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论语》从何而来
二、孔子和体育课
三、孔子的箭术
四、《论语》的读法
五、做梦事关重大
附:关于《论语》周边知识的极简清单
一、《论语》从何而来
知识要点
1. 今天我们看到的《论语》,基本是西汉末年由张禹确定的版本。
2. 西汉年间的《论语》,主要有《齐论语》、《鲁论语》、《古论语》三部,随着《张侯论》的一统天下,这三版《论语》都失传了。
3. 《论语》从汉朝以来主要被当做小孩子的启蒙教材。
《论语》•语录集
《论语》原本只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零星做的笔记,当时非但没有著录成书的意图,就连整块文章都算不上。等孔子死后,不知过了多少代,后辈弟子把各种笔记编辑整理——用《汉书·艺文志》的原文来说:“门人相与辑而论(lún)纂,故称之《论语》。”之所以“论”要读二声,因为它是通假字,通“伦理道德”的“伦”,而这个“伦”在古汉语里有“条理”、“整理”的意思。也就是说,孔门后辈把零散的笔记整理成有条理的一部语录集,所以取了《论语》这个题目。
事实上,《论语》看起来还是很缺乏条理的。但我们也没法苛求那些整理者,因为这些内容既有直系弟子记录孔子的话,也有再传弟子记录自己老师的话——老师又不止一位,这可比编辑单独一个人的语录难太多了。
《论语》•花絮
《论语》适合小孩子学,除了浅显之外,更重要的是生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一部《论语》就像是孔子学园里的小视频合辑,孔子和他的学生们活生生地在一起讲学问、发牢骚、闹矛盾、聊吃穿、碰钉子,还在背后说别人小话。这确实是一部杂乱无章的书,但杂乱得很有趣味。
然而我们必须小心,从《论语》理解孔子和儒学是一条很偏颇的路,毕竟它记载的只是各种花絮,不是儒家的正经学问。我们不该直接拿《论语》来代表孔子学说,就像今天不该拿记者们采访“两会”的花絮当成“两会”的正式议题一样。
二、孔子和体育课
知识要点:
1.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文武不分的时代。
2. 孔子的教学是综合式的,不全是文科。
孔子时代文武不分
我们今天提到学者,心里往往也浮现出“弱鸡”的样子。但是,拿今天的印象想象孔子,其实很不合拍。孔子身上有大力士的基因,身高远超普通人,读书的话,应该能做个体育特长生。当时的人看孔子,大约就像我们今天看姚明。更重要的是,今天“弱鸡”式的学者,比如《生活大爆炸》里的那些物理学家,是学科精细化之后的产物。而在孔子的时代,文科不但和理科不分家,甚至和体育也不分家。
我们还要回到《左传》。《左传》里的战争和后世有很多不同,其中之一就是不分文臣、武将。我们再看明朝,王阳明以文臣带兵,立下赫赫武功,让人感觉很了不起。而在春秋时代,同样一拨大臣,在朝廷里就是文官,出去打仗就是武将,角色随便切换,没人觉得奇怪。
《论语》还讲过“君子不器”的道理。君子天然就不该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专家是下等人做的。君子,或者说贵族,当然也要学习。他们的学业一般是六门功课:射、御、礼、乐、书、数,合称“六艺”。“射”和“御”就是射箭和驾车,在今天属于体育项目。
而在当时,射箭和驾车都是很实用的技能,“士”这个阶层以上必须掌握。我在前边讲过,打仗是当时贵族的特权,庶民只配当勤务兵,两者大约就是堂·吉诃德和桑丘的关系。打仗要靠战车,一辆战车上有三个人,中间是司机,司机左边是弓箭手,右边是长枪手(实际用的是戈),三个人必须配合得当。可想而知,操纵战车很不容易,在奔驰的战车上射箭就更不容易,所以开车和射箭都属于当时的高深武术。
今天我们说起武术,马上想到的都是少林罗汉拳、太祖长拳、八卦掌这些套路。这些武术说起来好像源远流长,其实它们的历史远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久,甚至很多都是直到明清两代才出现的。而且就算在明清两代,高级武术也不是这些,而是骑射。
士兵•战士
话说回来,春秋时代,一旦准备开战,国家就会发放战车、武器和甲胄,很多很多的“士”这时候就变成了兵——也就是“士兵”——穿戴停当就开赴战场。“士”要去作战,就变成了“战士”。这种生死攸关,还和同伴的生死高度攸关的事情,谁敢不认真呢?
