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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湖上空飘来了“天子气”
至正十年（1350）的阳春三月，杭州西湖烟柳笼堤，青莲映水。临近正午，一艘画舫自湖心驶来，系缆钱塘门外。船上走下几位身着元朝官服的中年男子，走进一家临湖的酒楼。二三友好游湖之后，喝一顿春酒，本是踏青乐事。不消片刻，随行衙役已为他们安排好珍馐玉馔、琴师歌女。
古代官员，多半是文人出身，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是看家本领。官场酬酢，这些技艺无不派上用场。酒过三巡，听了两曲丝竹姣音，官员们技痒，一番推让，一位清瘦的官员起身离席，踱到临窗的书案，提起羊毫，对着轩外浮在湖水湖烟中的潋滟晴光，以及金菌山上隐于葱茏绿树中的菌阁，写了一首《春兴》：
柳暖花融草满汀，日酣烟淡麦青青。
枝间好鸟鸣求友，水底寒鱼陟负萍。
异县光阴空荏苒，故乡蛇豕尚膻腥。
感时对景情何极，悼往悲来总涕零。
当纸上落下最后一个字，围观的同僚无不蹙眉。面对满眼的良辰美景，不说心旷神怡，总不至于涕泪生悲吧？何况还有“故乡蛇豕”一类的话，听了让人觉得与时下的太平光景极不相称。还来不及指责，但见湖上风浪骤起，一团铅灰色云团自西北方向涌出，阳光忽被蚀去。一会儿，铅云移至湖心，盘桓少许，复又散去，天空仍清碧如洗。
“好一朵异云哪！”有人赞叹。
“不是异云，是庆云。”有人纠正。
其实，庆云与异云并无多大区别，只不过庆云更接近瑞兆。于是，座中官员纷纷以庆云为题，分韵赋诗，赞颂庆云的出现，是象征政治清明、物阜民丰的吉祥之象。一片喧闹中，独独那位首赋《春兴》的官员独坐饮酒。于是，一位同侪问他：“仁兄，你方才写诗发了不少牢骚。为何庆云出现，你反倒不置一词呢？”
那位官员一仰脖子浮了一大白之后，慢吞吞地回答：“方才那一朵云不是庆云，吞了日头，怎么会是祥瑞呢？”
“那是什么？”同侪问。
清瘦官员答：“这不是庆云，是天子气。这股气起自金陵。十年后，那里会诞生新的英主。我命中注定，要辅佐他再造乾坤。”
一言既出，满座皆惊。斯时，元朝政局稳定，虽然有一些隐伏的危机，但表面上还是一派升平气象。这种公开宣称即将就要改朝换代的言论，若放在清朝，不但说话的人脑袋要被卸下，恐怕他的九族也会受到株连。元朝的统治者禁锢不算苛严，但拿着朝廷俸禄的地方官员，听到如此明确的诽谤朝廷的言论，还是吓得面如土色。他们哪里还敢坐下来饮酒吟诗，当下纷纷找了理由，溜之大吉了。
那位口出狂言的官员，兀自坐在那里，痛痛快快地豪饮一番。几分醉意之后，还拉着花容失色的歌女，用浓厚的浙东口音，咿咿呀呀地唱起《山坡羊》来。
这位官员名叫刘基，时年三十九岁，所任官职是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
二、官场中的另类
稍通明史的人，对刘基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朱元璋创立大明王朝，封赏的开国功臣有数十位，刘基列名其中。受封分为公、侯、伯三级。刘基不能位列公侯，仅受封为诚意伯。如此说来，他的功劳不算太大。但实际情况是，如果只评两个功劳最大的开国功臣，那么只有徐达与刘基两人有资格当选。
刘基，字伯温。在民间，刘伯温的名气远远大过刘基。他是浙江青田九都南田武阳村人。现在，他的故乡划到了文成县，归温州市管辖。中国有句老话，叫“宁为太平犬，勿做乱世人”。说到乱世，想到“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人们无不心惊胆战。连诸葛亮这样的人都哀叹“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窘迫中的无奈选择。但中国同样有一句流传广泛的老话，叫“乱世出英雄”。中国的英雄，成名于乱世的远远多于顺世。且不说刘邦、李渊、赵匡胤、朱元璋这样一些趁着乱世问鼎天下的皇帝，即便如韩信、樊哙、关羽、张飞、周瑜、秦琼、尉迟恭、徐达、常遇春这样的武将，张良、萧何、诸葛亮、魏徵这样的文臣，有谁不是在乱世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呢？后人评价曹操，常以“治世之良臣，乱世之奸雄”对举。其实，这种比拟没有多大的合理之处。顺世中，仕途中人要想升官，多把心思用来揣摩“圣意”；乱世中，有理想的人若想成事，所有的心思都必须用来逐鹿中原。所以说，在顺世中得宠的，多为三流人才；而在乱世中的成功者，则非一流人才莫属。顺世与乱世，人才的取向不同，质量也不同。够得上英雄级别的人，最好的生活环境便是乱世。
