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andall Stross
译者：苏健
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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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Graham，硅谷创业之父，《黑客与画家》作者。1964年，出生于匹兹堡郊区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设计核反应堆的物理学家，母亲在家照看他和他的妹妹。青少年时代，格雷厄姆就开始编程。但是，他还喜欢许多与计算机无关的东西，这在编程高手之中是很少见的。
Paul Graham 在康奈尔大学读完本科，然后在哈佛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1995年，他创办了Viaweb，帮助个人用户在网上开店，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互联网应用程序。1998年夏天，Yahoo!公司收购了Viaweb，收购价约为5000万美元。
此后，他架起了个人网站，在上面撰写了许许多多关于软件和创业的文章，以深刻的见解和清晰的表达而著称，迅速引起了轰动。2005年，他身体力行，创建了风险投资公司Y Combinator，将自己的理论转化为实践。
自从和 Steven 一起经历了 Y Combinator 的申请过程，就一直对 YC 念念不忘，非常钦佩贯穿期间的 Geek 精神和抓重点的能力，索性找了这本《YC创业营》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结论就是：美国良好的市场环境孕育了 YC，YC 又在 Paul Graham 十余年的努力下，孕育了一大批优秀的互联网创业者
YC 其实并不是很赚钱，努力在收支平衡的基础上不断的扩大创业营的规模，从一开始的每批8个到现在的每批近百个，这是一个良性的发展过程，并不存在资源的高速带动和市场的垄断，与一家普通的创业公司并无二异
YC 每次给予创业团队 11000+3000*X（X为创业团队人数，要小于等于4），最高20000美金，占有4-7%的股份，孵化的团队以学生和初创团队为主，是碰巧遇到了 Dropbox 和 Airbnb 的团队吗？不知道，还要看后面 YC 的发展是否能够再涌现更多优秀的产品
被拒绝游戏 非常的有意思，准备在团队内部尝试一下。
目标：锻炼每个人的抗挫折能力
方法：每个人每天去尝试被拒绝一次，然后回来交流一下大家都遇到了怎么样的被拒绝情况，尽可能的发挥创意
摘录：
前创业家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是该基金会的首席经理人、最活跃的导师、首席程序员和最高产的评论家。早在基金会于2005年成立之前，他就已经开始为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们提供咨询，而该基金会在运营方面的种种特立独行——例如，取消合伙人之间的等级制度和头衔，也大都出自他的奇思妙想。基金会这个出自计算机科学术语、叫人摸不着头脑的名字“Y Combinator”（简称YC）也是他想出来的。Y Combinator指的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函数，用于接收数据、进行计算，然后发回结果，但大多数程序员从没使用过，甚至闻所未闻。
想赢得YC的投资有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团队成员住在其他地方的话，就必须全部搬到硅谷住上三个月，冬季学期为13月，夏季为68月。在这三个月里，他们要钻研产品、向格雷厄姆及其他YC合伙人讨教经验，并且每周都会和受邀的演讲人共进午餐。无论是整个学期项目还是各个学员小组，都将在演示日这天迎来最终的高潮，因为这些团队将会在数百位投资人面前发布自己的成果。
出自YC的一些创业公司也确实表现出色。首屈一指的就是Dropbox，这是YC在2007年夏季项目中诞生的一家文件存储服务公司，其用户数量现已过千万。在安装了Dropbox的免费软件后，用户在一台电脑上的Dropbox文件夹中的文档、照片、视频或其他任何文件都会自动通过Dropbox同步到该用户的网页、其他电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这样一来，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访问这些文件。用户一开始会得到2G的免费存储空间，之后可以付费购买额外空间。
