曾自述：“铎每日写一万字，自订字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五十年终日**(石+乞)而不缀止。月来病，力疾勉书”。他甚至提倡“沉心驱智，割情断欲，直思跂彼室奥。恨古人不见我，故饮食梦寐以之。”（跋《琼蕊庐帖》）无论境遇如何，他从不忘作书，甚至一位将军奉命出征时，他还嘱咐其军务之间别忘记写字。可谓对书法有痴心有痴意，更有痴行。宋代有耽心书画而疏于朝政的艺术天子宋徽宗赵佶，明末清初也有这位不识时事却精于翰墨的书法奇才东阁大学士王铎，这种“痴”是其取得艺术成就的精神依托，是其能几十年如一日学习探索艺术精髓的保证条件。
王铎的书法艺术开创出魏晋以来书法美的新领域。在“二王”中和之美外建立起一个与之相联相通，但又截然相反的书法艺术形象一一雄强姿势之美。他所营造的书法世界，充满了力的激烈冲突。王铎的用笔以“韧性”见长，善于在行笔中增其曲折弯扭。王铎自我总结说：“吾临帖善于使转，虽无他长，能转则不落野道矣” 。凭这种高超技艺书写出摇曳多姿的线条形态．形成急促多变的转折。加上欹侧的笔势，律动异常的切线变化，势必产生震荡起伏、雄强壮美的艺术效果。他精于使转与涩行的用笔奥妙，他每一笔在运行中都有种一往无前的推进力，同时又有一种反掣力控制着笔的“失度”，大概这就是“纵而有敛”的成因，也是王铎的书法魅力所在。孙过庭说“草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这样的用笔丰富了草书的线条表现力，使草书的动感更强，内涵更深刻，在技法上更耐人寻味。他的狂草书完全可以载入中国书法艺术经典，成为后世的楷模。我们因此对他睨视高闲，张旭、怀素的言词亦有所理解。
王铎的书法是全面的，他的楷书小者高古纯朴，大者苍劲大度。小楷以阁帖中钟繇为家法，《书画合璧册》里所临“贺捷表”，用笔淳厚、章法茂密，字型呈扁方，稍存隶书韵味，与魏晋人的形神相通。在笔划细部，刻划精微，而且一波一磔，劲健圆浑，融汇唐人法度，更见新意。《米芾行书天马赋跋》的小楷，略带行书笔意，结体宽博，字态俊美，通篇点线参差错落，浑然一体，平稳整饬中透出飘逸洒脱之气，是从王羲之《黄庭经》脱化而来。大楷书体有碑刻传世，墨迹较少存留。《李成小寒林图跋》见其楷法功力，法度出自颜真卿大字“麻姑仙坛”和“家庙碑”，但用笔中锋，兼施侧媚，结字严整，笔力沉雄，章法如钟鼎铭文，不拘格式，大小字迹间，镶嵌得趣，寥寥一十二个字，却给人以大气磅礴之势。王铎楷书的功力往往被忽视，其实，那些草书的神来之笔，仰仗的是楷书的坚实功底，否则难以神完气足。
王铎对篆隶书法曾经大力提倡，他说：“书未宗晋，终入野道。怀素、高闲、游酢、高宗一派，必又参之篆籀、隶法，正其讹画，乃可议也。慎之！慎之!”他在书法创新中把篆隶的学习做为手段，对于以后碑学派的兴起有其前瞻的意义。在书法实践上，王铎不是着眼于篆隶书法的创作研究，而是站在史学与书法艺术的双重立场，运用篆隶的字形订正错讹的文字笔画，汲取汉以前书法的营养，充实作品的古朴气息。因此，他的楷行草等类作品中凝聚着篆隶气息。事实上，篆书尚未发现，隶书作品留传稀少。辽宁省博物馆藏《隶书三潭诗》法在汉代《鲁峻》、《衡方》碑之间，用笔率意，体态自如，无后世写隶书的习气。卷尾王铎自识：“素予未书隶，寓苏门始学汉体”。此作当是王铎53岁时初学汉隶之作。
