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论创新需要能力，而能力的培养取决于特定的、相应的思维素养。验之传播学史，许多发现和创新不无规律可循，重要一点就是其发现者都体现出良好的思维素养。可大概总结为：发现者或创新者都具备职业性好奇与“日常生活学理化”的能力，他们都认识到概念命名的重要性、并善于使自己的思维深化或延伸，另外，有的学者还善于在两个已知的学术观点、学术视角的中间地带发现问题、形成自己的独特视角和学术切入点，是为“中观思维”。思维并不神秘，素养可以培育。认真模仿、领会、学习这些素养，对培养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提高中国传播学的理论水平和思辨能力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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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学术｜刘畅：从传播学的几个发现看创新思维素养（1）
1号学术｜刘畅：从传播学的几个发现看创新思维素养（2）
三、中观思维：两个已知与一个未知
从语源学和概念范畴的角度考察，“中观”或“中观思维”，有两个来源。一源自佛教，集中体现在大乘佛教思想家龙树的“八不”命题上，即“不生不灭（从实体看）、不常不断（从运动看）、不一不异（从空间看）、不来不去（从时间看）”。二源自哲学。“中观思维”一词，语出胡伟希先生，他曾指出：“相对于西方哲学的‘二分法’思维,中国哲学可以概括为中观思维，其基本含义是‘执两用中’。中观思维贯穿中国哲学的始终。…… 中国哲学的这种‘非二分法’思维,本文用一个词来表达,称之为‘中观’。它不仅说明中国哲学思维是非二分法的,还要指出中国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非二分法思维的。换言之，‘中观思维’一词才是中国哲学非二分法思维的具体形态。” 而本文之论“中观思维”，与上述二义均有不同：所谓“中观思维”，是指一种善于融会贯通研究对象的两端，在两个已知的学术观点、学术视角的中间地带发现问题、形成自己的独特视角和学术切入点的思维方式。它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或可一言以蔽之为“两个已知与一个未知”。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和思维素养，“中观思维”具有普遍性。这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也有所体现。
试以著名的传播学研究者梅洛维茨和他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为例。这是一部主要以电视为对象、论述“媒介场景”的著作。仔细剖解其学术思想形成之际的一个个思想萌芽，会发现：梅洛维茨的思想方法也有“中观思维”的影子，即善于在两个已知的思想范畴之间发现一个新的视角和切入点。梅洛维茨曾对麦克卢汉和戈夫曼十分崇拜，前者提出了“媒介是人的延伸”，是研究新媒介的大师，后者前文已经提及，是“角色理论”或“拟剧论”的代表性人物。梅洛维茨这样描述他对二位学者的感受：
“当我还是大学生时，曾试图将我所学过的和所经历的综合成一个整体，我对这两种理论的不完整感到不安，但对他们对社会秩序的看法感到好奇。戈夫曼和麦克卢汉为理解社会行为提供了不同的思路。戈夫曼提出了影响行为的一个因素：‘环境的限定’，它是由特定的交往地点以技观众所决定的。戈夫曼显然忽略了角色和社会秩序的变化；而另一方面，麦克卢汉指出了电子媒介的应用所产生的社会角色的普遍变化，但是没有清楚地解释电子媒介‘怎样’和‘为什么’会引起这些变化。”
这种想法一致延续到梅洛维茨攻读博士学位，并决定以此作为自己的学术突破方向，他说：
“当我攻读博士学位时，我对分析媒介和人际行为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兴趣。我惊奇地发现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是完全孤立的。当然，人们观察了媒介如何影响真实的行为，真实的行为如何与媒介的内容相关。然而，未将两个传播系统截然分开，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模型几乎没有。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关注‘人们模仿在电视上看到的行为’，或者电视所展示的内容不是现实的确切反映，现实生活与媒介有冲突。很少有人将媒介和人际交往在同一‘行为’系统中或‘对他人行为响应’系统中进行研究。好像也无人研究社会行为信息的新的获取模式在如何影响人们扮演旧时角色的能力。”
于是，他把麦克卢汉和戈夫曼各自的不足、即二者学说的中间地带作为自己突破点，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兴趣，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学术历程：“将这两种理论流派合二为一的兴趣，以及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形成了这本书。我认为戈夫曼和麦克卢汉二人的优势和劣势是互补的。戈夫曼侧重研究了面对面的交往，而忽视了媒介对于他所描述变量的影响和作用；而麦克卢汉侧重媒介的效果，却忽略了面对面交往的结构特征。面对面的行为和有中介的传播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交往，即现实生活和媒介场景的差异。”《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 一种“能够将面对面交往与媒介的研究联系起来的共同基础”，即“社会场景”的结构。他指出：“我认为电子媒介影响社会行为的原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感官平衡，而是我们表演的社会舞台的重新组合，以及所带来的我们对‘恰当行为’认识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观众变化的同时，社会行为也会变化。”于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他实现了媒介分析与社会场景的结合 —— 在两个前辈的“已知”之上，他成功地发现并论证了一个“未知”。
