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前烧的历史(冷门 9k+ )

备前烧的历史有兴趣者可看看)

一、平安末—镰仓时代

备前烧在《延喜式》一书中也有记载的名门“备前烧之须惠器”的传统影响下,大约在平安末期,在和气郡香登荘伊部(备前市)成立。

在这之前,虽然在相对较南边的邑久郡矶上保油杉(长船町)等陶艺匠们零零碎碎地开始了须惠器的生产,但是随着集权的瓦解、贡品地的消失,陶艺匠们为了寻求庇护之地,越过作为当时山岳佛教的圣地、寺院大量屹立的熊山的北边,移住到伊部之地。

  备前烧初期的窑修筑在伊部地域周边的山脚下,形式是和前代须惠器窑相同的半地下式**窑。大明神窑、池滩窑、大池南窑、姑耶山上窑等都是备前烧初期的窑。这种半地下室的**窑是在山的斜面挖一条十米左右细长的沟,顶棚和侧壁都是用黏土做成的,在燃料比较多的情况下,烧制过程中会有斑的生成,因此是种效率低下的窑。但是在这之后,这种有斑生成的“窑变”却成了备前烧的生命之所在,这种效率低下的窑却相反地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结果。这种**窑,在备前烧的历史中,为了更好的完成高温烧成,一直都加大其地面的倾斜度、扩大地面面积、用柱子支撑面积宽广的顶棚等。

这段时期作品的种类主要以碗、碟、钵、瓮等为中心。碗、碟的底部大都是线切、平底;钵还没有晶面纹样,作为捏钵等雑器使用;瓮的瓶口部水平或外翻,底部大都也是圆底风格;瓦的裏面是方格纹或平行的敲打纹,和熊山遗址出土的器物一样。熏烧还原烧成的作品其色都是灰白色,胎土质量上乘细腻,但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与其说是备前烧还不如说是须惠器更贴切。

这个时代刚好也是社会的混乱期,各地盛行须惠器后裔之窑。例如,备中国的龟山窑、美作国的胜间田窑、播磨国的鱼住窑等。这样自然而然备前窑的生产量开始降低,遗址出土的文物也相对稀少。百间川遗址(冈山县),草户千轩町遗址(广岛县)等是主要的遗址集聚地,出土了大量的瓮、壶等。

大约到了镰仓中期,修筑在山脚下的各个窑为了寻求燃料和黏土,都各自朝南北方向迁移。此时的窑在形态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在烧制方面有了些许改变。如在窑的规模、倾斜度上都做了一定的调整。这个时期窑的数量不断增加,合渊窑、世山窑、福田越窑、伊坂越窑等都是当时的名窑。在合渊窑三窑之中,最古老的合渊窑全长九点二米,宽一点二米,倾斜度为二十度。窑数量的增加是随着各产业的发达,对陶器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再加上这时各地须惠器窑已经衰落,更加激发了对备前窑作品的需求量。

在作品的种类上,这时已经基本上不再生产瓦。碗、碟的生产率也急剧降低。作为钵的改良品,全国率先加入结晶纹样的擂钵出现了。这时壶、瓮的瓶口开始渐渐外翻,其中也出现了滚边状的雏形。和前代相比,开始使用稍微粗质的土。从整体上来看,作品制作虽然稍显粗糙,但实用性却大有提高。在成色方面,作品黑色增加,其中也出现了备前烧色的赤褐色。到了这个阶段,中世窑的备前烧就此完成了。

即使到了这个时期,遗址出土的器物并不多,全国大约也就三十来件。随着各地陶窑的衰退,备前烧窑产地的稀少价值也因此增加。当时的政都镰仓(神奈川县)、九州南部的川内(鹿儿岛县)也有少量出土文物出现。这些遗址大都靠近港湾,出土器物的种类也主要集中在壶、擂钵、瓮这三类上。

二、南北朝—室町时代

从夹在南北朝时代的镰仓末期到室町初期,窑的海拔位置渐渐升高,有的甚至达到了和熊山山顶相近的超过海拔四百米的位置。从灰原窑的大小来看,窑的规模不是很大,这时窑的数目在不断增加。谷窑是这时窑的代表,窑有两基,全长十二米,最宽处可达一点四米。