当时的道德也会要求,一辆战车上的三个人应当同生共死。如果战友死了,自己活着回来,那就没脸见人了。这也属于当时的“礼”,所以“礼不下庶人”,庶人没那么多的道德压力,苟活是天经地义的事。
武士道
那时候的贵族阶层,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武士阶层。武士阶层的道德、礼仪,当然就是“武士道”了。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写过一部向西方介绍日本传统的《武士道》,在论述武士道渊源的时候,讲过这样的话:“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继孔子之后的孟子,对武士道也发挥了巨大的权威。”这样的话当然很伤害中国人的感情,因为我们总是把武士道和日本的侵华战争联系在一起。今后我会专门讲到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相关问题到那时候再仔细道来。现在,还是让我们看回孔子。
孔子的门下甚至出过一位军事人才,名叫冉有。
冉有带兵战胜了齐国,主君问他:“你的军事才干是天生的还是学来的?”冉有说:“我是跟孔子学的。”冉有接着狠狠夸了老师一顿,孔子晚年被请回鲁国,就是因为这个机缘。孔子未必真的教过军事,但射箭是他绝对教过的。
三、孔子的箭术
知识要点:
1. 儒家对射箭有特殊的重视,相信它有端正人心、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
2. 箭术是当时很实用的技能。因为文武不分,所以平时是士,战时就变成兵。
3. 孔子时代,弓箭可以成为私人物品,政府并不禁止。
射箭的意义
孔子要教人做君子,射箭是君子修养的必备一环。射箭不能乱射,一定要讲礼仪。这不奇怪,孔子一心复兴周礼,儒家的一切教育都有周礼做底子。
《礼记》专门有一篇《射义》,顾名思义,就是讲射箭的意义。开宗明义是这样一段话:“古时候诸侯举行射箭比赛,必须先搞燕礼。卿大夫和士比赛射箭,必须先搞乡饮酒礼。燕礼为的是明确君臣等级,乡饮酒礼为的是明确长幼辈分。”
总而言之,礼仪的各种细节,都是为了强化人的身份意识和集体认同,让尊卑长幼各安其位。《射义》记录了孔子演习射礼的场面,说围观的人太多,挤成了人墙。
射箭的靶子叫“侯”,“诸侯”的“侯”。天子举行的最高规格的射礼叫做“射侯”。按照《射义》的说法,天子通过射侯来检验诸侯,射得中的才够资格做诸侯,射不中的就不能做诸侯。
“射候”后面真成了“射猴”了:
猴是一个后造的字,在小篆之前,表现猴子的汉字是另外一个字: 夒(náo)。
在周代,周天子组织贵族进行射箭比赛,表现好的就能当官,所以,“侯”这样的箭靶就成为官员的代称。
后来人们把夒这种动物当做箭靶“候”来射,作为酒席宴上的娱乐活动,这种活动就叫射猴,取“射侯”的谐音,久而久之,夒就变成猴了。
——蒲寅《猴鸡狗猪》
我们会觉得不解:难道做诸侯必须有好箭术吗?
