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篇：钱名世为何会被雍正皇帝赐予“名教罪人”的称号？

钱名世， 字亮工，江苏武进人，善于作诗写文，有“江左才子”的美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直隶乡试中举，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一甲第三名（即探花），被授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

就是这位探花出身的才子，却被雍正皇帝赐予“名教罪人”的匾额，令其悬挂在厅堂上，雍正还在上谕中指责钱名世毫无廉耻之心。这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他为何会被雍正皇帝赐予“名教罪人”的称号？究其原因，都是诗文惹的祸。

钱名世和权臣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二人的交情很好，经常往来。在年羹尧如日中天的时候，钱名世作为文人骚客经常写诗吹捧年羹尧。

后来，年羹尧居功自傲，令雍正忍无可忍，于是被雍正扣上“居功藐上、心怀不轨、结党营私、贪敛财富”的罪名，勒令其自裁。年的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

在这起政治案件的处理过程中，雍正看到了钱名世吹捧年羹尧的诗，非常气愤，于是有了“名教罪人”的匾额。赐匾还不够，雍正还下令全国所有在京的科甲出身官员都要集体批判钱名世，每人必须写一首诗讽刺钱名世。这样还不行，雍正还下令把这些讽刺诗汇编成册，勒令钱名世认真阅读，并将其颁发给各地的学校，让全国的知识分子都来学习，引以为戒。就这样，全国刮起了一股批判钱名世的“旋风”。

平心而论，写诗吹捧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吹捧年羹尧的远不止钱名世一人。可钱名世运气不佳，被抓成了典型。说起来钱名世的运气也还算好的了，只是“思想批判”，没有被砍头。另外一位文人可就没他这般“幸运”了。

这人叫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经朋友、年羹尧的心腹、时任陕西布政使的胡期恒介绍，结识了年羹尧。后来他写了一本《读书堂西征随笔》献给年羹尧，年收藏了这本书。年羹尧被抄家时，这本沾满了尘土的书也被抄了出来，放到了雍正的桌子上。雍正翻看该书，发现作者汪景祺用“狡兔死，走狗烹”的典故告诫、提醒年羹尧。这个典故无意间触动了雍正的神经。他气得咬牙切齿，提笔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七天之后，汪景祺被斩首示众，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从这两位倒霉文人的遭遇可以窥见雍正皇帝的暴戾和政治斗争的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