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正归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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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中学 张志强
【内容摘要】陶渊明在对诗意人生的书写和诗意的安居中成了中国的隐逸诗人之宗，并成了后来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陶渊明对“心为形役”的深切体察和对“今是昨非”的明确判断，直接提出了在封建一元专制体制下，在普遍奴化的现实中怎样保持自我独立人格不缺失的问题，提出了作为一个想保持精神独立的文人该“怎样活”的命题。正是带着这一问题，陶渊明踏上了自己的还乡之路。陶渊明的这次还乡行动，与其说是他告别了官场，回到了家，或者说是由世俗逃亡山林，不如说是他从物质的此岸泅渡到了精神的彼岸，从“心为形役”的奴化状态走向了“心无所待”的逍遥游状态，从自我被外在之物蒙蔽的懵懂走向了心灵完全打开的大地敞亮的澄明之境，从世俗的焦虑回归到生命的本源，接近了极乐。
关键词：陶渊明 独立人格 闲人 自由 精神 自我 还乡 归宿 家园
“大诗人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例证。”
对诗的偏爱，对诗之意境的营造和对诗意人生的追求是中国士大夫文人的一个永恒的情结。而陶渊明——这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硬汉，正是在对诗意人生的书写和诗意的安居中成了中国的隐逸诗人之宗，并成了后来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
公元405年，因“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的贫困和无奈，“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了官场，在离家百里的彭泽县当了一个小小的县令。但在官仅八十余日，便因“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而长叹一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并“即日解印绶去职”，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还乡之路，留下了这首传唱千古的精神独白——《归去来兮辞》。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诗人一开篇便发出了深深的自责，自责自己的“心为形役”。是啊，一个在大自然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诗人，怎能为了区区的五斗之米而在一个小小的督邮面前束带跪拜，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弯下自己坚硬的腰板，屈下自己尊贵的双膝？于是，尽管惆怅，尽管独悲，诗人还是开始了来自心灵深处的反省和追问: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这是中国文人精神史上关于独立人格的第一次、也是最深远的一次追问和反省。这样的追问远远超过了后来者李白在不得志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狂傲，也超过了苏轼屡次被贬后“ 一蓑烟雨任平生 ”的旷达。
陶渊明对“心为形役”的深切体察和对“今是昨非”的明确判断，直接提出了在封建一元专制体制下，在普遍奴化的现实中怎样保持自我独立人格不缺失的问题，提出了作为一个想保持精神独立的文人该“怎样活”的命题。正是带着这一问题，陶渊明踏上了自己的还乡之路：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小船在水面上轻轻飘荡，踏上幻想之路的诗人衣袂飘飘地立在船头，恍如仙子。心情愉悦却又归心似箭。
是呀，这是诗人在离家走向官场时曾经一步三回头地走过的一条路，也是诗人今天回家时通向家门口的一条路。出走的当初，这条是那样的短，可今天，当这条路重新铺展在诗人的眼前时，竟是这样的漫长，漫长得让诗人都开始怀疑这还是不是八十多天前走过的那条路，甚至，焦急的诗人竟忍不住开始向路上的行人打听来确证自己的记忆。而和听着两岸啼不住的猿声，驾着一叶轻舟“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李白不同的是，诗人对两岸的景色竟置若罔闻，置若罔见，感觉到的只是路的漫长和时间的缓慢。但功夫不负有心人：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
诗人终于远远望见了自己亲手搭建的简陋的茅屋，看见了曾经追随左右的僮仆，曾经环绕膝下的稚子。诗人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狂喜，开始“载欣载奔”。伴随着诗人激烈的心情变化的，是辞的节奏，由前面六言句的一唱三叹的变成四言句的短促有力。而四言句的短促有力正是诗人在狂喜的飞奔下越来越快的心跳。兴奋的诗人终于走进了家门：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园中的小路虽然已经荒芜，但松树却依然在挺拔地生长，菊花也依然在绚烂地开放，拉着自己的小儿子走进卧室，酒已经倒满。陶渊明的一生，唯好菊与酒，而走进家门，所见皆为心中所爱，而那些在官场上不得不应付的俗务全然不见，诗人内心的惊喜可想而知。此处仍用四言，可见诗人进家门后的惊喜是一个接着一个。