不,这不是箭术的缘故。按照《射义》的说法,能否射中靶子并不取决于武艺,而是取决于道德。因为射箭的人,只要一举一动都合乎礼仪,内心和身体都端正,然后张弓搭箭瞄准,这才可以射中。所以说通过射礼,可以观察一个人的品行。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制度上的缘故:古代的诸侯每年都要派一些士到天子那里,天子会给他们安排箭术考试,只有那些举止合乎礼,节奏合乎乐的士才有资格参加祭祀。士的质量决定了诸侯的待遇,所以诸侯国里的君臣就会认真练习射箭和礼乐。在这一点上做得好的君臣,从来没听说有流亡国外的。
治安隐患
听我讲了这些高大上的东西,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种很实际的治安隐患呢:射礼既然可以经常举行,孔子既然可以拉着一批学生比赛射箭,那也就意味着,弓箭这种致命武器是私人可以自备的!这很像今天的美国,民间不禁枪。
当时没有任何人觉得不妥,直到汉武帝的时候,才有人建议禁止民间拥有弓弩。汉武帝把议题交给大家讨论,《春秋》学者吾丘寿王给出一份很长的意见,大意是说:搜缴天下兵器这种事,秦始皇干过,结果怎么样呢,大家拿起锄头把秦朝灭了。再看上古圣王,人家鼓励射箭,以射礼彰明教化,让老百姓也能有件防身的武器。到底是学古代圣王还是学秦始皇,陛下您看着办。
虽然我们今天总是“秦皇汉武”连在一起说,把这两位当成雄才大略的帝王双星,但在西汉当时,秦始皇是举世公认的头号反派,谁都要和他划清界限。吾丘寿王给出的二选一,相当于说“您想做好人还是坏人”。汉武帝当然要表态做好人,所以也就不禁弓弩了。
历朝历代,对民间拥有武器的禁令确实有过几次:王莽禁过,隋炀帝禁过,宋朝禁过,元朝禁过,明朝也禁过。专制君主总想调教顺民,但代价之一就是没法应急。孰轻孰重,各有各的掂量。
四、《论语》的读法
知识要点:
1. 《论语》收录的很多话都不带上下文的语境,还有不少前后矛盾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从各种相关文献当中,梳理出孔子言谈举止的基准线,拿这条基准线和各种旁证作为判断的依据。
2. 为什么应该“以直报怨”,而不是“以德报怨”,《礼记》给出了旁证,孔子的生平也做出了榜样,这也是周代贵族之风的一贯精神。
“以直报怨”就是大公无私吗?
我们读《论语》,恰恰最难避免的就是断章取义,因为《论语》收录的很多话都不带上下文的语境,还有不少前后矛盾的地方。怎么读,怎么理解,就真的成了一个大问题。
传统的读法,一般都是先把孔子想象成一位圣人,圣人当然胸襟开阔、目光远大,所以那些貌似胸襟不开阔、目光不远大的话,一定要曲折地理解,切忌抠字眼。比如《论语》里边,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对不对,孔子的回答是:“如果‘以德报怨’的话,该拿什么报德呢?应当‘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从字面来看,这段话其实并不费解,只是大家很难接受孔圣人竟然不赞同“以德报怨”,更难接受的是,他老人家竟然主张“以直报怨”,难道是让我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成?不,一定不可能,圣人的道德情怀难道还不如我家隔壁的二狗?那么,“以直报怨”的“直”一定是指某种宏伟的、博大精深的“正直”才对!朱熹就是这样理解的,说“以直报怨”就是大公无私。
这当然是想多了。但我们怎样判断这是“想多了”呢?很简单,我们要养成有子的判断力,还要在子游那里寻找证据。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各种相关文献当中,梳理出孔子言谈举止的基准线,拿这条基准线和各种旁证作为判断的依据。
以直报怨,以牙还牙
“以直报怨”和“以德报怨”的话题在《礼记》里也出现过,还讲得很详细。孔子是这样说的:“‘以德报怨’,人们就会受到鼓励,从此更努力地做好事;‘以怨报怨’,人们就会接受教训,从此不敢再做坏事。”接下来引用《诗经》和《尚书》的两段话,最后孔子说:“‘以德报怨’的人是但求消灾免祸、息事宁人的人,‘以怨报德’的人该受刑罚惩戒。”
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当然要表彰好人好事,惩罚坏人坏事,否则社会就乱套了。都不要说杀人放火这种事,就算是闯红灯、乱停车,如果不受制裁,交通秩序就不复存在了。在人际关系的角度,如果张三宠你爱你,李四打你骂你,你对张三、李四一视同仁,李四当然没意见,但你让张三怎么想?
