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摘录，部分文字非实录，有转述。
致中国读者
头等重要的是，开启现代性大门的钥匙必须丝丝入扣。这不仅是要把每一个零件都弄正确，而且是要把每一个零件和其余零件的关系摆正确。所以，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家庭与经济的关系游戏与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的关系，等等，都必须恰到好处。这种契合得以首次出现的概率是几千分之一，甚至几百万分之一。但是它终究出现了，而且，成功之后它又充当了第一个逃离农耕文明的样板，供其他社会效仿。
当前，英格兰与中国的根本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一个充分的现代社会。也就是说，归根结底，英格兰文明的立足之本是个人，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 separated）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政治领域。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 intrinsic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中国却不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立足于集体的文明，在这里，个人不大可能独立于其他人以外；在这里，人际关系是个人身份认同（ identity）的固有要素；在这里，个人只有同其他人结合起来才能变得完整。换言之，中国尚未完全实现经济、社会、政治（ polity）、意识形态（宗教）１的彻底分立（ separation）由此产生了一个未来问题：中国是否将要，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当沿着西方道路走下去，走向一种原子化的（ atomized）各领域分立的、个人主义的文明，另外，中国又应当将自己的关联性文明（ relational civilization）１２保留多少为宜。迄今中国已让它的市场经济基本上自成一体，但是它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仍处于互嵌（ embedded）１局面，尚未自成一体。
或许，上述两种基本模式之间的冲突是不可化解的，最终个文明必须择其一而弃其一。又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折中方案、一个杂交体、一条中间道路。无论最终的选择是什么，总之，在中国规划其未来的关口，提供一份有关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简明论述，对中国读者大概是有价值的。
01 怎样提问
随着世界各地纷纷转入现代化。世界部分地区已经在19世纪完成转型，进入20世纪后，改革大潮开始冲击亚洲。问题由此聚焦于：是什么造成了 “欧洲的奇迹”，它为什么唯独发生在彼时和彼地。
诸多答案大多逃不出一个序列，奇迹或者肯定发生。但是即使纯属意外也至少能调查一部分必要的促成因素，即使不是十足的原因。
随着世界先后迈向现代化，问题由为什么发生转变为为什么有的还没发生。
有人认为东方并没有更差。“没有这些因素，东方照样可以做得很好”。“东西方之间无非是表现形式不同，其实没有多少结构性的差异；唯一真正深刻的分流是后新石器时代欧亚诸文明与非新石器时代次撒哈拉非洲诸文明之间的分流”。“对于这些修正主义者而言，问题不见了”
所谓欧洲的奇迹与道德没有任何关系。现代民族并非更为优越。
已发生的情况绝不是无可避免的。“进步倒是极不可能的，衰落和消亡才是正常现象”
现代性不一定是产生于欧洲之内的奇迹
现代性不是现代技术。工业革命对于现代性固然是重要时刻，但是不是决定性时刻。
现代不等于最近,也不等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时间点.
旧制度将生活中互不相干的领域混成一锅粥.现代社会对不同领域进行了深入划分.每一个领域都被另一各领域所制约。
-
把现代性视为一揽子相互关联的特点，如何分解，调整分量、次序和权重。
- 例如亚当斯密的三要素
现代性的要义
现代性的要义在于，一系列似无历史可能性的表征必须同时出现在某个时间节点上。
