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鞋子踏过人潮拥挤的街道，里面或多或少掺杂了市井烟波的味道。许是香水的前调，纸币的墨味，她的发香穿过了他嘴角的云烟，所有的味道最后都带回了我的家。
这天，空气里有一丝甜味，我竟如此冒昧，把眼睛对准窗外，飘渺的蓝色里挂着几丝白，此外别无他物，长的无边的天际线给我的视线画上了句号。极力的目光在我一转头的时候就消散在房子里的白墙上，那抹蓝色的印象紧贴在后脑勺，像镇静剂一般压在枕头上，这晚，我终于睡了一个好觉。
醒来的时候月亮还没走，我按部就班地起来烧水洗漱，换好衣服颇有仪表地坐在沙发上，拿起手边四月七号的报纸，上面刺鼻的异香直抵脊梁骨，我不由得猛吞做深呼吸积攒的气流。
九点，烧酒医生来看我了，说我的体重已经降到五十公斤了。他问我药物是否有副作用加重了我的厌食时，我恰好在回想黎明到天亮的时间是怎么消失的。顿了几秒，我说没有。我一承认，就得停药。
他走了以后，我一脚踢翻地上的酒瓶，那咣当一响是除了手表嘀嗒以外，房子里所能听到的第二种声音。至于我自己，之前迫于躁郁症拉坏了声带，变粗的声音背叛了我的年纪也蹂躏着我的耳朵。自此，我便很少说话了。有点害怕听到自己的声音，有点懒得开口，我分不清是哪种，但这确实影响到了我的生活。在我好意要跟别人打招呼时，牙齿就跟上了锁一般不让我张口。一停止说话，我就进入了自闭的密室。不久，这便成了习惯，成了本能，所以我再也没有结交过新的朋友。
我借口上学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它总是大雾弥漫，我站在商店的玻璃橱窗外，看到了朦胧的自己，于是我决定留下来。留下来，不到一个星期我就退了学。父亲仍蒙在鼓里，定期寄过来生活费和我想要的书。为了交付房租，我卖掉了母亲的几个镯子，也是离开家时顺手牵羊般拿过来的。母亲发现了么？无所谓，反正她没提过，父亲也没问过。
想着想着，困意袭来。可斜头一望手边的稿纸，心底升起一股不情愿的犹豫，就像小时候上课犯困却不敢倒头。那摞打着线的白纸，暗暗计算着我的生命，我每写完几张，它就少去几张，时间就流去几刻，生命就减去几分。
日子里终于剩下了我之前极力渴求的荒芜，荒芜里生出了杂草，风从远方带了火，最后一盆凉水浇灭了那团火，我的心里剩下了凉。
学期末，父亲赶着什么缘由来到了我的城市，从他的双腿迈出家门的那一刻开始，甚至，再往前推，从他得到出门的那个缘由开始，我用谎言换来的生活就如纸一般，被捅上了窟窿。
总之，父亲来了，那两下一停顿的敲门声，我一听就知道了。我似乎没有好奇去知道他是如何发现我的，门一响，我就条件反射地只顾着开门去了。
紧接着，父子对立，我没有请他进来，他也没有往里走，在门口放下装着钱的信封和书，他就转身走了。我盯着信奉上的一个黑点木纳在那儿，忘记了那沉沉的脚步声消失在何时。
十月，烧酒医生不再来了，我拖欠了诊金。敲门声也频繁的来了，这次再不是两下一停顿，“咚、咚、咚……”，一声比一声响，门外的人倒不是用上了力气，而是用上了怒气。我的房租也到头了。镯子卖光了，父亲的信封也跟他远去的背影一样不见了。
即便是对生活粗心大意的人，也不该忘了瞻前顾后，再不济，也该顾顾后。我从来都不是心存侥幸的人，从小衣食无忧也无法让我像别人一样对所谓的安全感感同身受，不过，时代都变了，谁还会把仅仅是吃饱穿暖当作是生活？我的想法像是嘴皮子被冒着寒气的冰糕粘住了，冰冻地失去了知觉，我想不出什么补救的办法来延续自己的生活，如果非要找什么办法的话，钱就是一个办法。此外，我的感情也相当的麻木，譬如我的自责和悔恨感，只会在听到房东激烈的敲门声时才会在心脏里做短暂的停留。