从2009年冬季的YC投资项目中脱颖而出的Airbnb同样值得注意，它为房产所有者和公寓住户提供了一个在线市场，允许他们将自己空置的房间或沙发租给旅行者。2011年年初，在该网站预约留宿的次数已过百万。而来自2008年冬季项目的Heroku是YC最大的一个尚不为大众所知的成功案例，它专门处理在云端运行的软件，客户群体无一例外都是程序员。
2011年年初，另外两家硅谷的基金会联合创立了一个专为YC创业公司服务的基金，这也证明了YC在挑选有前途的创业公司上的眼光是有目共睹的。他们为2011年冬季YC投资项目中的44家公司各提供了高达150 000美元的投资，像这样一次性对大批公司进行批量投资的案例在整个风投界都是绝无仅有的。YC的创业公司并不需要再通过其他任何审核流程；基金会的投资人也没有要求查看其中任何一个被投资公司的创业计划，甚至连这些公司的基本信息也毫不过问。这些创业公司已经通过YC的评审流程，是YC合伙人在数千份申请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佼佼者。外部的投资人只要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
在YC那里我们丝毫看不出与那次最终走向破裂的早期互联网泡沫之间有任何的相似之处—— 一些愚蠢的想法却得到好几百万美元的盲目赞助，亏损的公司在短时间内实现了IPO。YC的投资总额也始终算不上丰厚，若在那个网络泡沫繁荣的年代，大概只够创业公司买些铝合金椅子而已。
同样地，中产阶级的退休储备金也不会因此受到威胁。这只是一次实验性的融资项目，执行者只有少数的专业投资人，即YC的合伙人、附属的天使基金和风投基金以及那些看完演示日的演讲后愿意投资的富有的个体投资人。
如果说有一个适合创业的黄金年龄的话，凯文队的成员们正当其时。他们比应届毕业生稍微成熟一点，同时也没有什么精神负担或育儿压力，足以勇敢地放弃在一家经营稳定、收入丰厚的公司里的传统高薪工作。尽管如此，格雷厄姆还是希望在面试中看到团队的协作能力，这是在创业过程中的重重压力下生存下来的必要条件。凯文队在这一点上证明了自己，并没有哪个队员一枝独秀，大家能够平起平坐。你甚至分辨不出哪两个是黑客，而哪一个不是。YC公司合伙人在面试中最警惕的就是发现所谓的“笼中黑客”的团队结构，即一名非技术创业者掌权，而其他的黑客们都是其下属。
用一两句话来介绍你的团队中每一位有《如何创立一家创业公司》（保罗·格雷厄姆的文章）中所提到的“动物”特质的创业者。
希尔从16岁开始才学习编程，当时他报名了一项C++培训班。在接下来的6天里，他除了编程就是吃饭和睡觉。
用一两句话来介绍你的团队中每一位具备高级技能的创业者。
简彦豪即将以优异成绩完成在耶鲁大学物理学专业和哲学专业的学业。希尔14岁毕业于华盛顿大学的过渡学校，他在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高中学业。
你们可能遇到什么问题？（这是针对想象力的测试，而非测试信心。）
谷歌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发布一款更强大且有强力后台系统支撑的产品，把我们像蚂蚁一样踩死。
在有100%的机会获取100万美元的情况下，如果你有10%的机会获取更大的收益，那么这笔收益要多大才会让你选择冒险？请每一位创业者给出自己的回答。（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简彦豪：2 000万美元，因为2 000万比10万多很多。不过金额越大，我越不想冒险。
在得到2011年4月面试机会的最终候选申请者中，有些创业者的年龄甚至比仍是大四学生的简彦豪和希尔还要小。有一支来自爱尔兰的双人团队，年长的仅有23岁，年轻的那个还只是个18岁的高中生。在面试当天，利文斯顿将年长的大卫·道尔芬（David Dolphin）请进了会议室，但年龄较小的帕特里克·奥多尔蒂（Patrick O'Doherty）并没有跟他一起来——他当时还身在都柏林。道尔芬打开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以便奥多尔蒂能通过Skype网络电话听到面试内容。
格雷厄姆并不认为这足以替代面对面的交流。虽然YC公司也通过投资的方式让在线通信服务变得更强大且多样，但YC自身却将无电子介入的面对面交流视为不可替代的方式。在格雷厄姆看来，如果没有面对面的接触，就不可能让双方坦诚相待。YC公司指明让最终候选团队亲自前来面试，并且每位成员都应出席。从包括冰岛、英国、丹麦、土耳其、南非、印度、中国（含香港地区）和澳大利亚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最终候选人都必须承担旅途的不便和大部分费用：YC公司最多为每支团队补偿600美元的路费。
如果成功得到资助，那么所有的创业者都必须在湾区住上三个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他们和格雷厄姆及其他合伙人交流时，首先必须满足的条件就是面对面。不过在格雷厄姆看来，这实际上就是并肩作战，因为他会和创业者们一边并肩走在创业的路上，一边讨论。