我们看孔子的一生,别人怎样对他,他就怎样回报。如果在谁那里受了轻慢,马上打包走人,在谁那里受了威胁,马上背信弃义。他老人家既不会以德报怨,更不会顾全所谓大局。我们必须想到,孔子出生的时候虽然家道中落,但那好歹是个低等贵族的家庭,他的毕生追求又都在贵族礼仪当中。贵族尤其在意脸面,比小市民更不怕得罪人。“以德报怨”,只想息事宁人,这是草根阶层的道德,一点都看不出高贵。
草根阶层只能靠这样的道德苟活,好死不如赖活着,打落牙齿往肚里吞。我们看耶稣的登山宝训,教育大家“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伸过去;有人抢你的外衣,你就把内衣也一起给他。”这样的训诫之所以大行其道,这是因为耶稣的听众都是草根中的草根,一直以来都是以这种道德观念苟活着,否则早就起来反抗罗马人的统治了。耶稣的话,无非是给这种草根道德粉饰了一种神性,让他们不再觉得这有任何丢脸,反而觉得这很高尚。直到尼采出现,才揭示真相,痛骂这种奴隶式的道德。这方面的内容,等我讲到尼采的时候再仔细说。
训诂、背景与心态
李零解释“以直报怨”,从训诂角度说“直”不是“正直”的“直”,而是“等值”的“值”,所以“以直报怨”也就是“以怨报怨”。孔子之所以不说“以怨报怨”,而是说“以直报怨”,因为古文“德”的写法有三种,声旁都是“直”,孔子恐怕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丧家狗》)
这是最合理的推测,因为从旁证来看,儒家伦理不但支持“以怨报怨”,甚至鼓吹血亲复仇。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亲人被人杀了,你不必经过公权力,自己就有义务手刃仇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句名言就是从儒家来的。
我们今天一定会问:这属于刑事案件啊,难道不该由政府解决吗?
那么,如果政府无能,或者怠工,那该怎么办?
这就取决于你生活在怎样的时代、怎样的社会了。
如果是专制时代,统治者最希望培养顺民,大家能忍则忍,尽量别给政府添麻烦。个人是不是伸张了正义,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要安定,受害者“以德报怨”也就是了嘛。
有趣的是,孔子的态度恰是博弈论证明的最佳策略。
有一个博弈论实验的结论与此类似。假设你在和陌生人打交道的复杂环境中,想要胜出,能采取的最佳策略是啥?
既不是当坏人,一味地占别人便宜,也不是一味地当老好人。经过计算机无数次的模拟,发现只有一种策略是最优的,叫“以牙还牙“的策略。
简单说就是三条:第一,面对任何人,哪怕陌生人,都选择善意合作;第二,一旦遭遇背叛,那就跟他斗到底;第三,一旦对方悔改,就善意的恢复和他的合作。
这三条,翻译成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与人为善、以直报怨、厚道宽恕。
你看,这是不是人人都知道的最简单的道德原则?为人处世,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这种简单的原则,有时候强大得不可思议。
——罗辑思维《选择之锚》
成洁getit评论:
跑偏一点儿,想到之前看过一个说法,一种宗教想要传播得广,就必须有极端的成分。孔子的儒教应该也是具备这种特点的,就想学生老师一定要在自己心里画一个100分去努力一样。要是内心真的相信60分万岁,那就只能呵呵了。
五、做梦事关重大
知识要点
1. 宋学比汉学更重视内心修养,和佛家一样教人放下执着,所以宋朝学者解读《论语》,总会做出这样一个预设:孔子心灵修养超凡入圣。
2. 基于以上预设,《论语》被做出各种迂回复杂的解读,学者们不惜添字、改字,背离文本。
孔子不能做梦
宋朝的理学先驱们就很纠结过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孔子根本不可能做梦!
逻辑很简单:做梦是修养低的表现,人家孔子是千古一圣、泰山北斗,以他老人家的绝世修为,怎么可能会做梦呢?这就像武侠小说的世界里,无论是少林主持还是武当掌门,谁都不可能发烧感冒。
“背美女过河”的真实版故事
宋朝学者受了佛家和道家的影响,格外注重心灵修炼,认为修养深厚的心灵应当像一面明镜,事情来了,镜子上就有相应的显现,事情过了,镜子上的影像也就随之消失。禅宗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说大和尚带着小和尚过河,见到河边有个美女也要过河。大和尚和美女搭讪了两句,就毅然背着美女趟过了河。小和尚也跟着趟了过去,但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等回到寺里,小和尚终于忍不住了,问大和尚:“咱们出家人不近女色,可你刚才……”大和尚答道:“我早就把人家放下了,你却还没放下!”