表征之一是恰到好处的人口结构 （ demographic structure），这意味着死亡率和生育率得到有效的调控。第二个表征是政治支柱：看看周围，我们发现许多成功的现代民族的最突出表征是政治自由（ political liberty）。第三个要素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家庭的力量必须被削弱，基于血统的严格的社会分层（ stratification）必须被消除，一个开放的、流动的、较为精英主义的（ relatively meritocratic）体系必须被建立；公民的首要忠诚对象必须是国家，而不是任何其他因血缘而来的团体—这有赖于个人取代集体，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但是，要想让这种体系运行起来，就必须让一大群居间的社团（ intermediary associations）得以成长，它们基于某种不只是契约（ contract）的东西，它们处于公民与国家之间，我们将它们总称为“公民社会”。
进一步思考现代世界，我们会发现它还有另外两个表征，两者既是上述表征的结果，又是它们的基础。其中之一，是一种全新的财富生产方式的兴起。很多人将现代性归因于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最根本地看，也许归因于非人力驱动的机器所促成的高度的劳动分工（ division of labour）。这便是今人所称的“工业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它给自由和平等带来了一种特殊风味。
另一个在我们看来与现代性有关的表征，是一种特定的认知方法。现代性以其“科学的”和“世俗的”（ secular）思维模式而著称。有能力生发新思想，有能力保持怀疑和暂缓判断，有能力鼓励人们质疑，有能力通过实验而加速进步，这大体上就是我们所称的“科学革命”（ Scientific revolution）。
这五个表征产生于何时何地？
五个表征中的任何一个能逆潮流而出现，都足够神秘，然而它们还须在同一时间齐刷刷地出现在同一地点，那简直是不可思议。思考过这些问题的人一定以为，既能保有自由、平等和人口均衡，又能发现太阳的长期活动中贮存的惊人富矿，还能发现一种加速可信知识增长的方法，这完全超出了最狂野的可能性。
五个条件必须同时出现。而且，即使一个国家满足了条件，它还必须将这些连锁因素迅速发酵，才能获得关键的动力。如果这个国家的未来影响是要去改变世界，它还必须复制自己。这看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迟至亚当·斯密的时代，仿佛也渺然无望。
02 战争、贸易和帝国
英格兰是个贸易国家
后来，英格兰等地的贸易开始蔓延到世界各地。彭慕兰等近期作家提出，日益扩张的大英帝国大举从事殖民地贸易，导致了这些作家所认为的１８００年以后西方与中国之间的突如其来的“分流”。为此，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截至１８００年，贸易创造的财富其实大部分来源于欧洲内部各国之间的贸易。最近约瑟夫·布赖恩特也提出了这种看法，他说：“修正主义观点（ revisionist position）l误导性地低估了欧洲域内贸易（ Intra－ Europeantade）所发挥的极大作用，这种贸易让所有殖民地贸易的规模和价值小巫见大巫。即使就英格兰这个世界首要贸易国而言，截至１８００年，它在欧洲域外的商贸也只占英格兰商贸总量的不足１０％。…经济史家以丰富的史料证明，欧洲人取得决定性优势的原因，不是殖民地资源的相对廉价，而是机械化和劳动力工厂化带来的生产力的惊人增长
这种贸易的基础，是一种以军事力量和军事组织为支撑的国力。当战争与贸易携手而来时，英国对世界历史作出了一份最独特的贡献一一种新型的帝国应运而生
史上大多数帝国既是军事帝国，又是意识形态帝国。它们的主要动机包括：渴望征服，渴望掠夺，希望防范外敌，希望同化异邦民族以贯彻某种意识形态，希望吸纳外来人口以扩充力量之源和财富之源。但是，偶然诞生于英国的这个帝国有一个最大的怪异之处：它的原始目的居然是赚钱—对于一个店主统治之国（ a nation ruled by shopkeepers）恰如其分。先前的帝国皆为军事帝国和宗教帝国，英国却转向了另一种日后成为２０世纪特色的经济帝国—一以美国的经济帝国主义（ economic imperialism）为代表；这种转变不啻为历史的转折点。
英格兰作为岛国，没有什么富裕的陆邻可以去征服。在吞并了威尔士和苏格兰之后，当然，尤其是在１５世纪兵败法国之后，英格兰人如梦方醒：用武力维持大面积的欧洲领土实是昂贵得受不了，成本远远高于利润，既无军事好处，亦无特别的意识形态利益。在一位工于算计的店主看来，这笔买卖不划算。于是，在１５世纪，英格兰放弃了它在法国的这份海领土，也就是放弃了它曾拥有的第一个和惟一一个名副其实军事帝国。
英国于是放手让贸易自行寻找领土。
美洲，西印度群岛，印度、缅甸。
拥有广大土地但是缺少人口，被逼无奈发明了一种不同策略。那么大英帝国靠什么凝聚？它在印度首创了一个方法，然后又沿用于非洲殖民地，这就是间接统治或代理统治（ indirect or delegated rule）的技术：将权力下移（ devolved down）充分利用殖民地当地统治者的精力和技巧。个中秘诀是设法完成一项“困难的任务——不露形迹地施行统治”。
历史上其他帝国分别仿照本国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的模式去塑造帝国，视图创造一种文化上统一的体系去涵盖其所有殖民地。