另以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学者之一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为例。弗洛姆指出：“除了理解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之外，还有一个人性的问题需要探讨。本书目的就是分析现代人性格结构中的一些动态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法西斯国家的人们甘愿放弃自由，并如此广泛地充斥于我们数百万同胞的心灵中。” 他的这种把心理性格和社会政治文化结合起来的思路，是受到两个人的启发，一是马克思，二是弗洛伊德。在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研究、“综合”中阐发的，关于人的存在、本性、异化与解放的理论构成了弗洛姆学说的核心。一方面，弗洛姆认真研究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著作，认为其异化劳动理论具有合理性，但过分强调经济、政治因素，虽提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和关系，但并未说明二者是如何实现转化的；另一方面，弗洛姆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认为其较前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引导人们注意观察和分析决定人类若干行为的非理性和无意识力量，但尚缺乏科学论证，其性本能说也过于偏颇。于是，弗洛姆在二者的学说中发现了一个中间地带 —— “我也试图找出弗洛伊德学说中哪些仍然闪耀着真理光辉的思想和哪些需要修正的论断；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我也是这么做的。在理解和批评这两位思想家后，我最终找到了一种综合”。换言之，在吸取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学说的精华之后，他同时看到了二者的缺陷：马克思过分强调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弗洛伊德则过分强调了纯粹生理和本能对人的影响作用。于是他试图“综合”二者。弗洛姆认为，“怀疑一切”的理论出发点、相信真理的力量、强调人道主义和运用辩证法的动力学研究方法，是实现二者结合的基础。他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性格”补充马克思之不足，提出“社会无意识”和“社会性格”，作为联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纽带，实现了二者的“综合”。
如果考虑到传播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学科，其中，新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构成其架构主体，那么，社会心理学的个案也可视为本篇分析的对象。例如马斯洛在本能主义和行为主义之外的“第三思潮”心理学，也体现出“中观思维”的特征。马斯洛的心理学素有“第三思潮”之称，所谓“第三思潮”，是指在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本能主义和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行为主义之外的一种角度，马斯洛指出：“我发现很难向别人表达清楚我对这两种普遍的心理学既尊重又不耐烦的心理。那么多人坚持认为不赞成弗洛伊德就是反对弗洛伊德，不赞成科学心理学（即行为主义学说）就是反对科学心理学等等。我以为所有这些忠诚不渝的态度都是愚蠢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真理汇集起来，使它们成为统一完整的真理。只有对这样一种真理，我们才应该是始终不渝的。” 很明显，马斯洛的学术出发点是试图对二者进行综合，于是，他对这两种在心理学界影响最大的学派进行了利弊分析，从而找出自己的“第三条道路”。
对弗洛伊德主义，马斯洛认为，一个人如果不理解精神健康，也就无法理解精神病态。然而不仅是弗洛伊德，而且汉密尔顿、霍布斯、叔本华等都是通过观察人类中的渣滓而不是精英而得出他们的结论的。科学家们对诸如幸福、欢乐、满意、宁静、满足、风趣、游戏、健康、欣喜与入迷等这些人类行为的积极方面视而不见，而且还忽视了仁慈、慷慨、友谊等好的秉性。科学研究的重点，被放到了人的缺陷上，而对人的力量和潜力却很少或根本不加考虑。马斯洛指出：“如果一个人只潜心研究精神错乱者、神经症患者、心理变态者、罪犯、越轨昔和精神脆弱的人，那么他对人类的信心势必越来越小，他会变得越来越‘现实’，尺度越放越低，对人的指望也越来越小……因此对畸形的、发育不全的、不成熟的和不健康的人进行研究，就只能产生畸形的心理学和哲学。这一点已经是日益明显了。一个更普遍的心理科学应该建筑在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上。”
