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斯大林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国家管理体制，并非只存在于斯大林时代。它的高度集中主要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政治上个人独裁，经济上计划管理。这种体制产生的原因是深刻复杂的。既有客观因素，如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又有主观原因，比如斯大林本人的性格。无论如何，这种体制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这种体制保证了苏联的高速工业化，为打败法西斯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然而它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使得苏联经济长期比例失调，缺乏活力，政治上官僚主义滋长，个人独裁盛行，这种体制还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损失。
[主题词]：经济 集中 政治 专制 有功有过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试着简单分析一下斯大林体制的起因、表现和影响。
一、什么是斯大林体制
要分析斯大林体制，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是斯大林体制。
我认为，所谓斯大林体制，就是指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在苏联所形成的那一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在苏联实际上还延续了一段时间，并未随着斯大林个人的死亡而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但由于这一体制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确立、巩固的，而且在斯大林时期最具有代表性，因此我们称它为斯大林体制。
斯大林体制是一种国家管理体制，涉及到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方方面面，难以在这样一篇小文章中详尽分析，所以本文主要分析这一体制在苏联国内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表现。
在政治上，苏联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随着从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末，斯大林个人权力的不断加强，可以说在他统治中后期，苏联事实上实行的是一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这种体制，首要的一个特点是缺乏民主。如以1936年苏联宪法规定的苏维埃代表选举办法为例。这部宪法取消了包括性别、民族和财产等方面在内的任何限制。只要年满18周岁的公民，除依法被剥夺选举权者之外，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级代表都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且改公开表决为秘密投票。应当说，这样的选举办法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其中限制民主的因素仍然很多。如实行等额选举，实际上没有给予人民选择的机会。候选人的提名名为协商，实际上是党政机关和上级领导的意见，选民的意志无法表现。
其次就是以党代政问题非常突出。在党与国家关系问题上，斯大林强调政权机关在“通过任何一项重要决议”时“都非有党的有关指示不可”[1]最高苏维埃本应对党的建议进行审议、表决，再交政府执行。可斯大林时期，最高苏维埃从不对联共（布）中央的指示作什么实质性的审议或修改，完全成了通过党中央指示的“橡皮图章”。不但如此，党还常常越过权力机关，直接对政府发号施令。按斯大林的说法，“党得到多数的工人和一般劳动者的信任，它有权代表这个多数来领导政府机关”。这样，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实际上掌握了国家的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有权直接插手政府部门，做出决策，实施监督。党领导一切成了党包揽一切。
第三就是官僚主义严重。这主要是由干部制度中事实上的任命制造成的。本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应当是人民的公仆，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一条原则。即使是由上级任命的，在任免过程中也应该走群众路线，听取群众的意见。而在斯大林时期，政府各级官员、党的各级干部都是上级任命，甚至明文规定由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代表、党代会代表实际也是上级圈定，选举只是走走形式而已。于是，领导人的个人意见在人事安排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逐步形成了党的领导人层层任命的体制。这种体制不仅容易造成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局面，破坏了党的团结和民主原则，更严重的是，这种体制使官员只知对上负责，脱离了群众，滋长了官僚主义。
第四点特征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比较突出，那就是他的独裁和对他的个人崇拜。斯大林在1922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总书记后，通过不断与党内反对派的斗争[2]，提高了自己的威望，逐步集中了权力。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惜采用“大清洗”的手段。比如我们可以知道，1922年十一大选出的27名中央委员中，竟有17人在斯大林后期遭难。在军队里，5名元帅中的3名、5名一级集团军长中的3名以及全部二级集团军长均遭杀害。可以说，他确实达到了目的。十八大到十九大相隔13年之久，斯大林长期担任总书记，独掌大权，政治局成了他的一言堂，举国上下对他的崇拜也与日俱增。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在他的书《莫斯科1937》中就描写到，“首先看到的就是居民对斯大林的崇拜和无限的迷信。在所有的角落和十字街头，在一切适宜和不适宜的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斯大林的巨大的半身塑像和画像。”“在必须要听的讲话中”，“都充满了对斯大林的歌颂”[3]。
