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王俊在混沌研习社的课堂讲了三个小时，关于基因技术对未来社会的影响以及从生物科学视角看待企业管理的问题。笔者仅以个人视角和认知对其进行探讨。
两点感悟
1. 我们需要在改变人类未来的领域上奋起直追，并确保自己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首先想到的是前一段接触（只闻书名，而未读内容）过的一本书《聚合科技，改变人类未来》，这本书介绍的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商务部（DOC）共同资助的一个研究计划，目的是要弄清楚哪些学科是新世纪的带头学科：可以概括为NBICS，即: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和社会网络。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有两个：其一，这本书的内容是2000年的研究成果，2002年发表的，2015年才被翻译成中文由清华大学出版；其二，书中102页指出这五项科技将改变人类这一物种。
于是我在一边感慨王俊和他的碳云团队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而且“野心”不小，因为他们现在做的事情至少要整合生物、信息和认知科学三大类，如果再延展还包括了医学、人工智能等领域；另一方面又不禁遗憾，美国将近二十年前就开始掀起的这一轮足以改变未来整个世界甚至人类命运的科技发展浪潮，我们如今依然处在一个刚刚开始认识和普及的阶段。所幸的是，现在已经有了众多像王俊一样的科学家、科技工作者走出实验室和象牙塔，通过创新、创业的方式在人工智能、脑神经科学、基因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进行着探索。希望他们能走得更稳健一些，不要被市场、资本和政策舆论导向所裹挟，偏离了正确轨道。这点后面还会提到。
2. 基因技术为认知重启之门的开启提供更多佐证
从20世界50年代DNA被发现，到21世纪初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提出，基因技术虽然只有短短六七十年的发展历史，但对于人类文明和发展史作用重大。这种作用既包括其技术层面对人体内微观世界和其内在运营逻辑的探索，也包含着更深刻的哲学认知层面的反思。且听我妄论一二。
梅洛庞蒂说：西方哲学是无器官的哲学，从不关心肉体。因此在上世界四、五十年代，他提出了具身性的命题，完成了哲学上从大脑到身体的认知转向。
在工业时代，整个西方的商业世界充满了对于效率、进步、金钱与成功的渴望，充斥着对于还原论、两分法和确定论的声音，人们认为只要在科学和理性光辉照耀下，将组织、公司甚至国家如钟表般精密地设计、测量，控制，就能够站到“上帝”的位置掌控一切。
而互联网时代很多新兴创业公司的发展，完成了商业上从控制到失控，从还原论到复杂论的认知转向。工业时代构筑的人类想象世界轰然倒塌。
基因技术开启认知重启之门的重要意义至少表现在：
（1） 使人找回自己的位置，不再高高在上
王俊老师在其演讲中提到，藏族人DNA中存在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份.其实不仅是藏族人，东亚人，欧洲人，甚至美洲人，大洋洲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尼安德特这个和人类直系祖先是近亲而现在早已灭绝的生物基因。这其实可以间接证明血统论是多么地不可靠。无论我们肤色、身材和样貌上都多大的差别，我们都保留了人类整个生物进化和迁徙过程留下的基因印记。
在《两百万岁的自性》这本书中，阐述了同样的道理。书中指出，人对于黑暗、悬崖、死亡的恐惧来自于几百万年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记忆，这些记忆同样深深印刻在从爬行动物到哺乳动物的脑海中。人不再是《创世纪》中那个偷吃了上帝禁果Duang地一下变聪明的存在，而只是大自然千百万物种中的一员。我们需要通过基金技术为我们开启的万物同源的机会，正确认识到我们和自然应该如何相处与自处。
（2） 整体论的视角
