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般很少读刚上市的新书，经过了时间检验的经典书籍本就已经多的读不过来了，何必要在满是地雷的新书里碰运气。
《伦理学反教材》，8月份刚出版，在豆瓣里评论还不足10人，就是这样一本冒着热气的新书，我在拿到手的第一时间，就忍不住开始读起来。
原因在于，这本书所讨论的，正是困扰我许久的经典难题。
《伦理学反教材》中提出的19个道德难题之一，是“杀人有轨电车问题”。这个问题的变种很多，其中的一种基本形态是：
如果你是有轨电车的司机，发现前方铁轨上有五位工人正在施工，由于车速很快，刹车已经来不及了。这时你发现，前方轨道恰好有一条岔路，可以避免撞上那五位工人，但如果你转向的话，会撞上另一位行人。问：你该不该转向？
很显然，这个问题的困扰之处在于，从“直觉”的角度，杀死一个人比杀死五个人的罪孽要轻；但转念一想，似乎用数量来衡量人的价值是不道德的，而且我们并没有权力决定另一个无辜行人的生死。
读完《伦理学反教材》，我第一时间回想起了《奇葩说》第一季的辩题：“贾玲该不该被炸死”。记得当时在看这期号称“史上最严肃”的辩题时，对双方的观点都心存疑惑，于是借着这次看书的感悟，重新刷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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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的辩题是“杀人有轨电车”难题的变体：
你在一艘100人的船上，船上有个按钮，如果你不按这个按钮，20分钟后船会沉，船上所有人都会死。如果你按了这个按钮，船上的人都会得救，但另一艘船会爆炸，那艘船上有贾玲。问：要不要把贾玲炸死？
与奇葩说其它期节目不同的是，这一期辩论的结果，是一边倒的。不仅体现在观众票数变化的悬殊上，更体现在高晓松屡次的插话，和蔡康永罕见的临阵叛逃上。
高晓松插话和蔡康永选择倒戈支持对方观点的理由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这期的辩论是一个向大家传递关键价值观的重要时刻。潜台词是——选择了“炸贾玲”的辩手和观众，你们的“价值观”都出了问题。
当一个辩题上升到道德谴责的高度时，这场辩论自然结束了。可是，让我们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审慎地思考一下，炸贾玲，真的是价值观（道德）出了问题吗？
整场辩论里，范湉湉表现得最为激动。不仅言辞具有攻击性，还时常以表情和肢体语言表现对“炸贾玲”观点的不屑和鄙视。按理说，这种两难问题，不该出现一面倒的情绪，范湉湉为什么如此愤怒？
原因在于，范湉湉向来不擅长逻辑分析。在这个问题上，她模糊了问题的焦点。
一方面，她把自己的角色代入到了贾玲这个被牺牲的人身上，她觉得自己遭受了“多数人的暴政”，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牺牲了（刘思达的陈词同样是这个角度）——“凭什么为了救你们100个人就要牺牲我？我也是爹妈生养的，凭什么我一个人的生命就没有你们100个人的生命重要？”——正是这种角色代入的方式，点燃了她的怒火。
另一方面，她又站在那个按钮者的角度，认为选择“炸贾玲”的人，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而牺牲无辜的人。她把这个辩题替换成了：“我该不该为了救自己而牺牲无辜的人。”这同样激起了她强烈的道德意识，并转化为认定对方无耻自私的怒火。
至此，这个问题的复杂之处，被她用情绪化的粗暴方法给简化了。
要扑灭范湉湉的怒火，并把焦点转移到这个难题真正的重点上来，其实只需要做一个小的改动：假设这个决定炸贾玲的人，并不在那艘会沉的船上，而是在安全的别处。于是，这个问题被转化为：
你是个旁观者，你有两个选择——什么都不做，眼睁睁看着100人去死；采取行动，让厄运转向，让另一个无辜的人去死。
——如果选择后者，是否更不道德？
有人会问了，这样转化之后，不就和原辩题不同了吗？
其实，范湉湉的两种代入方式，存在着同一个问题——在整个场景里，只有贾玲和按按钮者被关注了。其他100个快要死的人，都被忽略了，他们成了没有意义的背景设置。
实际上，这是100条鲜活的生命，他们是一个又一个的和范湉湉所说的“爹妈生养的”同样重要的人，而不只是“100”这么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如果说，因为按按钮者在船上，所以他们必须去死；如果按按钮者不在船上，他们就可能不用去死。那么，这100条生命的生死，仅仅取决于按按钮者所处的位置，这样的决定方式是符合道德规则的吗？一大群人的生死，仅仅取决于“上帝”在哪儿，难道不荒谬吗？