申请者们对这些情况早已心知肚明，但这支双人团队却打破了亲自出席山景城面试的规定。
格雷厄姆允许道尔芬继续参加面试，回答有关他和奥多尔蒂的开发项目的技术问题—— 一个用来提高单个移动信号塔性能的Android应用。这两个年轻人认为该应用所收集的数据可以帮助消费者对比不同无线运营商的服务可靠性。他们在测试版软件中所展现的专业技术给格雷厄姆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也给在场的常驻无线技术专家山姆·阿尔特曼留下了好印象。不过，几分钟后，格雷厄姆还是忍不住问起是什么原因让奥多尔蒂公然挑战YC，违反所有创业者都必须出席面试的要求。“你怎么没来参加面试啊？”他通过道尔芬放在桌上的笔记本电脑询问奥多尔蒂。
“这个时间我要在学校里复习，准备迎接一次重大考试，所以我的父母不同意我出国。”电脑中传来了奥多尔蒂的声音，与面试的氛围形成了微妙的违和感。
“他们对于你申请YC投资是怎么看的？对于给一个18岁的少年投资，我们心里也没底。我们并不希望给你的人生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他们很清楚，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智力挑战，”奥多尔蒂说，“我并不是有意想逃离校园生活。只不过从目前来看，技术的世界更适合我。”
“创业可能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能启发智力的东西。”格雷厄姆说道。他在表面上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赞许，但奥多尔蒂和道尔芬在回答问题时的表现都很出色。当面试结束，道尔芬离场后，格雷厄姆说：“我很喜欢这两个家伙。在这场对年轻创业者的测试中，他们合格了，因为他们要比看起来更成熟。”
当这支团队离开会议室时，其中一位合伙人说了一句人们经常会在面试结束时听到的话：“给这一组转向投资吧。”所谓的“转向”就是，让创业公司的战略方向发生根本性改变，并将其核心想法替换掉。“转向”对于创业公司而言可谓家常便饭，如今这个词也已是硅谷的流行用语。不过，杰西卡·利文斯顿却听过另一个更新潮的词汇。有一次，在两次面试之间的短暂休息时间里，她大声地对坐在会议桌另一边的阿尔特曼说道：“山姆，你知道我听过的最夸张且毫无意义的技术流行语是什么吗？‘上船’。”
坐在他们俩之间的格雷厄姆抬起头，他从没听过这个说法：“上船？”
阿尔特曼立刻反应了过来：“那是最近才流行起来的……”
“我听得都快疯了。”利文斯顿说。
“就是，我也很讨厌这个词。”
“你会这样问他们吗：‘你要怎么把用户骗上船？’”
“‘你要用什么办法把这些顾客骗上船？’”阿尔特曼说道，“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大声地说出这个词。”
说话向来沉稳严肃的山姆·阿尔特曼向CampusCred团队提问道：“你们还没有完全‘占领’所有学校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我们需要在大多数校园里设一位代表。”其中一人答道。这名代表将负责收录大学附近的商户信息并设置它们在其网站上的销售折扣。
阿尔特曼注意到一个颇有深意的事实：在Groupon这样的大型团购网站上，大约有85%的顾客都是女性，但CampusCred的顾客却几乎是男女均等。“为什么会这样？”他问道。
“Groupon上到处都是些健身、SPA之类的东西，但我们不是这样。”
在问到对市场潜在规模的预估时，CampusCred团队显得闪烁其词，很显然，他们并不想表现得夸夸其谈。其中一名成员试探着说：“我们做过一些初期的预测，如果我们一年能做100所学校的话，就可以……”
“你们为什么不能一个月做100所呢？”格雷厄姆认真地问道。
“做一所学校需要好几千美元。”
“你们现在盈利了吗？”
“盈利了。”
“要是我打算给你们投资的话，我肯定马上就会把你们推到投资人面前。赶紧拿到资金，开始‘圈地’吧。”
在面试结束，CampusCred团队离场后，格雷厄姆欣喜若狂地宣布：“我已经等不及看到这笔投资的结果了！”
“如果你问我有没有创业的黄金年龄的话，从那些最吸引我们的申请来看，我认为很可能是25岁左右。”保罗·格雷厄姆在2006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这句话源于他给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四学生所作的一场演讲，这些学生正在考虑将来是继续读研、工作，还是像格雷厄姆所期望的那样开始创业。
