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达尼伊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格拉宁
译者：侯焕闳 唐其慈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0
原著出版时间：1975年
来源：下载的 mobi 版本
本书的副标题是「柳比歇夫坚持56年的“时间统计法”」，前天读到张婧同学的读书笔记「《奇特的一生》 — 柳比歇夫时间统计法」，觉得是一本关于时间管理的好书，于是迫不及待的读了一下，很有启发，看来以后哪天有秘书，第一件工作就是帮我统计时间
张婧同学的读书笔记写的很好，我就不赘述了：http://www.jianshu.com/p/f5eacaf32248
注解：
谢里曼
熟悉考古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德国的谢里曼，不仅是因为谢里曼发现了地中海东部的先希腊的迈锡尼文明，以及以特洛伊二期文化为代表的先迈锡尼的安纳托里亚文明，也不仅是因为他相信荷马，一直都在试图证，日月荷马史诗就是鲜活的历史，这一点他真的做到了，更因为他的传奇经历，他的“卓有成果的探索精神既富浪漫情调而又充满激情，这一点触动并且活跃了人们对世界的想象力”。
摘录：
他的崇拜者对他倾慕的热忱，早就叫我瞠目结舌。他们在纪念会上，并不是破题儿第一遭使用那些形容得似乎过甚其词的字眼。过去，每当他来到列宁格勒，总有人欢迎，有人陪同，在他的周围总有一大帮人簇拥着。人们争先恐后，把他拖到五花八门的研究所去讲学。在莫斯科也是这样。干这种事的人，并不是那些喜欢起哄的人，并不是新闻记者（他们专门发掘未成名的天才：确实有这样的人）。恰恰相反，那都是些严肃的学者、年轻的博士——极其精密的科学方面的博士，是宁愿打倒权威而不愿树立权威的怀疑派。
在他们的眼里，柳比歇夫能算老几？——似乎无非是一个小地方的教授，乌里扬诺夫斯克什么地方的，一不是奖金获得者，二不是学位最高评定委员会委员……他的学术著作吗？确实评价颇高，但有些数学家比他更有分量，有些遗传学家比他更有贡献。
是因为他学识渊博吗？他确实博学，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学识渊博足以使人惊奇，却不能令人心折。
是因为他的原则性和胆量吗？当然是罗……他不乏大胆的创见。
可是。拿我来说，对这些大胆的创见，只有少数几处能够击节赞赏；大多数人对他的专门研究不甚了了……柳比歇夫发现了鉴别三种名叫海托克涅姆的昆虫类属的最好方法，但这同他们有什么相干？我不明白海托克涅姆是什么，至今没有搞懂。对鉴别功能也毫无概念。然而，难得同柳比歇夫见过的几次面仍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扔下自己的工作，跟随着他，接连几小时倾听他速度很快、发音难听、象他的笔迹一样含糊不清的讲话。
这种爱慕之情和强烈的兴趣，叫我想起了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季摩菲耶夫-列索夫斯基，想起列夫·达维陀维奇·兰道和维克多·鲍里索维奇·史克洛夫斯基。自然，那会儿我知道他们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的出类拔萃是大家公认的。柳比歇夫可没有这样大的名气。我见过他平日的样子，头上没有任何光轮：衣着寒伧的一个老头儿，体态臃肿，其貌不扬，对文坛形形色色的奇闻轶事怀着小地方人的那种兴趣。他的魅力又在于什么地方呢？乍看起来，吸引人的，是他在观点上标新立异。他所说的一切，似乎都是离经叛道的。最最不可动摇的原理，他都能提出怀疑。他不怕冒犯任何权威——达尔文、季米里雅泽夫、泰雅尔·德·夏尔顿、施辽丁格……论据每每从别人没有想到过的地方突然冒出来。显而易见，他丝毫没有摭拾别人的牙慧。一切都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并经过他自己的验证。连讲话都是用他自己的字眼，并且用这些字眼的原始意义。
“我是个什么人？我是个狄列坦特，杂家狄列坦特。这个词出自意大利文的‘狄列托’，意思是愉快。这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不管干什么工作，只要干起来便会感到愉快。”
