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思维

近日读张宏杰的《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其中讲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陋规和养廉银制度的态度，而他们最核心的差异是思维上的动态与静态。

在康熙一朝，为显得自己宽仁爱民，康熙一心要将“轻徭薄赋”制度化，并独断地定下规矩：“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就直接决定了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永远无法再增加。

而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会不断的增加，尤其是在康熙的前十年，为了平定三藩，花费了大量的军费。我们知道税收通常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上交中央，一部分留给地方。当军费耗费过大，中央财政入不敷出时，康熙采取的办法是压缩税收中地方留存的比例，来填补中央财政的不足。但是地方各级官吏没有经费，显然是维持不了机构运行和自身生活的。

当然，地方官吏很快想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在国家规定的税收上加收一定比例，名曰“火耗”。所谓“火耗”，就是说收到的散碎银两要熔铸成整银上交，在融的过程中会造成一定耗损，所以加上这一定的比例来弥补。当然，事实上，加收的远远超过实际耗损，而这超出的部分，就被地方各级官吏据为己有，用于各项公务支出或私人支出。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税收，但又是不被监管的税收。

但是，为了不损害自己千古名君的形象，康熙始终不肯同意将火耗公开化，不愿背负加赋的锅。而事实上，各地官吏肆无忌惮地任意加收火耗，反而使天下百姓负担更重，苦不堪言。

康熙的“永不加赋”，就是典型的静态思维。社会是在发展的，人口是在增加的，政府公共支出必然也会增加，而赋税如果固定不变，势必造成政府入不敷出，官员们没有“名正言顺”的收入，自然就会巧立名目搞收入了。

到雍正一朝，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但是治理起来却并不复杂。雍正果断地将“火耗”公开化，并作了明确的比例限制，并建立了养廉银制度。这样既保证了政府财政收入，也断绝了各地官吏过分加收的念想。

这就是雍正“动态思维”的一个体现。不恪守成规，不拘泥祖训，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雍正的动态思维还不止于此，他还规定，火耗比例和养廉银数额应该根据通货膨胀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保证即使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各级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不至于过度缩水。事实证明，这是有清一朝所有皇帝中最明智的政策之一了。

只可惜，雍正在位时间仅十几年，便由乾隆接任了。乾隆常自称明君，“十全老人”，但事实上，在思想方面却是完全无法与雍正相提并论。

乾隆一即位，立即迫不及待改革雍正的养廉银制度。不可否认，雍正的养廉银制度是存在一定不足的，如覆盖面不完全等，乾隆对此进行了改革，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乾隆大概是太想有所作为，太想给后世留下点什么了，竟然规定了火耗比例和养廉银数额，并立下规矩永不改变。

呵呵，就这一个永不改变，便暴露了乾隆的静态思维，一如康熙。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随着通货膨胀的到来，一系列问题出现，各种额外的火耗又死灰复燃了。

就这一件小事上，足可见三位皇帝思维上的迥异。历史表明，雍正的动态思维显然是更科学的。在社会变化更快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向雍正学习，时刻采取动态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