这时窑作品的种类,除了一部分例外之外,基本上都是壶、擂钵、瓮这三种。作品形状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时代的变化。这时壶的瓶口稍微往外翻形成滚边瓶口,擂钵的瓶口部是直角切割,稍微外倾,瓮的瓶口也是稍微往外翻,滚边的幅度有大有小。这些器物整体厚实、坚固、实用,由于烧制过程提高了酸化度,紫褐色器物比率增加。胎土的选择随窑的修建场所而定,由于有些作品采用单一山土的原因,给人感觉砂质感较重。和歌山县日置川町的长寿寺境内出土的备前烧大瓮(碎片)是最古老的有年纪铭的备前烧(历应五年、一三四二),高约七十厘米,翁口直径约三十八厘米,瓮身中部直径约五十八厘米。赤褐色外表、滚边瓮口、瓮的上方有少许胡麻(自然釉)。

从其生产状况就可以知道,这个时期备前烧的销售通道、销售量飞跃式的发展扩大。销往当地寺院和一般居民这不用说,此时的备前烧通过镰仓后期这个地区的山阳道(律令制中的七道之一)以及片上湾和吉井川的水运销往西日本各地。

发掘出的遗址数量也上升到了数百个,其分布覆盖了京都以西的所有县。以现在的地域分布来看,北东可达福冈县,南西可达冲绳县。其遗址不仅集中毗邻港湾和交通发达的地方,各城馆、名胜古刹中也有发现。作为特殊的遗址—香川县内海町冲的水子岩船遗址,共发掘出擂钵七十七个、捏钵两个、大型壶六十八个、中型壶两个、小型壶一个,还包括各种瓮类及大量的陶片。这证明了这段时期,大量的备前烧已经走出了近畿地方。另外,这个时代的墓地、作为长期使用的集团墓地的发掘情况来看,冈山县胜山町若代和同县贺阳町妙本寺等数十个地方都出土了骨壶。这些都说明,在大型陶器上,已形成东日本使用常滑烧、西日本使用备前烧的大致格局。这时各类文献史料关于备前烧的记载已经随处可见。正安元年(一二九九),法眼元一在《一遍圣绘》中描述福冈县的景象提到,备前烧的壶、瓮和大米、日用雑货、衣类、生鲜食料品等一起贩卖。在《山科教言卿记》应永十三年(一四零六)的条目中有关于备前烧茶壶的购入,在《兵库北关入船纳表》(文安二年、一四四五)中记载着从兵库湾入港的船的运载货物中有备前烧的壶、瓮等作品多见。由此可见,备前烧从地方性的名产品,其知名度已扩大到更远的地方。对此作出贡献的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是南北朝的动乱,这场动乱让日本全国陷入混乱,却也加速了各地文化的发展交流。

大约到了室町中期,备前烧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大的变革时代。在这之前,为了寻求燃料和原料土,窑大都修筑在对窑业经营不利的比较高的地方。但是,随着不断增加的需求量,影响窑选地的因素—燃料和原土已经不成为主要问题,取而代之的是运输问题。因此,窑逐渐修筑在生活便利、运输条件好的山阳道附近以及片上湾岸的浦伊部。窑的规模其长可达四十米左右。和前代相比,窑的数量相对减少。这个时代窑的代表,不老山隧道东口窑,推测最终筑成时间是在室町末期,长约四十米,宽两点五米至三米,地面倾斜度十五度,其规模已经可以说是发展到了大窑阶段,但是这时还没有窑印。这个窑出土了大约数千箱的备前烧陶片,其中八成以上是赤褐色的擂钵陶片。

这个时期作品的种类和前代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大体上还是分为三类。但由于经过了室町时代,壶、擂钵、瓮已经开始生产大、中、小各类,器的形状也多种多样。壶的上半部一般有波状的梳痕纹,有的还附有双耳、三耳、四耳。擂钵的瓶口部慢慢向下倾斜,强度和使用便捷性都有增加。大瓮的瓶口是扁平的滚边,整体坚固结实。所有的作品都是酸化烧制成的(作品大多成赤褐色或茶褐色),为了实现大量生产,渐渐开始用粗质的土快捷生产。作为这个时代的史料,冈山县山阳町的古刹千光寺收藏的福安元年(一四四四)铭四耳壶,是备前烧壶中最古老的纪念铭的壶,相当有名。其高约六十三厘米,瓶口直径十七点五厘米,壶身直径约四十六点一厘米,底部直径二十二点八厘米,特别气派。黑褐色的瓶口、黄褐色自然釉的壶身,显示了这个时代发达的烧制技术,上面刻着作者是“伊部村之钧井卫门太郎”,和同时代《兵库北关入船纳表》中记载的伊部的船头卫门是同一人。