标新立异仅仅是表面现象，从中可以推测到一整套世界观体系，某种不平常的东西，犹如一座睥睨天空的巨型建筑的轮廓。这座尚未落成的建筑，形状奇特，引人入胜……
但，这仍然不足以说明问题。这个人还有别的什么魅力。不仅仅是吸引了我。向他求教的，有教师、囚犯、科学院院士、艺术理论家、新闻记者、农学家以及我不知其身分的人。他们的来信我没有看过；我看过柳比歇夫的复信。详尽、认真、畅所欲言，有的写得妙趣横溢。每封信都文如其人。可以感觉得到他的不落俗套、独行其是。通过他的信，我更理解了我自己的感情。他在信中似乎比当面打交道时更加推心置腹。至少我现在是这样想的。
他几乎没有学生，这不是偶然的。虽然许多创立了整个流派和学说的大科学家也大抵如此。爱因斯坦也没有学生，门捷列耶夫和洛巴切夫斯基也没有。学生和学派，并不是常见的事。柳比歇夫有他的崇拜者，有拥护者，有景仰者，也有读者。他没有学生，只有私淑弟子。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教他们，是他们向他学习。学习什么呢？很难说。主要是学习应当怎样生活怎样思考吧。似乎咱们总算找到了一个人，他知道他活着是为了什么，有什么目的……仿佛他有什么崇高的目的，甚至可能领悟了他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过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不仅仅是问心无愧地工作，似乎他明了他所作所为的内涵意义。显然，这只适用于他一个人。艾伯特·施维采尔并没有呼吁任何人到非洲去当医生。他选择了自己的道路，选择了自己的方法去身体力行自己的原则。然而，施维采尔的榜样仍然触动了人们的良知。
柳比歇夫有他的历史。不是很清楚，大部被云雾笼罩着。云雾到如今才开始消散，但一直可以感到它的存在。不管怎么说，人撇开他的言行，他的智力和灵魂超越了一切已知的物理定律，具有一种特殊的放射性……灵魂越高尚，给人的印象越强烈。
还在柳比歇夫生前，谁见过他的文档都免不了惊愕。他的文件都编了号，装订成册，好几十、好几百本。学术通信，事务信函，生物学、数学、社会学的教案，日记，论文，手稿，他的回忆录，他妻子奥尔珈·彼得罗夫娜·奥尔里茨卡娅（她花了好多力气整理这些文档）的回忆录，笔记本，札记，学术报告，照片，书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信件、手稿都用打字机重新打过，复本订了起来——不是出于虚荣心，不是为了传诸后世，丝毫没有这个意思。大部分文档是柳比歇夫自己要经常使用的，其中包括他本人书信的副本，原因在于他的书信独具一格；怎么个独具一格，下面再说。
文档仿佛记载登录了柳比歇夫事业与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把所有的纸片、所有的著述和信札，把一九一六年（！）记起的日记统统保存下来——这是我前所未见的。一个传记作家不能有更大的奢望了。柳比歇夫的生活和它的磋跎曲折，可以一年年甚至一天天地再现复制，简直可以一小时一小时地追忆回顾。据我所知，柳比歇夫从一九一六年开始记日记，一天也没有间断过。在革命的岁月里，在战争的年代中，住院也罢，在出门考察途中的火车上也罢，始终坚持不懈。看来，没有任何原因、任何事件、任何情况能不让他在日记中写上几行。
他的文档中，我最感兴趣的，自然是他的日记。
作家往往受到日记的诱惑。探索别人的心灵，涉足到它的隐秘世界，观察它的历史，以它的眼睛去看时间——这一切，作家都是心向往之的。任何一本日记，只要一年年认真地记，都是文学的珍贵材料。“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使人感到兴趣，”赫尔岑写道，“不是他的生活，便是他的环境、他的国家引人入胜，生活引人入胜。”日记要求不高，只要求老实、思想和意志。文学才能有时候竟会妨碍目击者的陈述做到公允客观。未经雕琢的、最最朴实无华的记载日常生活的日记——不知道为什么，如今是那么少……岁月流逝，蓦地发现，一些历史性、全民性的事件，虽然大家都是亲身经历了的，虽然影响到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同时代人的记述却是贫乏得可怜。