行草书是王铎书法艺术成就的颠峰，前文已做介绍不复赘言。汤大民总结过王铎的行草书作和其内涵，指出他的行草书“无论是手卷还是六尺长条，都是飞腾跳掷，纵横捭阖，大气磅礴，以雄强的笔力，奇诡怪奇的体势，酣畅淋漓的墨彩，表达了大起大落、汹涌激荡的情绪和心境。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到狰狞、怪诞、狠鸷、险幻及至胡乱的粗犷美、阳刚美，感到一种掀天揭地、踏倒古今的欲望，一颗充满焦灼、苦闷、颓唐、狂逸乃至绝望的不安灵魂。他的书法是忽正忽斜、忽雅忽野、大整大乱、既丑且美的多元矛盾统一的审美组合，是乱世之象，末世之征，当哭的长歌，绝哀的欢叫”。总之，王铎的行草书，尤其是狂草，有一种压倒人的可怕力量，令观者心灵震堪，引起近乎“崇高”的特别审美感受。伟大的艺术家不可能满足于逼肖地临仿古人，重要的是能够超越前人。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门类沿续到明代，诸种书体以及风格尝试几乎为古人占遍。后来者惶惶然崇拜尚且不及，创新求变谈何容易。王铎竟能“胆大妄为”，独辟蹊径，做出了多种创造与贡献：
一、巧妙地利用“涨墨”之法增加书作的艺术效果。“涨墨”是指墨溢出笔画之外的现象。王铎以润笔或者掺水的墨对点画有意进行渗晕，或使线条之间互相合并，或使笔触与渗晕交叉以丰富层次，使墨色的变化强烈，显现出一种别开生面的笔墨趣味，从而促进了以后对焦、润、枯、湿诸般墨色技巧的探索研究与应用。“涨墨”又使局部的点线溶于一处，形成块面体积。增加线条运动中的律动感，仿佛是乐曲的重鼓重锤，铿锵有力。仔细品味，王铎的“涨墨”还在于它的虚灵透澈，绝不是死墨堆积。此法应是王铎取法于画。将绘画的晕染技术引入书法的结果。
二、王铎以“二王”为宗，却不为书奴。他常常运用逸少、子敬的笔墨章法，加以变异，一反温文尔雅的魏晋韵致，构筑出雄强恣肆的个人风格。其艺术功效最突出的是他的“一笔书”。古来所谓“一笔书”持有不同观点。唐张怀瓘《书断》卷上“草书”曰：“然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子敬明其深诣，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既此也”。说的“一笔书”是一个字的笔画可连可断但血脉不能断，一行末的字与下一行起首的字要遥相互应，笔断而意连。这样通篇就能够以一贯之。而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梁•庾元威论书》说：“敬通又能‘一笔草书\’，一行一断，婉约流利，特出天性，顷来莫有继名。”强调一行字是一笔书就，其实两者考察的都是书法线条在平面空间中沿着笔顺先后时间连断的程度问题，前者是追求笔断意连，后者是说一行之中意连笔更连。但是他们所见所论的“一笔书”与王铎的艺术实践有着气势与技法上的悬殊差别。想必号称狂草大师的怀素得见王铎之作也应自觉逊色。“醉素”的《自叙帖》纵不过28．3厘米，笔画连属最多的一行不过八个字。王铎的狂草立轴动辄二米以上，“一笔”书写多达十几个字，有时一行二十余字，仅略有一断笔，最令人亢奋的不仅仅是文字数量的统计比较，而且凭借高超娴熟的艺术技法，以线条不可思议地连续纵深盘桓，构筑出动人心魄的艺术境界。用百炼钢，化成了绕指柔，上承下接，笔势连绵，奔腾跳跃，左突右冲，纵放得意。犹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其势不可遏止。王铎“一笔书”确立了狂草的新语汇，仅此“一笔”，就足可以载入书法艺术史册。
三、巨帧长轴的书法作品兴起于明末。代表书家有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以后又有傅山、八大山人等。明代以前大幅作品世所罕见。至于粉壁长廊上的狂草仅见于著录，其面貌已随楼台殿阁的倾圮而荡然无存。明代中后期，高大宏伟的建筑出现，纸、绢等材料制作技术的进步，为巨帧大轴的出现提供了物质条件。但是，这一全新创作样式的完成最根本的是靠艺术家美学思想的形成，靠艺术家敏锐的创新意识和百折不挠的实践。巨帧长轴的形成特性与草书的表现力最相契合，王铎自身追求的又是那种天风海涛的气宇襟抱。此外他内心的抑郁、苦闷和不安更需要一种淋漓痛快的渲泄方式。