备前烧出土遗址的范围,从关原到西部,和前代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各地域出土物及出土质量却显著提高,遗址的数量也达到了二百三十个。其中各类的壶、擂钵、瓮主要出土于城馆、聚集地、墓地、沉船等遗址,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反映了当时时代状况、在山城使用的大瓮和擂钵的出土。到了这个时期,备前烧可以说是当时西日本当之无愧的生活陶器的王者。

从这个时代的文献史料来看,备前烧和茶道也开始有了一定的关联。村田珠光(一四二三~一五零二)在其弟子古市澄胤赠与他的《茶道秘传》中提到,备前烧和信乐烧是当时茶陶的最好之物。但后来的金春禅凤(一四五四~一五三二)在其作《禅凤申乐谈义》中阐述道,从常识来看,不像茶道具的备前烧,只要在茶道使用中很好地将其立起就已经算是很会使用了。换言之,公历一五零零年前后的备前烧还没有成为谁都会使用的茶道器具。刻有永正十四年(一五一七)铭文的本法寺(京都)收藏的水屋瓮,和水瓮、火钵一样,经常作为存储粮食的生活雑器使用。武野绍鸥(一五零二~一五五五)旧藏,现被德川美术馆收藏的备前烧净水罐(铭、青海),外形是向外稍微展开的圆筒形,当时它并没有作为净水罐而是作为绪桶使用。酒壶、碟、钵等食器中也有一部分作为茶陶使用。此时并不像茶道器具的备前烧,逐渐变成了当时只要想把它作为茶道器具使用就能作为茶道具使用的茶陶作品。

三、桃山时代

桃山时代的前夜—室町末期,备前烧的历史迎来了一次巨大变革。这就是大窑的修筑。在这之前伊部集聚地周边山脚零星散落的半地下式中规模窑已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修筑南、北、西三个巨窑。这种大窑的形式,从本质上来说和之前使用的半地下式中规模**窑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规模一下子变大很多。这种窑长五十米以上,宽四点五米,一个窑开窑烧制,大概要树木两百吨,烧制时间三十至五十日。为了提高烧制效率,开始使用合成烧制法、套入烧制法。南大窑在现国道二号线的南边、榧原山北,北大窑在伊部街道北、不老山南,西大窑在伊部街道西、医王山东南方。

像这么巨大的窑,当然不能像现在一样一个人经营。陶工匠被分为十人一组分别派往南、北、西三大窑开始实行共同生产。这时的主要窑户把其作品统一划分为大饗、金重、木村、寺见、顿宫、森六个姓氏,这样窑户就可以在出窑时很容易辨别其作品,然后在作品的上方和内外底部印上自己的窑印。初期的窑印大多都是相对较大的简单手写印,进入近世不久逐渐变成相对较小的定点押印。

这个时代作品的种类还是以壶、擂钵、瓮这三种为主流。但是作品的形状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型壶的瓶口直径有了明显减小,被称为种壶的小型壶,壶身上有明显的辘轳纹。擂钵垂直的瓶口外面有两条小沟,增加了强度和使用便捷度。瓮、大的体积达到了二至四石,它的瓶口部和擂钵一样有三个小沟,非常的结实。大瓮中很多都刻有纪念铭,在历史考古学上,有助于同路资料的时代判定。到了这个时代,备前烧的历史赢来了最璀璨夺目的时刻,各类茶陶、食器出现了。永禄年间(一五五八~一五七零)开始,各类茶会记上频繁出现备前烧的水罐、净水罐、花器等。这个时期的茶陶作品到了大窑时代就必须印刻窑印。作品烧制开始使用田土制作,因其黏糊的土质,烧制出来的作品呈现赤褐色中掺有紫色的紫苏色。

室町末期出现的备前烧茶陶一进入桃山期就开始蓬勃发展,此时备前烧的主流作品仍是壶、擂钵和大瓮等生活雑器。水罐、净水罐、花器、茶碗等茶陶、酒壶、碟、钵等食器的生产也开始正规化,它们基本上全部在三大窑批量生产。

