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作平 文
公元8世纪，地球上有3座雄伟的首都，它们分列于近东、中东和远东，也就是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和唐朝首都长安。这3座雄伟的城，沐浴着蓝星球上浩荡的天风，隔着阻隔的万里关山，像三个遥相呼应的巨人。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相比，位置最东方的长安还要胜出一筹。当欧洲大陆还只有一些零乱的古堡，英伦诸岛还是野蛮人的乐园，新大陆还要等上几百年才被剽悍的航海家们发现时，长安这座东方古城早已是无可争议的全球第一大都市。
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专门的唐城发掘队，开始规模宏大的发掘工作。经过4年多的辛勤劳动，一座隐没于历史视野之外多年的古城出现在20世纪的阳光下。勘测结果证明：唐代长安城周围70多里，比今天的西安旧城（即明清时的西安城址）大5倍以上。至于向来被人称道的北京旧城，其面积也仅和长安相差无几，而长安却要早上它好几百年。这座一梦千年的古城，承载的是后人艳羡不已的大唐华章，那庞大的规模显示，在它极盛时，这里的居民至少也在100万以上。种种史料表明，作为当时已知世界的中心城市，长安城里居住着大量来自中亚、东亚、南亚，以及欧洲的外国人。那时候，能够称得上世界城市的，只有长安一座。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感慨说:
长安是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世界意义的城市，在这方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
8世纪之初，中国正值史家们称道不已的盛唐，也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开元盛世。关于开元盛世的盛况，曾有过亲身体验的杜甫多年后作诗称：
忆昔开元全盛日，
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
后世的史家们对这个时代的回忆与总结更是饱含激情与梦想，《世界史纲》作者、英国学者韦尔斯说：
七八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当时欧洲人民尚处于茅舍坞壁的宗教桎梏之境，而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进入安乐慈爱、思想自由、身心舒爽的境域。
周时奋先生则总结说：
盛世其实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满足感，一种在物质充盈前提下心境的宁静与自豪，一种无处不在的、仿佛触摸得到的富裕，繁荣和安全感。
这些大家们的言说，无不高屋建瓴；但我以为，要想最直观、最能见微知著地体现盛唐雄风和这个伟大帝国的物力人力，其实只需一种水果就够了。如果把开元盛世比作一台气象万千、极尽奢华的宴席，那么这水果至多只能算宴席上一道微不足道的甜点，但是，正如微不足道的甜点也能真实生动地反应宴席的品质一样，这水果，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生动细节，也隐约地展示了帝国的冰山一角。后人能够凭借这水果，把想象的探针伸向那个逝去了的辉煌时代。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断言：这水果和一个仪态万方的美人、一个浪漫多情的皇帝，共同书写了大唐帝国的千古传奇。
来自南方的尤物
这水果就是荔枝。荔枝原名离支，关于它的最早记录，出现在西汉作家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其名字的由来，唐人宋应解释说：“此木结实时，枝弱而蒂牢，不可摘取，必以刀斧剥取其枝，故以为名。”
