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农历壬午年（马年），中国河南爆发大饥荒，70年后这一历史事件被冯姓导演拍成了电影。
这一年，是轴心国集团势力最膨胀的一年。年初，盟军在欧洲、北非、东亚、东南亚战场上节节败退，但轴心国的军事胜利盛极而衰，6月的中途岛战役、7到11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0到11月的阿拉曼战役成为三大转折点，二战进入战略相持与转折阶段。
这一年，于1941年珍珠港偷袭后正式对日宣战的美国海军来说，是最为困难的一年，10月圣克鲁斯海战后，大黄蜂号被日军击沉，企业号被重创，直接导致当时整个太平洋战场上只剩下一艘航母可参与作战。
这一年，在远离战场的美国本土，时任贝宁顿大学政治学与哲学教授的德鲁克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工业人的未来》，这本书与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一样，除了有诸多历史背景、人物、事件，此外还有各种政治、哲学、经济理论夹杂其中。从来没有一本书让我读的这么艰难，全靠万能的百度，才好歹读完第一遍。以下从四个方面梳理本书的主要内容：
一、承上启下的本书
在《经济人的末日》中，德鲁克论断重商主义社会必将终结（以财产所有权的多寡决定社会地位），在其原则上建立的“经济人社会”企图通过“经济自由”带来“社会公平”的愿望落空了。他更深入分析了纳粹极权主义革命是整个旧社会秩序崩溃的结果，预言了纳粹由于其先天不足，无法整合社会，必将失败。在1939年那样黑暗的时刻，这本书无异于“异端邪说”，但是也给人带来光明的希望，所以丘吉尔要求英国军官人手一本。
德鲁克透过战争浩劫迷雾，看到了战争的另一面，看到了作为极权主义顶峰的纳粹主义威胁的根源及其伪社会性与反社会性，昭示了作为工业社会内在问题的解决路径之一——极权主义路径的失败，以及自由主义路径的工业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敏锐地觉察到战争必将成为工业和平社会的先导，不能等到战争结束再来探讨如何作好准备，于是他通过《工业人的未来》——阐述了一个功能社会将如何建立。在该书序言中，他写道——“工业社会在结构上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已经有所不同了，其面临的挑战、价值观、和机会也同样有所不同……工业社会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恰恰预示着战后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成就”。
二、关于基本社会理论
德鲁克在自序中写道——“这是我唯一一部公开阐发基本社会理论的书籍”。他提出了纯社会理论——“只有当社会能够给予其个体成员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并且社会的决定性权力具有合法性时，社会才能够成为社会，否则就不能发挥功能。”
功能性社会的本质是——“它必须能够将客观现实组织为处于良好的社会秩序状态，它必须掌控这一物质世界，使其对个人而言具有意义并且可以理解，它还必须建立起合法的社会政治权力。”
对个人来说，丧失身份和功能、未能融合进社会、缺乏与社会的功能关系，往往成为一种“起消解作用、威胁性的幽灵般的神秘力量”，对社会构成威胁和危险——“否则个人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社会原子，在社会空间中毫无目标地漂游浮荡…否则无以形成社会结构，有的只是一个空白虚置的社会，仅靠奴性和惰性而勉强聚合在一起。”这不禁让人想起中国历来每一次改朝换代，教科书说是“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背后是这种社会结构失调、个人疏离飘荡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自然有道理，历史学家只谈现象，而社会学家总是从现象后面试图分析原因。德鲁克在书中关于这一点的阐述有一句话让人看得起鸡皮疙瘩——“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有效地避免或者阻止乌合之众似的群氓的形成和发展，那么它就注定在劫难逃。”老先生总是这么一针见血，可是那一年他才33岁。
另一方面，如果社会决定性权力的正当性得不到证明，那么它往往无法担负责任，也非常难以加以限制。德鲁克分别从重商主义与纳粹极权主义的失败阐述了这一点。
无法承担责任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社会通过市场赋予个人以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而市场的合法性权力则掌控着社会的决定性统治，这一点在英国表现尤为突出。重商主义在英国发展最为成熟，给了英国领导19世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地位。但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重商主义社会组织与工业现实（大批量生产的工厂成为代表性社会现象，经营管理权成为本源性权力，个人财产权不再作为社会权力的基础，工人在流水线面前变得机械化，就业工人越来越缺乏功能和身份，经济萧条带来的大规模长期失业是经济紊乱和社会解体的重要征兆）之间的脱节和冲突，表明重商主义下的社会已经不再具有功能性，无法整合个体。
难以加以限制的纳粹主义：纳粹主义是创立功能性工业社会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通过建立众多半军事化组织，将工业体系的个人整合入社会，个人被赋予独立于生产过程的身份和功能，“唯一的标准是政治权力、领导素质和对元首的忠诚”。但是，纳粹主义的战争和征服的基本目的，不能成为其力量源泉，再也为社会找不到其他的基础，同时这种通过纳粹组织中的身份和功能而将个人融入社会的努力也是一种无效的功能整合，必将失败。但是在反对纳粹的斗争中所提出的永久性和平方案，往往迎合了群众想要安全的心理，为了安全甚至不惜牺牲自由，这种放弃自由导向极权主义的危险更难应付。
于是，德鲁克提出一个问题——“要么努力建立一个功能性的工业社会，要么眼睁睁看着自由本身在无政府状态或者专制暴政之中泯灭无踪，此外我们又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三、关于自由、自由政府、自由社会
德鲁克对自由的论述是——“自由的本义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真正的自由乃是选择的自由，并承担责任。”自由如果无须承担责任，结果就只能是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对抗一切、反对一切的混战。个人自由要求一个自由社会的存在，今天我们几乎已经忘记自由所倚重的是信仰和社会制度而非法律。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深刻理解一些社会现象很有帮助，如前段网络热炒的辱母杀人事件。