基因学说，将人视为一个整体，而非像传统西方医学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做拆解。其实这种做拆解，不断细分的做法也是西方管理学里最为常见的。企业里所有的问题无非是营销、财务、组织、人力、战略、商业模式、投融资等等部分组成的，只要把企业拆分成不同的部门，各部门各司其职，企业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也是科层制之所以建立的基础。但面对外部稳定市场有效的科层制管理在不确定性复杂市场环境中就存在失效的情况。同样，面对外科手术、药物治疗不那么有效的精神和遗传方面的病症，传统的西方医学也同样不那么有效。
在王俊介绍肠道菌群生态时（TED有个视频《细菌如何造就了我们》讲的是同样的事，有兴趣可以找来一看），我看到微信群里的朋友在感叹这和中医的疗法不谋而合啊。确实，将人体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强调人体各部位、器官之间的和合以及人与外界自然环境的和合是中医施治的根本。但在这里无意于中西医之间的论战，毕竟把中国传统医视为“学”已经是在用西方的科学框子去套在那个信息不对称年代的中医。两个标准本就不统一的体系放在一起比较本来就很难得出统一的结论。
毕竟可能医学、基因这些科学，甚至包括词汇本身和语言，都只是人类想象出来的东西。就像王俊将的植入他人的粪便来改善肠道菌落体系，其实狗每天都在做这个行为的，虽然它自己可能并不清楚吃屎的意义是什么，但本能就是驱动着它这么做了。所以我想说的只是，在信息丰盈的时代，我们可以通过基因、人工智能这些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完成从还原论到整体论的转向。
好，但是还不够。这是段永朝老师建议对互联网时代各种现象做出评价时可以套用的表达方式。我姑且拿来，对王俊老师讲的内容妄言几句我的疑问。
疑问一：没有飞回的飞机，基因大数据背后的悖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飞机经常被德军击中，这时英军迫切迅速提高飞机的质量，所以从他们仔细检查飞机上被炸弹损坏的地方，通过飞机维修人员和工程师对飞机上弹孔的统计,发现机翼和机身是弹孔最多的地方。那是不是加固机翼和机身就能提高飞机质量呢？亚伯拉罕瓦尔德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大家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弹孔统计只统计了那些被德军击中但飞回的飞机，而那些受损最严重的，最应该加强质量的飞机在战场上就已坠毁，根本就没有飞回来。后来在统计学里也经常用没有飞回来的飞机描述在统计学中样本选取的这个漏洞。
基因技术在做大数据统计时，可能也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统计样本往往是这样的：1.被调主动提供的；2. 被调健康状态下的；3.活人的。而那些对基因调查本身就有抵触的样本，本身就有各种疾病，甚至无法采集到基因样本的已经故去的人是不是就是那些“没有飞回来的飞机”呢？而这些样本对于人类基因库的构建与基因预测与诊断的准确性评估会起到什么作用我不敢妄言。但只要是针对抽样统计而不是全体统计都会存在的选择性遮蔽效应，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疑问二：基因技术是魔法石，万灵药么？
从古希腊哲学追求世界本源，到西方炼金术师找寻魔法石想把廉金属变成贵金属，再到启蒙运动后科学的兴起，人们高举科技的火把认为科学就是拯救世界的万灵药。过去的两千多年，其实西方世界一直都在致力于寻找一个确定的解。直到上世纪二战和冷战结束后，这种乌托邦式地追求在开始趋向于反思，喝下一瓶纯净水就能拯救世界的方式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土崩瓦解，十几年的冷战格局也让世界上空始终笼罩着战争的乌云。战争、环境、经济危机、民族与地区冲突，“唯一解”不能回答的问题越来越多。以扎米亚京的《我们》，乔治·奥威尔的《1984》及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为代表的反乌托邦作品相继问世，披头士的摇滚音乐，致幻剂，行为艺术，电脑极客都在以自身的反讽与解构对“唯一解”做出叩问。
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再来反思基因技术，就很难将其作为诸如：彻底治愈癌症，延长人类寿命甚至永生的唯一路径。就像4月22日美国BioViva公司刚刚宣布通过延长白细胞端粒可以成功对抗衰老，乔治城大学的研究人员就提出还没有数据证明“端粒长度和健康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基因技术确实可能非常伟大，但或许需要其他医学和心理学，脑神经科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共同努力，人类对疾病彻底攻克这道题目才会有解。