如此说来，刘伯温便是一个例子。
刘伯温生于1311年，正值元朝中叶的全盛时期。顺世中的文人，虽然也有报国的理想，但要封侯拜相，却比登天还难。现在的文人，可以到大学去教书，当博导，也可以下海经商，当老板。但在古代，除了科举，别无进取之途。刘伯温走的也是这一条路子，他二十二岁考中进士，然后滞留北京候补，三年后，才被安排到江西行省担任高安县丞。此后，他有二十年的官宦生涯，其中两次被免职。一次在江西行省掾史的任上。掾史一职，类似于今天的省政府副秘书长，属于行省大臣的幕僚。另外一次则在江浙儒学副提举任上，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副厅长。两次免官，绝不是因为刘伯温行为放浪，犯了什么渎职罪，恰恰是因为他过于刚正。用《明史》的话说，他丢了乌纱帽的原因是“发奸擿伏，不避强御”。就是说，他有点像海瑞那样的愣头青，或者用浙江骂人的话说，叫“呆头鹅”。这又说明了一个道理，顺世中的好官，为当世及后代传颂者，大都因为两条：反腐和亲民。恰恰这两条，是只能说而不能做的事。这从侧面又提供了一个论据：乱世英雄，在顺世一般都没有机会当良臣。我常常想，如果生在乱世，唐伯虎、金圣叹这样的落拓文人，未必就不是扭转乾坤的英雄。因为，如果没有元末的大乱，刘伯温也只能是一个寄食官场的不得意的文人。
三、期待着“真命天子”
刘伯温少时就有神童之称，据说可以一目七行。十四岁学《春秋》，没有像那些好学生，捧着书本诵读不辍，而是读一遍就完全记住了。判断一个读书人是否有才华，有两个基本标准，一是记忆力，二是领悟力。刘伯温在这两个方面都是超一流的。据说他游学北京期间，某日逛进一家书肆，发现一本天文书，遂站下来翻阅。店主见他看得入神，便上来搭讪。言谈中觉得这位年轻书生谈吐不凡，有意将这本天文书送给他。刘伯温笑着谢绝，见店主仍要坚持，就说：“不瞒店家，我方才看了半日，这本书早已装进了肚皮。”说着就流利地背诵起来。店主大惊，以为遇到了转世的诸葛亮。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刘伯温的才情与他的故乡不无关系。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天下七十二福地，南田居其一。万山深处，忽辟平畴，高旷绝尘，风景如画。桃源世外无多让焉。”应该说，南田数百年的精气，孕育出刘伯温这样一位旷世奇才。
刘伯温出自书香世家，高祖父刘濠，出任过宋朝的翰林掌书，祖父和父亲，都是儒林中的佼佼者。刘伯温与其上辈不同的是，他不仅尊崇由内圣开出外王的孔孟儒学，更喜欢运筹帷幄的横霸之术。《明史》上说他“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
象纬之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神机妙算。这门学问是建立在天文地理、阴阳五行基础上的谶卜术数。儒学与智术，既有关联又各成体系。懂智术的人一般都通儒学，但即便是硕儒，也未必懂得智术。通儒之人是贤人，通智之人则是高人。而刘伯温呢，则是同诸葛亮一样，既是贤人，又是高人。
刘伯温在元朝最后的几个官职，首先是浙东元帅府都事，这职务类似于今天的省军区参谋长。因建言捕斩海盗方国珍，与上司闹翻而遭到革职。三年后，再入官场，当过江浙行省都事、江浙行省郎中。那几年的浙江，主要的任务是围剿方国珍。刘伯温屡屡建言而不为当政者重视。最后调任他为处州路总管府判。刘伯温一气之下便弃官归里，这是至正十八年（1358），刘伯温四十七岁。