当时的YC已经资助了三届创业公司。格雷厄姆发现，那些仍是在校大学生的创业者们在遭遇失败后仍然能够顺利地重返校园生活。因此，在他看来，25岁的年轻人最适合挑战创业这条路，因为如果失败，他们也无法返回学校那个安全的象牙塔里。同时，创业的失败也会让他们在亲朋好友面前感到无法逃避的尴尬，而这反过来又迫使创业者更加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创业中去。
不过，如果等得太久，那么本来前途光明的创业者也会变得束手束脚。那些有创业潜力的人很可能在30出头时就有了孩子和贷款，因此，相比25岁的时候，他们的创业能力也早已大不如前。“等到32岁，他们或许会成为更优秀的程序员，但也要承担更高的生活成本。”格雷厄姆写道。25岁的人可以说占尽了最大的优势，他们拥有名为“精力、贫穷、无根、同窗和无知”的武器。
“无根”指的是他们可以随时搬家。这一点对于住在硅谷之外的创业者尤其重要，他们要想办法搬到硅谷来才行。说到“无根”，格雷厄姆举了Kiko的例子，它是去年第一届YC投资中的优胜者简彦豪和爱米特·希尔在剑桥市创立的公司。据格雷厄姆的了解，简彦豪和希尔对花哨的东西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可以轻松地将所有家当都搬到一辆汽车里。也许就在格雷厄姆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这两人就已经开着车朝湾区过来了。无根就意味着一个人的全部家当都可以塞进一辆汽车里，或者说根本就没必要随身带走。
而说到“同窗”，格雷厄姆指的是那些相互之间知根知底的大学老同学，因为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联合创业者。至于“无知”嘛，格雷厄姆称他是故意选择这个不怎么好听的词语的，是指创业者对即将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障碍一无所知。创业者的“无知”很有好处，要是他们知道前面会有多少风险，很可能就望而却步了。
“赚到拉面钱”是格雷厄姆在创业界最为人熟知的箴言之一。用格雷厄姆的原话来说，赚到拉面钱的盈利水平指的就是，一家创业公司“刚好赚到足够的钱来满足创业者的基本生活”。但要想走到这一步，创业者还要省吃俭用。
格雷厄姆也有创业的亲身经历，那是从1995年到1998年的3年时光，而在10年之后，他就创立了YC。他的创业经历是成功的，他将自己的公司Viaweb卖给了雅虎，得到了一辈子吃穿不愁的财富。但和硅谷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不同的是，格雷厄姆并没有选择再建立一家新的创业公司。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创业的经历是多么地令人心力交瘁。另一个原因则是，他获得的财富削弱了他的热情。他曾有两次差一点就建立了新的创业公司，但“两次我都明哲保身了，因为我意识到，在失去了贫穷的鞭策后，我已经无法再次承受住创业的重重压力”。
当2011年冬季的批量投资项目正在进行时，YC宣布了其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变革：每一家创业公司都将得到价值150 000美元的可转换债券，其中100 000美元由米尔纳一方出资，另外50 000美元则来自康威这一方，这笔投资被称为“创始基金”。
对种子孵化阶段的投资人而言，可转换债券极具吸引力，因为它简单直接——不涉及对公司价值的评估。这是给创业公司的一种名义上的贷款，如果创业公司事后成功吸引到风投的青睐，就可以确定公司的估值，此券就可以转换成资产。但对投资人而言，可转换债券其实是一种高风险的贷款或投资。因为当创业公司发现其他投资人都不愿意抛出橄榄枝时，就会出现资金亏空，因而无法偿还贷款。
可转换债券独立于YC的投资之外，创业者可以自行选择是否接受创始基金的条件。不过，2011年冬季项目中的每一家创业公司都争先恐后地签下合同，拿下了这150 000美元的可转换债券。归根结底，创始基金是把筹码押在了当季的所有创业公司上，期望至少能有一家公司一鸣惊人，以便能在收回对剩下所有公司的投资的同时还能有所盈利。
有了创始基金后，那些计划报名参加2011年夏季批量投资项目的创业者就成了第一届将150 000美元与YC投资划等号的人。尽管还不能确定“创始基金” 是否会再次提供相同的条件，但除非投资界发生剧变，否则与2011年冬季项目类似的投资条件将很有可能会在下一届项目中再次登场。
《淘金热时卖铁镐》是他们的行动纲领，这是克里斯·迪克森（Chris Dixon）在他们开始创业的几个月前发表的一篇博客文章，虽然这位种子投资人住在纽约，但在硅谷也颇有声望。在加州淘金热中，像李维斯·斯特劳斯这类最成功的商人并没有亲自动手去挖金矿，而是通过向淘金人销售淘金必需品就赚得盆满钵满。迪克森指出，如今运用最新技术的企业家们也面临着类似的选择：他们可以向客户销售产品，而这被迪克森称为“淘金”；也可以向创造客户的产品开发员推销软件工具，即 “卖镐”。迪克森在博客中提到，YC至今最成功的“出口产品”就是Heroku，这是一家向其他软件公司销售云相关服务的公司，而它正是“把铁镐卖给淘金者”在数字时代的翻版。从Heroku在YC孵化后不过三年时间，它就被Salesforce.com以2亿美元现金收购。
