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4: The Koch Method: Free-Market Mayhem
Donald Carlson是Koch Refining Company的员工，在明尼苏达州Pine Bend炼油厂工作（第一章有提到这个炼油厂）。块头大且不怕累，同事们叫他“公牛”。他的遗孀Dorren Carlson说“他并不总是个好爸爸，可每天上班撑起了这个家”，“他们总把困难的活儿交给他”。
Carlson从1974年开始为Pine Bend工作，工作日每天上工12到16个小时。此时Pine Bend每天处理33万桶原油，占加拿大进口美国的四分之一，提供明尼苏达超过一半以及威斯康星的四成石油需求。Carlson的工作辛苦，清理装含铅汽油的油罐内部，常常需要用双手刷洗；从储油罐中取样，由于罐内气压高，冲出的气体能吹走他的头盔；清理泄漏的燃油，油漫的太多，导致双脚皮肤都烧伤。许多在炼油厂工作的人都常年暴露在毒性物质中。他的遗孀说，“无异于在那些油罐里游泳”。年轻的Carlson没多想，“他们什么都没告诉我，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苯是一种无色液体，可从原油中提炼。1928年，两位意大利的医生证明了苯的致癌性。此后，苯和白血病（血癌）之间的联系被反复研究和证实。美国的四家联邦机构，国家卫生研究所NIH, 食品药物管理局FDA, 环境保护局EPA和疾病防治中心CDC都宣称苯是一种致癌物。后来Carlson在法庭被询问，是不是谁都没告诉他苯的危害，他说“我连血红素是啥都不知道”。
70年代末期，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局OSHA立法，要求在有苯污染危险的工作中，雇主公司必须给员工提供年检，检查结果若有异常要及时通知员工。Koch公司给Carlson提供了这样的年检。公司的医疗档案里，他的血细胞指标从1990年开始就不正常，公司却等到1994年才通知他。
此后Carlson又持续工作了一年，身体越来越弱，靠每周输三到五品脱的血来维持。1995年夏天，完全丧失工作能力。公司付了六个月的薪水，让他走人。Carlson觉得自己应得工伤补偿，否则无力负担医疗费用，被公司拒绝。他老婆回忆，“他的医生都不敢相信，公司根本没给他办工伤。我们还是太天真。”
1997年，为Koch工作了23年的Donald Carlson死于白血病，到死都怀着辜负了妻女的遗憾。他的遗孀Doreen控告Koch公司，公司一度以让她承认老公之死不是工伤为条件提供补偿，遗孀坚决不从。在她的坚持下，公司最终答应以她的条件补偿，但拒绝留下书面证据。
Charles从老爸手上继承过衣钵之后，公司迅猛发展。生意越做越大，法律冲突也越来越多。Charles把政府立法看作社会主义的毒瘤，决不妥协，坚决开战。（不过用Carlson遗孀的话来说，这些立法并不是为了让员工变得更富有，只是让他们别死（的那么快）。） 1978年，他在右派杂志Libertarian Review里写，“我们不能在立法监管机构来敲门的时候认输。不要合作，抵抗，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抵抗。这一切都是为了正义。”
很难分辨Charles到底是为了意识形态而反对政府立法，还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企图躲避立法。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是为了反抗“傲慢的，入侵的，集权的立法”而“孜孜不倦的推行右派自由主义”而已。他的批评者，例如《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堪萨斯怎么了》一书的作者Thomas Frank，却有不同看法。“右派自由主义自诩为有原则的主义，但其实只是政治便利的工具而已。它根本只为企业利益服务，却带着哲学和思想的面具。” 不管动机如何，事实是，Koch公司在1980年到2005年间积累了一长串的违法案件。
1996年，Koch公司的环境技术员Sally Barnes-Soliz向监管部门揭发德州Corpus Christi的一家炼油厂谎报苯排放量。1995年联邦政府出台关于苯排放的法规，不过Koch公司的对策不是依法降低苯排放，而是在提交给监管部门的报告里修改数据。Barnes-Soliz的岗位就是专门为了提供“更准确”的数据而设立。
她此时已在Kochs工作了五年，接到新工作后，重新列表计算了这家炼油厂的苯排放量，发现超过合法排放15倍。顶头上司对这个结论很不满意。Barnes-Soliz本科和研究生都是科班出身，对自己的能力十分信任，重新计算了很多次，不过每次的结论都是一样。她回忆，“当时开了很多会，会的内容就是企图说服我修改数据”。她不愿妥协，不过最后不可置信的发现，在发表的报告中，苯排放被改成了她的计算量的1/149。
