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因其代表作《枪炮、病菌与钢铁》而蜚声国际，他凭该书荣膺1998年的普利策图书奖。戴蒙德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并且在鸟类和语言学研究上取得过重大成果，曾在《发现》《博物学》《自然》和《地理》等学术核心期刊杂志上发表过200多篇论文，荣获过美国国家科学奖、美国地理学会伯尔奖、泰勒环境贡献奖、日本国际环境和谐奖等诸多学术大奖，身兼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双院士。
《崩溃》是戴蒙德“历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重点关注古代人类的“社会崩溃”。本书试图在研究大量古代人类社会样本的基础上，总结出“崩溃模式”，并总结出背后的环境因素。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中国读者特别关注。
人类历史上，当一个社会面对复杂的环境问题，无法做出正确的应对和决策时，往往会走向崩溃。为什么有些人类社会崩溃了？有些却成功存活下来？戴蒙德历史三部曲之三：《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对人类社会与环境相处的成功与失败案例进行比较研究，发掘社会崩溃背后的环境原因，试图帮助当今的人类社会找到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避免崩溃悲剧的重演。
第一部分
我们就一起到书里面去探索这些人类社会的成败得失。首先，作者带我们来到美国西北部的蒙大拿州。这里山清水秀，人烟稀少，近年来很多厌倦了快节奏、高强度的大都市生活的美国人，纷纷到蒙大拿州来买房（这就像是北京人去大理、三亚买房一样）。可是作者戴蒙德一研究，却发现蒙大拿的自然风光并不是纯天然的。几百年来，这里已经发生过好几次生态系统崩溃了。
一开始，蒙大拿全境覆盖着森林，印第安人在这里打猎；然后欧洲殖民者来了，做毛皮和木材生意；渐渐地，森林缩小了，殖民者于是修建水坝和沟渠，想要发展农牧业，但是，蒙大拿气候寒冷，土壤贫瘠，不适合大部分农作物生长，畜牧业的产量也没有保障；接下来，蒙大拿发现了铜矿，矿工蜂拥而来，挖掘矿坑，兴建铁路和公路，残存的森林变成了草原和雪原，水源和土壤都遭到矿渣的污染，狩猎、捕鱼这些传统行业纷纷随之绝迹，牲畜数量锐减，最后连苹果树都枯死了。铜矿枯竭以后，矿工们走了，留下了大片不毛之地。
这些廉价的土地吸引了旅游业的注意，商人们开始兴建滑雪场、赛马场和高尔夫球场，并以优惠价格吸引顾客来度假。一旦游客云集，机场、高速公路、酒店、商场、超市、饭馆、医院等基础设施便也随之出现，在利益的驱使下，开发商们大显身手，从世界各地运来树苗和种子，蒙大拿很快出现了郁郁葱葱的森林和花园。可是，这里的森林、草原、雪山、河流，无一不经过人工雕琢。
看完蒙大拿的环境档案，戴蒙德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尚未受到人类活动干扰的纯自然风光，在地球上已经非常罕见，即便有，其实也不受游客欣赏。游客们真正喜爱的，是经过政府和企业精心设计的“伪自然风光”。跑到蒙大拿的林海雪原里远足，和在旧金山的小区园林里溜达，其实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更重要的是，蒙大拿的自然资源完全不足以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现在它的支柱性产业是旅游业。蒙大拿人挣的钱，大部分都来自游客，而游客主要来自沿海大都市。所以，是大都市养活了蒙大拿。
为什么大都市人会选择去蒙大拿旅游呢？前面说过，当年这又开采木材又挖铜矿，很早就通了铁路和公路，许多美国人时常坐车经过蒙大拿，等于蒙大拿一直在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里做免费旅游广告，所以容易得到开发商和游客的青睐。如果蒙大拿位于交通不便的发展中国家，它根本无法吸引游客，一定会非常贫困。