2011年夏季项目中的男性创业者甚至也抱有相同的疑问。在第二次聚餐时，当晚的特邀演讲人尤里·米尔纳请大家提问。这时，一位男性创业者站起来大声问道：“这儿为什么一个女的都没有？”面对这个问题，米尔纳可答不上来，因为他并没有参与YC遴选创业公司的过程。但站在大厅另一侧的利文斯顿却大声反问道：“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问他？”这时，在大厅后排的格雷厄姆迅速站了出来，说这个问题由他来回答。他说，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在场的女性稀少无非就是反映了递交申请的女性稀少。
尽管在最终的遴选面试中确实能看到几位女性创业者的身影，但她们都不是黑客。格雷厄姆认为，这其中的问题在于，黑客的萌芽通常都会在13岁左右，而此时男孩所表现出对电脑的兴趣爱好要比女孩更浓厚。他还发现，黑客往往喜欢两人一组共度时光，而且都是与同性结伴。在YC的6年历程中，受资助的创业公司共计300多家，但其中只有一家完全由女性成员组成，且只有两名成员。
从YC诞生的初期，保罗·格雷厄姆就已经被问到关于创业者中女性稀缺的问题。在2005年10月，第一届YC创业者们开始进入市场时，他就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女性稀缺的现象不仅在YC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整个创业界同样不容忽视。他那时就提到，得到风投的创业公司只有1.7%由女性创立。“女性黑客的比例确实小，但也不至于这么离谱。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距呢？”他提出了这样的反问。“如果你联想到成功的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们往往都是老朋友时，一个可能的答案就出现了。既然一个人的死党通常都是同性，那么在原本女性就少的创业群体中，能找到两位女性好友一起创业的可能性就更是成倍减小。”人数稀少只是个“数学”问题，格雷厄姆说，并非“刻意为之”。
对吴茵茵而言，来YC的决定就意味着远离Facebook，并拒绝来自硅谷的其他工作机会，而他们往往能给出更高额的薪水、预IPO阶段的廉价股票期权和其他福利。她说自己的处境让她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的宾格幼儿学校进行的著名的棉花糖实验。该实验的目的是测试小孩子自我克制的能力。实验对象会被告知，如果在研究员离开房间后，他们能忍住诱惑，不把棉花糖吃掉，那么就可以得到第二颗更大的棉花糖。那些在实验中表现优异的孩子在青春期和成年后也表现得更为杰出。吴茵茵说，她也是为了能在自己的创业公司里大展宏图，才选择放弃在大型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的优渥条件。她开玩笑说，她希望能“在以后将两颗棉花糖都拿到手”。
在2009年年末的一次播客采访中，当杰西卡·马被问到为什么选择在大学就读期间就开始创业时，她说她不明白的是：“未来就在眼前，为什么人们总浪费时间去为它订什么计划。”
而对于计算机界女性创业者稀少的问题，她说她平时都没怎么想过这件事，不过在几天前她也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怎么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她就去询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系的女生们，童年时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并特别留意有多少人会选择芭比娃娃。而她得到的答案都一样：没有一个人选芭比娃娃，乐高玩具才是她们的最爱。
她还注意到，大部分女性计算机科学家的父母都至少有一位是工程师。而她自己也是如此：她的乐高玩具和科学小工具也都是工程师父亲送的。
TechStars确实会很积极地帮忙，也极具亲和力。但YC更胜一筹：我们会让你们自己管理公司，我们不会插手，但如果你们需要帮助，我们也会来帮忙。我认为这两种方法都很好，就好比一种是公立学校，你在里面完全自力更生；而另一种是私立学校，他们会尽一切努力以确保每一位学生都取得好成绩。
在Viaweb于1998年被收购后，格雷厄姆曾在雅虎短暂地任职，但很快他又搬回了波士顿。自2005年YC创立以来，辗转于波士顿的夏季项目和山景城的冬季项目的他发现，这两个地方对创业公司的友好程度很不同。换句话说，世上没有第二个硅谷。
