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学习笔记14

第十四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

明朝，居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先有朱棣（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主动与海外诸邦交流沟通，后有西方传教士东来叩启闭关自守的大门；同时，明代又是一个极中央集权的朝代，中国历代各朝无出其右者，而明太祖建立的庞大农村集团，又导向往后主政者不得不一次次采取内向、紧缩的政策，以应付从内、从外纷至沓来的问题。这些发生在有明一代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使明朝历史具备了极纵横曲折的多面性格，致令学史者必须谨慎细心地厘清，才能洞见真相。

中国历代创业主中，只有朱元璋的出身最为微贱。朱元璋无师自通，又善于玩弄人物，于是仗着自己的组织才干，将各种因素收集综合起来。公元1368 年他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已是固若金汤，于是正式宣布明朝的诞生。蒙古人的元朝毫不费力地被除逐，他们的末代皇帝也采取了一段前无先例的行动：他既不死于社稷，也不留着行禅让礼，却开宫门北奔，回到他祖先所来的草原中去。

高度中央集权。朱元璋在中国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留下来的痕迹，也同样的带着戏剧性，其影响所及，至今未衰。当中最大的特色无乃极度的中央集权，世界历史中并无这样的例子，以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由中枢管束严格到如是之程度。这严紧的管制是鉴于前代之覆辙所产生。大凡专制政体总离不开道德作护符。事实上，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仅有纪律仍是不够，当中大部分的成效，实因恐怖政治而获得。（明朝时的东厂西厂，特务组织大名鼎鼎，许多工作卓有成效，乃是因为恐怖政治。）国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出面主持。（一个领导人事无巨细，躬身而行，我是不认同这种管理方式的。）朱元璋决心固守中国“内地”，不再向外发展以避免额外之枝节。（朱元璋固守内地可能是因为其小农思想，一是小富即安的思想，二是害怕扩张后由于能力不足引起管理上一系列的问题。）

明朝的军事设计仿效元朝，但是不以种族区分为社会的阶层，而是全民分作“军户”及“民户”。一般军户不纳税或仅纳少量之税，尽可能时还分配有困地耕种，且是子孙相继，但他们有向国家服兵役的义务。在这组织系统的有效期间，征用军事人员的工作因之简化，而最重要的是，使—般农民不至受征兵的打扰。（当明朝后期发展，征兵制度已经不适应于社会发展时，明朝没有及时发现并进行改革。）

明朝财政。朱元璋另有—套设施，是关于财政与税收，其关系更为重大。经过他4次政治上的检肃之后，全国确实散布着无数的小自耕农。一般土地税的税则至轻（虽说地区间的差异仍是很大），征收时多以收取谷米及布匹为主。不过税率虽低，纳税人由各乡村里甲的领导人监督之下，有向国家指定之仓库交纳之义务。

由于宋朝以经济方面最前进的部门使财政上的资源整体化，遇到惨痛的结果，才有以后退却与保守调整之必要。明朝在中国历史之中，为唯一借着农民暴动而成功的朝代，它在创始时，因借着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以之为全国的标准，又引用各人亲身服役为原则，看来也是合乎当日的需要了。朱元璋并非不通文墨，他自已即曾著书数种，身边也有不少文臣替他策划，此人思想上的见解不能吸引今日一般读者，可是他的设计，最低限度在短期间内确实有现。他牺牲了质量以争取到数量，于是才将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统一起来。可是他所规划的长久影响则只有令人扼腕，这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政府本身既不对服务性质之组织与事业感到兴趣，也无意于使国民经济多元化，至于整备司法和立法的组织足以使经济多元化成为可能，更不在它企划之内了。所以明朝官僚主义程度之坚强与缺乏弹性，举世无比。其依借社会价值作行政工具的程度也较前加深：男人强于女人，年老的优于少壮，读书明理之士高于目不识丁的无知细民，就像自然法规一样不待解释，也是昊天明命。以上三个条件既与经济无关，又不受地区间的阻隔，即可以促进全国之团结，通行南北无阻。只是传靠着文化上的凝聚力，也使明朝主静而不主动。各处少变化，这种形态阻碍了任何方向的进展。及至朝代之末，事实上的利益冲突无从用实际的言语道出，有些权力上的斗争，原来因技术问题而产生，也要假装为道德问题，好几次皇帝宫闱间的纠纷也被衣着锦绣的朝臣用作出发点去支持他们的争论了。（明朝最大的悲剧是，后期皇帝的权力减弱，宦官和权臣轮流当政。当皇帝明白自己，权力有限时，在和幻和全程的斗争当中，消极对抗，无能为力。）