日记是最紧要的文献，而记述列宁格勒被围的日记竟是屈指可数。一部分明摆着被毁了，也有一部分散佚了；不过当时记日记的确实也不多，苦也就苦在这上头，——日记总嫌数量不够。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的日记并没有全部保存下来。他一九三七年以前的文档，包括日记，战时在基辅丢失了。第一册日记合订本倒是保全了——一本大账簿，用打字机打的，字是红蓝两色，打得挺漂亮，日期起自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一九三七年以后直至他临终前最后几天的日记，共有几大厚册：已不是账簿了，而是用练习簿订起来的，后来又装订过——都是自己动手干的，不太美观，但很结实。
我翻着他的日记，一会儿看看一九六○年的，一会儿看看一九七○年的，瞅一下一九四○年，看一眼一九四一年，——哪一年都是一模一样，千篇一律。天哪，实在谈不上是什么日记。哪一天都是一篇短短的明细账，记着当天干过的事，注明用了几个钟头几分钟，还注了些莫名其妙的数字。我看看战前的日记，也如出一辙。没有记叙，没有细节，没有思考，——一般构成日记中心内容的那些东西一概不见。
“乌里扬诺夫斯克。一九六四年四月七日。分类昆虫学（画两张无名袋蛾的图）——三小时十五分。鉴定袋蛾——二十分（1.0）
附加工作：给斯拉瓦写信——二小时四十五分（0.5）。
社会工作：植物保护小组开会——二小时二十五分。
休息：给伊戈尔写信——十分；《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十分；列夫·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一小时二十五分。
基本工作合计——六小时二十分。”
“乌里扬诺夫斯克。一九六四年四月八日。分类昆虫学：鉴定袋蛾，结束——二小时二十分。开始写关于袋蛾的报告——一小时五分（1.0）。
附加工作：给达维陀娃和布里亚赫尔写信，六页——三小时二十分（0.5）。
路途往返——0.5。
休息——剃胡子。《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十五分，《消息报》——十分，《文学报》——二十分；阿·托尔斯泰的《吸血鬼》，六十六页——一小时三十分。听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沙皇的未婚妻》。
基本工作合计——六小时四十五分。”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女儿讲过，她在童年时代，有时和弟弟一起到书房去找父亲问问题；每当他开始耐心地回答的时候，他总要在纸上做什么记号。哪一回都是这样。多年后她才知道父亲是在记时间。他无休无止地进行自我工时标定。任何活动——休息。看报、散步，他都记下时间，多少小时多少分钟。他这是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开始的。当时他二十六岁，在部队里服役，是在化学委员会，在著名的化学家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伊格纳节耶夫手下工作。时逢元旦，人们往往在这一天发下誓愿：什么再也不干了，什么该干起来。柳比歇夫也是在这一天起的誓。
我上面说过，头一本统计册保存下来了。头一本用的方法还挺原始；日记也同后来不一样，思考和感想挺丰富。他的方法是逐步形成的，在一九三七年的日记中已臻于完善。
不管怎么样，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七二年他去世的那一天，五十六年如一日，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一丝不苟地记下他的时间支出。他的历史长编一天也没有中断过；连儿子的夭亡也挡不住他在这份没完没了的结算表上记上一笔。时间之神克罗诺斯不也是这样嘛，不也老是挥舞自己的辫子，一次也不放过。
柳比歇夫每天都要结算他度过的时间，算出这个那个都用了多少小时多少分钟。
柳比歇夫如此忠于自己的方法，这本身便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样的日记，单单它的存在，说不定便是独一无二的。