而自由政府有两个条件：首先要受到限制，其次需要公民积极、负责任地参与。德鲁克分析了英美两国自由政府形成的根源，特别是剖析了美国开国元勋们制定的原则——两党制、政治权力地位与社会经济权力地位分离、自治性民主政治，总结出自由社会和政府的三条原则：一是不把过去理想化，对自己现阶段所处的环境不抱幻想，采取现实的态度对待现实；第二个是不相信被视为楷模的经验或灵丹妙药，相信总原则的大框架——把财产看作权力的合法基础，信奉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分离；最后，“因循习惯”，以既定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作为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以旧工具为依托，选择简单、廉价、普通的制度。
所以，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自由的功能性的工业社会，以上的原则方法依然有效。德鲁克总结出两点：1.不能复古，反对纳粹极权主义并不是要让重商主义卷土重来，必须接受工业社会这个现实；2.放弃对蓝图和万灵药的幻想，乐于去做卑微和琐细之事，针对当前问题找到逐步完善但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
德鲁克在本书序言中引用的这句话可以作为这一块内容最好的注解——“因为我从来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我不得不一直努力尝试”。
四、对战后重建自由的工业社会的期望
在本书最后一章，德鲁克论断“美国必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只有美国能够找到一条通往自由的工业社会的非极权主义、非革命的道路”。
结合他前面提出的功能性社会理论，他谈到，一个功能性工业社会的条件有：给予工业体系中的个体成员以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工业体系内部权力必须成为具有合法性的统治，政治政府和社会治理必须分离。但是，在20年代以来到40年代初的这20多年，个人的身份功能一直在日益丧失，而政治领域走向了中央集权、难以控制的官僚统治。所以一方面要克服社会瓦解的极权主义基本趋势，一方面不能倒转恢复到前工业时代的重商主义社会，要放弃将经济活动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做法，使工业社会组织成为社会性的基本建构领域，从1942年的基础出发，使用我们所知道的工具，通过在工业领域建立真正的地方民主政治，才有希望重建一个自由的功能性社会。
自由正义不能通过经济领域实现已经得到印证，经济人的概念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都已经失败。针对1942年工业化大生产的现实，德鲁克指出——“我们时代的社会危机的重要真相在于，工业工厂已成为基本的社会单位，但却仍然未成为社会公共机构。…要使一个既是自由的，又是功能性的社会成为可能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把工厂建成自我管理的社区。”这样，工厂社区提供个人以身份，社会提供人们以功能，工厂内部的权力是建立在其成员负责任的选择基础上，工业社会才有可能是一个自由社会。
正式因为本书谈到了工厂社区的重要性和可能性，1943年底，通用汽车老板斯隆先生邀请德鲁克到通用汽车进行调研，德鲁克欣然接受了邀请，单枪匹马开始了为期十八个月的——探索“黑暗的管理大陆”的旅程。随后，他在1946年写成了《公司的概念》一书，这让他成为管理学的开创者。
最后，谈谈作为社会学家的德鲁克与管理学家德鲁克的关联之处。德鲁克后来在他诸多管理经典书籍中的观点和理论，都隐隐约约闪现出最初这两本书（《经济人的末日》、《工业人的未来》）的思想源头，以下浅谈两组关键词：
一是关于个体、组织与社会。组织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它通过履行自己特殊的使命（“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将是什么”等经典问题）影响社会，通过盈利来履行最重要的社会责任，管理层必须认真考虑每一项决策和行动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同时组织也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组织通过给予员工工作来赋予其身份，从而使他具有社会功能来履行组织本身的社会责任，员工通过工作，一方面获得收入、安身立命，一方面产生与社会的连接，个体不再处于疏离与游荡的状态，社会因此成为一个整合的有机体，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功能。所以德鲁克方方面面谈到管理者的责任，“做正确的事”是责任——让组织持续经营发挥功能，慎重对待人事决定也是责任——让个人获得身份和功能。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德鲁克处处谈论社会的“初心”——他的毕生使命是建立一个“美好社会”。
二是关于管理与人性。管理者无法改变人性，只能顺应人性，引导人性善的一面发挥作用，遏制不善的一面。认识到人性的不完美，能让我们“既不会因求助权威而感到宽慰，也不会因缺乏权威而感到恐惧”。人性追求自由的本质要求个人必须做负责任的选择，这是通往自由之路，也是管理放弃“管控”、“考核”等方式，强调“参与”、“激发”等方式要达成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组织不能自称为员工的家，不能要求员工的绝对忠诚。这是人性本身决定的。管理层的唯一特权来自于其对组织拥有资源的有机整合和支配运用，这种整合调度使得他拥有了权力——影响他人和社会的权力，管理层必须负起责任并有所节制。所以德鲁克在各种著述中很多地方强调责任，还专门写了一本书来谈论管理层的责任，这是他管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关键词。
德鲁克是不世出的大师，以上仅是以管窥豹。他博大精深的管理思想，深厚的人文社会学背景，让人读起来欲罢不能。“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德鲁克这本75年前的《工业人的未来》奠定了他管理学著作的思想基础，对于今天的我们认识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变化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万物返常性，惟道贵自然。
2017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