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总喜欢拿太公与周公作比较。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两位高手中的高手都是开创型思想家，而且就像太极里的阴与阳对立并统一着。
太公是大器晚成，周公是少年异秉。太公是底层草根，周公是王族公子。太公以功劳而得分封诸侯，周公因血缘而代王摄政。太公与周公都是能力全面的复合型人才，他们的经历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才奋斗模式。两人是周文王及周武王的左膀右臂，各自开辟了众多先河，对中国文明史的影响都是奠基性的。
更重要的是，太公与周公各出过一则神预言。这两则神预言仿佛两个千年诅咒，始终笼罩在中国古典社会的天空上。整个中国古代，都没摆脱这两则神预言的阴影。
我在前面两次提到关于齐国与鲁国的典故。其实两则典故都指同一件事，核心内容是周公对齐鲁两国政治方针的评价。
《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处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太公）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周公）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周公认为鲁国政策不如齐国吸引人民，所以鲁国迟早要向齐国俯首称臣。不过，《说苑·理政》却是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说法——
“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三年，太公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疾也？’对曰：‘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泽及五世’五年伯禽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难？’对曰：‘亲亲者，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鲁之泽及十世。’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齐之所以不如鲁也。”
按照刘向的说法，周公认为鲁国政治走王道路线，齐国政治走霸道路线，齐国不如鲁国发展后劲足。
《史记》作者司马迁和《说苑》作者刘向都是生活在西汉中期的著名学者。他们距离西周初期都很遥远，当两人的记载产生矛盾时，谁是谁非，一时还真不好判断。不过，距离初周更近的战国学者，对此事的记载又是另一个版本。
据秦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仲冬纪·长见》载：
“吕太公望封於齐，周公旦封於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 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後，齐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公以削，至於觐存，三十四世而亡。”
太公与周公两人共事多年私交很好。有一天两人切磋如何治国。太公说尊贤上功，周公说亲亲上恩。太公感叹：唉，看来鲁国从此要衰弱了。周公回应道：鲁国虽会衰弱，但以后统治齐国的未必是你们老姜家的人。结果两人的预言都应验了。齐虽成就霸业，但江山落到齐国大臣田成子手中。鲁国真的衰弱了，苟延残喘于天下，最终被强大的楚国给灭了。这就是那两则神预言！
让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三个版本。
司马迁以礼俗是否便民为关注点，借周公之口说了太公的神预言。刘向没说太公的神预言，他以王道霸道之争为关注点，迂回地提到了周公的神预言。两人都是儒家学者，跟孔夫子一样尊奉周公，着重突出周公的远见卓识。但司马迁崇儒而敬重百家，故而不回避鲁国北面事齐的历史真相。而刘向是纯儒，为了显示儒家王道的优越性，刻意回避了鲁国衰弱挨打的事实。吕不韦是杂家学派的代表，对诸子百家采取一视同仁的包容态度，所以忠实地记录了两公的神预言及后续状况。
历史总是充满了残酷的现实。太公尊贤上功，唯才是用，但子孙丢了江山；周公亲亲上恩，倚重亲族，但国家不免衰亡。这则典故表明：两位大圣贤开创的治国之道，都不能保障政权长久稳固。
感伤历史太容易了。只要结局是不美好的，不管起因经过和结果，一阵稀里哗啦的煽情悲歌。这事要是做得好，就叫做悲天悯人的情怀。屈原就是这样成为文人墨客心中的楷模的。在这个励志书汗牛充栋的年代，我们不妨做难度系数大一点的事，权当是挑战自我吧。