而艺术表现形式中，在大幅纸绢上，纵情挥毫无拘无碍的狂草创作足以让人一吐快垒，荡涤心扉，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化境。特定的形式等待着王铎，王铎选择了这种形式，河北省博物馆藏王铎行书《五言古诗轴》，纵高达4．22米，（是目前所见最长的长轴作品）创作于明祟祯十五年(1642年)，当年所书《赠张抱一行书诗卷》和《赠张抱一草书诗卷》合计总长度达11．67米。如此恢宏巨制，前无古人，后待来者，其中创作和书写的奥妙也需要有志者研讨解析。明末清初众多书家创作的巨帧长轴可与汉代的高碑大碣相媲美。这一时期也被后人赞叹为“明代书法史上最壮观的一幕”。王铎跻身大潮，成就非凡，是时代风尚的领军人物。
王铎48岁那年曾说：“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苦心钻研，伏案终生却默默无闻者不可胜数。而王铎的“好书数行”竟占据了明末清初书坛的一个重要篇章，在书学领域独树一帜，集表现主义与古典主义书风之大成，泽被了中外书坛的众多后学。王铎之愿足矣。
诗如落叶画乃晨星
王铎书艺之外，诗文、绘画亦佳。王铎能诗，产量甚丰，仅五言诗就愈万首，（明•谈迁《棘林杂俎》仁集）现存也有4954首。(孟津县政协《孟津史迹研究》)他在给其弟王(钅加龙)的信中说:“初为诗文千余卷，清初赴燕都，焚于天津舟次，行世仅十分之二”。(《中州先哲卷•文苑一》)王铎的诗文集有《拟山园初集》17册，《拟山园选集》82卷，有文震孟、黄道周等序，另有《拟山园文选集》32卷，遭禁毁。王铎是以文学书艺而优则仕，入清以后更以赋诗属文为乐，他曾经说过：“其留以告天下后世，后世读而怜其志者，只数卷诗文耳”。言语之中确有一番深意，期待后世之人能从他的诗文中，读懂他的内心世界，昭白他的志向与平生愿望。笔者无缘占有更多资料，仓促成文之间仅略做介绍而已。王铎的诗学，宗唐祧杜，陶铸汉魏，对明代诸派，独推崇前后七子中的李梦阳、李攀龙。他最尊崇的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甚至以杜甫再世自居。大概因为杜甫飘泊的生活，忧伤与痛苦的心境，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以及萧飒悲怆的史诗风格极能引起王铎的共鸣，杜甫诗歌的语言及其内容最能为王铎的思想情感代言。王铎是主张“诗言志”的，他力图走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发展道路。明崇祯五年，王铎作七言组诗八首的序时，对农民义军山西．河南战事造成的后果，站在封建士大夫的立场予以反对与敌视。但对人民遭受的生灵涂炭则寄于极大的同情，也表明了他诗歌刨作的动机。他说：“拯民而出水火，难乎?良可流涕也，予展转无计，郁塞发愤而作此诗”。(见本书《年表》)同时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了质问。对当时国家的腐败无能进行了揭露。他说：“募兵无一斗者，国家养士，求其实用，则意如此。纸上捷奏，徒使劳于披览，噫！亦可以少息矣”。(同上)他在早年的诗歌中多有对国家时局的忧患，“天寒戌雪三边白，月暗狼烟万道红”，“秦关不断兵戈气，洛土还闻租税催”。也有对权臣当道，迫害忠良的愤恨，以及心怀济世救民之志而报国无门的感叹。“禄食谁知怀抱主，可怜绿鬓欲成翁。”“何当更却苍生望，惆怅严泉愧不才。”他内心亦在期待盛世的到来，“贞观苟可冀，虎岳也回翔。”他在政治失意后，诗中感怀身世和归隐田园的内容渐渐增多。他在《自待》中写道：“衰颜百事倦，自待亦何言。冷冷阶中草，萋萋河上园。秋风老马啮，夜月卧龙魂。”在《孤蓬书任丘旅舍》中说：“孤蓬迢递欲何依，垂老江湖尚未归。雪里三年血泪落，家中几次梅花飞。匡勷气锐时难遇，磊砢英多知已稀。纵尔波涛轻蹙沓，繙经犹有水田衣。”诗文中有躬耕江南、买舟遁迹之志。晚年的王铎，以恬静淡远为怀，也为逃避主子的猜疑，但求案牍劳形之苦，有耽事书画之乐。有《北方俚作》一首，以为抒怀，“天气北方异，秋暄白板扉，文词劳指节，书画涴朝衣。亭草经霜劲，海鸟傍夜归。嵩林虽自远，曝背念斜晖。”