在经济上，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正如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所描述的，这是一个“以高度集中、制订详细工作细则、指令性的有针对性的任务和预算拨款为基础的管理制度”。[4]
在中央、地方和企业之间的权力配置方面，权力高度集中于按专业划分的中央工业部门管理。中央经济管理部门以指令性计划直接控制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大权。指令性计划的特点就是强制执行，工厂企业如破坏计划任务，政府可以追究行政责任直至法律责任。例如，1947年9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关于协作企业不完成协作供货的责任》的决议，规定“如屡次完不成计划供货任务，要对企业领导人及其他对完成协作供货负责任的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以渎职罪论处。”[5]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独特的工业化道路。我们知道，一般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道路是先发展轻工业，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技术再发展重工业。而苏联不是这样。它以行政手段，用人为的高额工农业剪刀差和有时甚至低于生产成本的粮食收购制度，使大量资金从农业流向工业，促进了国家工业化。在工业中，也是重点发展重工业和与国防相关的军事工业，而对轻工业不够重视，致使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大的改善。苏联理论界还把这条道路理论化，提出“苏联工业化的特点和优点是直接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和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经济规律的特点产生的”。[6]现在我们知道，这种道路并非社会主义的特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就与它完全不同。
当然，斯大林体制还有其他许多特点，如在文艺领域的大规模迫害和个人崇拜，对外关系上的大国沙文主义等，但限于篇幅，就不再阐述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斯大林体制产生的原因。
二、产生斯大林体制的原因
斯大林体制涉及到苏联国家的各个方面，它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原因是深刻复杂的。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三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俄国长期的封建传统的影响以及斯大林的个人作用。这三者是互相交织，互相作用的，不能截然分开。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产生了斯大林体制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历史类型。
先说苏联当时所面对的形势。
从国际上来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先是面对一战和帝国主义干涉。1920年后，虽然没有战争，单它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建设，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可以说，一直受到战争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系列战时的非常措施和机构保留了下来，成为这一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战时，为了集中全国的力量，夺取胜利，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指挥系统，而这一系统战后也留了下来，因为领导者已经习惯于用命令来处理公务，用这种体制来管理国家。事实上，面对帝国主义，后来是法西斯主义不断增长的战争威胁，也只有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才能集中力量，使国家获得超常发展，为最终夺取胜利奠定基础。
看国内来，可以从经济、政治两方面讲。从经济上说，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都要求这种体制。
在农村中，社会主义经济并没有马上占据优势。到1928年年中，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只有百分之二弱，富农和比较富裕的中农控制了商品粮的生产，影响国家计划的执行。1928年的中央十一月会议确认，这引起了“国家粮食和原料平衡的极度紧张”，“轻工业的开工不足和一些其他部门一定程度的混乱”。[7]这样，农村的状况就阻碍了全国的发展。国家不得不用行政手段控制农业，加速集体化，使国家能够掌握农产品的生产，不至于影响全盘计划。
从工业来说，旧俄留下的工业基础很差，要加速发展，单靠工业自身积累是不够的。只有靠这种体制，以强制手段压缩消费，并从农业剥夺资金。
从政治上说，列宁逝世之后，党内纷争不断，出现了分裂的危险。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不断与反对派的斗争中，逐步集中了权力。从好的方面看，避免了党和国家的分裂；从坏的方面看，则是为斯大林日后的专制独裁铺平了道路。
以上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是产生斯大林体制的重要原因。下面再谈一谈俄国长期封建传统的影响。
第一就是俄国缺乏民主传统。自从15世纪伊凡雷帝建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以来，俄国一直在强化君主专制政治，把“君主专制”看成神圣原则。直到1917年，俄国还只有有限的资产阶级民主，民主发展很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条道路可选：一是实行很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有可能会导致苏维埃政权垮台；二是将权力集中，由无产阶级的精英们来领导。显然，苏联选择了后者，确实在一片白色包围之中巩固了革命成果。