然而，大英帝国采取的不是同化模式。
战争、贸易和帝国是一个相互交织的包裹，相辅相成。
它也为下文论述的许多问题提供了根本语境。以下各章将要提出，从多方面打量，英国的，尤其是英格兰的政治、社会结构意识形态都是异常的和“现代的”。这些特点曾几何时还在独步于世，如今却已传播到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以致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它们是无可避免和顺理成章的了。
拜战争一贸易一帝国复合体（War－ Trade－ Empire complex）之赐，这一组特点才传播得如此迅速，如此深广。首先它娩育了美国，而美国在２０世纪后半叶从事它自己的帝国征服时，又照搬了英国的许多基本行为模式。此外，大英帝国也深远地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和非洲部分地区。
贸易和帝国推广了英国的游戏、业余爱好社团、语言、文化艺术、政治、法律，以及其他种种我们认为构成了“现代性”包裹的事物。它们当时之所以被世人接受和纳为己用，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固有的内在优点，另一个吸引人的原因是它们象征着现代性，象征着世界某地区的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
海外总督代表了英国的无限自信和威望，只凭借少数人统治一大片帝国。
大英帝国甚至大体上实现了一个更加惊人的奇迹—将帝国领土归还给各成员国的人民，而且没有遇到多大阻力。获取一个庞大帝国的难度，与离开帝国领土的难度之比，托克维尔有过描述。他致函特丽萨·刘易斯夫人（ Lady theresa lewis）说：“朗朗乾坤下，没有什么比这次征服更为神奇，而更大的奇迹是英格兰人管理的印度政府；也没有什么比这个小岛更能吸引人类的眼光，而这个小岛，是希腊人连名字都未听说过的。您能相信吗，夫人，一个民族，在它填满了全人类想像力的无垠空间之后，却能安全地从中撤退？我可不相信。”英国人曾极力抓住他们的第一个北美领土不松手，后来却发现把它留给它自己管理反倒更好，经过这番体验，英国人似乎学到了一些东西。
英国老师趁着自己的学生尚未变得过于调皮捣蛋，乃至只有对他们实行公开镇压政策才能驾驭的时候，就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了—这种做法，我三思之后绝不敢说它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殖民地的情况我看得越多，我就越明白：在这个民主时代，殖民地的主人很难保持足够的勇气，敢于按自己的殖民信念去有效地实施镇压政策［１］
03 现代技术
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作者在超长的时间框架中一并讨论。
经过一番飞跃式的进步之后，欧洲走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门槛面前。启蒙思想家看来，主要归结于两大现实问题。1，技术生产力的先天极限。2，掠夺和侵略产生的财富不可持续，但各国陷入存量依赖。
除了英格兰，每个文明都走向了勤业，甚至去工业化。农业内卷化。
英格兰的农业已经有机械化趋势。水车，风车，畜牧，马，无不以节省劳动力为根本。
14世纪黑死病之后更加凸显劳动力节省手段的重要性。
欧洲人渗透南美后带来一批新作物。
17-18世纪一系列复杂连锁变革，更多地使用肥料主要形式为泥灰土、石灰，以及苜蓿等产氮植物；更多地使用根块作物做冬季饲料，从而使更多的牲畜能够平安越冬；进一步增加马力；实行农田轮作新法，避免了三分之一的土地被迫休闲；改善农作物的运输和贮存；开展动物育种实验，改良了猪、牛、羊、马的品种。这一切活动同时开展，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却不必增加劳力投入——英格兰尤其如此。若无这些农业改良，英格兰不可能养活数量日增的城市，也不可能允许高达４０％的人口从事非农业活动。
17世纪，英国人对风力水力和动物力的消耗达到了有史以来任何民族所不及的程度。但是，英格兰何以能如此密集地使用这些自然资源？
一定程度上，奥秘在于煤炭工业的发展。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那数百年蕴蓄阶段，煤炭在英格兰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格兰还开发了高水平的工艺技术和可信知识。
但是煤炭并非驱动了工业革命，而是工业革命需要煤炭。为何它能高效使用动物、风力和水利，最后高效的开采煤炭？
以上是麦克法兰描述的传统观点。英格兰是工农业革命的滥觞，这是不折不扣的奇迹。