从蒙大拿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那些看似纯洁美丽的旅游胜地，其实是看似臃肿肮脏的大都市身上的寄生虫。这些地区高度依赖旅游等第三产业，无需承担工业造成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因此建立起环境友好型经济模式。不过，如果大都市出了什么问题，这种经济模式就会在瞬间崩溃，因此并不值得在世界各地推广。
作为旅游胜地，复活节岛的名气比蒙大拿更大。在这座地球上距离大陆最遥远的岛屿上，遍布着奇幻的巨大石像，它们集体仰望着星空，像是在探究宇宙间最深奥的秘密。身为太平洋海岛文化专家，戴蒙德曾经多次探访复活节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里早已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有的只是无尽的遗憾。
欧洲船只在公元1722年复活节发现这座海岛（所以给它命名为复活节岛），当时岛上一片荒芜，几乎只有沙子，连一棵大树也没有。数千原住民散布在零零星星的灌木丛里，靠种植地瓜、芋头、山药和捉老鼠维生。他们有几艘独木舟，但是年久失修，全部漏水，无法远航。很难相信，这些原始、落后的土著人能够亲手雕刻并搬运岛上的巨大石像（有些重达数百吨）。难怪一直有人声称，这些石像是远古外星人的杰作，甚至不相信，这些原住民是自己航行到复活节岛来的。
然而，土著人会说话，地下的古代文物也可以作证。充分的证据说明，原住民的祖先于公元800年左右从波利尼西亚群岛乘坐独木舟航行到复活节岛。当时，复活节岛上森林密布，特别是生长着地球上最高大的一种棕榈树，周边海域鱼类众多，还有无数的鸟类——很可能就是海鸟将波利尼西亚人吸引到岛上来的。由于岛上自然资源丰富，波利尼西亚人迅速繁衍到上万人的规模，用棕榈树制造独木舟和木橇，开展远洋渔业，雕刻和搬运巨大的石像，显示本部落的科技和经济水平，给祖先增光添彩。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降水量少、地势低、老鼠泛滥等自然因素，复活节岛的森林一旦被砍伐，就难以恢复。1500年左右，岛上的最后一棵棕榈树倒下，复活节岛成了无树岛。没有树木，岛民也就没法制造独木舟和木橇，无法远航捕鱼，陷入经济上的恶性循环。岛上的海鸟很快被饥民捕食绝迹，近海的鱼虾和贝类也被一扫而光。后来，迫于饥饿，原住民们开始自相残杀，甚至挖开墓穴吃死人。在此后的200年内，复活节岛上的人口减少了90%以上。如果欧洲人再晚来一百年，很可能会看到一座无人岛。
复活节岛的灾难绝不是个例。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上，汉德森岛、皮特凯恩岛等多个岛屿都曾经人烟稠密，但土著人都在欧洲人到来以前就消耗掉了岛上的全部自然资源，随之灭绝。曼加伊亚岛的情况与复活节岛类似，土著人在欧洲人到来时已经濒临灭绝。
也有不那么悲惨的例子：同样在波利尼西亚群岛，蒂科皮亚岛上的居民就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岛民曾经因过度破坏自然资源受过苦头，在幸免于难之后，决定屠宰所有的猪，因为猪破坏自然环境；他们发明了多种避孕措施，严格限制人口不得超过1200名，遇到飓风等天灾时，“多余”的人口会被暗示自杀，或是出海。任何发明创造都不被鼓励，因为试验过程会消耗自然资源。这样一来，社会倒是“可持续”了，但任何“发展”都无从说起。在新几内亚、新西兰等大型海岛上，由于自然资源相对充裕，无需像蒂科皮亚岛那样严格限制人口，也能达到“可持续”的目标，但是这些海岛社会也基本上没有任何“发展”可言。
如果你以为，此类事情只会发生在自然资源极其有限的海岛上，那就大错特错了。中美洲的雨林之中，隐藏着多座庞大的金字塔，这就是著名的玛雅文明的遗迹，很显然，这里曾经是人烟稠密的城市，但玛雅文明也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衰落了。如果说海岛上的小型人类社会，受制于稀缺的自然资源，往往“一发展就崩溃”，那么玛雅文明身处大陆，并且曾经持续发展过上千年，为何还是没能逃脱崩溃的命运呢？
原来，玛雅文明位于中美洲，气候湿润，但是因为这里遍布喀斯特地形，雨水很容易通过石灰岩裂缝渗入地下，所以没有大河和大湖，淡水难以长久储存。公元前400年左右，玛雅人开始在几条河流两岸发展农业文明，由于人口增长快，土地需求大，他们过度砍伐森林，导致严重的土壤流失，反过来限制了农业的发展。