桃山前半期茶道的领导者是千利休(一五二二~一五九一),他侍奉当时权利的最高统治者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他作为天下第一的茶人影响着全国的茶人和陶窑。天正十八年(一五九零)到第二年间,根据千利休的自会记《利休百会记》记载,他共使用花器七回、壶二十二回,这也体现了当时备前烧的价值。丰成秀吉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他于天正十五年(一五八七)十月一日,在京都北野的丛林中举行大茶会。茶会上各类器物聚集,备前烧的水罐、花器占据上席,可见秀吉是多么偏爱备前烧,他还用备前烧的二石瓮作为自己的埋葬瓮。

到了桃山后期,备前烧茶陶的作风一改前样,为了**取代千利休成为茶道领导者吉田织部(一五四四~一六一五)的喜好,故意使用刮刻纹样,实现栈切、牡丹饼等窑变制作,这个时代各类茶陶,食器成为了现代作家的典范。

备前烧之所以受权利统治者和茶人的喜爱,是因为其豪快雄浑的作风,和当时的时代气息相协调,备前窑也具备当时时代要求的生产应对能力。

出土的桃山期备前烧遗址和前代相比有了明显减少,全国大约只有百二十个。虽然桃山期历史短暂,但其生产量和销路并没有缩小。遗址中的大阪城三丸址、本町遗址、以及前代留传下来的根来寺坊院址,其中任何一个遗址就会出土大量的大瓮和擂钵。相国寺旧寺域遗址就出土了大量的茶叶罐、水罐、净水罐、酒壶、八寸碟、平钵、水屋瓮和已经很明显作为茶道具使用的器物。这些也体现了当时的大名、町众、僧侣等对茶道的喜爱。

桃山前后的著名茶会记有《松屋会记》、《天王寺屋会记》、《今井宗久茶道日记》、《宗湛日记》、《北野大茶道记》、《槐记》等。在这些茶会记中备前烧出现的次数总计六百九十二回,远超其它任何陶器。以种类划分来看,水罐四百七十九回、净水罐一百三十回、花器五十三回、壶二十二回、茶叶罐十回、茶碗九回。

四、江户时代

这段时期从桃山文化的终结宽永年间(一六二四~一六四四)一直到幕末,在这二百五十年间,原则上还是室町末期修筑的南、北、西三大窑生产备前烧。但是探查各个窑迹就会发现,各个时代不同的窑使用情况也不同,这时的窑大约隔一百年就会被改造、修缮。此时出现了有田、濑户为首的日本为数不多的施釉陶瓷器窑,各藩也出现了以振兴养殖产业为目的的窑场。江户中期的延宝八年(一六八零),为了解决热功率、生产量以及资金操控等问题,伊部的窑户向冈山藩提出了小窑生产的申请,于第二年开始正式实施。

其后对窑的规模进行了几次缩小,也开始修筑生产彩色备前、白色备前这一类作品特殊的窑。到了幕末开始建造连房式登窑,也就是天保窑,当时称作融通窑。木村贞幹、森良康等人在不老山下修建一基、榧原山下修筑二基的总共三基之窑。从史料来看,窑的规模分为长约十六点四米、宽约四点二米和长约十三米、宽约三点六米两种。因为是八日就可烧成的小窑,节约了燃料,缩短了制作、贩卖周期。

备前烧作为藩地的一个重要产业,冈山藩对它实施多个保护政策。宽永九年(一六三二),冈山藩主池田光政,从备前窑的陶工匠中选拔御细工匠、助细工匠,给予俸禄进行保障。最初的选拔在宽永十三年,与八和新五郎选中被给予九斗六升的俸禄。随后一直到幕末,相继选**清三郎、五右卫门、村正长右卫门、金重利作、木村直左卫门、木村甚七、木村长十郎等数十位陶工匠。另外在燃料、原土上也给予优惠政策。在燃料上,自丰成秀吉以来一直是无偿供给,直到亨保十年(一七二五)开始收取少量的山役银。在原土上,延宝五年(一六七七)开始申请使用邑久郡矶上村和种气郡新庄村的原土,一般新庄村的土要加入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矶上土混合使用。

因为备前窑带有半管窑的性质,因此受到了来自藩的各种规制。例如,元禄四年(一六九一)废止了备前烧使用刮刻的传统技法,禁止陶工匠自由活动。大窑开窑的时候,藩一定会派遣窑奉行挑选烧制上乘的作品并全部被藩征购。藩不仅在种类和制作方法上,在价格和贩卖方法上也进行统治管理。

