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独爱那一朵清冽的雪莲

若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西藏，那就是神秘。因为神秘，才吸引无数人前往一探究竟。铁路和空航开通之后，除了拉萨、日喀则、纳木措、羊卓雍措等旅游手册上必去的著名景点之外，连无人区如羌塘、阿里，也渐渐出现游人足迹。然而，怀揣猎奇、探秘心情的旅游者，不管造访西藏多少次，都无法看清这个辽阔广袤的高原区域。

身处高寒地带的藏族人，无论宗教信仰、生活习俗、还是语言、文化，都迥异于平原人，尤其那不太符合人类普遍性的一妻多夫婚姻制度，更让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汉族人感到不可思议。不过，学者研究指出，实行一妻多夫制，才符合藏族地区人们的生存利益。因为西藏大部分土地非常贫瘠，根本不适合耕种。唯有组成大家庭才能在恶劣环境中生存。而这种奇特的婚配制度，恰恰能够把劳动力和财力凝聚在一起。

《西游记》第五十四回描写唐僧师徒四人途径西凉女国，据考证，吴承恩参考了唐玄奘《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大雪山中的东女国而创作这一章节。史学家的研究表明，青藏高原从南北朝至唐朝曾经有两个以女性为中心的国家，西部的称西女国，东部的称东女国。由此可见，一妻多夫制有其历史根源。

一种生活制度能够实行千年，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愿意维护和遵守，更是由于环境因素造成的，若我们以他者眼光来俯视和评判这种制度，是非常不公平的。只有走进藏族人中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体验他们的处境，才能不带成见的深入了解。作家羽芊，正是这样一位不戴有色眼镜的观察者，并且从观察者身份逐渐成为藏区的居住者。曾经是摄影师的羽芊，行走西藏多年，为高原的绮丽风光心醉神迷，于是在2000年定居西藏，她的摄影作品《高原水墨画》曾获得“珠峰冰川杯·见证西藏60年”摄影大赛一等奖。羽芊不满足于仅用镜头说故事，她说，一张图片的表现内涵毕竟有限，她想把那些照片无法表达或者没有表达完的故事诉诸文字，于是就有了自己后来的书。在短短五年里，羽芊写了七部小长篇小说：《藏婚》、《玛尼石上》、《西藏生死恋》、《不迟》、《藏婚2》、《金城公主》和《驴子爱上拉萨河》，不可谓不是高产作家。

一路上搜集的许许多多的藏民故事，化为她笔下精彩的小说。其中，描写一妻多夫制的《藏婚》，从女性视角和心理切入，让读者深切体会到，这种制度其实是藏族女性为了维系家族利益与和睦而做出的伟大奉献。

除了奇特的婚姻制度，藏族人对性事也不像汉族那么大惊小怪，那么保守，他们有“钻帐篷”的习俗。一名青年男子可以进入几个年轻女子的帐篷，而女子也可以让不同的男子进帐篷，只要你情我愿就行。那么问题来了，藏族年轻人之间存在爱情吗？答案是肯定的。羽芊的《西藏生死恋》，就讲述一对藏族青年男女的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公扎和爱人措姆青梅竹马，一个非卿不娶一个非君不嫁。倘若他们的爱情一帆风顺，就没有这本小说了。

《西藏生死恋》的时间跨度从十年动乱到改革开放的90年代，恰好是公扎的童年到中年。从90年代起，都市里的年轻人喜欢往偏远地区旅行、探险，驴友这个称号就从那个时代开始流行起来。内地经济繁荣的风，随着驴友一起吹进藏区。为了摆脱贫穷，藏民们在牧草丰美的地区，放养羊和牦牛。但有人却不甘辛苦养牛羊，盯上了生长在苦寒地带的藏羚羊。这些备受社会瞩目的事件和现象都一一记录在小说里。

小说第一章，当兵的公扎放假从营地赶回牧区，只为见措姆一面。策马奔来却目睹惨烈的一幕：措姆被母熊喀果咬死。从此，公扎只身走天涯，只为追杀喀果，替措姆报仇。而母熊喀果不是普通的熊，它身上藏有到格萨尔王妃宝藏的秘密。

喀果这一形象是羽芊根据民间传说而改编，并且贯穿整部小说，为作品增添魔幻色彩。而公扎和措姆的爱情，在藏区“钻帐篷”和一妻多夫制盛行的时代，显得尤为可贵。

羽芊如实的用笔描绘绚丽多姿的高原生活，所写的人物都有原型。她接受记者采访时谦虚地说：“我只是把故事讲出来。我也没有觉得我是一个作家，充其量只是一个能讲故事会讲故事的人。”《西藏生死恋》中的公扎也不例外，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他是羽芊丈夫的好友，常来家作客，讲述他的故事，被羽芊记在心里，继而呈现出这部美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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