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回家了，落户口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丰中”去找山老师，咨询怎么考大学事宜，准备全力以赴开始新的生活。
这时山老师已经结婚了，并且有了自己的女儿。
见到他以后，我发现山老师完全变了，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愤青”和踌躇满志了，给人的感觉比较消沉，和我当时的心情形成一个极大反差。
我单刀直入，我复员回来，就是想考大学。他也单刀直入，竞争太激烈，你的基础太差，没戏。
一个建议没有，一点鼓励也没有，甚至是一丝希望也不给我。
在山老师那里，我算是吃了个瘪，这是出乎意料的事情，后面的路只有我自己选、自己走。
半年以后，我在想，如果当时山老师不那么消沉，给我一个好的建议，对我应该有很大帮助。
不过，这就是命，我命中注定会遇见一个顽强忠于职守，最后又坚决放弃以前职守的中学老师。
回到家以后，有人和我开玩笑，叫我“土大兵”、“傻大兵”。
其实那时候我确实很土也够傻，居然不知道高考是要分文理科的，说出来真闹笑话了。
其实按照我的基础，这时候我如果开始文科的历史、地理这两门功课的学习，也不迟。但我有点死脑筋，属于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种初级“理工男”式的思维模式。
红大楼很多昔日的小伙伴，已经纷纷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新生活，或在大学紧张学习，或高考失利彻底放弃直接参加工作，总而言之，大家都在紧张忙碌。有意思的是，我的同班摇一，居然要结婚了。
我复员回家，说也要准备高考，他们看我有点像看外星人，觉得不可思议。
恰好，发小卫星高中毕业当了海员，这期间他在家休假。海员的收入比较高，一般一出海就是双薪，一次基本上在海上飘三五个月。
靠岸以后，可以上岸转转，见多识广是不言而喻的，双薪也有道理，那时候在大货船上工作，也是危险，如果航线较长，“孤独寂寥冷”对人也是一种身心折磨，进而就是一种锻炼和考验。
他告诉我，1977年第一次高考，他过线了，由于录取院校不理想，又放弃了，继续回到海上工作。
他也打算参加这一年的高考，不过他似乎也没闲着，整天和女朋友泡在一起，说是学习不假，但谈恋爱也不虚，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发小，那点出息，大家都知道。
不过他在高考这个问题上比我有经验，给了我一些咨询，其中的一条建议，我没有采纳。
他建议我放弃理科，改学文科。
我之所以没有接受，主要有如下思考：
我在部队一直补习理科课程，半路改弦更张，有些不舍，同时，在我印象中，我中学似乎就没怎么上过地理历史课，这两门课我有陌生感，如果去学，不知道会这样。
当然那时候的我对自己还是缺乏了解的，到底自己适合学文还是学理，也吃不准；
我也有股子宁劲儿，觉得我考理科应该可以，心中还是那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爬”
对文科有一定偏见，这是后话。
我还是没有改变主意，1980年3月，在按院胡同北京第8中学报名参加高考理科班补习班学习。
同班大概有百十来人，绝大多数都是高考落榜复读生，1次、2次、3次落榜的都有，北京高考录取率是4%，落榜很正常。
不过他们已经补习了半年多课程了，我算是“插班生”，大家似乎没有什么交流，每天下午就学习两个小时一门课，上课来下课去。
这种补习班在北京有很多，质量参差不齐，补习班设在第八中学校园内，任课老师基本上都是到这里赚“外快”的，讲课也算凑合，没有任何针对性，按进度走，反正高考前把该讲的都讲到，就算完成任务。
至于学生的具体情况，老师是不管的，愿不愿意学，全凭自己。
至于将来考得上考不上大学，和老师无关，和第8中学也无关。
印象中，只有教政治课的那个陶老师（后担任8中校长，我认识他，他绝不会认识我），算是有责任心的老师。
至此我深深地体会到，高考落榜生，他们要是再找回以前在中学那种学习条件，非常不容易。
按照年级论，我应该是1977或1978级大学生，此时是1980年了，我已经“蹲班”最少两个年级了。
这时候老师讲课，基本上都是高考前最后的一些所谓“难点疑点问题点”，我听着很吃力，绝大多数题目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做。
我在部队自学，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进度也就是初中三年级水平（只有外语比较突出），这时候要是直接进入高考“冲刺阶段”的学习，显然不合适。
我意识到，在补习班继续学习，我会越学越糊涂，势必做成一锅夹生饭，那样的话肯定不能上大学，而且还会把自己的计划搅乱。
我应该踏踏实实自学，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向前走。
所以以后的补习班，数理化的课程我就是去拿一些试题和学习资料，上课就免了。
如果这个时候，我转入文科班还是有希望的。
但我这个人有些矫情，觉得理化知识非常重要，上中学缺少系统的学习，此时借助高考的诱惑，可以激发我恶补理化的动力，打下良好基础。
对发小卫星1977年高考过线，因录取院校不理想而放弃，我也有此想法。
其实，那时候我心中的理想大学就是北大和清华，普通大学我兴趣也不大。
照片画是放弃上普通大学的机会、决定继续回大海惊涛骇浪中的发小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