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杂文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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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杂文有感

范国强

屈原的《渔父》，史传是中国最早的杂文之一。是否确系屈原原创作品？至今似仍有争议。我以为，与其说《渔父》是一则杂文，不妨可看作是屈原的自白辞和绝命歌。他的汩罗一跳，不啻是对他“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安然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尘埃乎”的悲壮注解。

宋玉也是中国古代杂文大家之一，其代表作是《对楚王问》。此君自命不凡且孤芳自赏，文章藉物言志却块垒郁结。郭沫若对宋玉是没有好感的，在他的剧本《屈原》中曾公开揶揄。然后人却不能不钦服宋玉的“阳春白雪”和“曲高和寡”之精论，这却实在是睿智之言。

杂文在历史上起大作用者，不能不首推秦李斯的《谏逐客书》。想象李斯当时也是面临被“逐”而拼死一谏，无异在太岁头上动土。幸得始皇总算开明，醒悟后即收回成命。如果说杂文有时也可堪称为“黄钟大吕”的话，这《谏逐客书》便算得“天边独树高原”之一例。

以杂文自抒牢骚以畅怀抱，应自汉代东方朔始。古往今来创作不易，但仿作却层出不穷。自东方朔的《答客难》后，继有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闲》、蔡邕的《释诲》、韩愈的《进学解》和柳宗元的《起废答》等争相仿效。虽各具闪光，然终究逊于东方朔一筹了。

汉代扬雄的《逐贫赋》，历代以来脍炙人口。从其内容来看，这自然算得一篇好杂文，堪可与《叔向贺贫》对照来读。但我总不解，我们的古人也真有意思，你安贫乐道可以，但何必非得把自己弄得个穷困潦倒才算全了伯夷叔齐所谓的志节，“贫”，真的有那么高尚么？

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有人说是陶渊明的一篇人格宣言，是一位愤世嫉俗的古代知识分子对世俗挑战的檄文。但我觉得，陶渊明的这种避世哲学并不可取。他四十岁时就辞官归隐，除了成全了他的文人风骨，并没有为社会为百姓做点什么，这未必就是他出世的初衷。

晋人鲁褒的《钱神论》，堪称中国第一篇论述钱的功用的杂文，文章对钱的“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的神通可谓描述得惟妙惟肖。金钱拜物教自然要鞭挞，但也不能将钱就曲解为是一切罪恶的渊薮，这《钱神论》实际上还是中国古代文人“君子耻言钱”和视钱为“阿堵物”扭曲心理的折射。

南齐孔稚圭的《北山移文》，据说只是一篇戏谑性文字，但文章中所揭露声讨的对象却是有名有姓的，这就让我在阅读之前就先入为主有了一种反感。中国文人自古以来似乎就不乏用文损人或含沙射影的案例，按此索骥，《北山移文》实可称得上是一篇诬蔑诽谤之作。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中国寓言式杂文的先驱，大概自唐代柳宗元始。柳宗元的《三戒》，塑造了“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三则生动的寓言形象，锋芒直指人类的劣根性和社会的阴暗面，其警诫作用实非其他体杂文所能比拟。自柳宗元以后，蒲松龄的《大鼠》、刘大魁的《骡说》、陈傅良的《怒蛙说》、王若虚的《焚驴志》、邓牧的《楚佞鬼》都均属此类。由此观之，我以为凡带哲理性的寓言似均应归于杂文的范畴。当代学者中，湖北出了个黄瑞云，他的洋洋数百篇寓言已驰名中外，也当可作杂文如是观。

宋代柳开的《代王昭君谢汉帝疏》，采取反话正说的杂文笔法，代出塞的昭君曲折地表达了对帝王和“肉食者”的怨愤。其实，像“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戈，静边塞”类的大事本该是由朝中大老爷们来担当的，却偏要让一介后宫弱女子来完成，这本身就是极大的嘲讽。然后世人中竟有称道什么“胡汉和亲识见高”的，我实不知这“识见”究竟高到了哪里去？在为王昭君抱不平这一点上，我和柳开的心是相通的①。

王安石的《伤仲永》，是一篇印证人有前世今生的奇作。文章叙述了仲永从初为神童到变成庸人的人生过程，其本意原是想说明后天教育和培养的重要性，也隐喻了对一个人的捧杀更甚于棒杀的道理。但却无意间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人确有前世今生之说。所谓神童，焉知其不正是在大脑皮层里尚保存了对其前世的记忆？

中国古代杂文，常常也是格言警句的产床，许多经久不衰的格言警句就出自于杂文所杜撰的故事之中。像“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透得名利关，方是小歇处”等等，其中就凝聚了我们的先哲多少代智慧的结晶。

注：①在我未读此文之前，也曾写过一篇《遥想王昭君》的随笔，其论点与柳开相似。

（2018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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