从以上刘伯温在元朝入仕的履历表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县、州还是行省，他都没有当过一把手，始终都是无足轻重的配角。这些官职，对一般的乡村知识分子来说，就算是出人头地、光耀门庭了。但刘伯温不一样，他少有大志，认为自己是帝王师一类的角色。年轻时，他曾写过一首《公子行》的绝句：
玉勒金鞍照地光，驼裘珠帽绣文章。
平明上马归来醉，他日清朝作栋梁。
从这些诗作来看，刘伯温早就盼望着改朝换代。他不屑于当元朝的陋官，而期望做新朝的栋梁。
但是，新的真命天子将于何时出现呢？刘伯温辞官归里时，距他在西湖赏春望见“天子气”已过去了八年。如果他的预言灵验，那么，两年后他就应该与真命天子见面了。
四、促成了朱元璋的皇帝梦
刘伯温与朱元璋的见面，的确是在十年后即至正二十年（1360）的春三月。斯时，刘伯温已在家闲居两年，写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郁离子》。关于这部书，我会在后面专门论及，这里还是先讲他与朱元璋见面的事。
据说，朱元璋知道刘伯温这个人的名字，缘于另一位硕儒朱升的推荐。朱升亦是元朝归隐的官员，与朱元璋同乡。他被朱元璋请出山后，便向朱元璋推荐了“浙东四先生”。这四个人是刘伯温、宋濂、章溢和叶琛。其时，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已是元末农民起义军中较有实力的一支。随他揭竿起义的人士，多半是淮西家乡的哥们儿，如徐达、沐英等，抡枪使棒冲锋陷阵都是好汉，但审时度势运筹帷幄都不在行。朱元璋一心想招聘几位智多星来共谋大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听信朱升的话，委派专人前往浙东，将“浙东四先生”请到南京。
对于四人的到来，朱元璋给予足够的礼遇。除了集体接见并宴请，朱元璋还与四个人进行单独谈话。四场谈话的内容，至今已不得而知。只知道刘伯温曾向朱元璋面陈“时务十八策”。完全可以断定，为这次见面，刘伯温做了充分准备。此前他就已认定，朱元璋就是他要辅佐的真命天子。
在会见之前，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位老朋友跑到南田来找刘伯温，向他献计说：“如今天下大乱，不少人揭竿而起，据地称王。以老兄才干，完全可以振臂一呼，据括苍，并金华，越中山水可收老兄囊中，成就勾践霸业在此一举。”刘伯温笑着说：“放眼天下，如今起兵的张士诚、方国珍之流，皆鼠狗之辈，我怎么能够仿效他们呢？天命有归，你就等着看吧。”不久，朱元璋兵临金华，刘伯温夜观天象，对老朋友说：“十年前我在西湖上空看到的天子气，如今又在金华上空出现了，这就是天命啊！”说这话时，刘伯温已下了投奔朱元璋的决心。所以，当朱元璋派人来请，他立刻答应，冒着生命危险于兵荒马乱中赶到南京。
刘伯温给朱元璋的见面礼，就是那“时务十八策”。这应该是十八条锦囊妙计。具体哪些内容，史载均语焉不详。当年诸葛亮初见刘备，便有了那一篇千古传诵的《隆中对》，相信这十八条妙计也为朱元璋日后取得江山起到了重要作用。只是事涉机密，除两个当事人之外，断无第三人知晓。
不少历史学家认为，“浙东四先生”的加盟，是朱元璋剪灭群雄，最终夺取天下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实，在军阀混战中，这四个人里面真正为朱元璋出谋划策起到重要作用的，只有刘伯温一人。
刘伯温投奔朱元璋的时候，朱元璋连吴王都还未称，只是韩林儿麾下一支部队的指挥官。当韩林儿称帝的时候，朱元璋还表示了拥戴。大年初一，在中军帐内设下韩的御座。朱元璋的部下将领，都奉朱元璋之命，对着那御座行叩拜大礼，独刘伯温不搭理。别人问他为何倨傲，他不屑地说：“此（指韩林儿）牧竖耳，奉之何为？”意思是这种平庸无能的人完全不值得尊敬，更不值得追随。
消息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他便把刘伯温找去询问缘由。刘伯温单刀直入告诉朱元璋：“你就是取代元朝的真命天子，何必还要去侍奉他人？”