美国学者常常鼓吹说，从整体上讲，美国人要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具创业精神，但格雷厄姆却明确地否认了这一观点。在他看来，其他国家的创业者所缺乏的并不是成为企业家的动力，而是那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聚集到一起，并让别人也看到创业的可能性的某个地方。他在2006年写道：“有人说欧洲人欠缺活力，我才不信呢。我认为他们的问题并不是不敢做，而是缺少榜样。”欧洲的黑客们根本就没机会认识创业者，这无关于文化或国民素质，只是地理上的问题。不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没有一个地方能像硅谷这样成为如此引人注目的创业集中地。“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要比耶鲁大学的学生更有志于成为企业家，”格雷厄姆发现，“但这并非因为学生本身的差别，只不过是耶鲁大学的学生没那么多可供效仿的榜样罢了。”
与哈金·塔格同时被正式纳入YC合伙人行列的还有保罗·布赫海特。格雷厄姆指出，布赫海特“与谷歌做得最好的三件事都有直接关系”，即开发出Gmail、开发出谷歌广告系统的原型以及制定出谷歌 “不作恶” 的行动纲领。离开谷歌后，布赫海特曾与人联合建立了一家名叫FriendFeed的创业公司，并在一年前完成了当时Facebook历史上最大的收购案。格雷厄姆还将自己的最高评价送给了他：“世界上最好的黑客之一。”
在2010年的盛夏时节，PayPal的创始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找到了柯林斯兄弟，他认为Stripe可能会成为一座“两级”火箭。“到第二级时你就能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奇迹，但前提是在第一级时打好基础”，柯林斯记得泰尔当时是这样比喻的。话虽如此，但泰尔还是投资了Stripe。
在那年的夏天过去时，柯林斯兄弟从泰尔、Sequoia Capital、Andreessen Horowitz、SV Angel、同为PayPal创始人的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及其他投资方那里完成了一轮200万美元的集资。而在之后到来的秋天里，柯林斯兄弟并没有返回校园。
最后，从这两兄弟全职投入Stripe开始不过18个月，年仅分别23岁和21岁的他们又得到了以Sequoia为首的一轮1 800万美元的投资，而他们的公司估值也达到了1亿美元。
凯文队就是被这种自我怀疑而困扰的团队之一。凯文·王、杰森·沈和兰迪·庞这三位刚从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年轻人凭借印刷相簿的复古想法得到了YC合伙人的青睐。在第一次正式聚餐的安排告一段落后，凯文队请格雷厄姆到他们这来坐一会，给他们出出主意。
他们原本的想法是管理用户e-mail信箱里收到的照片，但在几周前，他们通过Skype跟哈金·塔格谈起这一想法时，哈金要求他们给出一个能够吸引用户的方法。而无法给出满意答复的三人后来就策划了这个印刷相簿的点子，但这还是没有解决如何吸引用户这个大问题。
格雷厄姆翻出了自己当时给他们的面试总结：“精力极其充沛的创业者、新想法也值得投资。”看来格雷厄姆也不鼓励他们继续做相簿。
格雷厄姆告诉凯文队：“我来告诉你们如何想出新点子吧，其实就三件事。一，创业者本身就是目标用户。二，只有少数人能做到，而创业者就在其中。三，几乎没人发现这是个大问题。”
在一个月前的YC面试中，格雷厄姆就曾经提到过Altair个人电脑，谁都没想到它发展成了后来的微软。而现在他又忍不住旧事重提，毕竟这是他最为钟爱的将一个小想法发展为多样化的商业巨头的例子。微软从只支持一种品牌的微型计算机BASIC程序设计语言起家，随着更多微型计算机品牌的出现，它又增加了许多BASIC程序的变种来提供支持。接着，它又推出了其他的程序设计语言，然后是操作系统，再然后就是软件应用程序。“这时他们已经举世瞩目了！”格雷厄姆的声音激动了起来。“四级跳！”而这一过程就是从比尔·盖茨发现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始的：为第一代个人计算机提供通用软件，让它们可编程。
“问问你自己：‘我期望别人的创业公司为我做些什么？’”格雷厄姆说，“最好的机会就是那些在别人眼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轮到BrandonB面试时，鲍林格独自一人走进房间，他的联合创业者已不知所踪。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啊？”格雷厄姆开口就问。
“是啊。”鲍林格的联合创业者突然决定放弃这家创业公司。“这是昨天凌晨12点30分新鲜出炉的坏消息。”鲍林格解释道。