古人说，知其所以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是好习惯。我们知道了太公与周公的不朽功勋，知道了他俩的神预言，接下来就应该了解一下“尊贤上功”和“亲亲上恩”这两种政治路线产生的源头。
一切政治路线都是对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的总结。尽管太公与周公共同参与了武王革命的全过程，两人总结的经验教训却不尽相同。
姜太公不是周人，出身贫寒，长期混迹于社会底层。他没有先天的发展平台，没车没房没钱没产业，只能凭借知识与能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对殷商的社会不公现象存在强烈的不满，于是投身周灭商的事业。在他看来，商朝最大的失败教训是不能吸纳社会各阶层的人才，周朝最大的成功经验是积极寻找并重用人才。
太公由此总结出来的治国之道，就是尊贤上功，让全国的人才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
而周公旦是周族王子，出身优越，长期处于社会顶层。他拥有先天的发展平台，有车有房有钱有产业，用不着替人打工。在他看来周朝最大的成功经验是周族人才济济且同心同德，商朝最大的失败教训是商纣王迫害微子启、比干、箕子、商容等王族贤者。
周公由此总结出来的治国之道，就是亲亲上恩，把整个统治阶层拧成一股绳，避免商纣众叛亲离的下场。
从人才战略的角度说，尊贤上功一般被解读为任人唯贤，亲亲上恩被通常解读为任人唯亲。这个解读十分精辟，但不够全面，也没触及到当时的深层社会背景。不要忘了，周公是出了名的尊敬贤人。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不论对方出身如何，周公都急着招待。你见过哪个任人唯亲的领导这么干过？
《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大宰》中规定了八条选官原则，分别是：第一是亲近亲族，第二是尊敬故旧，第三是荐举贤人（侧重品德操守），第四是任用能人（侧重办事能力），第五是抚慰有功的人，第六是尊重尊贵的人，第七是提拔勤劳的小吏，第八是礼敬宾客。
（原文：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进贤，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贵，七曰达吏，八曰礼宾。）
由此可见，周公为全天下制定的规章制度，涵盖了各种用人方针。只不过排在第一位的是“亲亲上恩”。仔细回顾周朝初期那些事时，你就会发现主张“亲亲上恩”的周公，同样存在“尊贤上功”的一面。
武王手下的开国元勋里，有太公望这样的外姓人才，也有周公旦、召公奭这样的本家人才。
论贤，太公、周公、召公堪称初周三杰，能力素质远超其他周臣。
论功，太公是灭商首席功臣，周公有平叛创制之功，召公有听政治民之功，对西周王朝都有不朽功劳。
论亲，太公是武王的师父加岳父（属于外戚集团），周公是武王的四弟（嫡系王子），召公也是武王的兄弟（庶系王子），都是周天子最亲的人。
论恩，太公帮助文王武王实现了灭商复仇大业，周公和召公力保年幼的周成王坐稳江山，都有大恩于西周。
你看，无论从尊贤上功还是亲亲上恩的角度出发，这些人都有资格裂土封侯。由于第一代人都是打江山起家的功臣元勋，故而两大政治路线区别还不明显。真正的分化是往往从第二代开始的，越往后差异得越离谱。尊贤上功的演变结果，我以后会专文细说。这里只说“亲亲上恩”会导致什么样的局面。
周公确立的宗法制，包括了嫡长子继承制度、姓氏制度、婚姻制度等等。这位礼乐文明总设计师非常有政治谋略。按照周礼，天子同姓谓之“伯父”，异姓谓之“伯舅”。所以周王接见鲁、燕、晋、卫、郑等姬姓诸侯时，要叫一声“伯父”；叫姜姓诸侯齐国为“伯舅”。再加上周王室与列国联姻通婚，天下重要的诸侯几乎都成了周天子的亲戚。
“亲亲上恩”政策的受益面比我们想象的要广，不是一个“任人唯亲”就能简单定性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亲如一家——大家都是亲戚，有事好商量，生活永远定格在一片祥和温馨的景象——这就是周公亲亲上恩的根本意图！儒家的大同世界，墨家的兼爱信仰，根子都在周公这里。
可惜，历史发展不以周公的意志为转移。
礼乐文明有制度漏洞，于是礼崩乐坏了，诸侯纷争了。其中原由不光历史学家在思考，当时的人们也在思考。
姜太公的后代齐桓公曾问丞相管仲：天下纷争是怎么产生的？管仲说：纷争是从亲戚开始。为什么说从亲戚开始？
管仲的分析简明而冰冷：“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国为十；兄弟五人，分国为五。三世则昭穆同祖，十世则为祏。故伏尸满衍，兵决而无止。”（《管子·山至数》）
这笔账是这样算的，按照分封制原则，你有十个孩子，就要分十份家产；有五个孩子就要分五份家产。他们虽然是关系很铁的亲兄弟，但传了三代以后，子孙就只是同族同宗的远亲关系，十代之后，大家毫无亲情基础可言，不过是祖宗牌位放在一起的关系罢了。