当时，天下称王的人有好几个，除了韩林儿，还有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人。朱元璋也久有称王之心，一帮和他一起揭竿的哥们儿也撺掇了很久，只是他心中一直没有底。最让他吃不准的有两条：一是他命中是否有“龙象”；二是称王的最佳时机。通过几次长谈，朱元璋已知晓刘伯温是个精通天文地理的高人。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对卜卦、推命一类的象纬之学深信不疑。如今刘伯温说他是真命天子，这好比挠痒痒挠到了实处。如果说哥们儿的撺掇有打诳语的成分，那么刘伯温的劝说则被朱元璋当作“神谕”。在这一点上，可以肯定地说，是刘伯温促成了朱元璋的皇帝梦。
五、一人身抵百万师
刘伯温投奔朱元璋之初的几年，主要是承担军师的角色。他每献一计便成一事，因此深得朱元璋信任。朱元璋对刘伯温说：“先生有至计，勿惜尽言。”每逢军国大事，朱元璋有吃不准的地方，必然会请教刘伯温。他从来不叫刘伯温的名字，而是尊敬地喊“老先生”。刘伯温比朱元璋大了十几岁，在辈分上喊他老先生不为错。但这个称呼跟年龄没有关系。那时，在朱元璋的集团里，谁都知道，朱元璋把刘伯温当作老师来对待。
投奔朱元璋之前，刘伯温闲居故里时，曾写过一首五律《题太公钓渭图》：
璇室群酣夜，璜溪独钓时。
浮云看富贵，流水澹须眉。
偶应非熊兆，尊为帝者师。
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
可见，刘伯温不但羡慕姜太公，更是以姜太公自居。他希望能碰到周文王这样的人。他乐意当一名帝者师。
关于他为朱元璋出谋划策指点迷津的故事，无论是明代的正史和野史，都有诸多记载。在这里，我想说说最有代表性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鄱阳湖大战：
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即吴王位后，与汉王陈友谅大战鄱阳湖。这场大战本可避免，皆因朱元璋不听刘基劝告，撤离南昌而驰援安丰。陈友谅听说后，立即出兵欲夺取南昌。朱元璋闻讯后对刘伯温说：“不听君言，几失计矣。”于是迅速回兵截击，与陈友谅的部队在鄱阳湖相遇。其时，陈友谅的军事实力超过朱元璋，如果朱元璋此役失败，就会失去问鼎皇位的机会。在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惨烈大战中，刘伯温始终与朱元璋同坐一条船上，须臾不离左右。战斗打到第三天，朱元璋正坐在旗舰的胡床上督战，坐在他身旁的刘伯温突然一跃而起，拽着朱元璋说：“走，快走！”朱元璋不知就里，也不及细问，只得跟着刘伯温迅速撤到另一艘战船上。还没坐定，只见一发炮弹“嗖”地落在先前的旗舰上。在一团巨大的火光中，旗舰被炸成碎片。朱元璋顿时大惊，心中已是非常感谢刘伯温的救命之恩。
站在高处的陈友谅，看到朱元璋的指挥舰被击沉，欣喜异常，命令船队再次进攻。朱元璋沉着应战，一番厮杀，仍不分胜负。日暮之时，刘伯温建议移师湖口扼住鄱阳湖入江通道，等到金木相犯日再与陈友谅决战。按五行学说，朱元璋为金命，陈友谅为木命。金木相犯即金克木之日，选择这一天决战，陈友谅必败。
用今天的科学眼光来看，刘伯温的这一套玄学，似乎是无稽之谈。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象纬之学，的确是可为而不可知。即应用于实际中，可以得到验证，但若穷究，却谁也说不清楚。这只能说现在的科学水平，还不能完全破译其中的奥秘。
由于朱元璋毫无保留地采纳刘伯温的计谋，鄱阳湖大战最终以陈友谅的惨败而告终。此后，朱元璋顺风顺水，三年而得天下。所以说，用“一战定乾坤”形容是役，一点也不为过。而此战的关键人物，则非刘伯温莫属。一人身抵百万师，刘伯温运筹帷幄的才能，于此发挥到极致。
六、宰相就是大房子的立柱
