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西方电影》读书笔记

侯军博士写的这本《基督教与西方电影》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充和提升而成的专著。书中说，基督教不仅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体现为西方文明的精神核心和素质。要了解和研究西方文化，不能不了解和研究基督教。鉴于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全方位影响，电影艺术作为西方文艺大传统的一个分支，其产生与发展，自然也在基督教意识形态的覆盖范围之内。不夸张地说，西方电影史从未脱离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

本书通过专题式的介绍与研究，让我们清楚看到，基督教文化对西方电影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本书上篇是基督教对西方电影艺术的影响，下篇是西方电影中的基督教文化专题。

上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督教文化与导演艺术，第二部分是《圣经》影响下的电影叙事，第三部分是电影光观念的神学思考。第一部分以世界电影史上三位著名导演希区考克、布莱松、伯格曼为例，分析了基督教文化对电影导演价值观、艺术风格和思想命题的影响。如希区考克自幼生长在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家庭，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非常严格，希区考克自小在教会学校受教育。他说：“…我想，我不能被贴上天主教艺术家的标签，不过，一个人儿时的生长环境，可能影响他的生活，引导他的本能…”Donald Spoto说“罪恶感绝对是希区考克电影中最主要的主题。”天主教的道德教诲不仅显示了希区考克全部电影剧本的道德轮廓，他亦曾直接触及宗教性的故事题材，如《忏悔情》，影片对了解希区考克的宗教信仰和终生执著的道德主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没有天主教的道德训诲与诫命作基础、前提和潜在的价值支撑，希区考克的电影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戏剧性、悬念性的效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观众不熟悉天主教的道德训诲与诫命，没有在基督教-天主教文化背景下的生活经验，对于希区考克作品的悬念，难免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希区考克电影的道德母题离不开他的宗教信仰背景，《晕眩》、《精神病患者》把精神分析式的情节设计与天主教的内在道德感交织在一起，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心理内容。

又如布莱松，他是欧洲是最具宗教气质的电影导演之一，他的电影能超越教派的分歧，寻求与表达共通的宗教主题并取得惊人的美学效果。有人认为，布莱松电影特有的节制、简约甚至带有禁欲苦行意味的风格，是受了天主教冉森教派的影响。布莱松的独特风格是从他对上帝的信仰及他本人的宗教艺术修养潜移默化而来，不可能离开宗教信仰的背景而侈谈他那风格中难解的谜题。

西方现代电影的另一个重要代表英格玛·伯格曼一向把上帝的存在问题作为他作品的核心来加以探讨。书中这一段写得特别好：现代人对罪的讨论，往往刻意回避对错是非的用语，或以医学模式、病态之类来取代。但人类的精神困扰不仅没有得到实质上的解决，反倒暴露得更为彻底。现代人对罪疚的处理方式，往往仅认为是一项人可以单方面在主观上把它解决掉的感受，这对回应人的罪以及罪带来的罪咎是极为贫弱不足的。因此，伯格曼电影的启发价值并不在于最终断定上帝的存在与否，而是向观众提出了一个永远的疑问：在上帝被“杀死”之后，人类到底该如何面对这个罪恶继续存在的世界，如何面对孤独与隔绝依旧攫住所有个体灵魂的现实？

上篇第二部分分析了《圣经》影响下的电影叙事。基督教是一个“讲故事的宗教”，《圣经》有很大一部分篇幅都在叙述故事。作为西方宗教叙事文本的原型，《圣经》对西方电影的叙事设计具有极大的影响。除了直接将《圣经》太事、典故搬上银幕之外，还有众多的电影剧作者从《圣经》叙述汲取灵感，把《圣经》中涉及的重要人物或事件改头换面地呈现在银幕上，用看似不同的人物形象和时空背景诠释古老的叙事内容与价值观念。德国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是西方古典电影理论的巨擘，他在《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一书中说陈述了自己对电影本性的独到而深入的认识。比如对于特写镜头的功能的思考，克拉考尔竟然会引申至《圣经》中著名的“大卫-歌利亚”的典故及其寓意。克拉考尔说，“大卫-歌利亚”主题天生就是适合于电影的，因为“貌似弱小者对貌似强大者的胜利”，跟特写这一标准化的手法有着相同之处。克拉考尔谈到卓别林主演的《漫游者》以及所有的“流浪汉”电影系列的主题。卓别林电影对于“大卫-歌利亚”主题的体现，不只局限于流浪汉一个人身上表现出巨大的能量——这个穿着破衣破靴的小丑实际上是一个装载着无数灵魂的大灵魂——对准流浪汉这类小人物的长长的“特写”，既包含了对人性普遍的“异化”的批判，又蕴涵着对一切人的人性“复原”的向往。大卫-歌利亚主题所特有的以弱胜强、以小敌大的模式，以卓别林电影为滥觞，几经变形，游衍发展，在美国电影中尤其明显：“007”系列电影里手持玩具式小手枪、温文尔雅的邦德，《指环王》中意志坚定身负重任的小矮人，《猫和老鼠》中演不完的猫鼠大战…无一不是“大卫-歌利亚”模式的现代翻版。

