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元店，“流氓燕”为四个人提供了免费的性服务。其中一个老人五十多岁，听说不要钱，他问为什么？“流氓燕”说：我是北京派来的。这个社会有许多的不平等……性，居然也不平等。
“在中国许多隐蔽而又随处可见的角落里，性交易以一种不可思议的低成本在规模运作。严厉的刑罚和运动式打击，并没有让“十元店”消失，疾病、暴力犯罪等问题，在阴暗的角落里滋长……”
地下室里黑魆魆的，没有窗户，更像个潮湿的洞穴。唯一的光源是床头的电灯泡，拖着长长的电线吊在头顶。
吴献芳用一个揉皱的红色塑料袋裹住灯泡，粗糙的光线于是变成一片红色柔光。据说这种光线下的女人皮肤最好，看上去没有皱纹。
吴献芳48岁了，体型发胖，背面看直发乌黑，没人看得出是白头发染的。单人席梦思床占去了房间一半面积。她整天在床上躺着或坐着，等客人来。
这栋旧时骑楼改造的小旅社里，住着三四十个吴献芳的“姐妹”，年龄最大的有62岁了。年过四旬的农村母亲，构成了这群性工作者的主体。
当地人把这样的地方称作“十元店”。客人往往是本地老头子，或者中年的外地农民工。
每次的交易价10元到30元不等，微薄收入之下，这些贫困性工作者同样面临被处罚、疾病、暴力、歧视的风险。
“有病没病看得出来的”
吴献芳所在的县城，人口逾百万，涉及性服务的洗浴城有三四家，休闲按摩房四五十家，旅社15家左右。
有业界人士把性工作者归为四档：最贵的如夜总会“天上人间”；宾馆和洗浴中心的“叮当公主”次之；第三是按摩店、休闲店和发廊，收费过百；第四如站街女，约六十元。而十元店，几乎是低到尘埃里，属于性产业中的“大排档”。
吴献芳所在的旅社入口在一条细长的巷子里，背朝繁华的商业街。一进门就见不到光了，有一股柴禾熏过的气味。楼共三层，每层9个单间，每间房比乒乓台稍微大些，木板隔开，透风的地方，靠玻璃加色情海报遮挡。
毋须身份证，也毋须押金，只用15元，女人开一个房间即可营业。有姿色的，再赶上好运气，一天能流水线似的接十几个客人，每月挣两千来块不是问题。也有一整天开不了张的。总体看来这里生意不错，老板把地下室也利用起来，楼顶也搭了简易的房子。
姐妹们达成的共识是：来的客都是一群长期压抑的人，外出务工的，没老婆的，憋久了才来，平均5分钟完事。
2012年4月14日，中午，一个白背心的老头子摸着阁楼的扶手上楼了，背后还破了两个小洞，头顶是“地中海”，背过手慢慢踱着步子，看到门开着的，就一间一间屋子来回打量，他似乎相中了一个躺在床上吹风扇的大妈，开始讨价还价，“多少钱？”“没病吧？”
忽然老板一嗓子，“打水了！”
正在犯困的姐妹拎着大号塑料桶集体“出洞”了，楼道里吵吵嚷嚷。这是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这里每层楼只有一个厕所，热水也是限时供应。每天两次：上午八九点，下午两点。
开放完毕后，老板把水龙头锁上。
四处都黏糊黏糊的，墙，地下，床上。
吴献芳打好水回到房间，用一层硬塑料纸封在桶口，这样可以温吞吞地用大半天。好些姐妹不怎么收拾，头发乱糟糟的，吴献芳算爱干净的了，屋子里有条有理，她舍不得花钱买洗液，清洁工作也就指望这桶水兑点盐巴——盐装在一个可口可乐冰露的空瓶子里，放在房间里潮湿的墙角，旁边还有一个装药酒的娃哈哈饮料瓶，她一胃痛就拎起来喝两口。
一个黑坛子装米，说是“怕被老鼠咬”。她在地下室里自己煮饭，烧的是老板从隔壁垃圾场捡来的木头块，空气不流通，一生火就咳得不行。
为了保证客源，这里的女人大多数不使用安全套——何况这玩意还可能成为卖淫嫖娼的证据。吴献芳有时用，有时不用，用她的话说，“有病没病看得出来的”，她这套朴素的检测标准是：外表干净的应该没病，衣服破的旧的一定要防范。
吴献芳从来没有做过妇科检查。妇检的价格三十块，那是她冒三次被抓的风险，接三个客人才能挣到的。身体异样的时候，她坐车到乡下打一种叫消炎针的吊瓶，二十多块钱，说是青霉素，消肿以后立即开工。
“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带大”