但世间真正的美并不是狂喜的呐喊或惊喜的心跳，而往往是平淡闲适的和谐，所以，诗人接下来给我们展开了他在家中最日常化的生活画面：
室内生活：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在这里，诗人用“自酌”、“眄”、“倚”几个动词写出了自己的生活情态。“自酌”者，自斟自饮，想喝便喝，不想喝便不喝。“眄”者，斜着眼看，不如说是想看便看，不想看便不看。“倚”者，非站非坐，却是最随意之态。这正如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写到的：“在这样一个晚上，我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白天里一定要说的话，一定要做的事，现在都可不理。”这便成了苏轼在《记承天夜游》中所说的“闲人”。苏轼在那样一个晚上，远离了世俗的喧嚣，放下了被贬谪的失意，以一个“闲人”的姿态出现在承天寺，从而发现了月下竹柏的美和天上皎洁的明月的美，写下了“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的千古名句。朱自清正是在那样一个晚上，关上了世俗的门，暂时离开了让他烦心的生活，走进了纯精神的空间，从而发现了“日日走过的荷塘”的美。而脱离官场的陶渊明正是在这“自酌”的随心，“眄”的随意，“倚”的随便当中，成了一个“闲人”。从而打开了自己的心灵，揭开了精神的蒙蔽，获得了发现美的机遇，展开了对美的全面感受，并在这种感受中“审容膝之易安”，体察到即使在自己小小的茅屋中也可以获得生命的大愉悦、大欢畅。正如李乐薇在《我的空中楼阁》中所说的：“我的小屋，论领地，很小，论领空，却是很大的。”是呀，茅屋虽小，但诗人打开的心灵却是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诗人在这里可以游目骋怀、神游天外。
室内生活如此，室外则成了陶渊明成为一个“闲人”后感受自然之大美的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天地万物是如此之美，以致于连鸟都“倦飞而知还”了，太阳也“翳翳以将入”了，而诗人却“抚孤松而盘桓”，不忍离去。
天地大美如此丰盛，精神如此之愉悦，让诗人忍不住开始感叹: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遊。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如果说，辞的开头，诗人是在深深的自责中喊出了“归去来兮”。此处，，这声“归去来兮”便成了对此次还乡行动的坚决的肯定和对世俗的无悔的遗弃。那么，诗人就这样孤芳自赏了吗？就和一切世人不交往了吗？且看下文：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
陶渊明是我国的隐逸诗人之宗，而在我们一贯的看法和印象中，一般的隐士，都是孤高自赏、不食人间烟火气、不事家人生产的绝世之士。如《红楼梦》里积梅花之雪泡茶的妙玉，如饿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但陶渊明在这里给我们表现出了他极平常的一面，甚至是家常便饭的一面。他能和身边的亲戚交流谈心，享受天伦之乐，也能和乡里故人讨论耕作和庄稼。其实，陶渊明从幼到老，都以种田为恒业，他一直认为“衣食终须纪，力耕不吾欺”。正如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说的“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正因如此，他能踏踏实实地“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而不像诸葛亮等隐士一样打着“躬耕”的旗号，而目的只是待价而沽，走“终南捷径”。他不像一般求官者有治国平天下的报负，但种田不能生活，他也不惜出去做官，如本文序中所说的：“余家贫，耕织不足以自给……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种田和做官都不能过活，他索性乞邻为食，以为施既是美德，受也就不是丑事，在《有会而作》中，他对《檀弓》里饿者不食嗟来之食以致于饿死的故事，深觉其不当，他说：“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在这些地方，陶渊明都表现出了他的率真和近人情。他并不是不重视廉洁和操守，而是不像一般隐者矫情立异、沾沾自喜地讲廉洁和操守。他只求“吾心之所安”，适可而止，不过激，也不声张。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了一个真正的隐者，成了中国的隐逸诗人之宗。
也正是因为他的率真、亲切、不避俗，从而能以人所应有的至性深情去应世接物，去面对自然。所以他眼中的景物无一不美，无一不可爱：
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这里的两个“或”与其译为“有时”，不如说是陶渊明想驾车便驾车，想划船便划船，而这正是一份难得的“闲人”心态，正是有了这份心态，在他眼中，“窈窕”之“壑”是美的，“崎岖”之“丘”也是美的。而写法上，诗人用了倒装手法，把本做“壑”和“丘”的定语的“窈窕”和“崎岖”提到了谓语动词“寻”和“经”之前以示强调。诗人不只发现了自然的鬼斧神工之美，也发现了天地自然在生生不息的运转中的大美：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面对自然界生命的蓬勃和不息，诗人不由得发出了生命短暂，“吾生之行休”的感叹。