海南和广西地区的野生荔枝林直接表明，中国就是荔枝的原产地。作为一种热带水果，荔枝主要生长在北纬18°至28°之间，也就是我国南方的海南、广西、广东、福建和四川等地。历史上，由于荔枝产地远离中原，这些地区大多交通不便，因此，一直要等到西汉初年，姗姗来迟的荔枝才由边疆进入内地，中土人士才得以品尝它的甘美。据史料载，西汉初年，割据今天两广一带的南越王尉佗把荔枝当做珍品向汉高祖进贡，这可能就是内地人第一次接触到这种来自南方的果实。皮薄色艳、肉厚汁丰的荔枝，像一个来自南方的尤物，立即吸引了内地人好奇的目光。此后，到汉武帝执政期间的元鼎六年，汉军攻破南越都城，南越王投降，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割据。当汉军把南越王宫多年的收藏全作为战利品运往长安时，也没忘了把原产南越所辖的交趾一带的荔枝树苗一并运往长安。
有一个细节透露了包括汉武帝在内的帝国要员们对荔枝的极度看重：汉武帝下令，修建了一座专门种植奇花异草的宫殿，宫殿名字就叫扶荔宫。但是，这座扶荔宫并没有如汉武帝所希望的那样，在夏天结出浅红色的荔枝。这些大老远从南方运来的荔枝苗不久就全部死掉，无一生存。汉武帝时代大约没有农学家，不懂得荔枝对气候和土壤有特殊要求，于是乎接下来的几年里，年年都要从遥远的南越往长安搬运荔枝苗。在绝大多数荔枝苗先后枯萎而死之后，扶荔宫中只留下了唯一的幸存者。这株硕果仅存的荔枝虽然春天不开花，夏天不结果，汉武帝仍然视若珍宝。不料，就是这唯一的一株荔枝，最后也死掉了。为此，汉武帝龙颜大怒，竟下令把负责管理扶荔宫的数十名官员悉数处死。
荔枝的绝妙口感，加上产地遥远，一枚难求，因而中原才对荔枝视若珍宝。大约从唐代开始，荔枝更为广泛地进入宫廷和达官贵人府第，但即便是权倾天下的皇室，或者享尽人间富贵的王侯将相，也只能偶尔有几颗解解馋而已，不可能像后来苏东坡被贬到岭南那样“日啖荔枝三百颗”。正因物以稀为贵，荔枝才被文人们奉为“人间第一至味”和“水果之王”。东汉文人王逸在他的《荔枝赋》中，极尽对荔枝的赞美：
修干纷错，绿叶蓁蓁，灼灼若朝霞之映日，离离若繁星之著天……口含甘液，腹受芳气。兼五滋而无常主，不知百和之所出；卓绝类而无俦，超众果而独贵。
唐朝宰相张九龄因身份特殊，得以经常进出内廷，蒙皇上垂爱，赏赐他吃过几回荔枝。张九龄把荔枝的美味讲给朋友们听，朋友们竟然不相信，张九龄于是煞费苦心地专门写了一篇《荔枝赋》作知识普及。遍数历代名人与荔枝的关系，最为大众所熟知的，非杨贵妃莫属。其原因，大抵由于杜牧那首流传千古的绝句：
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杨贵妃和唐玄宗的爱情故事，自白居易的《长恨歌》以降，一直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著名典故之一。为了讨心爱的女人的欢心，唐玄宗不惜千里迢迢，从遥远的南方为她运送新鲜荔枝。千年之后，到底是玄宗因溺爱贵妃而误国，还是每个王朝都有其盛极而衰的大道周行的轨迹，这已是见仁见智的事了，独有杨贵妃对荔枝的钟爱，还被人津津乐道。
白居易在四川出任南宾（即今重庆市石柱县）太守时，当地出产荔枝，大饱口福之余，他特意令画工绘制了荔枝图，并亲自作序。这篇序中，他总结了荔枝的保存时限：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日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也就是说，在杨贵妃时代，荔枝的保鲜期不超过5天。长安及其附近皆不产荔枝，荔枝必须来自南方，这盛产荔枝的南方，大抵不外乎以下几处：福建、两广、四川。关于杨贵妃与荔枝的故事，最权威的史料《新唐书·杨贵妃传》中有记载，可惜没言及荔枝来历，而仅仅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那么，现在留给我们的问题就是：杨贵妃为之一笑倾城的荔枝，到底来自哪里？
遍布帝国的神经