可麻木并不等于是失去了理性，一个星期多，我被赶出了房子。我带着入学时的行李箱，曾经看不上眼的几件衣服和廉价纸笔突然成了我的家当。至于没有把父亲前前后后寄过来的书包括进去，是因为在被赶出来的那天下午，它们就被我一股脑的卖了，我接过从小贩手里数来的钱故作洒脱的转了身，可眼前熙攘的人群像密密麻麻的字，和笔直的街道站成一排。一开始，人们的衣服上多出许多深色的小点，接着，凹下的路面泛起涟漪，天色昏黄，头顶黑色的雨伞也跟着泛黄。应景的暖调似柔和的灯光，我看着街上的人，像读着卖掉的书，曾经在心底反复揣摩过的语段浮现在眼前，眼眶湿了，分不清是泪还是雨，我给雨浇透了。车鸣声噌的一下经过身边，我已觉暮年。
得来的钱给了我常去买醉的酒馆。我点了相同的十二瓶酒，读完了上面印的一模一样的每行字。一口接一口地，酒还没喝完我就醉倒了。醒来时我还坐在那里，袖子上沾着烟灰，“吃吧”，一盒六只的糯米糕被推了过来，对面，是好久不见的烧酒医生。我一边吃，一边听他说他去汀州打理家事，一去竟耽搁了好几个月。看他无意提诊金的事，我紧接着问他为什么一大早就来这里，“我就是这儿的老板呀”，他说。
“哦，你不是医生。”
“不，我懂酒，酒是药，我会用酒，会用药，我怎么不是医生。”
糯米糕只食了两块，剩下的给了医生。
他摆弄手指说：“你回去吧，房租替你付了，每逢一旬的九点，我还来。”
酒还没有醒透，踉踉跄跄地带着医生的话回去了。上了楼想起钥匙不在身上，又折回去往房东那里跑了一趟。再回来时，才看见门的下面伸出来半截信封，我费力的用手指抠出来，然后开了门。喝了酒就要犯蠢么，我刚才慌慌张张，老是多此一举。不过这么点小事都要精明算计，万无一失，那么人的心思早就被摆弄的比帐房先生算盘上的珠子都要快、转的比表盘上的时针都要圆了。
我一步跨进去，箱子和信随手丢在门后面，少了书，房子里空荡荡的，倒是跟我的心和我的人衬得很。阳台边，望着窗外，仅一日之隔，天又蓝了。许久，我打开信，里面夹着钱，真是的，那个提线的老家伙变着法儿地摆弄着我这只木偶。我把钱拿出来，顺着掉下来一封信：
母逝，已葬。
没有时间，没有落款，那是父亲的字迹。
一旬又一旬，烧酒医生依约前来，带着糯米糕、清酒、镇静剂和安眠药，书和纸笔也会买来。每次，摆了一盘围棋，总是他赢，赢了他就喝烧酒，我也跟着喝清酒陪他。他一边喝，一边看我写的东西，我也不留着自己一个人无聊，躺着睡去。醒来时医生早走了，棋子捡放好了，空酒瓶不见了。
小时候，家里人背后都叫我后生子，当着面才会堆笑唤我“彧儿……彧儿……”。母亲和父亲洞房的那晚，就怀上了长我一轮的哥哥。十岁，哥哥去了异乡读书，随后战事告急，许多跟哥哥一样的人变得渺无音讯。母亲是个得力的贤内助，第二胎又是一个男孩儿。父亲说：“多福、多慧。”从此，我就叫方彧，我猜，那个哥哥，是叫方或。
父母亲的宠爱每多一分，我的愚钝就增一分。性格羞答答的像未出阁的女孩子，读不了《论语》也写不了毛笔字，开口说话，声音更是细软，比不上年纪轻轻、独自求学去的哥哥。后生子，后生子。离开汀州以后，再没听到过的叫法儿。
汀州。
我总不能一味的托医生的照顾，无所事事，人情债欠多了，就是孽了。我用最后的一点钱，送自己回了汀洲。
门吱呀一响，呛起来的尘土刺得我鼻酸。满园荒寂，走过一间间房，灰尘烙下了我的脚印，那痕迹是我遗失在这里的岁月，一日里隔了三秋的岁月。
我累了，我要回房休息。就在我的床上，我的桌前，躺着医生的身，摆着医生的酒，他就等着我来呢。我打开门，“别愣着，进来吧，方彧。”医生的语气跟以前一样。
他帮我脱掉外套和鞋，扶我上床，我早已颤得不行了，眼泪在眼角滑出，手上的青筋鼓得硬邦邦的，注射过镇静剂，才安静下来。医生给我的，大烟我也会要的，刀刃也会把身体穿过去。医生的药，比医生的酒还要好。
夜下四顾无人，医生和我赤裸着身，我把头靠在他的腿上，肌肤相拥。
我问他，这里是我的家，你怎么在这儿？
他说，这里也是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