多年来经常看表的结果，柳比歇夫肯定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时间感。在我们机体深处滴答滴答走着的生物表，在他身上已成为一种感觉兼知觉器官。我作出这样推断的根据是：我同他见过两次面，在他日记中都有记载，时间记得十分准确——“一小时三十五分”、“一小时五十分”；然而当时他自然没有看表。我同他一起散步，不慌不忙，我陪着他；他借助于一种内在的注意力，感觉得到时针在表面上移动——对他来说，时间的急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仿佛置身于这一急流之中，觉得出来光明在冷冰冰地流逝。
我测览了他《论生物学中运用数学的前景》一文的手稿，在最后一页我看到了这篇论文的“价格”：
“准备（提纲、翻阅其它手稿和参考文献）
——十四小时三十分
写——二十九小时十五分
共费——四十三小时四十五分
共八天，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至十九日。”
看起来，早在一九二一年他对时间统计已经研究停当，可以准确地算出每项工作的时间消耗。
他做时间统计，也善于做时间统计。
美国经理们的科学导师彼得·德鲁克建议每个领导人把自己的时间做个精确的记录；然而他说，这个记录做起来极其困难，大部分人都吃不消：
“我强迫我自己去请求我的秘书每过九个月做一次时间统计，统计一下三个星期来我的时间利用情况……我向我自己保证，并且向她作了书面保证（她坚持要这样办）：她把统计结果拿来给我看的时候，我决不把她解雇。然而，虽然我这样已坚持了五六年，我每次总要嚷嚷：‘不可能！我知道我浪费了很多时间，不过不可能有那么多……’我倒想看看，谁做了这样的统计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彼得·德鲁克深信没有人会接受他的挑战。他是专家。他这个有勇气的人以他的亲身经验对此深信不疑。能够下定决心做这种分析的，确实寥寥无几。做这样的分析，比做忏悔需要更大的精神力量。在上帝面前坦白，总要比在凡人面前坦白容易些。把自己的弱点、恶习、空虚等等统统暴露在众人面前和自己面前，是需要勇气的。德鲁克说得对，只有让-雅克·卢梭或托尔斯泰这样的人，才能严格无情地解剖目已。
当然，我们这里要求比较低，只要求看见自己的职业上的“我”，但敢于这样做的也是凤毛鳞角。
柳比歇夫不是行政管理人员，不是组织者。他的职务也好，周围的人也好，都没有要求他实行时间登记制度；他不可能托女秘书记录他的时间。他非但自己动手每天统计，还亲自做结算，详细到了无情的地步，什么也不隐瞒，什么也不缩小。不仅如此，他还拟订计划，预先安排好下一个月的时间，安排好每一个小时。一句话，他的时间统计方法本身就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人们不禁要问：为了什么要这样干？自愿去做这项苦工，拿它来折磨自己，有什么意思呢？他的朋友们都莫名其妙。他的回答极其笼统含糊：“我对这个时间统计法已经习惯了，没有它就没法工作。”但为什么要养成这个习惯呢？为了什么要创造这个方法？实干家为什么需要这个方法，它为什么对实干家有好处——这样泛泛而论，我们倒是明白的。笼统的说明，我们总是能够明白的。可是为什么柳比歇夫他要这样做？是什么迫使他这样做的？
传说施利曼起誓要找到特洛伊遗墟的时候才八岁。施利曼的例子所以广为人知，原因之一，是这种向目标直线进军、终生换而不舍的情况在科学史上极为罕见。柳比歇夫二十多岁刚开始从事学术工作的时候，也明确地知道他要达到什么目标。真是幸福而不平凡的命运啊！他自己提出了他的工作纲领，并从而预决了他的活动的整个性质，事实上是至死不渝。
这样到底好不好？——给自己的生活定了框框，定得那么死。捆住了自己的手脚，戴上了笼头，错过了其它的机会，人变得干巴巴的……
然而在事实上（这个事实很值得注意），柳比歇夫的命运并非如此。他的一生是生气勃勃、和谐协调的一生。他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既定目标，在他生活中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他一生始终忠于他青年时代的选择，忠于自己的爱好和理想。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而且在旁人的眼里，他的生活由于目标明确，也是令人羡慕的。