王铎的诗仿学杜子美，但其思想内容、语言功力以及成就影响则自当逊色。倒是一些感怀、赠送、悼友的诗，写得真切动人，语言警策精妙，独有个人风采。如他悼念文震盂的《吊文湛诗》七律一首，诗云：“别时孤棹赴清濆，秋老梧桐尚忆君。江海焱然上晦色，乾坤果尔丧斯文。同流范相祠边水，不借要离冢上云。鳌泣龙奔潮退后，风雷还向雨中闻。”在诗中流溢出对逝去老友的震惊与缅怀之情。他57岁写的《戊子九日》诗：“九日晴明燕地远，迢迢闭弟定相思。紫藤朱柿怜人处，恰是青山对酒时。”寥寥数语，写尽重阳佳节，人在两地的相思之情。末两句如画图之笔，描绘出色彩鲜艳的山野幽居，等待着亲人会面的场景。
王铎能画，但作品流传不多。何绍基跋其《兰竹草石卷》云：孟津字多如落叶，而画乃少如晨星，以非精能之至，故不多作也。《清代七百名人传》说他“画山水荆仝，邱壑伟峻，皴擦不多，以晕染作气，傅以淡色，沉沉丰蔚，意趣自别。”王铎的山水画仿荆浩、关全却无大山大水的气势，《山水册》中的平冈高松，林峦深壑，空薄烟雨，曲径茅屋倒有苍秀清新之气，引人人胜。此图为其挚友程舫所作。程舫字其山，号岸舫，顺天宛平(今北京市)人，清顺治六年进士，曾任江西广信知府。此人善画山水，风格洒落深厚，尤绘松石别致。程舫与王铎过往甚密，亦是旧画同道，所赠山水册页定是精心用意之作。
王铎善以书法之笔描写花卉枯荣盛衰的姿态，从上海博物馆藏《花卉卷》里可窥一斑。此卷作竹、兰、菊、竹叶、菊瓣及兰叶皆以中锋出之，信手写来，洒脱中含有拙味，与他纵而能敛的书法特点相统一。着意神采，不求形似，洒然有象外之意，最能流露出他文人画的情致逸趣。
王铎对绘画自有见解，尝与人云：“画寂寂无余情，如倪云林一派，虽有淡致不免枯干框赢，病夫奄奄之息，即谓之轻秀，薄弱甚矣，大家弗然。”又云：“以境界奇创，然后生以气晕，乃为胜，可奇造化。”。这与他在书法中追求气势与造型的奇幻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铎传世画作，主要的还有明崇祯八年(1635年)作《书画卷》，现藏浙江省博物馆；明崇祯十二年(1639)作《家山卧游图轴》，现藏上海博物馆；清顺冶三年(1646年)作《西山卧游图轴》现藏山西省博物馆。清顺治六年(1649年)作《书画合璧卷》，藏日本大孤市立美术馆；清顺冶六年五月作《枯兰复花诗图卷》，藏苏州市博物馆。清顺治七年作《崇山兰若图轴》，藏首都博物馆。王铎的艺术是多方面的，而种种皆能融古化今，标新立异。王铎也自知为人议论品评，对此他却充满自负与自信，诚如他自己所言：。予字画诗文爱七憎三，各随所见耳，刖荆入宝•鼠璞比比也。”
后五百年言自公
如果说王铎的宦海人生是场悲剧，那么，王铎死后的声名荣辱就是一场悲喜大戏。
王铎自幼家贫，力学成名已愈而立之年。一旦为官，屡逢坎坷。明天启、崇祯朝虽然曾有过暂短的政治辉煌期，却只是昙花一现。加上秉性忠直，处世幼稚，终遭贬斥。返乡之后，又遇农民起义军的战事，无奈流落江湖，饱受动乱疾苦。明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北京城两易其主，王铎凄凄惶惶投奔短命的弘光小朝廷，寄身马士英、阮大钺的藩篱之下，虽居官显赫，实无力回天。数月之后，对南明朝廷的腐朽已有认识，几度请求离任。却在滞留之际，不期祸事临矣。“北来太子”一案，王铎应是据实指认。民众不知真相，认为他屈媚依附马、阮势力，视其为死党中人。南京城陷落之前夕，徒遭殴打辱骂，须发俱尽，惨不忍睹。此时，王铎的政治声名早已扫地，为天下士人耻笑。古来宫闱秘闻，实事难断。至于民情事变又是苦主难寻，诸般怨悔只有王铎一人自食。
