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聚会上，我曾向一个女传道人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什么是这世上最大的邪教？她回答令我吃惊，她说：“天主教。因为玛利亚只不过是个人、一个神使用的工具。天主教却把她奉若神明，而把我们的主基督贬为怀中的婴儿。这是敌基督，是大搞偶像崇拜。神若给我权柄，我会号召所有基督徒起来砸烂一切的偶像！”从那以后，一个印象便烙在我心里：原来，在某些基督徒的心目中，基督新教的最大敌人不是无神论，不是佛教，而仿佛是另一个奉基督为救主的宗教；某些基督徒最敌视的，不是不信者，异教徒。乃仿佛是耶稣的母亲。
我实在不太明白，某些（当然不是所有）中国基督徒为何如此反感圣母玛利亚。为了把这个问题弄明白我只好从宗教史，社会心理学方面找原因。我似乎找到了一些合理的解释，诸如此种观念反映了宗教改革过程中新教对旧教习俗进行革命的需要、中国信仰群体的从众心理导致对新教历史传统语境的无条件全盘接受等等。但细想下去，其中所含内蕴，并不如此简单。因为，玛利亚不仅是耶稣的母亲，她还是某种“原则”的象征。换句话说，一个信徒是跪倒在圣母抱着圣婴的像前还是跪倒在隐喻着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前不仅是个选择了天主教还是选择了新教的问题，而是一个为自己的人格倾向和无意识原型找到了什么样的表达形式的问题；甚或是个体在主观社会价值的取向上更倾向中古的价值观还是更倾向资本主义价值观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基督教圣母崇拜是古代遍及世界各民族的女神崇拜（比如古埃及伊希斯崇拜）在基督教中的遗存。基督教重生观念乃移植自埃及的重生观念。如这一说法成立的话，欲破解圣玛利亚在基督教象征体系中的真正含义，就找到了一个可追溯的渊源。纵观人类各民族历史，女神崇拜是一个普遍现象。如果说，神话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精神历程中提纯出来的共同心理经验的话，女神意象就是这一心理积淀中一个重要的成分。那么，女神意象这个能指究竟指向了什么样的所指呢？作连篇累牍的人类学探讨非一篇短文所能力任。而神话本身传达的信息已透露了丰富的可供人心领神会的内容。
古希腊悲剧《奥瑞斯提亚》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特洛伊英雄阿伽门农凯旋归来，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已另有奸夫。她谋杀了她的丈夫。她儿子奥瑞斯忒斯为父报仇，又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但却因此受到复仇女神的追杀。他求庇于女神雅典娜，雅典娜陷于两难境地。不保护奥瑞斯忒斯，则惹怒宙斯，保护则惹怒复仇女神。便把裁决权交给了雅典公民。结果票数各半。雅典娜决定赦免奥瑞斯忒斯。并让复仇女神做雅典的保护神。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巴霍芬指出，艾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三部曲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如果说，父权制与母权制的历史积淀构成了人类无意识心理图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这个心理图景必自主地为自己谋求象征性的表达。而宗教与神话正是这一表达的集中体现。
在希腊神话的象征体系中，提纯为整体意象的父权被分派给了奥瑞斯忒斯、雅典娜、阿波罗。而母权则分派给了克吕泰墨斯特拉、复仇女神，并通过神话故事揭示了其间的冲突。而在希伯来宗教信仰的象征体系中，同样的心理内核被不同的表述方式所描述着。也就是贯穿了新旧约的律法与恩典之争。在这一象征体系中，父权的心理积淀被分派给了上帝的律法与圣殿的献祭。而母权的心理积淀则分别负面地分派给了巴力（农业保护神）和正面地分派给了上帝的恩典、作为蒙恩老二的亚伯、以撒、雅各、等等，并以“在后的必在先”的神谕昭告世人。整部《圣经》的叙事也象征性地演历了这二者的冲突与整合。从旷野中耶和华说“不可有别的神”宣告了父权对作为母权象征的巴力神的驱除，到耶稣宣扬神爱对律法的超越与成全以至于保罗痛诋律法、强调“唯信”，则又反映了母权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圣经》诉说了另一个《奥瑞斯提亚》的故事。难怪在《新约、使徒行传》保罗对耶稣的话的引述中，竟引用了《奥瑞斯提亚》中的一句台词：“用脚踢刺是难的”。
共同的无意识心理内核让希腊和希伯来两大文化传统如孪生兄弟般难舍难分，以至于一座搭在二者之间的桥梁不能不应运而生，这就是《约翰福音》。以弗所的约翰通过他用希腊文写的福音书传达出了一个令希伯来人既熟悉又陌生的观念——“道成了肉身”。说它熟悉，是因为律法与恩典的冲突这一二元悖论始终困扰着希伯来人，而“道成了肉身”的观念让律法和恩典之争找到了调和的可能性，这也是希伯来人所企盼的。说他陌生，是因为在希伯来人看来，把希腊的“逻各斯”拉进“肉身”无疑是把“耶和华”拉进“巴力”，是父权对母权的妥协，是“在青翠的树下行淫”（《耶利米书》），这又是希伯来人所拒斥的。希伯来人的进退两难并不比《奥瑞斯提亚》中雅典娜更少。只不过他们通过钉死耶稣，来维护“父权”，而希腊则采用了更圆滑的折中方式——既通过赦免奥瑞斯忒斯以维护“父权”，又引进“复仇女神”以给“母权”留一席之地。