大和尚的这种修养,就叫做心如明镜,了无挂碍。
没有挂碍,也就没有恐惧,远离颠倒梦想。这是《心经》里的话,今后我会讲到。
这种心态确实很好,最适合谈恋爱,每天面对的都是初恋,每次会面都是一场全新的恋爱,朝夕相处是初恋,每次会面都是一场全新的恋爱,朝夕相处只如初见。但不适合出门,因为每次都会在同一个地方被绊倒。
相反的例子当然更多,毕竟“放不下”才是一个人的自然反应。比如《左传》记载吴国奇袭楚国,楚昭王带着妹妹季芈(mǐ)畀(bì)我仓皇出逃。“季芈畀我”是这个妹妹的名字,“季”表示排行,“芈”是姓,“畀我”是名。先秦的称谓习惯和秦汉以后完全不同,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就简称她芈小姐好了。这次逃亡之旅真可谓一波三折,屡屡遇到危险,在最危险的一段路上,一个叫钟建的人背起芈小姐,一路紧跟楚昭王。今天的知识使我们知道,芈小姐的处境会使她心跳加速、掌心出汗、瞳孔放大,这是苯基乙胺分泌过多的结果,和恋爱的神经化学反应是一样的,所以两者的感觉高度相似。
后来战乱平定,楚昭王要给妹妹选婆家。芈小姐拒绝了,义正词严地说:“男女授受不亲,钟建已经背过我了。”
楚昭王于是让妹妹和钟建成婚,还给钟建封官,让他掌管音乐。(钟家是音乐世家,最著名的音乐人就是钟子期。即便他只是个传说中的人物,但之所以让他姓钟,并不是随意的。)
钟建如果有大和尚的修养,就应该对芈小姐说:“我早就把你放下了,难道你还没从我背上下来?”
如果孔子打网游
当我讲到这里,你应该已经能够感觉出汉朝和宋朝在学术风气上的一些差异了。是的,中国历史上,所谓汉学和宋学两大阵营,就是由这些差异逐渐积累起来的。
宋学比汉学更加重视人的“内在”。一个认真磨炼“内在”的儒家学者,乍看上去和修道或修佛的人没有显著的不同。所以他们理解孔子,总会不自觉地预设一个前提:孔子一定修炼成了至高无上的内功心法,心灵境界绝不会比不上佛陀和太上老君。
这就太难为孔子了。如果孔子复生,一定觉得程颐、朱熹那些人走火入魔了。
我们再看《论语》里的一段名言:“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这是在说孔子听了《韶》这种音乐,一连几个月陷入沉迷状态,吃肉都吃不出味道。
今天看来,这明明是很正常的反应,任何一个沉迷过网络游戏的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我们可以把《论语》这句话改成:“孔子住在网吧打游戏,通宵大战,钱花光了还赖在网吧不肯走,吃什么都觉不出味道。”
这虽然把孔子的层次拉低了,但心理规律并没有任何不同。
我们可以像很多操心的父母一样,到网吧把孔子揪出来,狠狠训斥一顿。如果我们有宋朝理学家的学术素养,我们的训斥至少要这样说:“你太执着了,不该让事物的影子成为明镜上擦拭不掉的烙印啊!”
是的,一颗“三月不知肉味”的心,显然不是一面无瑕的明镜。
儒家学者当然不会这样菲薄先圣,所以程颐提出训诂上的意见,说“三月”是对“音”字的错误抄写,《论语》原文应当是“子在齐闻《韶》音,不知肉味”;朱熹说“三月”之前脱漏了“学之”,《论语》原文应当是“子在齐闻《韶》,学之三月,不知肉味”。
看来这些第一流的学者也摆不脱先入之见的干扰。这样的儒学,已经很像是基督教的经院哲学了。没办法,这就是时代风气使然,很少有人能够超脱出来。
今天又有今天的时代风气,我们怎样读书,怎样理解古代的经典和现代的世界,我们又能否摘得下鼻梁上那副几乎感觉不到的有色眼镜?消极一点来说就是各凭造化,积极一点来说就是开拓眼界,多看不同的东西。当然,本着实用主义的角度,如果今天读《论语》还读成程颐和朱熹那样,至少能让自己获得一些来自信念的精神力量。
盆盆缸缸评论
五天的《论语》课结束了,没有励志格言,没有心灵鸡汤,更没有《震惊!孔子竟然和南子做出不可描述之事!子路听了想打人!》这样的狗血雄文。有的,只是对经典产生背景、历史流变实实在在的讲述,让人不自觉地养成一种侦探般的读书方式,探究来龙去脉。感谢熊大大,让我们学会以理性的方法去阅读。当然,这并不妨碍各人得出不同的感性认知。在我看来,拿掉圣人光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孔子,更让人敬佩。那个颠沛流离、累累若丧家之犬,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才更是我面对逆境时的人生偶像。
评论的评论
《震惊!孔子竟然和南子做出不可描述之事!子路听了想打人!》,哈哈,好熟悉的标题 (^_^) 。其实明知道这种标题之下不会有什么好文章,但有时候仍是忍不住点开看看,应戒免,努力练成程颐、朱熹所荐至高无上的内功心法。
成洁getit评论
但今天看了熊老师的这篇,又约莫想起朱子大人的前几次出场,以及几本经的解读学习,问题来了:读书究竟是该努力理解作者本意,还是书中没有别人只有我自己?