现在再说第二件事，刘伯温如何帮朱元璋选择宰相。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任命的第一位宰相是李善长。这位李善长是朱元璋的安徽凤阳老乡。一同起义的老乡中，李善长文化最高。开国后，他被封为韩国公，列为文臣第一。李善长当宰相时，刘伯温的职务是御史中丞兼太史令。这种安排很明显地表现出朱元璋对刘伯温生了戒心。刘伯温是一流人才，学识与执政能力均在李善长之上。正因为如此，朱元璋才提防他。朱元璋离不开刘伯温的学问，但又害怕刘伯温用自己的学问来对付他。因此，他给刘伯温的定位是：只允许议政，不允许执政。所谓议政，就是当顾问。有事儿的时候，找你来问问见识，没事儿的时候，你就一边儿待着去，权力中枢那个密勿之地，叫你看得见摸不着。
当了皇帝后，朱元璋的猜忌心日渐严重，老害怕那些手握重权的开国功臣谋反。有一天，他把刘伯温找来密谈，就撤销李善长宰相职务的事征询刘伯温的意见。刘伯温当即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说：“李善长资历老，又练达，能调和诸位大将及勋旧的矛盾，适合当宰相。”朱元璋听了大惑不解，问道：“李善长多次构害于你，欲置你于死地，你怎么还为他说话？”
朱元璋此话事出有因。却说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率兵渡淮北狩，留皇太子监国。刘伯温协助李善长处理政务。刘伯温认为宋元两朝都是因为宽纵官吏腐败严重导致失国，因此主张吏治从严。此时，恰逢有人揭发中书省都事李彬贪污纳贿。主持监察工作的刘伯温派人调查落实后，便立即下令将其逮捕收监，并说服皇太子批准，将李彬诛杀。这件事在当时影响非常之大，盖因李彬是李善长的外甥。刘伯温执法不留情面，李善长从此对他恨之入骨，一直在设法欲将刘伯温弄死。若不是朱元璋对李善长起了疑心而阻止他的阴谋，刘伯温恐怕早就没命了。因此，他以为只要把废除李善长的想法告诉刘伯温，刘伯温就会拍手称快，却没想到这个倔老头子居然投了反对票。
面对朱元璋的疑问，刘伯温顿首答道：“朝廷换宰相，就好比大房子换立柱。立柱必须是一根又直又粗又长的大木头，方可支撑房梁的重量。皇上首先得找一根新的大木头，方可把旧的立柱换掉。如果用一堆小木头捆起来充当大木头去换立柱，那么，这座房子最终会倒塌。”
这场谈话到此为止。刘伯温的“立柱说”让朱元璋明白到“束木为柱”的危险。所谓束木，就是大大小小的朝廷官员，他们是大明王朝这座大房子的檩子、椽子、榫子、桩子，但不是最能承受重量的立柱。
后来，李善长终究还是被朱元璋杀掉了，他找了三个在他看来可以当作“立柱”的人，再次向刘伯温征询意见。刘伯温仍是摇头，说这三个人不适合当宰相。他一一分析说：“杨宪这个人，与我私交深厚，按理说我应该帮他在皇上面前说好话，但这个人有相才，无相器。”
朱元璋问：“何为相才，何为相器？”
刘伯温答：“相才指才能，相器指气度。杨宪这个人有宰相之才，却无宰相的气度。他好与人计较，不能做到心静如水。”
朱元璋问：“那汪广洋呢？”
刘伯温答：“这个人心胸偏浅，甚于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伯温打了个比方说：“犹如用腐木做了个车辕，谁还敢驾这样的车呢？”
朱元璋有点不高兴，说：“我选的宰相，没有哪个比得上你老先生。干脆，这个宰相你来当好了。”
刘伯温有些恐惧，小心回答：“臣疾恶太盛，又耐不得细繁。若强当宰相，必然会辜负陛下的大恩。天下这么大，何患无才，唯愿明主悉心访求。只不过，方才说到的这三个人，的确都不能当宰相。”
刘伯温的这次议政，肯定有违圣意。因为此次谈话之后，杨宪、汪广洋以及胡惟庸都先后拜相受到重用，但不久又相继被朱元璋诛除。事后检点，朱元璋承认刘伯温识人更高一筹。他并不因此对刘伯温更尊重一些，反而增大了戒心。一个人把什么都看得这么透彻，对于猜忌成性的朱元璋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让他愉快的事。
七、被胡惟庸构陷害死
如果把“清醒”这个词用到刘伯温身上，可做两重意思解：一是清；二是醒。刘伯温为官清廉、清白，同时又法眼常睁，事事明白。朱元璋欣赏刘伯温的清廉，却又不喜欢他的精明。至于官场，是既不屑于他的清廉，更痛恨他的精明。如此说来，刘伯温岂不成了官场的“毒药”？这还真不是玩笑话。刘伯温知道自己无法待在朱元璋身边了，他想学张良，功成身退从赤松子游。但他清楚，朱元璋的心狠手辣远远超过汉高祖刘邦，像张良那样飘逸而去是不可能的。