王铎以后的仕清行为，又把他自己推上了封建政治的审判台。“忠臣不事二主”是维护封建政治的伦理纲常，“舍生取义”是孔孟教义中的要旨所在，王铎背叛了这一切规矩信条，在他悲剧的命运上又蒙上浓重的暗影。而他的好友黄道周、倪元璐之死则又反衬出王铎的渺小。先是在1644年，倪元璐自缢而死，为国殉节。《明史•倪元璐》载：“李自成陷京师，元璐整衣冠拜阙，大书几上曰：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敛，暴我尸，聊志吾痛。逆南向坐，取帛自缢而死。”死后黄道周亲自为他撰书墓志。1646年3月，黄道周被俘不屈，从容赴难。《明亡述略》记载；“及明亡，挚于金陵。正命之前夕，赴盟漱更衣，谓仆日：‘曩某索书画，吾既许之，不可旷也\’。和墨伸纸，作小楷，次行书，幅甚长，乃以大字竟之。又索纸作水墨大画二幅，残山剩水，长松怪石，逸趣横生，题识后加盖印章，始就刑。”死得极其悲壮从容。王铎的两位年兄以身殉国，“杀身以成仁”，成为青史上可歌可泣的英雄。而王铎却“苟活”下来，“为时人所鄙”。“康熙间重修的《孟津县志》对王铎仕明清各职只字未载，书其亲属，凡涉铎名，其下均有许多空白，似是王铎其时名已败了。乾隆间刊行的《乔氏族谱》虽保留有王铎于天启元年为同乡好友(师友)尚书乔允升镌石小像所撰的赞词，但其名已被削去，民国重修此谱时，赞词仍在，铎名仍无，不能不说王铎的名声确实坏了。” 其实在清顺治朝王铎的处境已很尴尬。王铎传中记有这样一段弹劾案，御史张煊替王铎资历深不能升迁鸣不平，因此疏劾吏部尚书陈名夏。当时“由尚书谭泰、侍郎李率泰等遍询九卿，莫有言铎居中官优者。”死后，朝廷谥号“文安”，亦是平平常常的一个追封。
清乾隆时，修《清史列传》，王铎的“宣判书”正式颁布于天下，清弘历皇帝谕史臣日：“在明朝身跻朊仕，及本朝定肌之初，率先投顺，游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齿于人类。”“若与洪承畴同列贰臣，不示差等，又何以昭彰瘅恶，应列入乙编，俾斧钺凛然，合于春秋之义焉。” 王铎被打入“贰臣”“乙编”削了谥号，彻底身败名裂，成为几百年来复杂而有争议的人物。但因其有着无法掩盖的书法成就，“人品与书品”的讨论也使王铎成为书法论界不死的精灵。
王铎的悲剧人生，在于他为官的平庸，既不是把持大节、始终如一的英雄，也做不了狡黠诡诈、反复无常的枭雄。清张宏在《溲闻续笔》评他：“昏聩益甚。”同时人谈迂以王铎比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为宰相则不足。”明确指出王铎适合从事文化文艺，不是做官、尤其是做大官的材料。能力决定了王铎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弃官为民；二是随波逐流。王铎又在两者之间犹犹豫豫欲进不能，欲罢不成，往往做了官场尔虞我诈、相互倾轧中的牺牲品。关于王铎的降清，笔者以为王铎唯一回避的方法就是走倪元璐、黄道周二人的路。因为，逃避山林去隐居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作为这位身为次辅的明朝大员，清朝统治者是不能允许、也不能让他逃脱罗网的。罗继祖先生《瑾户录•史札》之“清初如何对待亡明遗臣”一则有谓：“清初待亡明遗臣，可数以四言曰‘顺昌逆亡\’初不计其忠佞。降者量才委用，抗颜行者则杀勿赦。”与王铎同时的书法家傅山和宋曹，他们在清王朝初定江山的时候，作为收买人心，粉饰太平的法码份量显然不够。宋曹是明弘光朝的一介小吏，退回故里后，筑园养母，不问仕途，保持了晚节。傅山入清后，行医谋生。清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词科之荐，傅山被迫来到北城外，因病未能入朝，免除了为清朝臣子的名节噩运，在政治上有惊无险。