因此，让决定者处于旁观的角度，摆脱利益冲突引发的道德情绪对这个辩题的误导，能让我们更好地专注于这个难题的核心部分。
这样调整之后，才能全面重现“杀人有轨电车”的难题：你作为司机，无论怎么选择，你都不是受益者。总是要撞死人的，是什么都不做撞死五个人，还是改变方向只撞死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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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高晓松的主要观点有二：
1）我们不该以救人为名而干坏事，否则会陷入“暴君理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2）人类有一些道德底线是需要坚守的，即使以付出大量的生命为代价，也必须“有所不为”。
第一点和范湉湉的愤怒是类似的，属于次要矛盾。重要的是第二点——这是“杀人有轨电车”难题的核心部分——伦理学的两大理论：“义务论”和“结果论”之间的矛盾。
“义务论”：存在着一些对于我们行为的绝对约束，一些我们永远不应该做的事。
“结果论”：应该在总体上尽量得到最大程度的益处或最小程度的害处。最著名的结果论者是功利主义者。
简单来说，“义务论”以判断“对错”为先，“结果论”以判断“好坏”为先。
显而易见，高晓松的观点是完全的“义务论”。
在辩论时，义务论是很容易占据道德高点的。结果论显得功利而自私，令人反感。因此，正方的马薇薇们在辩论时只能通过打苦情牌来挽回道德上的劣势，结果还是收效甚微。
可问题是，从理性的角度而言，“义务论”在“结果论”面前，真的应该具有道德优越感吗？
支持“义务论”最著名的哲学家，应该是康德。在康德看来，在考虑“义务”时，无需考虑“结果”，道德的基础，不在于衡量“效益”，而在于“理性”，也就是“良心”。
看上去似乎很合理，但请注意，康德所言的“道德义务”，不带有任何假设前提，它们是“绝对命令”。
比如说，康德认为，人的道德底线之一是“说真话”，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假话。让我们来看一个场景：
一群无辜的孩子们被凶恶的匪徒追杀，你帮孩子们躲了起来。这时匪徒们抓到了你，强迫你说出孩子们的下落，并直言抓到孩子之后会把他们全都杀死。这时候，你该不该撒谎？
康德的理论明确指出，即使在这样的场景下，你也应该诚实地向匪徒说出孩子的下落，因为这是你“不撒谎”的“义务”。在遵守“义务”时，你不必考虑孩子会被杀的“结果”。
合理吗？看上去充满道德感的“义务论”，这会儿是否展现出了冷酷而残忍的一面？看上去自私无耻的“功利论”，这会儿是否反而变得合情合理了？
问题出在哪里？
“义务”是立体的、多维的。你有“不撒谎”的义务，同时也有“保护孩子免受恶人伤害”的义务。这两个义务之间孰轻孰重？如果开始比较，自然就会从“义务论”转向“结果论”。康德理论拒绝这种比较，这样的绝对化是否合理，值得讨论。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
某某城市被侵略者围困了一年，城内粮草早已吃光，这是守城的将军有两个选择：一是看着士兵们饿死，城破后被侵略者屠城，身后祖国的大好河山被侵略；二是继续坚守，等到援兵到来，但需要做恶心的事情——吃人肉。你怎么选？
对于“义务论”者而言，吃人肉这样的行为，显然违背了作为人的底线。用高晓松的话来说：“我们应该坦然地死去，保留着作为人的尊严。”但这份尊严，值得用祖国千千万万无辜同胞的性命来换吗？
历史上，这样的场景出现过多次。春秋时期，知氏联合韩、魏攻赵，“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安史之乱，张巡死守睢阳城，军粮尽，杀爱妾，供部下食用。
再比如，《三体3》里程心做了执剑人之后，因为“义务论”的道德考虑，无法下决心毁灭人类和三体两个世界，结果却导致了全体人类的悲剧。
这些例子，其实也无法从逻辑上证明我们应该抛弃“义务论”，但至少能说明，“义务论”和“结果论”之间的道德比较，远没有想象中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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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聊聊蔡康永罕见的“叛逃”。除了之前提到的非重点的“价值观”问题外，蔡康永的核心观点是：在“作为”和“不作为”之间，我们的底线是：“有所不为”。
也就是说，不按按钮，让100个人死，是“不作为”；按了按钮，让1个人死，是“作为”。“作为”相比“不作为”，是不道德的。
果真如此吗？来看一个场景：