说起乌托邦，基因技术的另一个趋势可能也需要警惕。就是技术的创新会不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过去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可能在金钱或者权利上是不平等的，但对于时间全人类都会迎来共同的命运就是死亡。而当基因技术真的发展到能够重新构筑人体机能的那一天，率先享用这项技术的一定是少数人，无论因为金钱，权利，或者其对人类做出的贡献。而由此引发更多的将是政治、伦理和社会范围的一系列问题。
疑问三：科学与管理是一回事么？
之前笔记侠提到过一本书《盲眼钟表匠：生命自然选择的秘密》，书中讲生物在遗传空间里长距离的跳跃是稳健的找死状态。有朋友就用《精益创业》一书中的经典理论：低成本试错，小步快跑，迅速迭代做类比，说精益创业就如生命的自然选择一样是企业发展的王道。王俊老师的后半部分演讲也一直在用生物进化理论说明要用小单元死亡成就企业前进的道理。但我认为用生物学和商业做类比并不适宜。
原因可以用《人类简史》一书作者赫拉利的理论做解释。生物是活生生的真实存在，而企业和管理则只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之中。用真实类比想象，其中必然存在偏差。同样，生物的进化尺度可以跨越千年、万年，而企业发展则是瞬息万变。既然企业只是人类的想象，我们与其祛魅，不如返魅，在灵性光华里寻找人性的光辉与美丽。
回到科学与管理的话题。一个好的科学家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企业家呢？或者说科学家是否应该去做一个企业家？
在美国，产、学、研是完全分离的，学校负责提供学术成果，企业的实验室、研发中心、企业大学负责科学成果的转化，形成具有应用价值的技术，再由企业通过试制、检验最后形成可以大规模复制的产品。这其中有交融，但更多是各司其职，各安其命的从容与职业。
而在国内，长期存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科技不分家的情况。特别是近年来在资本裹挟下，越来越多的大学教授、科学家，以及原来在跨国企业里做研发的技术人员，走上了CEO这个企业家的岗位。这种跨界带来的创新是需要肯定的，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一是企业与科学本质的矛盾。企业需要的是快速发展，规模的扩大，市场占有率的提升，产品种类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持续地盈利。而科学需要长时间地观测，数据结果的反馈，严谨务实地态度。这一对几乎完全对立的矛盾很容易让科技型企业患上“短视症”。我们需要的是打破认知和行为障碍的人工智能，而不是一群只能挥动胳膊跳舞的机器人；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延长全人类寿命的基因技术，而不是通过高额收费让那些富人提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的体检服务。特别是当这种短视症遇到资本时，更容易变成创业板和主板市场上一次又一次概念炒作的自High游戏。
二是科学家型企业家本身的“认知障”
“认知障”应该说人人都有，伟大如牛顿、爱因斯坦也是如此。但因为科学家高举科学大旗，所以认知障可能更不容易被发现。我将其归纳为对relationship的“认知障”。因为科学家都崇尚理性，所以在人治上，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他们很多情况下都希望也能凭借理性找到一块“魔法石”，找到一个万能公式，duang地一下完全解决。但与上下游供应商、合作伙伴，与员工和中高层管理者沟通，与客户与媒体打交道时，relationship需要更多的不是理性而是艺术。而这恰恰是科学家型企业家得认知障。
最后我想说的是，作为基因技术的门外汉，其实提出这几点疑问只是妄言，但我相信，凡是科学一定有其边界，批判性思维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其能够引起更多人的思考与讨论，拓展科学的边界。如果这篇小文能够激发大家返回头再读听王俊究竟讲了些什么，或者开始关注基因技术的发展，那于我而言，也算功德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