二十三岁的维尔南茨基写道，他立意“要在智能、知识和才华上尽量取得实力，这样我的智慧便会无比的丰富多彩……”他在另一处写道，“我充分意识到，我可能是致力于错误的、靠不住的东西，误入歧途；但我不能不走这条路。我憎恨对我的思想有任何束缚，我不能也不愿我的思想顺着这样一条道路发展下去，它虽然在实际上是重要的，但它不能使我对那些折磨着我的问题有起码的了解……这样一种探索，这样一种企求，正是任何一种学术活动的基础。这只会使我们不致成为在故纸堆中讨生活的书蠹，只会使我们真正地生活，在学术工作中找到喜怒哀乐……追求真理。我完全知道，我可能在追求真理中死去，可能因此而丧身，但我重要的是找到真理，即使不是找到，那也是力求找到，不管这个真理是多么令人苦恼，是多么虚无缥缈，多么卑鄙龌龊。”
这些青年时代的誓言总是激动着人心。赫尔岑、奥加廖夫、克鲁泡特金、梅契尼柯夫、贝赫捷列夫——几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立誓献身于追求真理的斗争。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但某种共同的东西把他们这些如此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对科学的忠诚，而且他们之中谁也不是光研究一门科学。他们都是又搞历史，又搞美学，又搞哲学。俄罗斯作家的精神探索史是众所周知的。俄罗斯科学家追求道德的历史也并不逊色，其精彩与深刻不亚于作家。
但，立誓忠于科学（哪怕是心爱的科学）是一码事，给自己规定具体的目标又是一码事。
万一特洛伊根本没有存在过呢？万一它是荷马虚构的呢？这样一来，施利曼岂不是白白磋跎了一生？
万一柳比歇夫确定的目标是不能达到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呢？万一过了二十来年，证明创立这样一种生物自然分类法是不可能的呢？或者说，万一现代数学机器不适合于这方面的用途呢？这样一来，虚度了年华，当初的目标原来是虚幻的东西，目标明确变成了漫无目的。
这是冒险吗？不，比冒险更可怕；这是押宝；未来、才华和希望——这些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统统拿来孤注一掷。谁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幻想家在无声无臭中死去，没有达到可望而不可即的目的！
狂热、偏执、禁欲——科学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什么代价没有付出过！
在科学中，着迷是危险的东西：对某些气质的人来说，或许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但代价太大了。着了迷的人对科学为害甚烈；着了迷，往往不能批判地对待事物，连牛顿这样的天才也在所难免——我们只要提一下牛顿对虎克[4]
不公道的行为，便足以说明问题。
柳比歇夫在青年时代，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满脑袋虚无主义、唯理主义的巴扎洛夫。在那个年代，柳比歇夫的许多同窗学友都模仿巴扎洛夫。这又是一个例证，说明文学主人公不止是对一代而是对几代俄罗斯知识分子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在青年时期，同巴扎洛夫一个腔调，眼里只有自然科学；什么历史，什么哲学，统统是扯淡。捎带说一句，文学也不能幸免。柳比歇夫当时只承认文学是学好外语的一种工具：《安娜·卡列尼娜》他看的是德文版，“因为译文要比原文易懂。”
一切服从于生物学；凡是无助于此的，一概置之不理。他那时憧憬着建功立业，遵循着英雄主义的陈腔滥调；首先是工作，一切为了工作；为了事业，不惜牺牲一切。
事业代替了伦理，决定了伦理，它本身就是伦理，把存在和哲学的一切问题一笔抹煞；为了事业，人世间的一切喜悦和乐趣都不屑一顾。
舍此取彼，他取了自我牺牲。