洪武四年（1371），刘伯温在追随朱元璋十一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退休归田。
退休之前，在京城最后一个春节，刘伯温写了一首《元夜》：
玉漏迟迟出苑墙，星河疏淡月辉煌。
送寒梅蕊清香细，报喜灯花紫焰光。
金阙晓霞来若木，瑶池春色满长杨。
君王注意防骄佚，万岁千秋乐未央。
从这首诗的寓意来看，刘伯温仍不忘做一个诤臣。他要朱元璋防止“骄佚”，他可能是看到朱元璋当上皇帝后的变化，即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一面正在消失，而骄横之气正日益滋长。由于开始屠戮功臣，朝廷已人人自危。
尽管是委婉地规劝，朱元璋也是不高兴的。他不承认自己“骄佚”，更不希望别人提醒他防止“骄佚”。因此，他同意刘伯温的退休请求，让他回到老家安享晚年。
六十一岁的刘伯温回到老家后，既为了避祸，也为了娱心，便彻底做了一个田舍翁。他每日只做两件事：饮酒和弈棋。当地的一些官员慕名求见，他一概谢绝。这么一位曾为“帝者师”的诚意伯归来，青田县令出于礼节，也为自身计，觉得不晋见说不过去，于是屡屡登门造访，但都被刘伯温谢绝。青田县令于是身着便衣，扮成游学的先生登门，刘伯温秉着斯文同骨肉的旨趣，便让家仆领进门来，寒暄之后留饭。刚摆好菜肴正要入席，青田县令憋不住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刘伯温顿时大惊，朝县令一揖说道：“山民刘伯温见过县令大人。”言毕进到里屋再也不肯出来。经过这一次，除了乡邻，任何生人他都不见了。
尽管刘伯温如此谨慎，但他还是惹来了大祸，差一点让朱元璋砍了脑袋。
南田有个地方叫淡洋，一直是个盐贩聚齐、盗贼出没的地方，海盗方国珍就是在那里起事的。刘伯温还乡之后，淡洋的治安状况并没有改善，仍然是个土匪窝子。为家乡计，亦为朝廷计，刘伯温便委托儿子刘琏给皇帝上书，建议在淡洋设立巡检司，调派军队驻守，使奸民无法在此作乱。
这封信没有通过中书省，而是直接送给了朱元璋。尔后朱元璋将这封信批到中书省处理。时任左丞相的胡惟庸，看到这封奏书，心里头便很不是滋味。当初，刘伯温在朱元璋的面前进言，说胡惟庸既无宰相之才，亦无宰相之德。不知何故传到了胡惟庸的耳朵里，胡惟庸早恨得牙痒痒的，巴不得生吃了他，只是找不到机会而已。拿到刘琏的信后，他便找来心腹密谋报复之计。
不久，被胡惟庸派往青田调查的官员回来，向朱元璋上奏了调查结果。说是刘伯温夜察天象，看到淡洋这块地方有王气，便想在这里建造自己的墓地，以利后代。但淡洋居民极力反对不肯迁出。刘伯温想借朝廷之力，设巡检司以驱民。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胡惟庸的构陷。这个奸相太了解朱元璋了，大明的开国皇帝什么都不怕，唯独担心的，就是说某地出了“王气”。如果说别人占了王气，朱元璋也不至于紧张，但是，刘伯温欲占王气，这就是天大的事了。朱元璋一看到这份调查报告，顿时暴跳如雷，不问青红皂白，即行下旨褫夺刘伯温的俸禄。
圣旨到达南田之日，刘伯温诚惶诚恐，一天也不敢在家待了，即刻动身，前往南京向朱元璋当面谢罪。朱元璋在气头上，也不召见。刘伯温便以戴罪之身客居京城三年有余。在这期间，胡惟庸深得朱元璋信任，取代汪广洋当上宰相。刘基得知消息后，对儿子说：“我早就看出胡惟庸不是好人，如果我的话不灵验，那便是苍生的福气。”
风烛残年的刘伯温，面对一个记恨于他的皇帝，一个欲置他于死地的宰相，可谓凄风苦雨度日如年，不久病倒于客邸。胡惟庸听说后，假传圣旨，指派御医前来问诊。据说吃了御医的汤药之后，腹中便长了一个拳头大的石头。在今天来看，这也许是一个肿瘤。但是，在明代，若用药之后而生肿块，便叫“中蛊”。睚眦必报的胡惟庸，欲假郎中之手夺取刘伯温的性命。
腹中肿块越来越大，刘伯温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于是在洪武八年（1375）三月上书朱皇帝乞求返还故里。朱元璋批准同意。刘伯温回家不到一个月，便撒手尘寰。