不然，他“四宁四勿”之沦的影响也会大打折扣扣。从另外的角度看，王铎是一个不知兵略的文官，他不是手握军权、领兵布阵的将帅，也没有机会战死沙场。明朝大厦已倾，投降清廷的官绅士民何止万千，独王铎一人不可求生吗？我们可以说王铎贪求富贵活命，但是在对南朝小朝廷丧失希望与信心后，为保家人的安危和生存，为求安定舒适的生活，这只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选择。我们且不谈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仅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清朝实际上是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王铎的仕清可作平和的解释。我们还可以翻阅大清帝国300年的历史，忠实于清朝统治的汉臣又岂能胜数。况且清朝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盛极一时，18世纪后期是亚洲东部最强大的封建国家。
我们从封建伦理道德重压的缝隙中看王铎，会有更深的理解与同情。王铎不是一个贪官污吏，也不是阿谀奉承之徒，做官亦有政绩，施棺义葬；做人亦富感情，如捐奉修城，开仓煮粥济贫，曾将买来的七岁女孩归还其父母，不索分文。在明弘光朝不与马、阮为伍，公然提出“厂卫应行禁止”，锋芒指向当时马、阮操纵横行的厂卫制度。降清之后，王铎经受着来自外界与内心的双重痛苦。王锋在朝廷内外皆不如意。清王朝江山初定后，钱谦益、王铎这些前朝文臣就大大贬值，都不予重用。王铎更没有向新主子摇头摆尾，奔走效命。反而以萧然尘外的方式隔离了与新朝的关系。在诗文中则屡屡流露出内心的茫然与积郁，清朝统冶者对他不满意，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们在王铎的作品中还发现有两件有关“枯兰复花”的书画作品。(《枯兰复花图》藏苏州市博物馆，《枯兰复化赋》藏辽宁省物馆）津津乐道于兰花之德，惊喜兰枯萎后生出一茎三萼，王铎为其写照，为其作赋。君子爱兰，古人以兰喻君子。枯兰复苏，是否又有对旧朝光复的幻想呢？这只是我们的猜测。如果王铎的颓然自放是一种不合作态度，如果他的诗文隐匿着反清的情绪，这只能是一种消极无力的反抗。做为弱者的王铎在忍辱偷生中活得辛苦。此外，他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丧失名节”的自责与忏悔。他说过：“平生推服，唯石斋(黄道周)一人，其余无所让。”与其说是讨论书艺，不如说是钦佩黄道周的为人气节。这种悲哀抑郁、寂莫无奈的心理压力，将王铎的晚年推到几乎自残的境地。”吾自知寿命不长，出则召歌童数十人为曼声歌娱取醉或宵夜不分以为常，间召青楼姬奏琵琶月下，其声噪泣凉蜿辄凄凄以悲。居常垢衣跣足，不浣不饰，病亦不愿服药，久之更得愈，愈则纵饮，颓堕益甚!”他感到“补天无术，出世无门”，“万事无如杯在于，百年几见月当头”。降清的七年，王觉斯的灵魂日夜经受着“丧失名节”的鞭挞，唯有借酒色麻痹自己，但求速朽，这正是王铎的悲哀之处。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的讨论王铎的悲剧人生，并非标新立异，以“翻案为能事”。真正的目的是想对封建时代“因人度苦”、“因人论书”的观点进行校正与批判。王铎的诗文书画因出自“贰臣”之手，运交华盖数百年，一句“道德沦丧”，就使其佳作变成丑书恶札。艺术自有艺术品评的内容和标准，人的政治品德不能简单等同书品。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所谓“人品”也应是一个学、才、志、情的综合反映。