在室町、桃山期生产贩卖一路辉煌的备前烧到了这个时候被幕藩体制浸透,品质和数量都开始下降,自由豁达的风格也在渐渐消失。在茶陶上,小崛远州(一五七七~一六四七)所喜爱的轻薄小巧的作品风格成为主流。这时其它窑产地的开创发展也开始侵占备前烧的市场,备前烧慢慢陷入了艰难的境地。

在这样的状况下,备前窑开始下各种功夫和努力。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运用独特手法制作的伊部手作品群。就是在细细的水簸黏土制成成品的表面涂上友土或者是畠田(备前市)的黄土泥浆,然后再烧制。其成色有黑褐色、紫苏色、黄褐色等,给人感觉像施釉陶或铜器。这些作品在烧制过程中为了防止歪曲破损等开始使用匣子套装烧制。像这样运用伊部手法的技法制作出来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和之前制作袋状器物、扁平器皿完全不同,这时主要制作加入人、动植物形象的作品群,如香炉、香盒、装饰品等。在最初是用手捏制塑造陶器形状,后来慢慢以模型制作陶器。到了江户时代,出现了备前烧八百年的历史中最特殊的作品,那就是彩色备前、白色备前、绘备前,为数倍烧(陶器不上釉并用比上釉陶数倍的时间烧制)的历史增添了色彩。天保窑主要烧制酒壶,另外也生产定量壶、茶器、花器等、

这个时代备前烧的遗址主要以西日本为中心,大约有七十个。和前代相比,数量急剧减少。从当时的政治中心地—江户有八个遗址来看,备前烧的名声还没有完全消退。这个时代遗址出土的主要器物有擂钵、酒壶、照明用具等。

从各种文献中可以了解到这个时代备前烧的种类、流通、贩卖渠道。元禄十年(一六九七)年出版的《茶道中评林大成》中记载了很多京都、大坂的备前烧物问屋使用的各类器物。文政二年(一八一九)的《江户购物指南中》中有关于江户的各酒店中在备前酒壶中倒入名酒贩卖的记载。另外,藩文书和窑户文书也记载着通过片上、牛窗、冈山的商店贩卖备前烧。伊部集居地临近当时的国道、山阳道,窑户大多都在这开店、各西国大名及其家臣途径此处都会购买备前烧制品。藩或窑户特别满意的优质作品,大多都作为贡品敬献给幕府、皇室和他藩。

不得不提到江户后期的定做贩卖品—神社狛犬。这是各个神社的氏子中,有能力的施主捐赠给寺院的。

当时,有备前烧狛犬残存下来的有名神社有:

备后吉备津神社文政七年(一八二四)台石铭

备前瑜伽山大权现文政十二年(一八二九)台石铭

武藏品川神社文政十二年(一八二九)

出云美保神社文政十三年(一八三零)

赞岐金比罗宫天保十五年(一八四四)

备中高松稻荷弘化四年(一八四七)台石铭

五、明治—大正时代

在欧化思想的影响下,备前烧迎来了最低谷的时期,特别是在这个时代的前半期,废藩置县,备前烧完全丧失了藩的保护。在洋风文化至上主义的风潮下,茶陶、花器等与日本传统文化相关的器物基本上卖不出去。和融通窑一起残留下来的三大窑到了这个时期也被废弃,陶工匠们也大都转业成为百姓和商人。这可以说是备前窑八百年历史中最大的危机。

为了渡过这次危机,明治六年,大饗千代松、木村藤太郎、森荣太郎、森喜久助等开始修筑明治窑。明治十年,大饗为五郎、后藤贞三、行本传三等设立陶器改选所,都致力于备前烧的复兴。但是后来由于经营不善,没几年就倒闭了并被其它企业收购。明治二十年,森琳三修筑个人窑,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终于迎来了和共同窑完全不同的个人经营窑的时代,这种雇佣工**量生产的生产形态被现在的窑户继承了下来。到了大正二年、三村陶景创办陶器学校传授指导技术。苦境中的备前窑开始慢慢复苏。

