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1864——洪杨与晚清的嬗变

本文为观李剑农先生《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所得一点愚见，仅供诸位看官一哂，如有所得不胜荣幸。

鸦片战争后中国毕竟表面上平静如旧了一段时间，虽然地方上仍有零星的反清以及其他势力的活动，可是较诸之前耗尽国帑的白莲教以及即将到来的、战火遍及中国的发捻而言，也算是安静的了。

我在《袁世凯评传》里读到一个日本人（好像是伊藤博文）说中国没有外人以斧钺加身感到切肤之痛，就不会起来自己主动做些改变，而是翻个身继续睡，所以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刺激对于昏昏欲睡的大清是有些好处的。

于是1851年大清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危机中，对于从金田，到永安而进入南京的这群人，大清政府称之为发匪或粤匪，他们自称太平军。

这场自1851年始，一直烧到了1864年才熄灭的熊熊大火，使大清乃至中国的格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曾经有外国的观望者想把宝押在洪秀全这里，不过这只是短暂的想法。

李剑农先生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除了战略政策人才之外，有两点我认为非常值得思考。

其一是主义上，太平军固然有驱除满清统治者的民族主义诉求，但是他（洪秀全）借以立足的是神权主义，是他看完几本小册子创造的拜上帝教（它与基督教不可等量齐观，我们对此应该注意），事实上他试图用他的神权去打破中国传统名教的努力是不合中国的时宜的，可能是自己考试挂科了，他对于儒家那一套几乎是疯狂的报复，甚至对于中国民间的淫祠也要一一打烂，换上他的天父天兄天王，这在那时对于中国遭到极大的排异反应。

其二是洪杨的神权主义精神是假的，太平天国没有真正按照他们口中的、笔下的纲领行事，他们对于自己的教条是不信的，而曾国藩为首的平叛者，对于纲常伦理和名教，多是真心维护真心相信的，这是一个大的分野。历史的进程也证明了纲领的适宜和对之的坚守对于凝聚力量多么重要。

我个人对与太平军的评价也并不高，他们这些人并不具备接盘清政府、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能力，他们的破坏性大于他们表现出来的建设性，所以这时候清政府把中国这只股票护住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因为接盘的人还没出现。底层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需要一个正确的组织方式，需要一些熟练的领导者，天京城破那一天或许大家都没想到，距离这个领导者出现还有五十多年。

就像一片土地被粗暴地翻了一遍，1864年中国正在发生变化。

与鸦片战争相比，中国的军队体制有了改观，无论是湘军还是淮军，都不需要像1840年那样，每次都要十几个人、几十个乃至几百个人地分批集合，从各地抽出来杂糅成一盘散沙，《天朝的崩溃》中我们可以看到，清王朝的军事动员能力底下，军人主要在做警察、杂役的工作，初期太平军的势如破竹已经让清王朝的官僚不得不注意这个问题。

于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发生了，地方团练开始担任起了国防军的职能，因为正规军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都烂得扶不上墙，于是民兵性质的团练——湘军、淮军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这样一个变化：作为一个极度强调中央集权的国家，清朝的地方势力开始崛起，各省的督抚有了人事、军事财政等实权，不仅可以组建军队，还可以设置关卡收厘金。

在《胡林翼评传》里，我读到胡林翼曾经建议两江总督曾国藩，趁着江浙被太平军打得一塌糊涂、原有的官僚结构土崩瓦解之际，玩一招釜底抽薪，在各个职位换上自己的人，可见一斑。

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三十多年后庚子之变中东南三大总督搞起东南互保的影子，我们也还可以看到三十多年后小站练兵以及后来军阀割据的影子，同时，汉人官僚重新掌握这个国家的政权，中兴四杰曾左李胡全是汉人（三个湖南人），从这里似乎1911年袁世凯逼退清王朝的种子也已经播下了。

所以说无论是政治权力的族群、地域，还是国家体制的悄然变化，1864年曾九进入南京城的的这一天，实在是近代中国很有分量的一个剪影。

尽管三颗互相纠缠的种子已经种下，1864年大清的国运只有不到半个世纪了，然而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比如军事的现代化，虽然一定程度湘军淮军突破了旧的桎梏，但是它身上带有军阀气息，它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这是湘军和淮军迅速腐坏的原因之一。

比如还没有一个近代化的正式方向，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还不久，洪杨虽然败给了他的对手，战争却并未结束，北方的捻军仍然是肘腋之患，清王朝和中华大地的战争创伤需要恢复，战胜者曾国藩不久后将深陷天津教案，并且因此几乎毁了一世名誉，李鸿章在戎马的辉煌之后要面对的是接连而来的挫折，同时要努力做好一个帝国最后的裱糊匠，而此刻气息奄奄的清政府也还要在之后同光中兴的美梦里再自得其乐三十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