以彭慕兰《大分流》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观点被作者所批判。这种理论主张，无论是早期英格兰还是早期欧洲，都没有任何特殊之处。1800年为界，以前中国的部分地区，具有与英格兰同等的水平；经济生产的大分流是以后产生的。这一原因仅仅是两个偶然事件：煤炭在英格兰的广泛使用；欧洲把亚非美洲部分地区变成殖民地。
以下是反驳的研究：
19世纪初，长江流域的工人实际工资比英格兰人低得多；收入水平从17世纪中叶开始呈下降趋势。更像一个日益内卷的经济体。
18世纪中国的工资、物价、生活水平低于西欧先进地区；英格兰的劳动力和商品价格奇高，促使节省劳力的发明广泛传播，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
18世纪 长三角农业变的劳动密集化，平均农田规模相差百倍。
长三角并不缺煤
社会组织上，中国处于压倒性的农耕性质，人口过剩，技术不前，主要的社会参与者是农民、收租地主、商人和只学习识文断字而不学习技术的政府官吏阶层。英格兰则以城市为基础，将新的科学知识有效应用于技术，主要社会参与者是资本主义农场主、产业工人、工业家和议会代表。
总结：中国当时已经落入“高水平平衡陷阱”，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在18世纪、甚至鸦片战争前，处于工业革命的边缘。
04 资本主义的起源
市场资本主义是一个集态度、信仰、建制于一身的复合体，
表征：
- 核心表征是经济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领域而不再镶嵌于社会、宗教和政治之中。
- 法律保护财产的私有权。
- 利润最大化、积攒和花费财赋的态度——新教伦理驱动资本积累，促使人们为利润而在投资。新教伦理的谕令是清风工作、节省时间和劳力、为利润而再投资。
英格兰不仅早已具备资本主义的外在形式，而且早已具备其内在精神。
- 其结果是永不满足的追求，没有固定极限，永远有额外的利润可以去活的，永远有破产的恐惧可以去消除
- 疯狂地追求财富
14世纪开始，家庭在英格兰似已经不再担任生产的基本单位。其他农业社会中，一般通过虚拟或者真实的亲属关系而达成劳动合作和对劳力的支配。因此，很多地区繁殖单位一直等同于生产单位。
但是英格兰历史上不是这样。从中世纪开始，大部分被招募的劳动力都是契约劳力。
货币化价值——
人和土地的分离，财产权观念的灵活性，劳力的非家庭主义使用方式，只有借助象征工具——货币是最重要的一种，才可能实现。其他地区货币被阻挡在大多数日常交往之外， 但在英格兰，几乎一切都被赋予了货币价值，几乎一切都可以用现金买进和卖出。
- 救助信息中，绝大多数贷款不是来自亲属
- 救济贫困制度依据居住地而非亲属关系。
英国从中世纪以来便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 市场经济深入，雇佣劳动力、社会流动、地理流动频繁
- 土地视为商品，而不是与家庭纠缠不清的东西。
- 其他地区实行“分益耕作”【p067注1】，土地承租人没有改革动机；英格兰很早就没有这种制度了。英格兰的“长期分租”【p067注2】很早开始就很安全，可以自行保留改革的收益。除土地外的其他一切财产也都安全无虞。
- 货币借贷
- 其他地区互嵌型农民文明中，货币徘徊于乡村经济体的外围。农民急需用钱时必须在职业放债人那里借高利贷
- 英格兰不存在乡村一级的放债人。存款传统，银行业发达，低息贷款。
- 不讨价还价，价格固定。而其他物物交换的地区，价格取决于供需法则、权力关系、社会关系。
城乡差别不大。
不存在布尔乔亚等级。整个英格兰实在就是一个大城市。农民与市民没有隔绝，贵族和商人也具有流动性。
或者说，英格兰从来都不是一个农民社会。它具有古老的市场体系——水上交通发达，雇佣劳力无处不在，规范和严格监控的价格机制，行会和同业组织遍地开花；还有复杂的法律基础。有了这个法律体系的支撑，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夕已经开始变成世界的银行家。
05 物资生活
财富革命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标志。英格兰的财富分布相当广泛。无论是欧洲人的观察还是当时英国人自己的体验，都表现了这一点。即使是乡村居民，也可以吃上肉，生活必需品也不缺乏。到17世纪，英格兰最为富裕几乎无可动摇，而到了18世纪，这一差别还在加大。
在工业革命之前，英格兰已经跨越了贫困线，以其富足而论已经进入了现代。
食物
大多数旧制度 社会约有高达四分之三的人口被迫以劣质食物为生。但是16世纪的英国已经不这样了。至少从中世纪开始，最好最贵的谷物——小麦就已经称为英格兰人的主粮，甚至是穷人的主粮。饮食的转型——转向现代的高蛋白和高糖饮食——在欧陆大部分地区迟至19世纪后半叶才发生，但是在英格兰却从中世纪就慢慢开始了。
饮料
19世纪以前的数百年间，英格兰人只要有可能，就不肯喝白水。曾经有好几个世纪，他们以喝啤酒和麦芽酒的形式喝掉了谷物总产量的一半。换言之，英格兰人喝的是“现代的“、经过人工生产的冷饮和热饮，而不是高度污染的生水。
营养差距的一个后果是英格兰没有发生过全国性饥荒。
衣物