这个时代的主要作品是按现在的陶艺流行市场来看都无法想象的土管。备前烧的土管,从赤橞城遗址的发掘情况来看,从江户初期就已经开始生产了,到了这个时代开始大量生产。从常滑(爱知县)请来技术匠,土管制作公司不断兴起。土管在日本的农业、工业、交通、生活的近代化上都大有帮助而深受好评,其制作公司也不断增多。明治二十九年,现在的品川白练瓦株式公司的前身备前窑陶器株式公司开业,土管也成了备前窑的中心产品。这类土管制作公司,在其后日本各地制铁业发达的过程中开始渐渐烧制耐火砖,到了现代完全只烧制耐火砖。

在这种情况下,备前烧的生产率开始稍微有了提高。融通窑、明治窑(都是共同窑)和个人窑开始统一制作各类茶陶、花器、装饰品、食器、生活雑器等,另外也生产白备前、青备前、绘备前、彩色备前等,在销往海外的啤酒瓶和洋酒瓶的底部印刻“MADE IN JAPAN”的字样。这个时期的名工匠有擅长工艺品制作的有永见陶乐、日幡正直、金重楳阳,擅长茶陶、花器制作的有久本才八、擅长酒壶制作的田中里三、木村清国、木村彦十郎、森菊助等。

六、现代

最后残留的一个融通窑和明治窑在昭和初期也不再使用,彻底告别了共同窑时代,迎来了个人窑时代。这个时期开始社会开始重新审视欧化一边倒的风潮,对外战争的胜利也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渐渐开始注重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文化。各陶艺部门对古陶的关心日渐高涨,相继开展展览会和出版相关书籍,茶道、花道的流行也加大了民众对陶瓷器的兴趣和需要。旧大名的没落和新兴暴发户的盛衰也促进了当时名器的买卖和收集。随着柳宗悦提倡的民艺运动的兴起扩大,倡导在平常的生活雑器中发现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陶器业的发展。

在这样的风潮下,备前窑从以前有规格的量产制作开始向富有个性的艺术性的茶陶或装饰品的生产转变,其中也涌现出了很多风流人物。有致力于桃山茶陶再现的金重陶阳、用食盐窑制作茶陶的藤原乐山、开拓手工艺品新境界的西村春湖、大乡仁堂、从彩色备前到白色备前广泛制作的三村陶景、研究青备前的藤田龙峰、擅长陶雕的伊势崎阳山、石炭窑的始祖木村兵二等,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展现着自己的特色,竞争的同时也注重相互协作。随后的日本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陶工匠的招募问题、燃料的不足以及军需品(手榴弹、军用食器)等的生产,给备前烧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战后,各县开展日本传统工艺展,指定优秀作家为无形文化财产持有者,对传统工艺实行保护、振兴。在民间,开展各种展览会、研究会、爱好会,发行研究杂志。著名艺术家、文化人—北大路鲁山人、川喜多半泥子、荒川手藏等来到窑地制作陶器。此时的备前烧迎来了在日本陶艺业中最能代表日本的认定契机,这些艺术家他们对备前烧的新见解和忠实的制作态度让当地的制作家们看到了备前烧的本质和价值,点燃了他们的热情。另外,国道二号线的改善、赤橞线的开通、茶道、花道的流行等增加了备前烧的需求量,开阔了制作家们的视野,从而**发展了备前窑。

现代代表制作家,曾致力于桃山备前的复兴,被称为“备前烧鼻祖”的金重陶阳(国家指定重要无形文化财产持有者)、把镰仓·室町时代的雑器赋予近代造型感觉的藤原启、擅长辘轳物制作的石井不老(本名与三吉、冈山县重要无形文化财产持有者)、前面也有提到过的三村陶景(本名藻三郎)、伊势崎阳山(本名义男)、大饗仁堂(本名时松)、藤田龙峰(本名俊一)、在桃山风茶陶上展现独特风格的金重素山(本名七郎左卫门、冈山县重要无形文化财产持有者)、用食盐窑烧制典雅青备前的藤原乐山(本名六治)、在大型陶雕作品上发挥优秀技能的浦上善次、专注研究绳文土器、须惠器风格备前的各见政峰(本名政美)、注重传统但又在此之上赋予新感觉创作的藤原雄、继承父亲遗志用传统烧制技法烧制五角或八角器皿的金重道明等。现在加上伊部地区以外的作家,共超过三百人日夜热心于陶艺活动。陶器制作的基本样式以前主要是以茶陶和装饰品为中心,后加入了绳文、须惠、雕塑、镶嵌等备前新技法制作各类器具,备前烧的未来可以说是充满着无限可能。


(转载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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