五六年过去，吴献芳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她很勤快，“营业时间”从早上8点持续到晚上9点半，除了逢事回家，全年无休。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疲沓了，干这档子事，“跟下地种田一样”。
做这行之前，苦活累活吴献芳没少干。她出生在贵州一个偏远山坳里，方圆只有9户人家。女娃子没书读，她至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后来，她结婚生子，老公又赌又嫖还打人，她被男人伤透了，拖着两个儿子走了——没离婚，反正结婚证也没领过。
在异地他乡，她喂过猪，进过编织袋厂，还上工地，把石灰浆从一楼扛到四楼，每个月挣百来块，怎么都喂不饱两个儿子的口。难捱的时候她想过：实在活不下去就投江，带儿子一起死。
就这么扛到了三十来岁。有一天，一个女性老乡来找吴献芳，神神秘秘地对她说：“跟我走，保你挣大钱。”
于是，吴献芳被带到广西这个风尘仆仆的小县城里。直到被扔进小旅社，她才明白是干这个来了。
开始吴献芳说什么也不肯，也不跟人说话，闷房间里呆了一个星期。找不到工作，又心疼住宿费和车费。这时来了一个乡镇干部，肯为她出60块的“高价”，天天来，单守着她。第三天，吴献芳从了。
认为自己“走投无路”，几乎是这一群女人共同的烙印：
209房的“桂圆”不怎么抬眼，也不肯和陌生人多说话。有人说她老公死了，也有人说她老公又赌又嫖。女儿跟着她住县城，念小学四年级，从小就自己做家务。女儿越乖，桂圆越觉得自己对不起她；
王菊花有三个小孩，她老公是游医，医死了人要坐十年牢，老公在监狱里叮嘱：“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带大”；
袁丽蓉快六十了，生意也寡淡，总是哭丧着脸。她老公跟别人好上了，不离婚，还把她往死里打，左眼至今落着疤，有家不敢回。
这是一群来自农村的传统而贫困的女人，对她们，命运如一杆闷棍：家庭暴力、死老公、坐牢……家庭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小孩子上学要钱，农村盖房子要钱，家里人生病住院也要钱。
没有学历、技术、年龄限制，这个几乎零门槛的“工种”接纳了她们。
吴献芳不识字，怕被偷，隔三差五，攒的钱都托老乡存到卡上，寄回家里。儿子是她最大的盼头。这些年，大儿子当了司机，倒插门嫁到了天津农村。二儿子最教人操心，有一阵天天要钱，后来才知道他“滚传销头去了”。
她白天照常上班，得空就在电话里对着二儿子哭，愁得整夜睡不着觉，总有个烂盆子在脑袋里敲，时间一长就拼命掉头发，直到秃头。为了不吓到客人，她又花了80多块钱买药吃。不曾想，吃了药长出来的全是白头发，从那之后，她开始把头发染得乌黑。
“接150个客人，才能还清罚款”
姐妹们里流行找个有钱人，所谓有钱，就是那些每个月肯为自己花上几百块的老头子。事实上，除去吃饭和房租，十元店的性工作者一个月也挣不来几百块。房租也涨了，每间13块、15块。
即便一天24小时都用上，也总会有一种无时不在的风险，让她们转眼间一无所有——扫黄。
常规检查时还好，听说老板在公安局里有人，有事就会通个气。山雨欲来时，老板总能及时叫姐妹们躲起来，关灯闭门暂停营业，等警察撤退后再开张。
“最怕有坏人‘点水’。”吴献芳说。所谓点水，就是别人设套搜集了证据，赶紧打电话点对点举报，警察一来人赃并获，跑也跑不掉。得罪客人、生意太好，这些都可能惹来麻烦。
带进局子里，第一次拘留15天，第二次劳教一年并通报家人，要么就罚款3000元。3000元，这对十元店的性工作者意味着——她必须接150个客人，才能还清罚款。
兔年年底的一天，一个三十多岁的“姐妹”就出事了。本来她买了当天下午六点回家的火车票，下午洗完头准备回家，突然来了个客人，她想着顺便接一个，结果中招了。三天后她出来了，据说罚了3000元，她收拾东西回老家，没再露过面。