要了解杨贵妃钟爱的荔枝来自哪里，必须先了解唐代及整个古代中国的交通状况。只有在对彼时的交通状况有了一个充分的洞察后，我们才能更加真实地打探到来自杨贵妃喜爱的荔枝的消息。
先秦以前，诸侯分据，各个国家地盘都不大，由首都到治下各地的距离也不算遥远，因而没有一个成制度的国家交通体系。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一个完整的大帝国横空出世，要使政令统一，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从帝国首都到最遥远的边疆之间，都必须有强有力的手段保证政令畅通。这时候，作为帝国统治手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驿站”应运而生，并在中国延续了2000年。
从秦到唐，时间过去了将近1000年，而驿站制度也在这将近1000年里，改进得更为合理。史料称，唐朝的驿站制度主要沿袭汉朝，30里一置，也就是说，全国各地被称为官道的主要交通线路上，每间隔30里，就必然设有一处驿站。据统计，从唐朝初年到唐玄宗时期，全国一共有1639个驿站，其中水驿260个，陆驿1297个，水陆兼备的驿站则有86个。据此估算，唐玄宗时代从事驿站工作的人数约在20000以上。唐玄宗所开创的开元盛世，乃2000年封建史的全盛期，其时国力强盛，体现在驿站上，则表现为“驿与传合一”，驿取代了旧日的传舍，其任务由过去只传递紧急文书，扩大到接待、运输等方面。驿站的功能与作用侧重于10个方面：“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公文书信，……紧急军情的报告，……官员赴任，派遣官员前往怀柔少数民族、平息内乱或镇压农民起义，……贡品运输；小件物品运输。”（《中国古代邮驿史》）。总之，驿站这种贯穿古代中国之始终的制度，在唐代得到极大发展，唐代的驿站也比此前任何时代都更为发达。
在发达的驿站体制下，这些宛如神经的驿路把帝国的心脏长安和帝国版图的每一个角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自古代始，驿卒所骑乘的驿马，都要在马脖子下悬挂一个特殊的铃铛，以便当驿卒还在马上飞奔时，下一站的工作人员就能够远远地听到铃声，开始提前做好准备，从而把要传达的旨令或是要运送的小件物品，以最快的速度接力赛般送往下一站。
这种忙碌而有序的景象，在古代中国乃司空见惯的日常景象。在驿站最多、驿路总里程最长的唐代，当时的许多诗人都把它写进自己的作品，从而以另一种更生动的形式给我们留下了历史的鲜活资料，如王维的“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岑参的“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赵嘏的“凫声暖野棠春，鞍马嘶风驿路尘”。
国家对驿站的管理，不仅只是在各地均匀地设置驿站，同时也用法律的方式，明确规定了驿站在传送文书时的速度。查有关史料，可以获知唐朝对驿站速度的要求：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90公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其紧急程度的不同，一昼夜行程从150公里至最高的250公里均有。我们在读一些历史小说时，常看到所谓八百里加急文书之说，就是指通过驿站这个网络，以一昼夜行程400公里（即800里）的速度传递而来的最紧急公文。但在唐朝，驿站还没有这样的速度，他们的最快速度是日行250公里。
在明确了杨贵妃时代人类速度的极限只能是每昼夜等于或小于250公里，以及美人喜爱的荔枝只可能来自福建、两广和四川这几个前提之后，我们方可通过估算的方式得出结论，即只有从距离长安最近的地方采摘下来的荔枝，才能由四蹄翻飞的驿马在古老的驿路上风雨兼程，以便赶在这些精美而脆弱的果实香消玉殒前，运抵位于帝国腹地的长安，赢得美人嫣然一笑。
荔枝的三个老家