这是我们熟知的那种科学狂。他为之献身的生物学任务相当重要，其余的事情与他都不相干。科学要求付出最大的努力，作出最严格的自我克制。不是这，便是那。司见惯的两个极端。不是圣贤和英雄，便是庸人、坏蛋、哪方面都不配做人的人。我们在这里是没有中庸之道的。如果不能成为榜样，不能成为理想人物，那就什么都无所谓了——是骗子也罢，是正直的科学家也罢，对艺术有兴趣也罢，不学无术，下流无耻也罢……只有完人才能得到承认；一个人仅仅做到有良心、规矩正派，那是不够的。
柳比歇夫开始的时候同旁人差不多，跟所有年轻人一样，渴望着建树功勋，成为拉赫美托夫，成为超人。一步步，他才逐渐回复天性，冒出人的弱点，他鼓起勇气继续前进，攀登越来越陡峭的高峰——追求人性，追求那最最朴实的人性。
需要好多年才能懂得，最好不是去震惊世界，而是象易卜生所说的，生活在世界上。
这样，对人、对那门科学都要好一些。
柳比歇夫的长处首先在于他懂得这些道理要比其他人早得多。
帮助他做到这一点的，正是他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工作要求……不过那是后话，至于在初期，根据一切计算（柳比歇夫是喜欢计算也善于计算的），他的工作要求付出与正常人无法比拟的精力，需要消耗比人的一生更多的时间。他当然相信他能做到，但总是要从另外什么地方再去挖掘一些力量，再去挖掘一些时间。
“我象是果戈理笔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他在抄抄写写中找到乐趣……我在学术工作中也很愿意摄取新的事实，做纯技术性的工作，等等；从中找到乐趣。再加上我从我念念不忘的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乐观主义，结果我写了许多东西备而不用。这些东西，我根本没有指望发表。重要的论著，我做的摘要十分详细，甚至弄到现在我在这上面仍花很多的时间。我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同时，凡是最重要的著作，我都要写个提纲，再进行分析研究。所以我手头有大量的存货，一旦有可能出版，存货立刻能派上用场；文章写得很快，因为事实上它不过是我平日储备着的材料，随用随取。
“我在青年时代，我的读书方法使我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别人，因为我看的书，比我的同志少。他们看书比较浮皮潦草。但是，浮皮潦草地看书，有许多精彩的东西消化不了，看过的东西很快会忘记。至于我看书的办法，能使我得到十分清晰牢固的印象。所以，随着岁月的推移，我的库存要比我的同志丰富得多。”
年复一年，这个方法以及他的其它工作方法，优点越来越突出。他仿佛什么都提前几十年计算好、设想好。仿佛连他的长寿都是事先估计到、考虑到的。
他的一切计划，甚至最后一个五年计划，制订的出发点，都是设想他起码应当活到九十岁。
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暂且他只是想方设法利用每一分钟，利用任何所谓的“时间下脚料”：乘电车、坐火车、开会、排队……
还是在克里米亚，他已经注意到边走路边打毛衣的希腊女人。
每一次散步，他都用来捕捉昆虫。在那些废话连篇的会议上，他演算习题。
他规定，短距离，二三公里路，最好步行，省得为了等车浪费时间、损害神经。步行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反正需要散步。
他对“时间下脚料”的利用，考虑得无微不至。出门旅行，他看小部头的书，学习外语。举个例，英语他就是主要利用“时间下脚料”学会的。
“我在全苏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常常出差。一般我要带一定数量的书上火车。如果是长期出差，我就把书打成邮件，寄到一定的地点。带多少书，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决定。
“我在一天之内是怎么安排读书时间的？清早，头脑清醒，我看严肃的书籍（哲学、数学方面的）。钻研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以后，看比较轻松的读物——历史或生物学方面的著作。脑子累了，就看文艺作品。
“在路上看书有什么好处？第一，路途的不便你感觉不到，很容易将就；第二，神经系统的状况比在其它条件下良好。
