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慈善行业，纽约大学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教授所著的《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本书。该书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和《金融时报》评为“2006年最佳图书”。伊斯特利曾经在以国际扶贫为己任的世界银行工作过16年，在慈善领域经验丰富，也有很多颇具说服力的第一手数据。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过去50年，西方对非洲的援助达2.3万亿美元，却未能给每个儿童12美分让死于疟疾的全部人数减半，未能给产妇3美元让500万儿童免于夭折，未能给贫穷家庭3美元以购买蚊帐……
然而，就在2005年7月16日这一天，英美两国却能设法把900万册《哈利·波特》送到读者手里，书店即使出现缺货也能迅速补上，整个过程无须政府的干预，也并没有什么关于《哈利·波特》的马歇尔援助计划！……国际社会一方面演化出高度有效的系统，来为富人们的娱乐服务，另一方面却无法给濒临死亡的儿童12美分，这种对比令人痛心。
慈善活动的商业行为的结果，何以差距如此巨大？浅白的答案是，欧美有高效的物流系统而非洲没有。深层的原因，是因为欧美搞市场经济，是逐利和竞争，逐步促成了高效的物流系统，而非洲尚未建立基本的市场经济。说到底，是非洲多国的历史传承、政府政策、公民意识、社会传统以及知识分子的歧见，深刻地妨碍了他们建立市场经济。简言之，非洲人民就像受到了上天的诅咒，一直无法摆脱苦难的生活。
其实，除了非洲，我们中国在扶贫方面不也曾经有过很多“越扶越贫”的故事么？很多国家级贫困县，扶了十几年还是没能摘掉贫困的帽子；很多贫困的农民，帮扶了很多年依旧年年吃低保，依旧挣扎在贫困线上，甚至地方政府领导班子还想方设法保住这个贫困帽子，因为要保那帽子底下每年数百万数千万元的扶贫补贴。
归根结底，还是慈善活动与商业行为二者的效率差距太大
其一，慈善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在商业世界里，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做对了的决策，就得到奖励；做错了的决策，就自然引来惩罚。这种反馈机制非常灵敏，引导人们迅速地往符合目标和减少浪费的方向靠拢，结果就是效率提高。而行善则往往只注重付出，却常常没办法得到反应--接受捐助的人只能报以赞许，而不能以钞票或者别的可量化手段准确地评估行善人的行为。举例来说，A是卖手机的，如果手机质量不好，或者我的服务不好，消费者就用脚投票，用钱投票，把A从市场上淘汰出去。但是，如果A是免费送手机的，旁边另一家B店也是免费送的，谁把送手机这件事做得好，就很难评判。因此，缺乏评判标准和反馈机制，是慈善的效率远远不能与商业行为相提并论的本质问题。
其二，慈善的“委托代理”问题。基于社会分工的架构，很多捐助慈善的人不可能自己去行善，因此只能委托红十字会、壹基金、世界银行等这样的代理机构。而捐资者代理人“花别人的钱替别人做事”，比“崽卖爷田不心疼”更甚，效率肯定低下。伊斯特利教授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过16年，据他介绍，世界银行里每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迫切地要把资金和资源用掉，以便保证该部门次年的预算不会减少。因此，他们很少真正关注资金和资源带来的真实效率。
其三，慈善常常所托非人。许多国家贫困的根源，并非资源匮乏或者天灾，而是当地政府的腐败或者疯狂。把善款送到这些身为贫困之源的政府手里，无异于“肉包子打狗”，甚至助纣为孽。比如津巴布韦，比如朝鲜，国际援助的资金和粮食，究竟是真正变成了贫困人民的一日三餐还是进了贪官污吏的腰包，或者是被挪作发射导弹核武器的物资，只有天知道。
其四，慈善的“养懒汉效应”。人是复杂的情感动物，会对环境变化做出调整以适应之。只要慈善体系对穷人持续给予无条件的捐助，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变成接受捐助的穷人，就像犯罪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样。对此，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在其1835年出版的《济贫报告（Memoir on Pauperism）》中睿智地写道：“我深信任何永久的、例行公事的、旨在满足穷人需要的行政体系，都会滋长更多它本身所不能缓解的不幸，诱导它本要帮助和安抚的人们变得堕落，而随着时间的推延，最终将富人沦为穷人的佃农……现代文明的进步运动将渐渐让越来越多的人依赖慈善而生存。”