从《约翰福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督教作为两“希”传统的结合点，在解决“父权”与“母权”的二元冲突上，采用了与希腊相同的策略。并把这一策略体现在了宗教教义与仪式中，这就是既崇拜“三位一体”，又给“圣母玛利亚”留一神圣的地位。这样以来，无意识中的两大“原型”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因而获得了安顿。这一策略以一个形象固定下来——怀抱圣婴的圣母。这一形象担负起了它隐喻的工效：逻各斯与肉身的结合；律法与恩典的结合；父权与母权的结合；希伯来与希腊的结合。不过，二元冲突就这么一了百了地解决了吗？
回答是否定的。随着15、6世纪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的兴起，古希腊英雄时代的父权意识再度取得了优势。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应，就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圣母玛利亚”开除“神”籍。从而“流放”了母权。从而为“逻各斯”也就是“科学与理性”的一枝独秀铺平了道路。马克思.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详尽地论述了新教精神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系。他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大敌人，是传统主义。而天主教价值观，正好是传统主义的代表。那么，当新教与资本主义合伙赶走了传统主义（玛利亚是它的象征）也就是中古的意识形态后，发生了什么呢？正如我们所知，技术/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伴随着前所未有的自相残杀与灵魂失落；理性的畸形增长伴随着道德的极度沦丧。一个古老的二元冲突有展开了它新一轮的角逐。《奥瑞斯提亚》中的谋杀案又上演了。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历史开始呼唤新一轮的整合。人类历史把心理学家容格推到了前台，他从人类精神历程的广阔视野，洞见到把“圣母玛利亚”招回“三位一体”乃是我们时代所面临的一个重大主题。换句话说，“逻各斯成了肉身”的信息在我们的时代又获得了它鲜活的生命力。这当然不是说大家都去信天主教。而是说我们倘选择了某一宗教或非宗教象征体系，父权与母权、逻各斯与肉身、理性与情感、现代与传统是否在这一象征体系中能得到更高层次上的整合是一个现代人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中国就总体而言，从来是个母权、肉身、情感、传统略占优势的社会。在这个这社会，模糊的情面比清晰的法则盛行，肉身享乐比追求真理吃香。一个老太婆左右晚清政局几十年，御花园比北洋水师更要紧，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内在本质的历史性象征。除了秦皇汉武少数时代，“逻各斯”少有一统天下的时候。中国这个“中庸”的好好先生遇上了西方资本主义那个偏执的“疯子”，自然不堪一击。“五四”以来，救亡图存的需要令中国人意识到，必须猛吃“逻各斯”的“补药”。只是，这“补药”在向西方进口时，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药店”而已。基督教没有成为首选，因为基督教的“逻格斯”中掺了“肉身”，因此药性不够猛烈。民主宪政成了首选却不成功，因为其中的自由“稀释”了“逻各斯”，而令自身软弱无力,不足以去“踢”封建专制这根母权之“刺”。共产主义这味“苏联药”够猛，一下让中国“雄”了起来，尽管代价惨重。但中国人选择共产主义是让西方列强给逼的。并非中国人好吃“猛药”。中国骨子里是个母权社会，一旦没了“敌国外患”，模糊的肉身的东西又大行其道，这就是中国社会急需新的“逻各斯”的社会基础。基督新教试图在中国社会担当起“逻各斯”的历史角色。则“圣母玛利亚”象征自然成了多余，甚至是一个须严与禁绝的东西。这就是中国新教徒痛恨“圣母玛利亚”深层原因。
我不知道中国的基督新教能否“杀死”“圣母玛利亚”——这个母权象征及其包含的价值取向，并和资本主义联手打造中国自己的“逻各斯”一枝独秀的现代文明。如果做到了，我不知道这个现代文明会不会在带给中国人富足的同时又制造两次世界大战。我只知道偏执是不好的。上帝眼中看着是好的世界，是一个阴阳和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逻各斯与肉身、父权与母权、公义与慈爱、理性与情感、现代与传统各安其位，都有表达的权利，都被对方所制衡。并都成为对方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并在更高的层面上整合，如《圣经》所言：“万事相互效力”。
愿上帝的光芒，“照着圣母也照着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