几乎每个人都出过事。对这些不富裕的性工作者们来说，罚款远比拘留要可怕。
有人咬破手指往内裤上抹，有人索性把命都豁出去了，撞墙要寻死。有时能奏效——一次，王菊花被捉拿在场，瞅准空一脚踩在三楼栏杆上，警察放了她一马。她特别害怕读大学的儿子知道这些事。她总是对他说：妈妈在糖果厂打工，好多糖果，吃啊吃啊就长肥了。
吴献芳也被抓过两回，她性子讷胆子小，赶紧交钱赎身，头一回600块，第二次3000元，“怕儿子打不通电话，要担心”，就当是两个月的活都白干了。她曾想不干了，灰头土脸回家了。
谁也说不准，在某个缺钱的时刻，轮回又开始了。2011年，吴献芳又有了新的焦虑：大儿子家没钱盖房子，总归怕亲家瞧不起；二儿子脱离传销，当了司机，但眼瞅着21岁了，没钱找不上媳妇可咋办？她想着想着，又决定回来开工。
这时竞争愈发激烈了，要会勾肩搭背，嘴巴甜点也是本事。吴献芳说自己太本分，年纪大了，也不会说话，就搬到矿井一样的地下室去了。
时运更不济的是，她跟一位老乡起了口角，别人心一横，捡块砖砸断了她右手中指。医药费花了3000块。老板再三沟通，老乡一分钱也不肯赔。吴献芳陷入又一个纠结：算了吧，又是两个月白干了；报复吧，打官司还得花钱，如果警察反倒把自己抓了怎么办？
2012年4月，这些天农忙插秧，来的人也少了。袁丽蓉在为她即将结婚的儿子绣十字绣，王菊花找到新的靠山，《爱情买卖》的手机铃声总响起来，催她晚上出去喝茶，一些姐妹在天井里晒太阳。
吴献芳在地下室里干巴巴地等着生意。虽然搬了砖头把下水道堵住，恶臭还是涌上来。门口时不时有老头子经过，探头来看看货色。
尽管右手永远地残废了，尽管说不清哪天就会被抓走，这时候，吴献芳脸上挂满了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8月份媳妇家的母猪要下崽，她就要回去喂猪，再不回来了。
她们大都过了花样年华，步入中年，最年长的已是62岁；她们从穷乡僻壤到广西XX，在旅馆提供廉价的性服务，为的是生存养家。
每天，从城里和四周农村赶来的客人络绎不绝，如过江之鲫，在她们提供服务的旅馆中穿梭，挑选合适的泄欲对象；每次交易只需10元人民币。
XX的10元性店比比皆是、触目惊心，不但是中国三线城市的真实写照，更见证社会底层性工作者们的血泪。图为10元性店昏暗的楼道上，一名等客的性工作者跟客人打招呼。她们每交易一次只收10元钱。
这是一栋四层高民居，位于县城中心主街后巷，门前挂某某旅店招牌，进去有如文学作品所写旧时烟花后巷的再版。各种穿扮的中年女子在楼梯间或走廊依栏而站，故作风情打量着每位客人，虽浓妆艳抹，却难掩岁月已逝，用强挤的笑容和媚眼，向打量她们的客人发出邀请讯息，如被看中，则牵手入房，否则再将目光扫向下一位。
这里的小姐主要来自贵州、湖南等穷乡僻壤，年龄多已四、五十岁，都因家庭原因，“没文化又穷得没办法”才做这个。选择到XX，因这里偏僻，交通不便，同乡熟人少，可最大限度“保留隐私”。
她们有人携家带小，在城里其他地方租房住，白天到小旅馆租房接客，晚上回“自己家”。旅馆房日租15元，小姐们每天至少要做5至10单生意，才可能维持自己一天的生活费。图为两名男子在楼上寻找“猎物”。天井中间挂着小姐们的衣物。
楼下门房，或站或坐着十多名男人，多是四、五十岁农民，补衣破裳，甚至赤膞上身，发出汗臭；他们在等待先进者完事出来，以便他们有更多挑选。
入去的男人楼上楼下乱窜，见“合眼缘”的女子则趋前细声问：“十元做不做？”等待对方点头或摇头。入房成交也很快，前后五至十分钟，房门一开，男人边系腰带边匆匆离去。图为这名赤裸上身、满是汗味的客人，正逐房物色交易对象。
凡进店者一律收一元门票，这是店方新规。老板称因不少人进去后不交易，只是“过眼瘾”，有人更不老实，在狭窄梯间过道与小姐擦身而过时借故揩油，毛手毛脚，然后心满意足离去。老板此策被指“无良”，但竟日收入逾百元。图为性工作者站在房门前等客
四层旅店，每层八、九间房，每房约五、六十尺，仅容一张单人床、一小方桌；室内散发霉味，地上墙身残留一块块干涸斑迹。室内无洗手间，全靠小姐用桶或脸盆接水入房，作事前事后清洁之用。