长期封建统治的第二点影响，就是使俄国的经济、文化水平比较低。即使到1928年，小生产者仍占多数，占全国人口七成以上。这样一个特点，使得非市场化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和突出个人的历史观（个人崇拜）非常易于流行，为斯大林体制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
第三就是领导意识和方法受到封建传统影响。列宁在晚年就曾多次批评党和国家领导人过分热衷于“事物的纯粹行政方面”，“太热衷于行政手段”，而被领导者和群众则习惯于“尊敬上司，遵守办公形式和礼节”等应循守旧的传统。[8]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培养官僚主义和专制做法的土壤。
在分析完国际国内形势和历史传统影响这些客观因素之后，我们就要分析一下斯大林个人在这一体制的产生、发展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我们知道，再卓越的历史人物，也不能改变历史的方向。然而，一个拥有斯大林那样大权力的人，又不可能不对历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体制是由斯大林建立起来的，但不能全由他来负责。在二三十年代那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无论何人，想要领导苏联人民快速建设祖国，在越来越近的战争中取胜，旧必须建立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然而有一些事就不是必然的了，斯大林必须负相当大的责任。比如对党内反对派的残酷斗争直至肉体上的消灭，比如三十年代“大清洗”中对大批干部和群众的残酷迫害，这些都是毫无必要的行为。唯一可以说得通的理由就是斯大林本人的粗暴、多疑和他为了巩固权力不惜一切代价的冷酷无情。
可以这样认为，斯大林在这个体制中所起的不是决定性作用，而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强化作用。他将缺乏民主变成了没有民主，将高度集中变成了专制独裁，将党的领袖变成了帝王。虽然我们不能否认他领导苏联人民取得的建设成就和军事上的巨大胜利这些历史功绩，但我认为，如果领导人不象他那样粗暴、残忍、专制，苏联人民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三、 斯大林体制的影响
斯大林体制在当时的影响，简单的将可以一分为二，就是正面的影响和负面的影响。
正面的影响主要有两点：
一是保证了前苏联在30年代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基础。
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工业化资金问题和粮食问题是两个最大的问题。而当时苏联的工业基础很薄弱，工业本身能提供的资金不到1/3，大部分资金来自农业。如按照一般的经济手段，无法达到目标。只有凭借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采用行政手段掠夺农民，压缩消费,才为工业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苏联工业1930-1940年以年均16.5%的增长率高速增长，工业总产值一跃而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这种体制功不可没。
二就是保证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在这种体制下，苏联重工业的高速发展保证了战争需要的雄厚物质基础。在二战的最后三年，苏联平均每年可以生产飞机近4万架，大炮近12万门，自动步枪约200万枝，轻重机枪近45万挺。正如斯大林所说，苏联战前实现了三个五年计划，为备战创造了“绝对必要的物质条件”。[9]
更重要的是，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保证了统一指挥，能够有效的集中力量，对敌人进行打击。战争一开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就向全国作了紧急动员，成立国防委员会，集中调动使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统一指挥党政军，迅速形成了举国上下团结奋战的政治局面和一切为了战争的经济体制。仅在开战头8天，就有530万人应征入伍，至1941年末就组建了400多个师。同时，铁路系统向后方输送了150万节车厢的企业物资和1000多万人。这样高的组织动员水平，没有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是不可能完成的。
斯大林体制虽然带来了工业化奇迹和二战的胜利，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小。
第一就是经济上的问题。
苏联工业化走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在这种发展战略指导下，农业、轻工业长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无法为人民提供足够的生活日用品，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很大的提高。这样，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挫伤了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而且，由于轻工业和农业的滞后，整个经济结构越来越不合理，重工业的发展也受到牵制，使得全部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也慢下来。在40年代初，苏联工业就出现了增长速度放慢的迹象，1940年只有11%，远低于30年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10]
经济上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管得太多太死，使企业失去了活力。斯大林时期，国家给企业下达大量的指令性指标，40年代初曾多达120项。[11]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往往只顾完成任务，不顾质量，不计成本。这样，企业效益低下，带来整个国民经济效益的低下，浪费惊人。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注定是不能持久的。
这两个毛病，后来是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苏联经济就一直效益低下而且消费品短缺，发展得越来越慢，最后在与美国的争霸中落败，可以说从斯大林时代起就埋下了隐患。
第二就是政治体制上的问题。