格雷厄姆安慰说，他并不是第一个被人抛弃的YC创业者。“但这是我第一次被人抛弃。”鲍林格说着笑了起来，而YC合伙人们也跟着笑了，很高兴他能克服这一挫折。
创业公司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它是一门新的生意，而是这门新生意的发展速度将非常快——它“必须是为了发展而设计的”。
要想出新点子其实只需要做三件事：（1）创业者本身就是目标用户；（2）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而创业者就是其中之一；（3）几乎没人发现这是个大问题。
创业初期，用户数量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他们对产品的依赖程度。
克里斯·塔姆（Chris Tam）和保罗·周（Paul Chou）在项目一开始的几周里经常出没于酒吧，在那里消耗的时间比同届夏季项目中的其他人都多。为了测试这个名叫Opez的创业想法，他们必须要往酒吧里跑。在YC的申请书中，他们将其称为“调酒师的粉丝网站”。之后，他们还要把这个想法拓展到其他服务性职业上，包括餐厅侍者、发型师、健身教练或女按摩师等，让顾客能在网站上找到最心仪的专业人士。Opez会推出一家网站，以便让这些“杰出的专业人士”和粉丝顾客们保持联系。
格雷厄姆就曾呼吁所有的创业者们走出去和他们的顾客见面，结果，塔姆和周在山景城的一家酒吧里幸运地认识了一位名叫亚当的调酒师，并在他身上证明了他们的一个假设：对于那些非常优秀的服务业人员，顾客甚至会为了得到他们的服务而专门到店里来。克里斯·塔姆和保罗·周都是黑客，塔姆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数学专业，而周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专业。两人在6年前于Goldman Sachs做暑假实习生时认识，后来分别在Goldman工作了3年和4年时间。塔姆最近刚刚得到哈佛大学商学院的MBA学位。两人在向陌生人介绍自己时都显得非常轻松，而且颇为健谈。
他们听说那位名叫亚当的调酒师在当地算是个传奇人物，于是就登门拜访。在自我介绍并解释了他们的计划后，成功地说服了亚当参加这场实验。几天后的一个晚上，Opez的两位创业者再次踏进这家酒吧，并带来了几个朋友。二人默不作声，让朋友们点名让亚当调酒，被点名后，亚当会上演一场调酒秀。“他花了8到10分钟的时间给我们调了两杯酒，这在别的酒吧里简直闻所未闻，不是么？”塔姆说道。朋友们回来时告诉他们，这两杯酒“太棒了”。他们都说一定会带自己的朋友也过来见识一下。
这就是Opez的创业者们想让每一位顾客享受到的难忘体验。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了一些潜在的问题。例如，当有4名调酒师在场时，如果每位顾客都指明让亚当调酒而忽略了其他调酒师，他们就难免会感到不满。Opez的创业者们要想办法在宣传那些最优秀的服务人员的同时不致于在那些略逊一筹的人当中树敌。
在两天前的聚餐中，从2007年YC夏季项目脱颖而出的Dropbox的创始人德鲁·休斯顿（Drew Houston）应邀作为客座讲师。他曾在演讲后告诉格雷厄姆，关于成功的创业公司，有些话他并没有说出口：“那些成功创业者没有到处胡闹，对吧？取得成功的创业公司都不参加聚会，也不会成天跑来跑去跟各种各样的顾问闲聊，他们做的只是编写代码、与客户沟通，不是吗？”这也是格雷厄姆时常挂在嘴边的真理：编写代码、与客户沟通。
格雷厄姆说，这些创业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和其他YC合伙人们会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不断更新对每一家创业公司的评分。这对合伙人自身而言也是一种有益的训练，他们希望能提高自己的能力，即能够慧眼识出在未来最有可能成功的申请人的特质。
“在看评分排名，”格雷厄姆说道，“至少是看我自己打的分数时，我注意到，所有名列前茅的申请人在销售活动中都像是‘凶猛的野兽’一般。”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只要有强势的销售能力就一定能成功。“你还必须在编程方面有一技之长，同时在销售上保持进取心。我们资助的所有创业者都擅长编程，这是我们可以打包票的！”但YC合伙人所缺失的正是在销售活动中步步紧逼的热情。“我说的销售并不只是给别人打打电话，而是要四处走访、与客户交谈，并了解他们的需要。所以，你们应该试着将重心放在销售工作上，把你所有的时间都用在销售上，而把编程当作次要工作，你们认为呢？”这个建议是如此惊人，连格雷厄姆自己也不由地激动起来：“这样……”他停顿了一下以示强调：“这样必将带来非常好的结果。”