而且关于“志”的问题，如前所述还要有一个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加以对待。我们只有将王铎的平庸政治生涯与仕清行为所形成的历史与个人的诸种原因有所了解，才能破除迷障．逐渐深刻地认识王铎的艺术价值。应该看到，这个过程并不是始于今天，从王铎在世就已有正面的品评。他的作品即便在封建文化统治的封杀下，仍然大量传世，为人们珍藏喜爱，为书家、学者所重视，反证出艺术标准存在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我们兹将对王铎的评论列举一二。
清张庚《画征录》：“余于睢州蒋郎中泰家见所藏觉斯为袁石愚写大楷一卷，法兼篆、隶、笔笔可喜。明季之书者推赵文敏。文敏之风神潇洒，一时固无所及者。若据此卷之险沉著，有锥沙印泥之妙，文敏尚逊一筹。”
清吴修《昭代尺犊小传》：“铎书宗魏晋，名重当代，与董文敏并称。”
清梁献《评书贴》：“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铎)、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
清郭尚先《芳坚馆题跋》：“观《拟山园帖》，乃知孟津相国于古法耽玩之功．亦有不少，其诣力与祝希哲相同。”
清秦祖永《梧阴论画》：“王觉斯铎，魄力沉雄，丘壑峻伟。笔墨外别有一种英姿卓荦之概。始力胜于韵者。”
清吴德旋《初月楼论随笔》：“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以其人而废之。”
清包世臣《安吴论书》：“僵燥无韵”。（包世臣还将王铎列入“逐迹穷源，思力交至”的“能品”中下等）
近代以来，书家对王铎的评价日渐提高。康有为曾盛赞王铎：“笔鼓宕而势峻密，真元明之后劲。”
马宗霍《霎岳楼笔谈》云：“明人草书，无不纵而取势者，觉斯则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若不近，非力有余，未易语此。”
吴昌硕《缶庐集卷四》中有诗曰：“归前突兀山险峨，文安健笔蟠蛟螭”。“有明书法推第一，屈指匹敌空坤维”。
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王铎)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结果居然能得其正传，矫正赵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
林散之先生认为：觉斯书法出于大王，而浸淫李北海，自唐怀素后第一人，然尽变右军之书法，而独辟门户，纵横挥霍，不主故常。
启功先生赞日：“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
王铎的书法在现代大受推崇，在日本的影响尤大，日本现代专学王铎的大有人在，研究者也越来越多。早在1986年刘艺先生就翻译过福本雅一先生的文章《好书数行——王铎的生涯及其时代》；近年村上三岛编的《王铎的书法》亦自有见地，他认为王铎书法中的动态感“超过了米芾、颜真卿及王羲之。”王铎的书法由中国传入日本，他的艺术价值在异国他乡则少被“政治”或“人品”所掩盖，这种超越时空的认同，明白无误地说明王铎书法艺术的伟大之处。
宋代大诗人陆游有论书句曰：“即今讥评何足道，后五百年言自公。”认为真正公平的评价要等五百年后，一切都将面对时间的检验。王铎历史与艺术地位的评价正应验着这个道理。唯一遗憾的是，我们做的尚且不够系统深入，还有待于明天不懈地钻研。本文仅为王铎的研究集文摘句，或拾遗补阙，虽为堆山叠嶂之碎石，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