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初中教科书上的《法国大革命》一节开头赫然写着1789年7月14日，法国人民攻陷巴士底狱，然后有了雅各宾专政和拿破仑帝国。到了高中，大革命归于大陆国家的宪政一章，被粗略带过。
一个文化圈总是喜欢用自己的文化去带入理解其他事物，就像将路易十二比作康熙。实际上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标准自己的环境，这是一定有瑕疵的。
中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民主主义革命，从武昌起义到袁世凯死后的天下大乱，再有土地革命战争，让中国人不论你喜不喜欢赞不赞同这些战争，都会形成“革命理所应当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观念。同样，教科书的编写给人一种法国也是在三级会议受挫人民随即揭竿而起的暗示。
这是一种单线机械的历史观，似乎人类社会就是这样按部就班亦步亦趋的沿着一个方向前进，实际上这条路上，有弯路也有水坑，有时候你还要退几步。
旧王朝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它最为专制的时候，恰恰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这是托克维尔的名言。难以被中国读者理解的是路易十六时期是政府压制最轻的时候。相对于太阳王，路易十六显示出了更多的温和。在压制最重的时候，底层是没有力量也没有意识去抗争的，恰恰是改革给了积怨的发泄口。例如农民，法国的农民在当时受压迫不是最深的，但是因为获得土地所有权，所以他会更加注重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国家政策，成为反对王朝的重要力量。托克维尔的评价是这样的：如果是德意志农民（农奴），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了。
波旁王朝末期社会没有濒临崩溃，但是阶级矛盾依已然很深刻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庞大的资产阶级要求权力，旧王朝粗糙的国家机器和财政问题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三级会议。
要求权力的各阶层天真的以为只要三级会议召开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怎么可能，本质上革命的结果只是让自己成为决策者，然而他们也不会解决这些问题。农业危机和资产阶级的困境没有解决。
矛盾的是，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一出现就出现激烈斗争，第三等级要求在票数上的平等，召开后主题从财政危机迅速转移到了权力分配，巴黎民众迅速显示出对王朝的不信任要求夺取武装，巴士底狱就是其中一环。攻陷巴士底狱只是民众武装用以向政府施压和保障自己的一步，之后第三等级还在和路易十六的朝廷讨价还价，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战争，民众也是自发行为，和代表们没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
不要把政治事件单纯的看做政治事件，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被视为全欧洲性质，但是对玛丽安娜，还要审视自己。
威廉多伊尔说过法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资产阶级已经壮大要求政治的时候，无论上层执政如何都要换人。决策如何是一个问题，谁决策又是一个问题。
人们高呼吉伦特民主雅各宾杀人，然而你不要忘记，政府是用来提供社会服务的，民主是选举和决策风格。雅各宾派在半年时间里解决了积压的社会问题而这恰恰是吉伦特没有解决的。
第一个问题在1792年或许解决了，但是围绕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要不断的变。
我们承认拿破仑三世是个庸人，但是他却执政将近二十年，因为他能解决问题，法国的工业进程和阶级矛盾缓和都得到暂时的解决，当他无法扭转一切时，就有了用以转移视线的普法战争。结果只是一群刚刚还在滔滔不绝的政客蹩脚的迎接拿破仑做皇帝。
因为要夺权，资产阶级的作家们高呼民主，而社会危机，却是经济学家们一直搞不懂的和万马齐暗的。我们承认启蒙学者给了人们理性的曙光，也贡献了更为科学的政治框架，但是对于社会运行，他们却没有指出一条明路，压迫下的人们只记住了眼前的激扬文字和热情，却忽视了对未来的思考。在人们争夺权力的同时，法国社会没有出现著名的经济学家，上一次经济理论实验是旧王朝时期的重农学派理论实践。
人们沉浸于享受自由平等的长篇大论，享受自己成为主人，却忘记了建立政府的根本目的。张口闭口政治，却忽略了人们为何参与政治。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个社会的发展消亡和演替。不要因为是过去就要人为的加上一层历史感，要加上一层滤镜，要让过去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历史感”。他们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我们想要的他们也想要。过去的人是人，现在的人也是人，人，说到底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在奋斗不息。我们还是少谈些主义，多干些实事吧。《旧制度与大革命》一直经久不衰，就在于它警醒一个个政府，不要被改革中的高谈阔论和表里不一自我迷惑，真正的反抗恰恰就是在他们自己内部产生。对于我们自己一个个人而言，真正塑造我们的，是我们真正的行为而不是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