由于最权威的新旧《唐书》都提到了杨贵妃嗜爱荔枝，却没有明言这些荔枝来自何方，因此多年以来，几乎每个盛产荔枝的地方，都企图把自己和杨贵妃联系在一起。然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尽管候选者众，但真正胜出的只有一个；尽管疑似地方不少，但真实的地方也只有一个。
其一乃福建说，即杨贵妃的荔枝来自福建。福建荔枝以一种叫陈紫的品种最为有名，宋代，一个叫蔡襄的福建人写有一部荔枝专著，认为福建所产荔枝天下第一，所产之地则“福州最多，而兴化军（今莆田市）最为奇特，泉漳亦知名”。打量今天的中国地图，你会发现，福建和长安（西安）之间隔着江西、湖北两省，而两广则和长安隔着湖南、湖北两省。表面看，福建和两广到长安的距离似乎差不多。但其实不然--杨贵妃时代既没有从空中直线飞越的飞机，也没有翻山越岭相对走近路的汽车和火车。查阅唐代的“国家地理”官员李吉甫呕心沥血写作的权威著作《元和郡县志》可知，唐代从福建一带前往长安，其经行的路线需绕行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大致路线则是：
福州－温州－宁波－绍兴－杭州－苏州－常州－扬州－淮安－盱眙－宿县－商丘－开封－郑州－洛阳－灵宝－潼关－长安。
如此一圈折腾下来，即便以每天250公里的速度昼夜兼程，恐怕也得在10天以上。依白居易先生的说法，荔枝最多只能保存5天，而10天之后的荔枝，显然已不值一品。因此，即便是因出于谁不说俺家乡好情结而对闽中荔枝赞不绝口的蔡襄，也没说杨贵妃的荔枝来自福建，而是替杨贵妃惋惜，感叹她贵为皇妃，却没口福吃到福建荔枝。
其二乃两广说，即杨贵妃的荔枝来自两广。为这种说法提供最原始依据的是唐人李肇的《国史补》，李肇写道：“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所谓南海，即南海郡，郡治在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不论唐代还是今天，广东的荔枝都以增城、从化、茂名和湛江等地为盛，其中茂名乃荔枝原产地之一。广东荔枝中最知名的品种“妃子笑”，其得名据说就是当初杨贵妃曾拈果微笑。广西则以北海、容县、藤县、百色等地最为盛产，其产量和品种仅次于广东，居全国第二。依旧是《元和郡县志》提供的宝贵历史资料，让我们得以清晰地画出杨贵妃时代从两广到长安的路线，以茂名为例，要先后经过广州、韶关，然后翻越崎岖起伏的大庾岭--此山一直是古时中原地区深入粤桂的天险，苏东坡从海南回中原翻越此山时，曾在岭上与一位老翁交谈，并为之感叹不已，作诗说：“问翁大庾岭上住，曾见南迁几人回。”越过大庾岭后，前往长安的路线折而向东，进入江西，经赣州抵达南昌，唐时叫做洪州，再由南昌经九江抵达武昌、汉阳，进而经安陆到随州，由随州西行进入陕西，直至长安。这一路程，比起从福建到长安，的确要稍短一些，但以每天250公里的行程，大约也需要9-10天，同样无法保证在荔枝色变味变之前把它安全地运抵帝国中心长安。因此，两广说同样经不起推敲。
持两广说者在意识到这一问题后，提出了两种假设：假设之一，杨贵妃所食的不是新鲜荔枝，而是用荔枝酿成的酒，这些酒在两广荔枝产地酿成后，再由驿路运到长安。但如果真的是荔枝酒，则不需要赶时间，那么无论如何也不会用加急文书的方式送往长安。假设之二，当荔枝成熟时，把整棵荔枝伐倒，连枝带叶全部运往长安。因为荔枝还长在树上，虽然荔枝树已砍倒，但比起从树上摘下的鲜荔枝，这一方法的保鲜期要长一些。但是，这种假设之所以不可能成立，原因有两个：其一，唐代的驿路不比今天的高速公路，许多路段都是穿行于莽莽丛林中的崎岖小径，一棵挂果的成年荔枝树，至少也有几米的枝干，这不能不给运输平添许多麻烦，也使得速度变得缓慢，它所增长的保鲜期和更缓慢的运输时间，两者相抵，完全不再有优势；其二，如果真是把整树荔枝运往长安，那么杜牧不可能说“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其三乃巴蜀说，即杨贵妃的荔枝来自四川。我以为，这也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说法。巴蜀说虽然同样找不到正史上的证据，但比较严肃的野史则有明确记载，如成书于宋代的《鹤林玉露》就说：“唐明皇时，一骑红尘妃子笑，谓泸戎产也，故杜子美有‘忆向泸戎摘荔枝’之句”。此外，对家乡福建荔枝赞不绝口的蔡襄也认为，杨贵妃所食荔枝，就是来自四川。那么，这些荔枝到底是从四川哪个地区运往长安的呢？我认为，根据现有资料，只能断言来自四川，至于四川何处，则无法断言。我只能说，以下两个地方皆有可能，那就是四川涪陵（今属重庆）和四川合江。