对主要基于动物心理与行为的行为主义学说，马斯洛认为，人类行为与功物行为之间有极大不同，而且他对动物本能就一定是坏的这一点也持有怀疑态度。他认为我们即使接受了人是从动物发展而来因而与动物有相同的本能这一前提，那也不一定就意味着这些本能是坏的。我们说对人类繁衍必不可少的性冲动就一定是坏的吗？我们能无视动物王国里好的行为与坏的行为一样多这一事实吗？动物中的破坏性的侵略行为可能还不如在人类中普遍。动物王国里决不乏合作的事例；事实一种类的合作与其说是例外，倒不如说是规律。再说，如果我们认为人只是动物的一种高级进化形式，那么我们也必须认为与他关系最近的是猿。马斯洛通过对猿和猴的广泛研究，知道它们通常是友爱合作的，而不像弗洛伊德所描绘的那样小气、自私、侵犯成性。“弗洛伊德主义者认为人类本能有着恶劣的动物性，因而他们必然会期待这种本能会再清楚不过地出现在疯子、神经症患者、罪犯、蜻神脆弱者或铤而走险者身上，从这一信念出发，人们自然会说良心、理性、伦理观念仅仅只是后天获得的假象，与被掩藏在下面的真实有着本质的不同。”……“达尔文的观点与这种观点如出一辙，以致他只看见动物界的竞争，而对于与竞争同样普遍的合作却视而不见。”
总之，弗洛伊德主义者与行为主义者都强调或侧重人与动物的相似性，而却完全无视或否认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种类的独一无二的特征。马斯洛问道，如果说各种动物都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本能，那么为什么人类也具有这种独特之处就是不合理的呢？“用动物（本能）来进行研究一开始就注定要忽视（排斥）只有人类才有的那些能力，如殉道、自我牺牲、羞辱、爱情、幽默、艺术、美、良心、负疚、爱国、理想、诗情、哲学、音乐和科学。要认识人类与所有灵长类动物所共有的特征，那么动物心理学是十分必要的。可是，要研究人类所独具的或者使人类大大优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如潜存的学习过程)，那么动物心理学就用不上了。”
要之，马斯洛发现，已知的研究都有其缺失，简言之：本能主义研究精神病患者是有价值的，然而是不够的；行为主义研究动物是有价值的，然而也是不够的，而其研究一般人的普遍情况又难以说清楚一些现象和问题。他认为，要了解精神不健全的人，我们应该首先了解精神健全的人 —— 在这两者之外的“第三种”现象，于是，在两个“已知”之外，他找到了自己要研究的“未知”。马斯洛建议把这一重要的新的知识来源引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中去。他偶然想到通过研究格外健全成熟的人——马斯洛把人类的这一部分称为“不断发展的少数人”——人们对于人及其潜力能有更深的认识。马斯洛认为一种综合性的行为理论必须既包括行为的内在的、固定的决定因素，又包括外在的、环境的决定因素。弗洛伊德学派只注重第一点，而行为主义者只注重第二点。这两种观点需要结合在一起。仅仅客观地研究人的行为是不够的，为求完整的认识，我们也必须研究人的主观。我们必须考虑人的感情、欲望、希求和理想，从而理解他们的行为。
尽管梅洛维茨、弗洛姆和马斯洛的研究领域不同，研究对象各异，但他们在“善于在两个已知的学术观点、学术视角的中间地带发现问题、形成自己的独特视角和学术切入点”这一点上，即“中观思维”上，有着相通之处。这一点，对传播研究者思考问题时，或许不无借鉴的价值。心绪无迹，思路有痕。时代呼唤创新，社会学需要想象力，传播学亦需要培养创新思维的素养。思维素养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高不可及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而是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验之传播学史，许多发现和创新不无规律可循，重要一点就是其发现者都体现出良好的思维素养。可大概总结为：发现者或创新者都具备职业性好奇与“日常生活学理化”的能力，他们都认识到概念命名的重要性、善于创造新概念、并善于使自己的思维深化或延伸，另外，有的学者还善于在两个已知的学术观点、学术视角的中间地带发现问题、形成自己的独特视角和学术切入点的思维方式，是为“中观思维”。认真模仿、领会、学习这些素养，对培养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提高中国传播学的理论水平和思辨能力或许不无借鉴和启发意义。
注释：
1.胡伟希：《中国哲学的中观思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23页。
2.[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引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3.[美] 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引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4.[美] 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序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德] 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前言，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6.陈学明：《逃避自由译序》，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7.[美] 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2页。
8.[美] 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9.[美] 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0.[美] 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11.[美] 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12.[美] 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3.[美] 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