玛雅人的主要食物是玉米，但是早期玉米产量很低，又因为中美洲气候潮湿，玉米最多只能储藏一年。一旦几个月不下雨，旱灾就会爆发。此外，玛雅人没有驯化牲畜（除了狗），又没有发明车轮，所以他们难以长期远离家乡，更无法从事长期战争。于是，玛雅地区从未建立起统一的帝国，始终是城邦林立，而且各城邦的粮食储备都很少，大部分玛雅城邦都维持不了200年的繁荣期，使玛雅人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宿命感。
玛雅人也设法防灾减灾，他们兴建水库，并挖掘深井，希望利用中美洲丰沛的雨水和地下水保证农业生产。即便如此，玛雅的经济基础仍然非常脆弱。更糟的是，玛雅的人口严重过剩，在公元8世纪，玛雅人口已经接近2000万，是当时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随着一连串旱灾的爆发，玛雅城邦纷纷崩溃，战乱频繁发生，而后战胜者和战败者一块饿死。公元1450年左右，最后一批玛雅城邦瓦解，在旱灾中幸存的少量玛雅人放弃了农业文明，退回渔猎采集社会，放任雨林吞噬古代城市的遗址。几十年后，当西班牙殖民者在这登陆时，他们看到的情况与后来的复活节岛如出一辙，甚至更加悲惨：所有古代城市都被废弃，玛雅总人口已经不足30万，意味着这个民族的人口在600年内缩减了99%！
玛雅古文明的衰亡并不是个例。在亚洲，这类情况更加多见：东南亚的热带雨林里隐藏着吴哥窟和巴厘岛婆罗浮屠等这些巨大的城市和宗教建筑群，西亚和中亚的沙漠里隐藏着巴比伦、佩特拉、巴米扬等有名的古代都市。在戴蒙德居住的美国西南部，阿纳萨兹族印第安人也在公元11世纪建造过巨大的城市，但在一百多年后就因为过度开发自然环境，引起严重的土地沙漠化，最终沦为废墟。这些旅游和考古胜地都是因自然环境崩溃而被人类放弃的案例，警告我们，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友好型经济模式是多么重要，又多么困难。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热带地区一再受挫，在寒冷的极地更是希望渺茫。公元9世纪，迫于寒冷故乡的人口压力，来自北欧的维京海盗洗劫了几乎整个欧洲。为了获得食物、木材、毛皮和海象牙等商品，一部分维京人开始转向西方，深入北大西洋渔猎。公元870年，维京人发现了冰岛。
第二部分
考古学家发现，当维京人初次登陆的时候，如今由雪山和草原构成的冰岛遍布着森林。维京人刚刚登陆便大肆砍伐，而且放火烧林，试图将冰岛改造成农田和牧场。但是，与欧洲大陆不同，冰岛的土壤主要是火山灰，不仅薄，而且结构松散，海风又大，很容易流失。维京人喜欢“剥草皮”做屋顶，更让冰岛的自然环境雪上加霜。好在冰岛后来出了几个聪明的酋长，立法禁止砍伐残余的森林，并且派遣“多余”的人员去开发其他的岛屿，冰岛的生态系统这才躲过灭顶之灾。
一批这些被迫出海的“多余”人员发现了格陵兰岛，正如维京人给这个岛起的名字Greenland（意思是“绿地”）显示的那样，当他们初次登陆的时候，这座岛屿上也生长着茂盛的森林。与冰岛相比，格陵兰岛的气候更加寒冷，土壤更加干燥，维京人的砍伐，很快不仅导致水土流失，而且还导致了沙漠化。
更糟的是，与原本荒无人烟的冰岛不同，格陵兰岛有土著居民——极为适应极地生活的爱斯基摩人。由于气候过于寒冷，维京人无法在格陵兰穿着金属盔甲（因为会粘在身上，脱下来的时候会扒掉皮肉），也无法骑马（因为马难以在冰上奔跑），大大降低了他们的军事优势。同时，维京人态度傲慢，拒绝与爱斯基摩人建立友谊，双方文化几乎没有交流，这使得他们的生活更加窘迫。
部分人员被迫继续向西航行，发现了纽芬兰和拉布拉多半岛，成为最早登陆美洲的欧洲人（比哥伦布早五百年）。这里气候温暖，森林和渔业资源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然而，这里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也是优秀的猎手，而且人数众多。
和在格陵兰岛发生的情况一样，由于维京人自己态度凶恶，很快遭到各印第安部落的围攻。由于维京人身上没有携带天花之类对印第安人致命的传染病，人数又处于绝对劣势，再加上远涉重洋而精疲力竭，他们在纽芬兰岛坚持了仅仅10年多就被印第安人驱逐出境，逃回格陵兰岛。在那里，他们也没有什么好结果。由于担心食物中毒，格陵兰维京人又养成了拒绝吃海产品的习惯，于是陷入绝境。爱斯基摩人乘虚而入，多次血洗维京村庄。公元1430年左右，维京人在格陵兰岛灭绝，爱斯基摩人重新成了这座地球上第一大岛的主人。
