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三月廿四日

同治二年即1863年。此时距天京城破尚有一年。太平军算是大势已去。

这篇是写给曾国荃的。

大约此时太平军败局已定，老曾写信也不像以前那样一直紧绷着神经，开始跟兄弟谈论起诗来。老曾其实长于文辞，拙于军事，故谈起诗文来，别有一番自己的见解。

弟读邵尹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是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

邵尹即宋朝的邵雍，人称邵康节，传说此人精通易经，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

老曾篇首发论：自古圣贤豪杰虽然志趣和经历的事情不同，但是他们那份豁达光明的心胸大概是相同的。

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自李白韩退之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具，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

老曾谈到，以诗歌举例，一定要自己心中先具有豁达光明的见识之后笔下才会有恬淡冲和的趣味。所谓“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没有人家那样的志趣和识见，模仿人家的用词只是皮毛而已。

然后说道，李白韩愈杜牧，这三个人豁达多一点；陶渊明孟浩然白居易冲淡处多一点。杜甫和苏轼两位，二者兼具，杜甫的五律最冲淡，苏轼的七言古诗最豁达，老曾给了这两个人极高的评价。

接着说道自己的读书喜好。

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

老曾咸丰八年到咸丰九年，开始钻研老庄，悟到了刚柔之道，一改以前刚强的作风，做事开始变得更加圆融，更加周到，于是办事的效率也比之前四处碰壁高了许多。

在中国这个社会，有时一腔热血并不一定就能成事，还需要讲究很多技巧，“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老曾之前办事就是一个纯粹的儒家作风，年少得志，张扬外露，之后四处掣肘，屡遭打击之后，开始读老庄后，于是变得刚柔并济，做事也屡屡受人称道。

之后开始劝老弟，现在处在名利场中，一定要时刻勤劳，像农夫侍弄庄家一样用心，勤勤勉勉，但是在做事之外，则一定要豁达。

古人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要老是患得患失，自己努力过后，剩下的就交给命运了。这就是老曾的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