“坐电车，我看的不是一种书，有两三种书。如果是从起点站坐起（例如在列宁格勒），那就可以有位子坐，因而不仅可以看书，还可以写字。如果电车很挤，有时候只能把着扶手杆勉强站住，那就需要小册子，而且要比较轻松的。现在列宁格勒有许多人在电车上看书。”
可是，“下脚料”越利用越少，而对时间的需求越来越大。
工作越深入，面也越宽。先是需要认真研究一下数学，后来又轮到哲学。他逐步发现生物学同其它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所钻研的分类法，促使他批判地对待达尔文主义，特别是那种认为自然淘汰是进化主导因素的理论。他不怕人家责备他陷入活力主义、唯心主义，但应当研究哲学。
已经晚了，但他终于明白，他不懂历史不懂文学是不行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还需要懂一点音乐……
应当不断挖掘一切时间潜力。明摆着，人不能老是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应当正确利用工作时间。从时间中去找时间。
实际上，正如柳比歇夫亲身体验到的，需要高深学识的工作，他一天至多能干七八个小时。
他记下工作起讫的时间，误差不超过五分钟。
“工作中的任何间歇，我都要刨除。我计算的是纯时间，”柳比歇夫写道，“纯时间要比毛时间少得多。所谓毛时间，就是你花在这项工作上的时间。
“常常有人说，他们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这样的人可能是有的。可是拿纯时间来说，我一天干不了那么多。我做学术工作的时间，最高纪录是十一小时三十分。一般，我能有七八个小时的纯工作时间，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最高纪录的一个月是一九三七年七月，我一个月工作了三百一十六小时，每日平均纯工作时间是七小时。如果把纯时间折算成毛时间，应该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我逐渐改进我的统计，最后形成了我现在使用的方法……
“当然，每个人每天都要睡觉，都要吃饭。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时间用在标准活动上。工作经验表明，约有十二——十三小时毛时间可以用于非标准活动，诸如上班办公、学术工作、社会工作、娱乐，等等。”
计划的复杂性在于如何安排一天的时间。他决定，用去的时间应该同他从事的工作相称。也就是说，比方写一篇有独特见解的论文吧，占用的时间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
计划就是挑选时间、规定节律，使一切都各得其所。头脑清醒的时候应当钻研数学，累了便看书。
应当学会不受周围环境的干扰，用在工作上的三个小时应当是真正做工作的三个小时，不想不相干的事，不听同事的谈话，不听铃声和笑声，也不听收音机……
这个方法之所以能够存在，是依靠经常的计算和检查。没有计算的计划是盲目的计划，就象某些研究所那样，光会做计划，却不去操心这计划能不能完成。
应当学会计算一切时间。
柳比歇夫有种罕见的才能——随便哪本书的作者，凡有独特的见解，他都极善于汲取。有的书，一张纸就够；某些大部头书，需要几张纸来归纳。它们的菁华同它们的厚度怎么也不相称：大量的是插图、表格、附页、书皮……
“制订年度计划或月计划时，不得不依靠过去的经验。例如我计划要看一本什么书。根据老经验我知道，我一小时能看二十——三十页。我就根据这个老经验来订计划。至于数学，我计划每小时看四—五页，有时更少。
“所有看过的东西，我都要仔细研究。怎么研究？如果一本书谈的是我不大了解的新东西，我就尽量做摘要。凡是比较重要的书，我都尽量写一份评论性的简介。根据以往的经验，需要做这些工作的书，可以定出一定的量。
“如果认真办事，实际工作时间对预定工作时间的误差一般为百分之十。需要做摘要评论的书，常常没有完成预定的数目，拉下很多。兴趣往往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欠了很多债，一下子还清又不可能，结果就完不成计划。有时候，完不成计划是由于工作精力暂时衰退。完不成计划也有外界的原因。但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我的工作有必要做计划。我以为，我所取得的成就，有许多是靠了我的方法。”