暗香浮动的古道
只要不剥开荔枝的外壳，你几乎闻不到这种看上去色泽鲜艳的水果有什么气味。但是，在四川，有两条道路曾因杨贵妃的荔枝而变得暗香浮动，这是两条古老的交通要道，它们曾经是这个内陆的、四面俱山的省份与外界沟通的重要途径。
杜甫流落四川期间，曾游历到今天宜宾一带，在一次宴会上吃到了鲜荔枝，为此作诗说“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当时的宜宾称为戎州，其所辖区域远较今天的宜宾市为大。在邻近戎州的州县中，居于其下游的合江是一个有2000年历史的古县，也是四川最重要的荔枝产地，而杨贵妃的荔枝，可能就是从这里运往长安的。杨贵妃乃四川人，其父曾在四川做过多年地方官，正是在四川吃过荔枝，故而杨贵妃对荔枝念念不忘，以至于才有后来的唐玄宗为博美人一笑而不惜劳民伤财。
合江荔枝中的名品有绛纱兰、乌泡、铊提等数种，此地为全世界最高纬度的荔枝集中生长区，果实成熟期比沿海的两广和福建晚两个多月，当沿海荔枝早已不见踪影，这里的晚熟荔枝方才渐次成熟。
合江地处长江之畔，历来为交通要道。当年，从这里摘下的荔枝，经由泸州、隆昌、资中、简阳，尔后直抵成都，再由成都向北，也就进入著名的古蜀道。李白曾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还说“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其实这只是诗人的夸张之辞。历史上，从先秦起，虽有群山阻隔，但就在山与山的垭口间，有一条条连接起四川和陕西的秘密通道斗折蛇行。这条古老的道路从成都北上，经德阳、绵阳、梓潼，越过大小剑山，经广元棋盘关出川，然后沿着褒河过石门，越秦岭而达长安。为了杨贵妃心爱的荔枝，那些强壮的驿卒和驿马一站接一站地以每天250公里的速度飞奔，大约4-5天即可抵达长安。
多年来，合江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荔枝保鲜法，据说就是当年为杨贵妃运送荔枝而发明的：把刚摘下来的荔枝放进大竹筒内，再用湿泥把竹筒封上，这样便能以竹的生气使荔枝的保鲜期得以延长。在合江采访期间，我曾询问过从事了20多年荔枝研究的县农技站工程师沈先生，得到了他的肯定答复。当然，至于这是否真的就是从唐朝流传至今的民间保鲜术，则有待考证。
白居易的《荔枝图序》提笔就写道：荔枝生巴峡间。“巴”即今天的重庆，历史上一直属于四川，“峡”指三峡。当年白居易写作此文的南宾，即今天的石柱，就在重庆境内。这说明，重庆石柱一带，在唐代也是荔枝产地之一，虽然今天这些地方已很难找到荔枝的影子了。蔡襄认为，杨贵妃的荔枝就来自于四川涪州，即今天的重庆涪陵，而很长时间里，石柱都是涪陵下辖的一个县。
从涪陵运往长安的荔枝，经行的是另一条古道，这条古道甚至因为为杨贵妃运送过荔枝而被人改称荔枝道，其基本线路在明朝学者的著作中尚有明确标识，即涪陵－垫江－梁平－达县－通川－宣汉－魏家－通江－长石－镇巴－西乡－宁陕－长安。荔枝道全程约1000公里，其里程与合江到长安相差无几，费时也是4～5天。上个世纪50年代修建的210国道，就沿着古老的荔枝道行进在秦巴山地的崇山峻岭之间。在万源县所属的长石乡境内，有一棵高达10余米的古松。这棵挺立在荔枝道旁的大树，据说已有1000多年历史，松树附近，曾是荔枝道上的一个古老驿站。许多年前，也许当这棵松树还是幼苗时，那些剽悍的驿卒们，就骑在急如电光石火的驿马上，背负着一个君王给予他的美人的恩宠之物，急急忙忙地从古道上飞奔而过。这些驿马和驿卒，在进行一场与保质期争分夺秒的接力赛。为了这色泽鲜红的小果实，这个叫大唐的帝国留下了它深刻而生动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