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15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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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不平等社会》第六章

一些帝国政体能够维持庞大的军队，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规模很大，而非因为做了大规模的动员。例如，在公元 11 世纪，南宋王朝供养了庞大的军事力量来对抗北面金国的威胁。据说，军队的总人数高达 125 万，军队的俸禄一部分被装进贪官的口袋，而非真正用于增强军事实力，但是，即使是 100 万人的军队也不超过当时至少 1 亿总人口的 1% 。鼎盛时期的莫卧儿帝国控制着超过 1 亿的人口，但服兵役的人甚至不到其中的 1% 。

另外，即便大规模战争是导致财政扩张的首要因素，我们仍然必须将民用性开支考虑在内并赋予其相当的权重：在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的那些年份里，一半以上的公共支出都用在了非军事性的活动上，如对政治参与和陪审活动提供补贴、节庆支出、提供福利以及公共建设支出，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因这些活动而受益。这一点基于三方面的原因而引人注目：对这样一个前现代社会来说，其国家占有 GDP 的份额是很高的；民用支出占总开支的比重也是比较高的；在帝国的收入枯竭之后，累进性征税最终取代掠夺性的献祭仪式成为公共开支的来源。大规模的军事动员，民主，累进性的征税，很大一部分 GDP 被国家占有，大量的民用支出，受到约束的不平等这些事物聚集在一起，赋予了公元前 4 世纪时的雅典一幅特别怪异的、早熟的“现代”样貌。这些问题在战争之外仍然存在，我们发现在紧接内战之后的几年里，基尼系数甚至更高了。在那一时期，胜利者会从他们的胜利中获得不成比例的收益，因为“个人与家族关系决定着财产以及获益机会的分配”。这一特征是内战与前现代传统战争的共同之处：胜方的领导者得利，不平等加剧。。内战爆发之前，罗马士兵只能得到比较适中的补偿。在早期抵御外敌的战役中风行起来的军阀做派最终推高了补偿的额度：它们起初是很低的，但到公元前 69 年时一下子就涨到年最低薪酬的 7 倍，公元前 61 年时更是达到年最低薪酬的 13 倍。公元前 40 年的内战带来了士兵补贴金进一步的大幅上涨，到公元前 46 年时已 22 倍于新调高后的最低年薪（或者 42 倍于旧的最低年薪）。 4 年之后，这项开支很快又创下新高，因为那些数量更为庞大的军队后勤人员也得到了获得同等补贴的许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