此外，上篇第二部还讨论了电影《莫扎特》中的“扫罗—大卫”模式，《码头风云》的叛徒观（特里：犹大还是保罗），《恐龙世纪》里的“出埃及模式”。除了人物、事件的改头换面的再叙述这外，《圣经》对西方电影叙事观念、叙事技巧的影响还有更深透的内涵可以挖掘。比如由格里菲斯开创的“最后一分钟营救”时间叙述模式，不但被好莱坞全面继承至今，并且影响了世界各国的主流电影叙事。如果我们反思“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思维方式，还是由《圣经》时间观而来。与其他文化、哲学、宗教的周而复始的时间观念不同，基督教文化特有的创始成终的不可逆时间观，既设定了人类历史的终结点，也设定了人生于世的终结极限，前者体现为最后的审判，后者体现为人的死亡与进入永恒。显然，循环时间观念产生不了“最后一分钟营救”的表现模式，只有基督教这一特殊的线性时间观才蕴藏着这种悬念、紧张、急迫，带有十分强烈的戏剧性张力。最后的营救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最后的救赎的变体。基督教强调人在活着的时候听到福音而接受才能获得救赎，如果人死掉进入永恒就不再有机会了。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讲，“最后一分钟营救”就是不断地重温这种时间紧迫性与极限感。

上篇第三部分对电影的光观念进行了神学思考。众所周知，电影摄影艺术的光观念是从西方油画的光观念传承发展而来。伟大的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完美造型与整体设色，开启了光观念的启蒙阶段；十七世纪荷兰画派的伦勃朗，极大丰富了油画室内光的表现力，开创了“伦勃朗式”的布光传统；19世纪后期的印象主义诸大师的应运而生，则意味着人类真正认识并自由掌握了室外自然光源下的光色关系——光的观念就是这样不断演变发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无论是文艺复兴三杰，还是伦勃朗，甚至梵高，宗教题材的绘画在他们的作品中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宗教信仰是他们获得灵感的源泉。他们对光的执著探索与追求也暗自传承着在基督教文化意识影响下的光的超验内涵。这一精神遗产很快就被19世纪开20世纪初迅速崛起的第七艺术—电影所继承。著名导演斯登堡在他的《更多一些光》这篇著名文章中，一开篇就引用《圣经》，追根溯源光的超验内涵，向这一传统致敬：“光来兮，光来兮！上帝是第一位电工。有光之前，万物皆无。光是上帝造物的杰作。之后，根据《圣经》所说，有了仅次于光的另一项杰作——人被创造出来。”在《圣经》中，光至少有三层超出经验的涵义：其一，光是上帝创造天地之后最先的被造物，上帝看光是好的。其二，光被比喻作生命，或生命的源泉；其三，光也象征在人心之中的真理，以及上帝的引导和上帝的话语。根据《圣经》传统，从每一层涵义都可以间接或直接地引申出超验的价值内涵和审美意义来。对以斯登堡为代表的西方电影艺术家们来说，他们对光的超自然性、神圣性内涵的领悟直接影响着、决定着他们在艺术创作中对于光线的观察、理解和运用。

本书下篇为西方电影中的基督教文化专题研究，所探讨的问题都是西方电影文化现象中的热点。下篇第一部分分析了几部福音电影中的耶稣形象，这五部电影分别是《马太福音》、《基督最后的诱惑》、《蒙特利尔的耶稣》、《耶稣受难记》。如果不熟悉福音书的细节，你很难理解为什么罗马教廷会给演帕索里尼塑造的革命者耶稣形象极高的评价；如果不对基督教神学之基督论有所认识，亦很难领会为何西方宗教界会对《基督最后的诱惑》强烈诟病。如果不能把握耶稣教诲与世俗价值之间冲突的一面，就可能会误解《蒙特利尔的耶稣》一片的解构对象是基督教而非颠覆世俗价值观。下篇第二部分探讨了近年来两部引发舆论界、宗教界关注的丑闻电影《抹大拉姐妹》和《阿莫罗神父的罪恶》，影片在社会舆论中产生极大的反响，既是重要的电影艺术现象，也是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也值得不同人文学科研究者们的共同关注。下篇第三部分谈到西方电影中有关宗教与科学的对话，这同样是一个综合性的亦是持续性的电影艺术与文化现象。科学与基督教神学之间的对谈确实是三十多年来跨学科研究中的最卓越成就之一，西方电影艺术家们显然也注意到知识界、思想界这一特殊而持久的潮流走向，纷纷借助电影作品的创作表达自己对这一话题的思考，进而对超自然力量、宗教奥秘的不断发问，对理性的膨胀失控不断反省，提供给观众有关科技极限的深层认识，已经成为西方恐怖片、科幻片、灾难片等重要电影类型中具有很强自觉性的基本主题。

总之，无论是西方电影导演的价值观、执导风格、对影片主题的考量，还是电影的叙事模式和用光，都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不了解基督教背景，你可能无法真正领会西方电影想要表达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