维京人在纽芬兰岛和格陵兰岛的惨败，极大地提高了冰岛维京人的环境危机意识。最终，冰岛人不仅停止砍伐森林，而且放弃了大部分农场和牧场，重点发展渔业和现代科技，使得冰岛经济在20世纪末实现了奇迹般的增长。
加勒比海上的海地岛，是被哥伦布发现的第一座美洲大岛（当时欧洲人给这个岛命名为伊斯帕尼奥拉岛，意思是小西班牙岛）。与冰岛、纽芬兰岛和格陵兰岛不同，小西班牙岛的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饶，还特别适合种植甘蔗和咖啡，深受西班牙殖民者喜爱，岛上的印第安土著很早就因为殖民者带来的天花泛滥而灭绝，后来法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该岛，并从非洲进口了大批黑奴，开发甘蔗种植园。1804年，这些黑奴发动起义，歼灭了拿破仑派来镇压的法军，宣布独立，国号海地。
建国初期，海地国力强盛，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内乱和欧洲列强的封锁，海地经济崩溃，岛屿东部独立，建立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建国之后，海地和多米尼加都长期被凶残短视的独裁者统治，战乱频繁，岛民对自然资源一味掠夺式开发，岛上的森林被砍光了，土地严重流失，人口严重过剩，沦为大贫民窟。1966年，多米尼加新政府建立水电站，进口木材和天然气，同时强行关闭了全国的伐木场和锯木厂，拆毁道路，使几块小森林重新合为一体，规划了74个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全国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8%，而海地的森林覆盖率只有可怜的1%，而且还在继续减少。
如今，建国时较为富裕的海地只能出口蔗糖和咖啡，是全球最贫穷的国家；多米尼加的经济则呈现多元化发展，除了蔗糖和咖啡之外，还出口水果和鲜花，并且在国际电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人均 GDP 是海地的6倍，国内风景优美，甚至连美国人都愿意来多米尼加旅游，而且有一百多万海地人长年在多米尼加打工。
作者指出，冰岛和多米尼加建立了比较成功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它们的邻居，即纽芬兰岛、格陵兰岛和海地的失败教训。地球上比冰岛和多米尼加更成功的经济体并不多，其中最典型的便是中国和日本。
第三部分
中国史书告诉我们，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在高强度地开发自己所在的自然环境。在有些地区——例如长江三角洲和黄河中下游，由于人类的活动，环境变化之大堪称世界之最。有时，这种开发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例如黄河河道的淤积和改道以及华北的大面积沙漠化；有时，中国人找到了开发与保护之间较好的平衡点，并主动师法自然，例如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社会。结果是，中国的朝代频繁更迭，经济和人口重心也不断向东南方转移，但是中国大的社会框架没有被颠覆过，保持了文明社会的连贯性，同时科技与文化也有长足的发展。
19世纪以后，随着新型战争和工业发展，中国的自然环境几乎一直在恶化。到了20世纪末，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剩下16%，草原和湿地也大面积退化，野生动植物大量绝迹，到处都可见光秃的旷野。中国的水土流失规模之大为世界之最，黄河长期断流，长江含沙量上升为全球第一。不过，好在近年来，中国政府改变了旧观念，通过政策和舆论的引导，环保意识逐渐深入人心，许多遗留的环境问题都正在得到解决。