15 世纪初，朱元璋的一切规划好像全被他的第4 个儿子朱棣所否决。我们倒可以提出若干解释：即朱棣之作为已超过他可以支付的能力，他的帝国接受了极度的负担，已近乎破裂点，他的继承人必须全面地紧缩，才能避免朝代之沦亡。在此关头需要特别提出的则是，朱棣的征敛只能因循他父亲的规划，得自农村经济。而农村经济既缺乏省区间的联系，又无各行业间的经营，于是筹措的办法，要不是直接科敛，就是引用足以产生反效果的手段。他的政策全站在消极方面，因之不能扩大帝国的威权，也不能增加其声望，从需要撤退和紧缩的程度看来，我们至少可以说，如果环境的开展与事实上的情形稍有差异，朱棣在历史上的声名很可能和隋朝的第二个皇帝杨广等量齐观。

缙绅成为社会的中坚。西方的学者照英国习俗称之为gentry。这缙绅阶级包括所有文职官员和他们家庭中的成员，并及于监生贡生和捐资纳监的人物，他们由政府准予“冠带荣身”，人数远较朝代草创期间为多，可是最多时仍不及全国人口百分之二。

中国的朝代以一种权利的架构筑放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基础之上（纵使我们并不把经济因素介入），所以它不能随意创造，或随意的颠覆去适用于短时间的目的，即使根本上的改组也不能避免某种程度的暴力出现。

当朱元璋主持国政时，当日的社会尚在一种游动状态，可以由他以勤苦节俭的情调组织摆布。他的农村政策，主要仍是地方自治，尽量的避免干涉，所以其精神为简单节俭。

这缙绅阶级要不是与文官集团通声气，即是当中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全国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为朝廷的执事人物也是乡村间的地方领袖，因之构成了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联系。他们公认，良好之政府植基于保持传统的社会价值，并且这一个优秀分子集团的成员又因为社会之向上及向下的流动性不时更换。一般因为科举考试的成败，影响到一家一室之兴衰，如此也替这集团觅得新人物而淘汰旧户室。明朝之后又继之以清朝，这种组织及其功能在中国近代史里发挥而为一种稳定局面之因素。可是积习所至，也在20 世纪的中国需要改造社会时，成为一种切实的障碍。（缙绅阶级，我理解为是社会阶级中的中产阶级，他们因为科举考试向上或者向下流动，同时他们也是乡村组织里面的权威，有一部分职权代替了政府的职权，替农民进行道德上的裁判，他们是政府与小农阶级之间的纽带，如果这个纽带断裂的话，政府的政策，在广大的农村无法执行下去。）

官僚阶级既将他们心目中的政府当作一种文化上的凝聚力作用，其目光又离不开小自耕农用精密耕作的方式去维持生计，自是不能欣赏现代经济的蓬勃力量。后者从不平衡的情形而产生动力，而中国的官僚与缙绅阶级则预先制造一种平衡的局面，使各地区勉强地凑合一致，因此他们背世界的潮流而行，与宋朝变法的人士立场相左，而整个地表现内向。明朝的税收制度也是一大阻碍力量。

明代历史的特性。明政府与自然经济的力量分离，是它行政上的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