你是一个飞行员，飞机油已耗完，马上要坠毁了。这时飞机坠毁的方向，是闹市区，有大量的居民。你有两个选择：一，什么都不做，让飞机往闹市区坠毁，杀死大量的居民；二，操控方向盘，让飞机往郊区飞，杀死少量的居民。
请问：“作为”，还是“不作为”？
这个场景和“炸贾玲”的场景在道德层面是等价的。在飞机坠毁的过程中，郊区的居民和贾玲一样，是无辜的，厄运本并不会降临到他们头上，飞行员的“作为”，相当于对贾玲的“谋杀”。但是，选择“作为”的飞行员，真的是不道德的吗？
《伦理学反教材》里提到：对于反对“结果论”的哲学家而言，“考虑利害得失就足以在道德上使承认这种利弊分析的观念丧失信誉。伊丽莎白·安斯康姆指出：这是他们的精神已经“败坏”的证据。”
伊丽莎白排除的，是数量问题存在道德价值的观点。可是，使害处最小化或使益处最大化，这个目标又怎么会是不道德的呢？
“作为”和“不作为”，并不像蔡康永所说的那样，可以成为道德判断的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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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辩题，还有许多其它值得思考的维度。
比如，如果你选择坚持让100个人去死，那把贾玲换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会改变你的选择吗？
如果把贾玲换成一个身患重病，常年卧床不起的人，该不该炸？
如果那100个人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可爱宝宝，该不该救？
如果那100个人是劳苦功高的民族英雄，该不该救？
当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说明我们的道德思考模式很自然地从“义务论”转向了“结果论”。
而“结果论”，其实是我们很多人正常的反应，就像在这个辩题刚开始时，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炸贾玲”一样。
对这个选择，我所喜爱的康永和晓松老师所进行的道德判断和价值观的“矫正”，都有不合理之处。
《奇葩说》能把这个辩题拿出来辩论，令人惊喜；但过程和结果，都颇多遗憾。
场上辩手所辩论的内容大多局限于个人感受层面，而没有上升到“义务论”和“结果论”的矛盾冲突层面，也没有讨论“作为”和“不作为”的哲学意义，故而，这个辩题的深度和复杂度，都大打折扣。
在那一刻，我无比怀念黄执中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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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辩题的标准答案，应该是选择“炸贾玲”吗？
并不是。很多辩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义务论”和“结果论”之间，同样无法比较出道德的高低之分。
辩论的意义，不是找出最终的标准答案，而是在辩论的过程中，提升思辩能力，让自己能以更逻辑、更理性、更深刻的方式和角度思考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在做道德判断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一会儿是“义务论”（选择不按按钮让100人去死），一会儿是“结果论”（选择让飞行员飞往郊区减少人员伤亡），对这样对双重标准，我们往往又是不自知的。
了解这种“不自知”，了解我们伦理道德观上的模糊和动摇，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同样也是《伦理学反教材》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书中提出的19个道德难题，都没有最终答案。作者吕旺·奥吉安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个“智力工具箱”，免得他们在面对道德争论时，被那些“大词”（“尊严”“美德”“义务”等）和那些所谓的原则（“永远不要把人当作一个简单工具来对待”等）吓倒。
通过了解对立冲突的哲学、伦理学理论和规则，通过积极的比较和对抗，可以让我们避免落入道德过于简单化的境地。
多一些深入的思考，少一些轻率的武断，我们的心智，将变得更为成熟。
文 | 乐之读 | 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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