这些总结要用多少时间？这项支出原来也统计过了。每份小结、总结的末尾都注明了它们的代价——多少小时多少分钟。详细的每月小结要耗费一个半到三个小时。统共才这些。再加上制订下个月的计划用一小时。合计是三个小时，而每个月的预算有三百小时。百分之一，至多百分之二。因为每月小结是依据每日的记录，而每日的记录只用几分钟，不会更多。仿佛是那么轻巧容易，谁想这样办都可以办到……几乎是习惯成自然了——象上表一样。
年度总结耗费的时间要多一些，十七八个小时，也就是说，要花几天的工夫。
做年度总结，要求进行自我分析、自我研究：效率有什么变化，什么没有完成，为什么……
柳比歇夫以他的总结作为镜子。这面镜子的水银有点儿特别：它照出来的不是人现在的面目，而是他过去的面目，才过去不久的。在一般的镜子面前，人在他自己的目光逼视之下，总要装出一副样子，装成什么样子倒无所谓，主要的是要装。镜子里照出来的，是他希望的那副模样。日记也会歪曲，不能真正反映人的心灵。
柳比歇夫的总结公正客观地反映了过去一年的历史。柳比歇夫的方法，以它细密的网眼，抓住了变幻无常的、老想溜掉的日常生活，抓住了我们没有察觉到的、损失掉的、不知去向的时间。
第二次结婚给他带来了盼望已久的家庭的宁静安谧。婚后不久，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兼老师：
“……纯粹是家庭中的融融之乐，使我撇下了我往常的生活小天地。您是我的老朋友，我向您坦白，连我的学术兴趣也陡然低落了。亲爱的朋友，别责怪我；过去我有不少罪孽都得到了您的宽宥，这次仍请您原谅吧。这并不是对科学的背叛，而是一个软弱的人度过了严峻的生活，如今来到了草木繁茂的绿洲，流连忘返……”
伊戈尔·库尔恰托夫和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学术工作大概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但人们总是倾心于库尔恰托夫的崇高的功勋，而对奥本海默灾难深重的悲剧却是沉思默想，思绪万千。人的精华中，最值得称道、最牢固的，是精神价值。一年年过去，学生们没有一点遗憾，若无其事地换了导师、师傅、老师，换了头头，换了心爱的画家和作家。但是，谁要是有福气遇见一个纯洁的、精神世界很美的人，你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他的这样一个人，——谁要是遇见了这样一个人，就没有什么可换了。因为人不可能长进得超过善良或真诚。
柳比歇夫的信札中，不时出现自我评价。他评论自己，都是为了比较。这些自我评价，展示了柳比歇夫及其师友的精神面貌。
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巴维尔·格利戈里耶维奇·斯维特洛夫，是柳比歇夫的一个朋友，曾研究著名生物学家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贝克列米舍夫的生平。为这件事，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曾写信给斯维特洛夫：
“……你漏掉了一个特点，那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特点：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出奇的委婉。沉着镇静……因为我在这方面恰恰做得最差，所以我老是向弗·尼·学习他的这个优点。我这人很刻薄，我的批评常常刺伤了别人，甚至是我亲近的人。诚然，这并没有损害了真正的友谊，并且被批评的人常常变成了我的朋友，但往往是流了很多的眼泪。
查尔斯·达尔文也是作为一个昆虫学家开始自己的事业的。他回忆道：
“……在剑桥大学时，对哪一项工作，我都没有象收集小甲虫那样热心，哪一项工作也没有象收集小甲虫那样使我满心喜悦……任何一个诗人在读到自己初次出版的长诗时所感到的喜悦，都不及我看到斯蒂芬斯出版社出版的《大不列颠昆虫画册》上‘查尔斯·达尔文先生收集’这几个具有魔力的字时所感到的那种狂喜……”
了解一个人——这就是要看到他的矛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