她们的服务时间与其他夜场不同，白天经营、夜晚收工，因服务对象主要是当地男人及四周农村来的农民，“这些人晚上是要回家的”。图为供交易的房无洗手间，设备简单，日租15元。
“在我们XX，这样的10元店至少有30多家，每家有三几十间房，最旺时全城有成千小姐。”在记者许诺“不出镜、不公开身份”后，该“10元店”老板接受采访，坦承他开店已20多年，早年生意好时经营三栋旅馆，手下小姐好几百。
“这两年差了好多，一来发廊等高级一点儿的店收费下降，抢夺了一部分客源，二来公安越来越难养，动不动就拉人罚钱，不好做。”他透露现在他的旅店小姐入住率约六七成，即30多位小姐。图为房内墙上处处斑迹，墙角杂物乱堆。
“其实，我们这种店对政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老板称，XX这十几年很少有强奸案，同10元店大量存在不无关系。“我的店同发廊、酒店的性服务不同，服务对象是本地穷人，打工仔、农民等，十元二十元解决需要。”
见多识广的店老板叹气道：“其实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去问我店中小姐，她们若有一点点本事，怎么会做这行呢？再看我那些客人，都是穷人，有的几十岁娶不到老婆，没有10元店，你叫他们去哪儿解决？”图为楼下有长椅让客人等候。
“要不是我老公手残废，当年我是不会出来的。”在XX10元性店做了22年的阿珍对自己的经历并不讳言。
现年62岁的她，来自湖北一个穷山村，婚后老公右臂伤残失去劳动力，加上三个孩子嗷嗷待哺，她实在无法承担，于是跟朋友南下打工。
“刚来时说是到餐厅打工，每月1000元，但到博白做了两个月就没了。”讲起往事她唉声叹气：“找不到工作，XX又没亲戚朋友，在街上流浪好多天，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有一天我饿昏了。”
她醒来后才知道，是10元店的老板收留了她，给她饭吃，“人家没强迫我，是我没办法，自己愿意做的。”这一做就是22年。头一年阿珍给家里寄回几千块钱，家人大喜，孩子给她写信问“妈妈你好吗”，她躲在房中，抱着信哭得死去活来。
每年一次回家，她都不敢跟老公和孩子们说实话，只称在酒店打工，“好在这里比较偏僻，没有同乡，也没有熟人，家里不会知道。”“
当年生意好时，一次收30元，后来越做越少，20元、10元，有时客人只给5元。现在挣钱真的好难。
阿珍将生意难做归于外在原因，但旅店老板私下对记者表示，阿珍要面子，不愿承认自己已年过花甲，年老色衰，客人日少，“次次都用（润滑）油，客人不喜欢，我又不好讲。”
问阿珍是否打算“收手”回家，她长叹一声说：“回去又是一分钱没有，老公是个废人，儿子女儿顾自己都不够，回去就是等死，不如在这里，能挣一块是一块。只可惜，我现在经常腿肿腰痛，要不然，我还可以做多点。”图为62岁的阿珍在10元性店做22年。
10元店的性工作者，多是没有文化的中年女子，地位低下，但记者采访当日，听闻楼上隐约有歌声，歌词唱道：“叹的是，人生难得一知己，我愿做长风绕战旗……”歌声如游丝，在昏暗楼道间回响。
那是1980年代的一首流行歌，电影《知音》主题曲。电影讲述民国初年反清志士蔡锷与风尘女子小凤仙的爱情故事。10元青楼竟有如此女子？
记者寻声登楼，惊奇该女不但能歌，还能作画，笔下现鸳鸯戏水、莲花并蒂及彩蝶纷飞。
40多岁的阿香来自云南山村，她自小失去父母，靠祖父祖母带大，没上过学，18岁嫁人后，以为寻到归宿，不料老公又嫖又赌，还动不动就打她，她一气之下抛夫弃女，出外打工，在XX落脚，一做五、六年，每年只给女儿寄钱，自己很少回去。
问她为何不跟老公离婚，她应道：“离不离就那样子了，反正那死鬼（老公）有等于没有。”店老板私下夸耀称，阿香是“镇店之宝”，说她的生意最好，客人多到“自己不想做”，多数客会付20元甚至30元给她。或许，这也与阿香的“文化潜质”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