八、看尽西风木槿花
在《郁离子·多疑与侥幸》一节中，刘伯温这样写道：
郁离子曰：多疑之人，不可与共事；侥幸之人，不可与定国。多疑之人，其心离，其败也，以扰；侥幸之人，其心汰，其败也，以忽。
前面已经说到，《郁离子》是刘伯温用寓言的形式讲述他安邦治国析理论道的一部奇书。全书一百八十八篇文章，智慧的光芒无处不在。设若刘伯温没有遇到朱元璋而老死山中，有这一部《郁离子》，他照样可以作为一名杰出的思想家而名垂后世。但是，大凡智慧超群的人，绝不甘于仅仅著书立说，而是想亲自参与天下的治理、社稷的重造；刘伯温也不例外。在《郁离子》的结尾，刘伯温这样表述：
欲以富贵为乐，嬉游为适，不亦悲乎？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
可见，刘伯温不仅仅想当姜子牙那样的军师，更愿意当伊吕与周召一类的贤相，辅佐明君成就帝业。这一理想他只完成了一半，即帮助朱元璋拿下江山。至于治理天下的另一半理想，他却无法完成。个中原因不在他，而在朱元璋那里。
刘伯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看出朱元璋的魄力及才能超迈群雄，是值得辅佐之人。其遗憾之处，在于他对“伴君如伴虎”这五个字认识不足。他不是不懂，他知道多疑与侥幸之人不可共谋国事，但他已将自己的全部理想都寄托在朱元璋身上。五十而知天命，他在天命之年追随朱元璋效命王政。在这条路上，他走了十五年，那是怎样的一条道路啊，既辉煌灿烂，又残酷凄冷，既轰轰烈烈，又战战兢兢。
有一种传说，刘伯温吃的蛊药，是胡惟庸接受朱元璋的密旨而安排的。但史无根据，倒是朱元璋每次接见刘伯温的后代，都要提这件事。说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的十二月二十二日，朱元璋接见刘伯温次子刘璟时，当着众官员的面，说的一段话：
我到婺州时，得了处州。他那里东边有方谷珍，南边有陈友谅，西边有张家，刘伯温那时挺身来随着我。他的天文，别人看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来断，到强如他那等。鄱阳湖里到处厮杀，他都有功。后来胡家结党，他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来，和我说：“上位，臣如今肚里一块硬结，怛谅着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他大儿子在江西，也吃他药杀了。
朱元璋老提这件事，可能出于两层原因：一是他的确指使胡惟庸下毒，所以要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辩解；二是他真的与此事无关，反复申述，是想还自己一个清白。此事悬疑，姑且不论。但朱元璋对刘伯温的感情由浓转淡，由言听计从到猜忌日深，却是不争的事实。
天下未得的时候，朱元璋给刘伯温写信，都是以“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起头。由此可见，他在心中是把刘伯温摆在老师的位置。但是，当了皇帝后，他再给刘伯温写信，便去了“老先生”三个字，而换成了“尔刘基”。特别是刘伯温死前一个月收到的《御赐归老青田诏书》，开头就盛气凌人：“朕闻古人有云：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尔刘基，括苍之士，……”
未遇明君之前，刘伯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遇上朱元璋之后，他变得谨小慎微，一饭三省。垂暮之年，刘伯温反思自己的生命际遇，写过《无题》三首，今录其第三：
黄鹄高飞云路遐，野凫谋食但泥沙。
山中樗栎年年在，看尽西风木槿花。
当生命如樗栎无人看重的时候，便会想着如何去当人人夸奖的栋梁。一旦当上了栋梁，回头一看，还是樗栎逍遥自在。读懂刘伯温晚年的心路历程，能不感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