和其他创业公司在演讲最后的做法一样，杰森·沈也向其他学员们介绍了团队成员的专业技能：“凯文和兰迪负责开发。”而在谈到自己时，他说他已经学会如何在面对拒绝时依旧保持动力。“我已经被连续拒绝了30次。”他说，他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拒绝疗法”，在这一疗法中，一个人必须不断地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以致每天都会被拒绝至少一次——这样他就会习惯被人拒绝。杰森·沈已经被拒绝的一个请求是：他询问一名飞机乘务员，能否让他免费升到头等舱。还有一个例子是：他在火车上发现一个美女，于是决定问她要手机号码，当对方拒绝时，他就算是完成了这一天的被拒指标。他坐到她旁边，开始拉家常，在下车的时候向她要手机号码，没想到对方的回答是：“没问题。”这种事件被他归类为“失败的拒绝”。“所以，如果你需要拨打推销电话的勇气的话，可以来找我谈谈。”
在YC的世界里，商学院被视为一种毫无用处的存在，它们与软件创业公司的格格不入已经成为共识。唯一一个真正值得探讨的有关正规教育的问题是，创业者是否需要完成大学学业，甚至是否需要读大学。
2010年，PayPal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彼得·泰尔宣布了一项新的奖金计划，为20名选择离开大学去追逐梦想且年龄不到20岁的企业家各提供一笔100 000美元的赞助。当人们在网上激烈地讨论年轻企业家是否需要读大学时，简彦豪于2011年年初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自己在耶鲁大学的经历。尽管他详细地列举了身为技术企业家的自己在工作中正运用的那些从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和技术，但实际上却是少之又少。
他说，融入耶鲁大学的生活是最难的一步。他发现自己不得不逐渐减少花费在课程上的时间。“我的时间并没有花在学习上，而是用在了酒吧社交、电子游戏和倒腾日历网站Kiko上。”他说他很感谢大学“给了我一个可以名正言顺鬼混的俱乐部，并做好成为一名成年人的准备”。他主修的是物理学和哲学，所学的内容和软件创业公司创始人的身份毫不相关。他还列出了创业中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编程、网页开发、设计、产品管理、项目管理、会计、公司战略和商业交流。
尽管耶鲁大学并没有商业研究方面的研究生项目，但简彦豪并没有批评其课程设计。他最需要学习的东西，即“跳出框架的思维方式、责任自负的处事态度，或者在现实世界中活出自己”，都不可能从任何普通的讲座中获得。
在创立YC时，保罗·格雷厄姆就立下了一条正式规定：绝不给只有一名创业者的创业公司投资。后来，他对此规定有所放宽，允许对某些特殊的创业者网开一面。这一妥协确实带来了不错的结果，其中一个特例就是德鲁·休斯顿，他是YC最成功的创业公司Dropbox唯一的创业者。但休斯顿后来就不再是创业独行侠——Justin.tv的凯尔·沃格特介绍的阿拉什·费尔多西（Arash Ferdowsi）后来成为其联合创始人。如果有人质疑创业至少要两人一组的必要性，格雷厄姆就会列举出那些公共形象皆与单个创业者相联系的技术界巨头，即微软（盖茨）、苹果（乔布斯）和甲骨文（埃利森），并指出他们在一开始都有两名创业者，而非独自一人。所有的创业公司都一样，这是格雷厄姆坚持的观点：你需要有两个人来分担压力。
在YC完成第一笔投资的6年后，格雷厄姆试着结算出该基金至今为止投资所得的价值总额。在排除那些最近刚刚投资的创业公司，只考虑2005年至2010年间的208家创业公司时，他声称有5家受YC资助的创业公司已经各自以超过1 000万美元的价格被收购，另外20家的收购价格则较低。一经收购，这家创业公司就算是获得了圆满的结局，而买家在交易时所设定的价值也是确切无疑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则是另一种结局，它可以通过更客观的方式决定创业公司的价值，不过，还没有一家受YC资助的创业公司达到过这一里程碑。
然而，大多数YC投资的创业公司的价值都很难确定。最近一次融资所确定的估值也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还是无法确定的是，在没有公开交易的情况下，私人融资中的高额估值能否被用来预测这家公司的最终价值。考虑到这些因素，格雷厄姆将最成功但尚未被收购或发行股票的21家YC公司的价值合计为47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一家公司：Dropbox。保罗·布赫海特指出，在YC的创业公司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创业公司的价值比后面跟着的199家公司加起来都要高，而排在第二位的创业公司的价值也能超过后面的198家公司的总和，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