大多数旧制度 社会里，有不过是仅仅遮盖躯体。但是英格兰人早已迎来了“现代的”穿衣模式——冬天保暖夏天凉爽。观察家指出，中产阶级乐此不疲地根据时尚而更衣，下层阶级大多也穿的不错。
住房
对比日本和英格兰平民的住房，前者不过是漂浮的灯笼，没有地基，只能挺立几年。后者坚固而昂贵，从17世纪开始大量采用砖石材料。在公共建筑上，英国也比欧洲大陆其他地区要雄伟华丽得多。
消费革命
这些特点造成了又一种积极效应，回馈到建筑、装潢等经济活动中、也回馈到生活的其他许多层面。笛福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较之其他国家，英格兰制造业的劳动者……从工作中赚得更高的工资，在衣食上花费更多的金钱。穷人的高消费…导致了国内供给品和制造品的巨量消费，造就了我们所说的国内贸易。”这个过程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成分之个庞大而富有的中产阶级正在积极地消费国内的制造品，从而刺激了生产。事实上，这场“消费革命”（ Consumer Revolution）发轫于中世纪，洪波涌起却是在后来的几百年间；持续到18世纪时，它最终成为英格兰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心表征
工作模式
英格兰生产体系的高效意味着工作模式的与众不同，这是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表征。
14世纪英格兰人已经能将大量时间花费在休闲活动和业余爱好上。在工作之后，他们往往有大把的时间消磨，可以养花、园艺和其他爱好。这也导致在农村大片土地没有投入农业生产而是用于休闲活动或夸耀性消费。
总体而言，英格兰长期以来一直负担得起各种奢侈：充裕的闲暇时间、大片的闲置土地、高度的物质福利——这直到今天才成为许多国家的寻常事务。上述种种，是现代性的主要成果，也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
06 种姓和阶级
托克维尔观察到，英格兰是唯一一个并非仅仅改变了种姓制，而且是将其彻底摧毁了的国家。贵族和中产阶级一齐遵守同样的规则，各个阶层可以通婚。这种特点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后果是阶级之间的混合和竞争。
典型的旧制度社会结构含有四个法律上分立的阶层：1世袭的贵族（ nobility）是统治者和战士，2僧侣（ clergy）是宗教和知识团体，3布尔乔亚主要是从事贸易和制造业的城镇居民，收民是目不识丁的田间劳动者。但是英格兰的社会结构，从盎格鲁一撒克逊时代以来，便不含上述任何一个类别。在欧洲大陆，贵族阶层的形成靠的是出身，但在英格兰确实人人都有可能获取的财富。英格兰的法律没有规定贵族的特权，身份的基础是财富和土地；而不是血统和法律。
贵族阶层以下的绅士阶层gentleman，结余庞大的中间种类和不排他的贵族阶层之间，在许多方面是英格兰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她在法国是血统保证，而在英国则是依靠外部标记。通过这一概念可以理解英格兰社会。
中间种类则是五花八门的职业和情况。在14-19世纪中占到英格兰居民的将近一半。这是政府的中坚和社会结构的砥柱。这是一个十足的现代阶层，大致算作中中产阶级。
下中产阶级及劳动阶级，过去常常被称为“技工和劳工”，这是英格兰社会中最后一类人·。他们虽然既无发言权也无权威，但是仍然不可忽视，在法律上也有义务和权力。至少从13世纪以来，英格兰法律就不承认奴隶身份了。虽然有穑夫，但是也具有权利。更像是永久的契约佣工。15世纪穑夫制也神秘的消失，只存在劳工。
社会结构
大多数社会拥有尖锐的金字塔形结构：一小撮精英和一个巨大的穷人群体。英格兰则像一个铃铛：小规模的贵族，庞大的中产阶级和一个基本上同样庞大劳动阶级。一个庞大而昌盛的中产阶级的成长，既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起因，也是它的结果。但这在英格兰是一个长期表征，早在14世纪就能看到踪迹。
攀登社会阶梯需要的只是财富。人人都渴求财富并狂热地追求它。商人的地位仅次于传教士，不会被认为有损人格。
阶级流动
这种阶级既残酷又能够不断适应个人流动。既然任何阶级地位都不能打长期包票，滑下去的危险就永远存在。英格兰的小说经常写到这类故事。但是爬上去的机会也永远存在，司汤达的描述非常俏皮：“社会被划分得犹如竹节，人人忙于爬入高一等的阶级，而高一等的阶级却又不遗余力地阻止他爬进去”
最重要的是，英格兰人历来抱有一种“从木屋到白宫”的信仰，或者说，从祖祖辈辈的煤黑子，飞身变成王储的新妇—放在当代传奇中，是嫁给英格兰的王位继承人威廉王子。这一直也是“美国梦”，如今又是印度梦和中国梦。而英格兰早就在做这种梦。
这种梦想是有现实依据的。很多人通过实干和巧干，从微不足道的起点和社会的底层崛起，变成了巨富、权贵和要人。而这在欧洲大陆是没有的。造成的效应是，英格兰的上中产阶级为主题的统治阶级日日都在吐故纳新。