首先是缺乏民主，导致个人崇拜。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人民群众缺少实际的民主权利和对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手段。干部层次向上负责，而非向人民负责，有可能逐渐脱离人民；而且越往上层，权力越大，越不受群众监督和法律约束。最后，一切全力都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崇拜几乎就是不可避免了。虽然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基本上没有犯个人崇拜、破坏法制的情况，但在斯大林时期，这种个人的权威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比如大规模的打击和迫害干部。
其次就是官僚主义滋长的问题。
这样一套高度集中的、全方位的国家管理体制，不可避免地需要一套庞大的国家机构来执行。这样，官僚主义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组织机构庞杂，官员繁多，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地区的税收机关虽一再裁减，但税收单位那么多，它们的工作人员的工资额完全超过本地区缴纳的税款总数”。[12]
权力的过度集中，也助长了领导人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出发，乱下指标。如斯大林在1930年6月提出修改第一个五年计划，将拖拉机产量从原定5.5万台提高到17万台。而事实表明，一五计划结束，拖拉机产量只达到48900台，而且直到战后10年也没有达到17万台的指标。
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这些弊病，是与高度集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在苏联，这种高度集中的模式一直都没有改变，所以这些弊病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克服。它们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妨碍了人民积极性的发挥，阻碍了苏联整个国家的进步，积累了政治、经济上的许多矛盾。强大的苏联一夜解体，可以说，长期以来实行的这种体制积累下的矛盾总爆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本的原因。
第三点负面影响就是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影响。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发展模式不可能不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巨大的影响。二战后涌现的亚欧社会主义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在苏联强有力的影响之下建立起来的，之后也照搬了斯大林体制。在六七十年代虽几经改革，但实质性的变化不大。这些国家和苏联一样，逐渐出现了经济比例失调，发展缓慢，官员特权膨胀，人民怨声载道的现象，最后先苏联一步发生了红旗落地、社会变质的严重事件，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完全不存在了。到苏联解体之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
斯大林体制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但它刚性太强，缺乏变革的可能性，将共产主义运动带入了死胡同，造成了重大损失。
四 总结
我要再次说明的是，斯大林体制是历史的产物，它没有随着斯大林的逝世而消失，事实上在苏联一直延续，只不过或多或少有些变动罢了，总的特征没有变。它是适应二、三十年代苏联的发展的，但到了战后，它已不适应时代要求。由于苏联领导人没有及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最终导致了这个体制的崩溃。
[1]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9-320页。
[2]包括1923-1924年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后来对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以及对布哈林的斗争。
[3]转引自德·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政治肖像》，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388页。
[4]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1987年6月25日，引自《真理报》1987年6月26日。
[5]《苏共和苏联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指示汇编》，1958年版，第三卷，233-234页。
[6]《苏联工业化方法》，引自苏联 《布尔什维克》杂志，1946年7-8期，第13页。
[7]转引自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139页
[8]《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6卷，第617页，第623页；第33卷，第450页。
[9]《斯大林文选》中文本，第447页，转引自《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第399页。
[10]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6页。
[11]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8页。
[12]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4月28日
[参考文献]
[1]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艾伦斯坦：《斯大林现象史》，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
[3]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4] 德·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政治肖像》，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