亲亲，我祖上跟你祖上亲，不代表我跟你亲，少套近乎。上恩，你祖上对我祖上有恩，但你对我没恩，我凭什么要让着你捧着你？这块土地是我的，你有本事就来抢啊，老子的战车部队好久没开荤了。于是，同姓的、异姓的诸侯打起来了。周天子是想讲和谐的，但是没惩罚肇事者的实力，所以天下大乱了。
整个周朝天下都是如此，亲亲上恩政策搞得最卖力的鲁国当然也不会例外。
熟悉孔子的人都知道，孔圣人的死对头是鲁国的三桓。三桓是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大贵族世家。三桓的势力非常强大，鲁国的军权和经济权基本上都被三桓掌控。鲁国国君的开销是靠三家进贡来维持的。说得难听点，鲁公是靠三桓发的工资来度日。嗨，这是谁给谁打工呢？
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不堪受制于权臣，联合贵族郈氏和子家氏袭击季孙氏，结果被三桓联手击败，驱逐出境了。此后鲁哀公、鲁悼公、鲁元公三世政权，都被季孙氏劫持着。此所谓“鲁之公室，三世劫于季氏。”（《韩非子·难三》）
三桓是怎么在鲁国崛起的？这个过程很曲折，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最简单的表述就是因为亲亲上恩。
三桓本身就是鲁国公族的分支，虽非嫡系子孙，但也是货真价实的周公后裔。假如三桓真要谋朝篡位的话，鲁国仍是姬姓诸侯，社稷还在周公子孙手中，没丢给外人。由于三桓把持政权，鲁国的草根人才基本不会向鲁国官府投简历，而是向三桓求职。孔夫子的学生冉有就是一个例子。
可是，在这种大环境下，草根人才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三桓家族垄断着公务员编制，你只能做他们的家臣门客。想学太公做帝王师是绝对没门的，想受到周公捉发吐哺的礼遇基本上也是空想。
孔子和阳虎关系不好，但两人对三桓的印象更不好。他们先后离开了鲁国。孔子带弟子周游列国，阳虎最后投奔了晋国权臣赵简子（此人是个大英雄，把阳虎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具体事由很复杂，但鲁国最杰出的两大平民人才都走了，足以说明亲亲上恩政策的负面作用。随着人才流失与内耗加剧，鲁国越来越弱，最终应验了太公的预言。
周公之政是中央朝廷的基本国策，太公之政是特区的特殊国策。西周分封制有很多缺点，埋下了天下大乱诸侯纷争的隐患。但分封制的一大优点就是：你能有块试验田，来检验自家学说是否管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分封制是一种公平的体制，它给了所有的治理方案一个均等的发展机会。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试验直至成功的过程，历史也是一样。若把两公放在一起对比，你会发现一些规律。
太公乃乱世之有道者，修道术兵法；周公乃治世之有德者，修仁义礼乐。太公之政急治，尚功业而杀隐士；周公之政宽平，尚和合而敬隐士。太公与周公两种政治路线主要区别在人才机制上。而这个分歧来自于两人追求的目标差异。太公追求动态平衡，其政重实质，革新进取谋富强，以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为纲；周公追求静态平衡，其政重形式，因循守成图安稳，以维持世袭制社会稳定为纲。
历史实践证明，在世袭制社会中，尊贤上功与亲亲上恩，最终都不能有效解决发展与稳定之间的矛盾。
两公的人才思想奠定了华夏政治文明的两大基本政治路线。后世王朝兴替都没有超出“尊贤上功”与“亲亲上恩”的框架，区别只在如何取舍、如何落实。两种路线因时而化，不断碰撞融合，逐渐分裂为诸子百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百家争鸣的源头，就是太公之道与周公之道的学术分歧。我们后面要提到的各组人物，都卷入了这场历史大讨论、文明大探索之中。笔者有幸活在几千年后，可以提前公布答案。要解决神预言带来的千年魔咒，只有彻底打破世袭才行！因为世袭的本质是垄断，想垄断就要求社会保持静态恒定，天然抵触真正的动态平衡。
所以太公之道虽好，在古典社会不能被贯彻。周公开创的礼乐文明虽美，但代价是牺牲了社会的自我更新能力。
随着礼崩乐坏，华夏大地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大混乱时期，也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大创造时期。先王之法——僵化腐朽的旧体制已经废弛，恢复周礼好比是让染风寒的病人去泡冰水。世人需要新办法来安定天下，时代在召唤一块新的英雄砖，填进历史这面承重墙。时间进入了春秋初期，终于，一个破冰的壮举将在姜太公留下的地盘上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