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刘邦称高“祖”而刘彻称武“帝”？

公元前202年，一位重瞳将军站在乌江边，最后望了一眼这锦绣河山，随即挥刀，便将那一腔的热血，满腔的悲鸣挥洒在了这山形寒流之间，直到千百年后，被李清照的绣口一吐，这份积郁才终于化作了“人杰”、“鬼雄”的磊落与豪迈。

就在同一年，与之并称一时瑜亮的另一位英雄——刘邦，在山东定陶的汜水之阳登基称帝，从这一刻起，中华文化这条长河滚滚而前，进入到了一条前所未见的康庄大道，浩荡奔流。我们将这一中华文明进程中的新高峰称作“西汉”，一直到公元8年，王莽在长安的未央宫黄袍加身，西汉一朝共享国祚211年，经历有（学界公认的）正统皇帝十一位，他们包括开国皇帝刘邦，吕后傀儡刘盈，有“文景之治”美称的文、景二帝，缔造“汉武盛世”的武帝刘彻，开启“昭宣中兴”的昭、宣二帝，以及那不成材的元、成、哀、平四帝。

一、西汉仅有的庙号

在这十一位皇帝中，其中有四位又特别特殊，那就是汉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和汉宣帝刘询，因为他们是西汉历史上仅有的四位有庙号的皇帝。

何以用“仅有”来形容四人，对于一朝皇帝来说，四个庙号很少吗？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便明白了：

常与大汉盛世并称的大唐盛世，有皇帝二十三人，有庙号者二十三人；精神文化厚重、泽被后世的两宋王朝，有皇帝一十八人，有庙号者一十八人；作为封建历史上汉人政权最后一抹余霞的大明王朝，有皇帝一十六人，有庙号者一十六人。

在大唐、两宋和大明四朝中，所有皇帝皆有庙号。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庙号一般是为皇帝死后的标配，而如西汉一朝如此吝惜庙号，则甚为罕见和特殊。

二、为什么刘邦称高“祖”而刘彻称武“帝”

细心的人会发现，在西汉所有的帝王中，只有刘邦被称为“汉高祖”，而自汉文帝刘恒以下，都被称为“汉x帝”，这却是为什么？

事实上，“高祖”就是刘邦的庙号（刘邦的庙号其实是“太祖”，但自司马迁始便称其为“高祖”，后世多以此沿用），而自刘恒以下的“汉x帝”则是以谥号来称呼的，如刘恒谥号“孝文皇帝”，则其便被后世称之为“汉文帝”；刘彻谥号“孝武皇帝”，则其便被后世称之为“汉武帝”。

那么庙号和谥号有何不同？

具体而言，庙号是为皇帝死后所追封，用于表现其生前的功德，因此庙号皆是褒扬之意，开国之君称为“祖”，有德之君则称为“宗”。

而谥号则非帝王所专有，凡是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后皆可追加谥号，如大臣霍去病的谥号就是“景桓”，岳飞则是“武穆”，谥号有褒有贬，主要起到盖棺定论的作用，比如缔造汉武盛世的汉武帝，其谥号便有“威强睿德”的颂扬之意，而处于汉末危局的汉哀帝，其谥号便有“早孤短折”的叹惋之意。

及至后世，由于帝王的庙号趋于普遍，于是这些帝王才多以庙号来称呼，如唐代的唐太祖、唐太宗；北宋的宋真宗、宋仁宗；明代的明成祖、明仁宗等便属此类。

三、为什么是他们四个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西汉一朝的庙号制度甚是严格，倾一朝之君，也只出现四个——汉高祖刘邦，汉太宗刘恒，汉世宗刘彻和汉中宗刘询——那么他们四个却是有何功勋能够获此殊荣？

刘邦自不必说，有开国立业之功，因此称之为太祖。

汉文帝刘恒，是为汉朝实际意义上的第二任皇帝（汉惠帝刘盈和吕后当政不算），遵循黄老之学所倡导的无为而治，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有继承发扬之功，因此被冠以仅次于太祖的“太宗”。

汉武帝刘彻，其当政时期攘夷拓土，使得国威远扬，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汉武盛世”，有守成令主之功，因此被冠以“世宗”。

汉宣帝刘询，其在位期间，政治昌明，海晏河清，不仅扭转了汉武帝穷兵黩武之后民怨沸腾的景象，并且重新提振了大汉的国力，是位中兴之主，遂被冠以“中宗”。

总的来说，刘邦开国，刘恒继承，刘彻守成，刘询中兴，西汉四帝的庙号着实是分量十足，实至名归，但发展到后世，庙号却多有奉承、美化之意，即便是被废的皇帝也都被冠以庙号，由此便也逐渐失去了西汉时期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