我觉得答案不是铁板钉钉的唯一,也许分什么书,也许分我想用这本书干嘛,也许可以都来一遍左右互博~
评论的评论
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完全脱离他人的影响,成为完全独立的个体,一本有历史的书也不可能脱离历史的影响,原封不动表达作者原意。比如就《论语》而言,到今天已经不可避免的加入了张禹的影响因素。
360TP评论
5天论语就这么结束了。如果没读论语的人,听了熊老师的课估计对论语没什么体会,因为熊大只讲了几个很小的点,即使举例都翻成白话文,而不用原文。于丹讲论语的高度差点,还不讲条件地推崇孝道,罗胖和武志红都批评过,但于丹至少讲出了论语的体系和内容。
作者回复
抱歉让你失望了。现在“得到”微信公众号在做一个“清单”的尝试,我也掺和了一把,做了一个关于《论语》的清单,罗列出理解《论语》的10个要点,可能这几天就能看到吧,多少应该能有点帮助。
附:关于《论语》周边知识的极简清单
1. 《论语》在西汉有三个版本,张禹用其中《齐论语》、《鲁论语》两个版本参照,编订出一个新版,用来教年仅七岁的皇太子。三个版本很快失传,只有张禹的改编版——称为《张侯论》——风行天下。最近,随着失传已久的《齐论语》的发现,张禹的改编究竟做了怎样的手脚,这个千古疑案应该很快就会破解了。
2. 《论语》的“论”的正确读法是lún,读二声。因为它是通假字,通“伦理道德”的“伦”,而这个“伦”在古汉语里有“条理”、“整理”的意思。《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零星做的笔记,当时非但没有著录成书的意图,就连整块文章都算不上。等孔子死后,不知过了多少代,后辈弟子把各种笔记编辑整理成有条理的一部语录集,所以取了《论语》这个题目。
3. 《论语》在汉朝还只是小孩子的入门读物,后来随着孔子的地位被越捧越高,《论语》的地位也就一路扶摇直上了。
4.《论语》适合小孩子学,除了浅显之外,更重要的是生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一部《论语》就像是孔子学园里的小视频合辑,孔子和他的学生们活生生地在一起讲学问、发牢骚、闹矛盾、聊吃穿、碰钉子,还在背后说别人小话。
5. 用《论语》来代表儒学并不恰当。儒家最根正苗红、最高级的经典并不是《论语》,而是“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孔子“述而不作”,他并不是新思想的发明家,而是以“五经”为代表的周代官方学术的传承者。孔子的地位,原本是寄附于“五经”的。
6. 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六十一岁的朱熹在临漳做官,负责刊行“四经”和“四子”两套书。“四子”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四书”,朱熹原本是把它们当做“子书”的。在传统图书“经、史、子、集”的四大分类里,子书的地位低于经书。
7. 朱熹原本给“四书”排的顺序,由浅入深,先后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但《大学》和《中庸》篇幅很短,后人为了编排方便,就把这两部书排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顺序。
8. “四书”的编定可以说是绝大部分读书人的福音,因为比起“五经”,“四书”简直容易得不像话。科举当然也考“五经”,但既然有了“四书”,那还有谁愿意舍易求难呢?所以自程朱理学被官方认可之后,“四书”的实际重要性已经凌驾于“五经”之上,尽管人们还是更加尊崇“五经”。
9. 《论语》强调“仁”的概念,对后世的仁政思想影响很大。“仁”源于宗法封建的家族伦理,是从宗族聚居的熟人社会里发展来的,用亲缘之爱和尊卑长幼的秩序来维系社会关系,用经营家族的方式治理国家。所以,注定会反对“依法治国”和“契约精神”,不适应秦汉以后的陌生人大社会。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纯粹的儒家仁政必然会被“外儒内法”取代。
10. 传说宋朝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成为宣扬《论语》功效的第一名言。但是,史学家洪业考证出这句话是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