而日本的环境和经济状况都优于中国：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4%，除了偶发的地震海啸之外，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同时经济还非常发达。经过研究，作者发现，与他熟悉的蒙大拿一样，日本的环境原本也并非如此。战国时代，日本各军阀为了战胜敌人，纷纷大规模毁林开荒，将本州、四国、九州岛的森林砍伐殆尽。同时，日本还开采了日本上最大的银矿——石见银山。环境崩溃引发经济危机，由于在本国难以糊口，大批日本人涌向海外，形成了侵扰中国、朝鲜和东南亚上百年的“倭寇”。当丰臣秀吉统一日本时，已经无法找到足够的木材来建造宫殿和大型战舰，导致日本海军被中国和朝鲜的海军打得惨败。
德川幕府执政以后，鉴于历史教训，一面严格封山，大规模植树造林，一面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停止出口白银等特产，鼓励发展渔业和精耕细作，倭寇随之消失。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日本的生态环境，目前我们见到的日本森林，特别是遍布日本的樱花树，大部分都是德川幕府组织人工种植的。由于环境基础较好，日本本土的自然环境在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严重恶化。
其实，中国古代也有一些保护环境的法令和习俗，但是由于中国强敌环伺，战乱频繁，难以长期执行；日本的自然环境在德川幕府时期大幅好转，但这是以日本的经济、文化、科技长期停滞为代价的。当日本需要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时，它只能对别国发动军事侵略：起初是北海道的原住民虾夷人，后来则是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与复活节岛、海地等海岛社会一样，日本的问题也在于：经济一快速发展环境就崩溃，想要恢复环境就必须停止发展。二战以后，日本发现了另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友好型经济模式：组建大规模跨国企业，到别国设厂。换言之：对外转移环境问题。
但是对外转移环境问题，也不一定就是“以邻为壑”，牺牲别人，戴蒙德花了很大篇幅来介绍他与跨国大企业的合作。与普通人的想象不同，有些能源企业，例如雪佛龙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设的库图布油田，居然能够成为该国生态环境最好、野生动植物最多的地区，因为雪佛龙意识到，保护环境有助于改善公司和当地政府、民众的关系，也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吸引人才。一些煤矿也投入巨资来修复开采造成的环境破坏，但很多矿产公司由于利润微薄或管理层的短视，想方设法逃避环保监管，成为排污大户。
同样，先进的、有条理的伐木业并不会毁掉整片森林，甚至有利于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但滥砍滥伐一定会引发环境灾难。这些事例说明，企业破坏环境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该行业注定要污染环境，而在于企业管理层的环保意识和财务状况。企业管理者应当考虑，要建立社会口碑良好的百年老店，还是赶紧赚上一笔就溜之大吉？如果选择前者，企业自然就会主动地保护环境；如果选择后者，无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如何惩罚和抗议，都不能杜绝企业破坏环境。
最后，戴蒙德总结了现代世界的12种主要的环境问题，并且表明了自己对未来地球环境的谨慎乐观态度。他明确指出，不能把一切环境问题都归罪于科技进步，因为石器时代就发生过环境问题；同样，科技进步也解决不了环境问题，核心问题在于政界的重视与否。历史经验证明，如果各国政府都来重视环境问题，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解决——这也是本书讲的这些人类社会兴衰的历史故事，带给我们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