古往今来，当志士仁人、墨客骚人登临送目之时，凭高揽胜之际，都难免会有人生短暂、好景难常的感慨。如曹操横槊赋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如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写尽宴饮之乐后突发感慨：“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
但可贵的是陶渊明在感到生命的短暂和好景的难常时，并不以此感时伤怀，而是表达出“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的旷达和发出了“胡为乎遑遑欲何之？”的自责。并接下来发出了自己的人生宣言：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我们必须重视陶渊明的这份宣言，因为他用这份宣言超越了所有的世俗大众梦寐以求的富贵和耿耿在怀的生死，而选择了孤独的出游和辛勤的耕作。问题是，陶渊明何以能超越此二者，富贵不好吗？长生不老不好吗？陶渊明为什么要超越？且让我们看看那些蝇营狗苟的追求富贵的人的样子：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後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後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世之追求富贵者，只不过是乞食墦（墓地）的齐人而已。那么，那些追求长生不老的人又如何呢？曾经威震四海的秦始皇费劲半生心血，四处探求，却只留下千古笑谈。“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七贤”和更多的魏晋风流才子也只留下了服食五石散后满地打滚、当街裸奔、扪虱而谈的丑态。
陶渊明正是在对富贵和生死的超越中彻底摆脱了外在之物对自己生命的羁绊，也完全揭开了蒙蔽在心灵之上的纱，让自我完全呈现在大地敞亮的澄明之境，从而维护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完成了自我的回归，让自己的生命在“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天天命复奚疑！”的乐天安命中与天地同化。从而成了苍穹之下，大地之上，沐浴着
神的光芒而诗意地栖居的一个诗人。
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五部分命题第42中说：
懵懂无知的人不仅由于外界的各种因素而焦躁不安，以致永不得享受心灵的宁静；他还对神和万物懵懂无知，若不痛苦，便无法生活，真正不痛苦时，也就不存在了。有智慧的人，在他被认为有智慧的范围内，心神泰然，还由于意识到神、万物和自我，因具有某种永远的必然性而时刻存在，由此得以安享心灵的宁静。
陶渊明正是在摒弃了外在之物对自己的羁绊之后，让本来懵懂无知的自我完全呈现出来，并和自然之美完全契合，达到天人合一的化境，而心神泰然，享受到了心灵的宁静。只是，可怜的人啊，能像陶渊明这样从外在之物的蒙蔽中解放自己的人太少了，像苏东坡、朱自清等能偶尔为之者，也是凤毛麟角。
海德格尔说：
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接近极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决非其他。所以，唯有在故乡才可亲近本源，这乃是命中注定的。正因为如此，那些被迫舍弃与本源的接近而离开故乡的人，总是感到那么惆怅和悔恨。既然故乡的本质在于他接近极乐，那么，还乡又意味着什么呢？
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
但是，唯有这样的人方可还乡，他早已而且许久以来一直在他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现在又归根反本。因为他在异乡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还乡时得以有足够丰富的阅历……
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
所以，陶渊明的这次还乡行动，与其说是他告别了官场，回到了家，或者说是由世俗逃亡山林，不如说是他从物质的此岸泅渡到了精神的彼岸，从“心为形役”的奴化状态走向了“心无所待”的逍遥游状态，从自我被外在之物蒙蔽的懵懂走向了心灵完全打开的大地敞亮的澄明之境，从世俗的焦虑回归到生命的本源，接近了极乐。
在现在这样一个我们虽然有快乐，但永远没有生命的大欢愉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我们虽然有遗憾，但永远感受不到深刻的痛苦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我们的心理越来越焦虑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多的人站在大街上大声喊累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多的“房奴”、“车奴”、“事业奴”等各种奴大肆涌现的时代。陶渊明或许是我们的精神溃败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我们回归自我的最后一条道路。所以，陶渊明不只应该是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一个归宿，更应该是焦虑的现代人最后的一个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