更重要的是，英格兰不对身份做法律上的正式界定，却有不可胜数的细微分层供人们攀升或者下滑。虽然也有巨富和赤贫，但是中间是连续不断的阶梯，而不是真空。最后的结果是永不满足、永不停息地奋斗。韦伯称为 “新教伦理”
07 文化
游戏和运动
现代性的标致之一是重视竞争性游戏和运动。这些游戏要求充沛的闲暇时间和富余精力。
林林总总的游戏在英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悠久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大英帝国这一想象的帝国是通过游戏而结为一体的。
英格兰人格外痴迷游戏，迄今已数百年。现代很多竞争性运动都是发源于或完善于英格兰。
游戏的功能和宗教好有一比。游戏、运动和业余爱好还提供了打破宗教/亲属共同体的手段，不同的运动还丝丝入扣地吻合阶级体系。
竞争本质
学校教育让孩子学习资本主义必须的品格。这些游戏，如赛马，体现了狡黠机敏。而辩论和法庭断案是另一种形式的竞争性游戏，唇枪舌剑。
资本主义的竞争本质，但也存在合作。
结社模式
客栈、酒馆给各种俱乐部、爱好者提供了会友场所。在这类公共场所中，却具有排他性的、自在的、亲密的感觉，陌生人可以成为一时的朋友。可以出现朋友、家庭之外的半家庭行为。
养宠物
在16-17世纪，宠物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很寻常。
在大多数社会，早婚、多育、亲属众多——而且亲属之间在身体和情感上非常亲密——，给很多人提供了精神满足。但是如今只能在宠物身上寻找。个人主义的亲属关系体系和婚姻体系在英格兰古已有之，中心表征或可追溯到至少13世纪。
园艺革命
至少在13世纪开始，英格兰就有了商业性的植物卖家。英格兰人从海外大量引进各种花卉植物。从村舍的小花园到绅士府邸的大花园，园艺热在英格兰十分普遍。从16世纪起就有详实的记录，并且持续至今。
雅俗文化的隔阂
在其他地方，高端文化和低端文化常常有比较大的鸿沟。但是在英格兰却似乎没有鲜明的对立。至少从中世纪开始，英格兰是一个地理上统一的阶级社会，农村和城市相互纠结，没有出现高低文化的差距。当然各地有当地特色，但是只是大传统的轻微变体。
08 家庭、友谊和人口
大多数农民社会，家庭是一家人共同的经济、社会、宗教和政治单位。对一个人来说，各种领域交互重叠；不可能将个人和所属的团体分开。而现代家庭的最关键点就在于和社会风力，只是社会化代理结构。
现代和会的要义是每个领域彼此分立，而家庭的宗教功能和生产功能都消失了。个人成为了完整的社会缩影。也就是“原子式”的体系。
在大多数农民社会，家户（ household）担任着一家人共同的经济、社会、宗教和政治单位。其中，户主（ head of the household）既是家人与祖先之间斡旋的中保（ mediator），又是家人的政治领袖和经济首脑；妇女处于从属地位，最初服从父亲，然后服从丈夫，寡居时服从儿子；个人不以其个体身份享有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或其他权利。
这种家户的特点包括：第一，对家户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宗教、经济等领域是重合交叠的，因此一个政治行为同时也是一个宗教行为；第二，不可能将个人与他所属的这个团体分开考虑个人只是团体的组成部分，他的生存意义与整个团体密不可分；第三，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组织单位（ the basic organizationalunit），个人通过家庭而获得救赎（ redemption）、财富和权力l。这种类型的社会，可在东欧、印度和中国找到它的原型（ archetype）。
从这一极转向另一极，我们会发现，现代家庭最关键、最主要的表征恰好与之相反：家庭既不充当基座，也不担任政治、经济和宗教的组织者。家庭与社会分离，用社会学家的话来说，家庭丧失了原来的很多功能，被削弱到了主要只充当社会化代理机构（ socializing agent）的地位。
现代”社会的要义是，每一个领域彼此分立，因而家户的教功能消失了，家庭生产方式 the domestic mode of production）也遁迹了。无论是一个家庭、一个种姓还是一个共同体，总之任何集体都不再高于一切，相反，个人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缩影赋有了属于其个人的各项权利和义务。他或她本身，凭自己的名分，成为了一个法律一政治一宗教一经济实体，而不再像先前那样，仅仅是一个大于个人的团体中的一分子
在这种原子式的体系中，血缘纽带和地盘纽带变得荏弱了，实现融合的手段是货币、公民身份（ citizenship）、契约、法律和情感。反讽地借用马克思的说法，人民获得了“解放”，不仅在市场上，而且在上帝和国家面前
曾有人认为，现代家庭体系是从19世纪开始传遍西欧的，从那时至今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2也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现代”家庭体系，连同它的一揽子特点，是工业革命和城市革命（ urban revolution）的产物，而在革命之前，世界各地都拥有一种旧制度家庭体系，无一例外。