地球人都知道“授人以渔 > 授人以鱼 ” 。问题是，怎么做？
以中国为例，发钱发物的扶贫传统正在坚定不移地被“精准扶贫”所取代。“精准扶贫”的要点，不是简单地直接发钱，对贫困的解决重点是“扶”。政府宁可花更多的钱，也一定要激发出贫困人口的干劲和自强自立之心，让他们走上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甚至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比如一家受扶贫帮助的农户，靠种苹果，一年能挣上几万块钱，算是脱贫了。但是为了他家能种苹果，种出来的苹果能及时卖到市场上去，政府修路、通水、通电、通信、发放小额贷款、技术支持等等，花的钱比农户每年挣到的几万块多了去了。
有人说，政府要花这么多钱啊，那还不如把这钱给农户分了，每家立即脱贫。这显然是老旧的扶贫思维在作怪。直接发钱，只能解决钱的问题，不能解决人的问题。年年发钱，贫困户们就年年靠天吃饭，思想上脱不了贫。而精准扶贫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帮扶给贫困户们形成自我造血能力，进而达到自力更生，永久脱贫的健康状态。这种看似舍近求远的政策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自己辛苦劳动赚来的钱和直接从别人手里得到的施舍，虽然都是钱，在物的层面没有区别，但在人的层面上却有天壤之别。自力更生的劳动者，不但未来更有保障，也更有自尊自信，更能摆脱长期贫困形成的挫败无力感和心理依赖。
说到底，扶贫的目的不是均分财富，而是提升人的品质。如果人的品质没有提升，再多的资金投进去，也无济于事，还会形成种种意想不到的负面社会效果，比如曾经有一些偏远落后的县争抢国家级贫困县“名额”，以及被扶贫的人们找关系托亲戚争夺贫困户补贴。
如果以上例子不够具体形象，那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吧：
“日本餐馆扶贫索马里海盗”
索马里“盛产”海盗，经常劫掠经过亚丁湾的国际商船，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对付海盗，怎么办？国际社会的办法是各国派出海军舰队护航，美俄中英法日等十多个国家都有护航舰队。但显然护航军费开支巨大，不是长久之计。
进一步思考，海盗为什么多？因为索马里国内混乱，生活拮据，很多人吃不饱饭。那怎么办？扶贫呗。联合国曾多次试图帮助索马里恢复社会秩序，并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但一直杯水车薪，收效甚微。
在索马里活跃的各类大大小小的国际慈善机构当中，有一个日本连锁寿司店老板木村清，以微薄之力做出了令世人惊讶的成绩：通过与索马里部落做买卖，收编了很多索马里海盗，使他们“刀枪入库，解甲归田”，重新当回“良民”。没人当海盗了，袭击案也就自然少了。
那么，木村清是怎么做的呢？
“唯有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才能了解对方为何烦恼”。-- 木村清
想让索马里海盗们“改邪归正”，当务之急毫无疑问是解决吃饭问题、有正当事可做。那索马里已无政府，又无工业，做点什么正经事好呢？就环境资源而言，当然是打渔啊！索马里海域盛产的“黄鳍鲔鱼”（黄鳍金枪鱼）在日本很受欢迎，是做寿司的上等食材。就地取材，跟他们做这个生意好了。
于是，木村清托人联络索马里的部落首领，为他们提供捕鱼船只，给他们捕鱼培训，甚至为他们牵线搭桥，协助索马里加盟印度洋鲔类委员会…… 后来干脆签署协议包销所有黄鳍鲔鱼 —— 反正，让索马里人民赚到钱，赚到比劫船获益更多的钱…… 关键是“不用拼命”、“收入稳定”！
一方面，世界各国的联合军事打击使得索马里海盗犯罪成本提高，生活变得更加不易；另一方面，木村清其实是给这些海盗提供了一个更有前途的正经职业……有正经事可干，温饱致富有奔头，谁愿意一直把脑袋别在裤带当海盗玩命呢？这显然是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事。
最终效果如何？
2009 年至 2011 年可说是索马里海盜最猖獗的时期，每年都有逾 200 件袭击案。但据美国海军统计，2012 年起数字明显下降。日本外务省更指出，2015 年 1 月至 7 月底，该海域的海盜袭击、被害件数已为 0。
看看，通过买卖金枪鱼这么简单的商业，就能引导海盗金盆洗手变渔民，不但行了慈善扶了贫，甚至还维护了世界和平（一小部分）……这事办得多高效！
至于那些嘲讽“商业是最大的慈善？也许是这些年最荒诞的一句话”的人们，多半是传统慈善领域的“资深人士”。他们对这个理念的嘲讽，就像当年诺基亚嘲讽第一代 iPhone“这玩意也能叫手机？”一样，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