财产权
在英格兰，至少从13世纪开始，子女对父母的财产就没有自动权利，还可以被父母剥夺继承权。英格兰不承认家庭共同财产权。一切财产属于个人，除了夫妻拥有某些共同财产。同样子女也拥有自己的财产权，没有赡养的义务。
因此家庭并不安全。这一不安全的效应还被长子继承制发扬光大。
在其他地区，全体继承人对财产拥有平等权利，资产被不断地细分，份额越来越小。但是在英国和日本会一直保持下去，只留给长子。
第二个效应是次幼子女更加没有安全保障。因此他们很早就自力更生外出闯荡，英格兰扩张的活力大都来自于他们。
教育和社会化
通常情况下子女从父母亲属那里学会家庭运行方式，家长兼任老师、雇主和父亲的角色。
在英格兰，家庭不是唯一或主要的社会化单位。许多儿童从小被佣工或学徒制度，富家子弟通过大中小学制度，被非亲属教育。
婚姻
既然英格兰人如此独立，无怪乎婚姻也是自己当家做主。
英格兰的各种文学作品、信件、自传、遗嘱中透露出婚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他们把婚姻之爱放在父母之前。
英格兰法律不维护父母权力，而在其他地区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下，父母对子女拥有终生的绝对权力。
从子女对父母尽孝，到夫妻之间尽责，今人普遍认为是现代性的坐标之一。
性别
中世纪妇女地位很高。有财产权，能够担任公职。在新教之前就已经有了、
男女生活分别不打，缺少性别对立。妇女着装开放，和男子拥有惊人的共同点，相互平等。
家庭雇工
缺少子女辅助的父母会雇佣工人，并让其住在家中。雇佣劳力取代亲属，成为家庭的核心，是史上英格兰的普遍建制。
友谊链接的社会
至少从12世纪开始，发生了一场分流，亲属关系不再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手段。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从何而来？
现代社会中的“友”在旧制度中并不常见。旧制度的社会关系大多是与生俱来同地域和血缘绑定。“身份主导型”的社会模式，当拓展交往时也是把非亲属变为亲属，如收养、结拜。
而英格兰人不仅不重视真是的血缘关系亲属，也不重视这种虚拟的血缘关系亲属。他们的做法是交朋友，其基础一般是共同的兴趣
人口和生育率
大多数文明中人口的主要瓶颈是死亡率。人口模式有两种变体，一是常年的疾病和高死婴率；二是人口急剧膨胀而后突然战争、饥荒、疫病。这两种情况下人都会追求多生孩子来抗衡危险。“高压”模式。
人口的现代化模式则是低生育率。采用的形式是晚婚晚育避孕杀婴流产。“低压”模式。
英格兰人一方面晚婚一方面只有一部分人结婚，是的人口保持静止。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主义击垮了多生多育的基础。而在互嵌型的农民经济体中，为了扩大生产消费单位——家庭，就最好多生。
低压人口模式使得社会可以避免陷入剩余资源被人口膨胀而吞噬的处境。英格兰至少在16世纪就出在这种状况下，财富增长而人口不变。挪威、瑞典、荷兰的人口也类似。
人们首先必须结“得起”婚，生“得起”孩子。当经济环境剧烈改变，急需涌现大量额外劳力时，换言之，当工业革命处于劳动密集的早期阶段时，人们结婚的年龄比较低，结婚者的比例也比较大。由于当时工作好找，人口随之激增。
人口模式是一个灵敏的指数，可测知现代社会是否诞生。大多数文明以家庭为经济一社会一政治一宗教基本单位，扩大家庭规模必然成为最高目标，生孩子讲究多多益善。但是在那些对经济、社会、政治、宗教进行了现代分界，导致个人单独与这些分立的领域发生联系的地方，个人的兴趣就不以家大口阔为满足了
现代”人口模式首先只是在欧洲各地普及，然后才于1920世纪传播到世界大部分地区。它的蔓延使专家们感到困惑，因为它无法用任何一个常用指数—教育、读写能力、财富等单独地匹配或解释。我猜想，如果我们用图表标出一个旧制度的、不分领域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如何变得日益个人主义、各领域日益分立、资本主义关系而日益加重，然后将人口落差放在图表上进行比对，我们将能找到一个契合点。由此可见，上述特殊的人口模式既是现代性带来的结果，又是巩固现代性的强化剂，它把提高个人的舒适生活置于首要，而把增加家庭劳力和人口置于次要，由此引出了一种良性循环。
09 公民社会
现代性的关键是消除三种传统的强制合作手段：亲属关系、绝对主义国家（an absolutist state）和绝对主义教会（ an absolutist Church）。但是，如果说现代社会有什么特别的话，那是它需要每名个人为共善（ general good）作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自我牺牲。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答案不仅仅是分工（ division of labour），即涂尔干所称的有机团结”（ organic solidarity）1，或亚当·斯密和曼德维尔（ Mandeville）所说的市场机制（ market mechanism）。分工也罢，有机团结也罢，不可能生发一种至关重要的强烈感情，有了这份感情，人们才能把明智的利己主义变成对更大的目标和全社会利益的追求。
为了使协作活动成为可能—如在一支运动队或管弦乐队那样，必须成立各种各样的“人造”团体。托克维尔指出，英格兰人出于成事的需求而联合在一起，他们的旁支，美国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鉴于此，更多的人感到了结社的必要，因为成事的渴望如今变得更广泛和更强烈了。”1皮埃尔·梅特兰注意到：“法国人从家庭和国家的角度想问题，英格兰人倾向于从个人和社会的角度想问题。”（2换言之，英格兰的构成成分是个人，不是集体，但是同时，个人又通过不可胜数的社团（ associations）构成了一个社会，名曰“公民社会”。
社团
英格兰人有各种社团。但是无论何种俱乐部，均未将个人接管下来，每个成员都保持着其应用的一部分自主权，同时也和其他成员合作。既保留个人自由，也充当团体成员。托克维尔认为，追求个性的精神是英格兰民族性的基调，结社则是人们感到无法独立成事时采取的必要手段。
这类俱乐部既体现了“结社精神”，其集体人格又更加具有“排他精神”。身份认同和相互团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设立了他人不得入内的象征性边界。在英格兰，这一边界不是亲属血缘，而是结社。俱乐部和社团构成了今日英国社会结构的基石。
结社产生的原因
技术性的原因。法律上的偶然事件。律师们为了避遗产税，发明了财产信托手段。让地产所有者合法地转让给朋友，再让朋友传给继承人。
信托的建立产生了一个法人，有了组织实体。这使得公民可以相互协作。革命时代的法国、俄国、中国都禁止成立信托会。
这种革命性的手段，有多种效应。
- 其一是推进了政治自由。有助于司法独立。因为四大法学院也是依靠结社。
- 另一效应是政治结社的权力。自由结社权滥觞与信托概念，公会则是自由结社权的果实之一。
- 还有一个效应是权力的去中心化和地方团体的自治。英格兰的郡县是一个长期存续的非法人团体的典型例子。
信托渗透在君主和人民的微妙关系中，使得新型的君主立宪制得以诞生。更广义额概念是，一切权力皆为信托。这也是英国这个小岛能掌管巨大帝国的原因。信托机制不仅给宗主国政府灌注了信心安抚了良心，还在不引发中央和地方冲突的同时，使各种灵活形式的权力代理得以建立。
宗教领域也有建立非法人团体的可能性。非国教团体以信托会的形式经营事物。
经济自由也是如此。从16世纪开始，英格兰许多及其重要的经济组织都以信托会的形式发展。它提供了保护，但又没有政府保护具有垄断风险。
社交自由和知识自由也是通过这种方式。
信托还时社会实验及其遒劲的工具，直到被法律禁止为止。它带来灵活性和模糊性，从而带来变化。如果不是信托会满足了一个专横的法律要求，即任何财产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所有权人，英格兰人不会得到这片试验田。
结社起源
大概13世纪开始，英格兰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具备多种必要元素的社会。强有力的君主--议会统治集团，这是强固的中央；但这受到另外两个层级的制约，中间一层就是一大批非法人团体。结社权鼓励人们将尽力投入公开的活动。
信托概念的蔓延带来了信任和开放，为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这一点是在太重要，以至于今天我们视而不见——我们长期生活在信任的氛围中。
在其他文明中，人们可不容易信任一个非亲非故额人，也不愿意担任受托人。
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中，公共货物由私人供应变成了现实，造成了公民经济体系。由于公民社会的发达，英格兰解决了建立公共信任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若不考虑公民社会的作用，就无法理解现代世界何以能在不列颠小岛上诞生和存续；若无信任和合作精神将英国个人主义的、流动的人民凝聚在一起，就不可能实现议会民主制（ parliamentary democracy）所导致的政治融合，不可能实现种举世无双的多元而宽容的宗教格局，也不可能实现技术创新和辉煌的科学成就，更别提运动、游戏、文学、艺术领域的成就了。
10 权力和官僚制度
权力和司法的中央化，行政却被下放到地方。中央化和去中央化的平衡导致那里产生了惊人的力量、自由和财富
自有代表，公共参政。社会基层的完全民主制。
王权受制于法律和议会。缺少细致的说明，只有洞见
税收，中产阶级为主。征收透明，用于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