Koch公司辩护律师说告密者只是个和公司结了私仇的员工，不过2000年9月，Koch公司终于还是接到了一份有97项指控的起诉书，罪名包括隐瞒91吨苯排放。公司面临三亿五千万的罚款，数位员工面临牢狱风险和高昂罚款。Koch公司不懈还击，依据Charles的思想，“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抵抗抵抗再抵抗”。公司指出要遵守新的污染排放法规会造成成本增加700万。不过炼油厂1995年的收益是近一亿八千万。
最终此案件的结局是，Koch公司隐瞒苯排放量，被判重罪，罚款一千万，另外付一千万作为本地环境治理费用。公司发言人强调政府已经取消对个别员工的指控，这简直是公司的胜利，公诉方的坍塌。不过司法部负责环境案件的公诉方David Uhlmann却说成功指控Koch公司一项罪名，这简直是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之后一个伟大胜利。
吹哨人Barnes-Soliz被公司隔离到了一间没有网络的空办公室，也没有任何工作。不久后辞职，控告公司骚扰罪，1999年庭外和解，具体金额不详。
大概同一时间，在路易斯安那有个叫Carnell Green的人，是Koch公司的油管技工，还负责油表维护之类的工作。在1976年至1996年为Koch工作期间，自称被公司要求不正当的处理水银泄露，把水银直接倒在地面，或者垃圾桶和水槽，以至于他回家之后，成小球状的水银还能从鞋子和衣服里掉出来。
1996年Green上了堂关于危险物质处理的课，之后交了份报告给上级，说明水银泄露的危害，和妥善安全处理工业水银的重要性。上级让他保持沉默。后来，Green自称，一位自称FBI探员的人来拜访了他，威胁他如果不闭嘴就会遭解雇。上级给他一份声明让他签字，里面说Koch工厂里没有水银。Green迫于压力只好签字了事。Green后来还是提交了一份申诉给OSHA，结果被Koch公司以“作虚假声明”的理由解雇。这位当年的神秘FBI其实是Koch公司法务部门的一名员工。后来成了公司某部门领导。
Green指认的受污染地区的土壤样本后来被送到独立部门检验，水银含量之高让检验部门拒绝以普通邮政寄回，直接以危险品标准处置。此时Green已经被解雇。
与此同时，联邦公诉方慢慢在为一个指控Koch违反净水法案(Clean Water Act)的大案做着准备。1995年，司法部起诉Koch，指控Koch工业在过去的5年内发生300多起燃油泄露。其中一起10万加仑的原油泄露在当地水域留下了一条12英里长的“油尾巴”。
Angela O'Connell是当时诉方负责人。据她后来的回忆，Koch公司和她之前25年经验中打过交道的石油公司都不一样。“他们总是在系统之外”。泄露在石油工业里是常事，其他公司会认错，Koch只会为了避免罚款反复说谎。
O'Connell开始觉得自己被人盯上。她觉得有人翻过她的垃圾，窃听了她的电话，可没有证据。多年之后，O'Connell谈起Koch时还是会觉得危险，放低声音，仿佛还有人在窃听。诉讼过程中，Koch公司某次和当时环保局EPA的头儿Carol Browner开会，公司代表利用这个机会指责O'Connell行事冲动。“他们攻击了我的职业声誉”，O'Connell这样回忆。“他们总说，不是我们干的，不是我们的油，不是我们的管道。他们的游戏规则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2000年，司法部O'Connell所在的部门取得了一个小胜利，Koch工业因为违反净水法被罚款三千万，是当时的史上最高额。
Koch工业的污染行为展现着不一般的惊人和任性。在O'Connell负责的案件发生的同时，Pine Bend炼油厂继续诉讼裹身，因倾倒100万加仑含氨污染的废水和60万加仑的油泄漏被罚款800万。在此之前，炼油厂已经为相同罪名支付了690万罚款。公司继续以各种方法避开监管，常常利用周末和夜晚排污，或为了掩盖事实修改档案。
不过更牛的事情还在后面。1996年某天，德州的两个小青年在家闻到一股隐隐的汽油味儿。家里没电话，他们决定开车到邻居家，通知有关部门这里有疑似泄露。车开了不远就抛锚了，在重新启动的过程中引燃了丁烷气，噼里啪啦大爆一场，俩小青年都被烧死了。不必多说，丁烷气的始作俑者是属于Koch公司的一根被腐蚀了的地下管道。
Koch工业以放弃起诉为条件给死者家属提出补偿，被死者家属拒绝。Koch公司迅速组建高大上律师团队。诉方律师怀疑自己被监听，雇了一家保安公司来自己公司检查，结果查出了发射器(transmitters)。
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主持的调查显示，Koch工业负责人明知管道老化腐蚀，却既没有修复，也没有通知受影响区域内的约40户家庭。一位诉方专家证人形容管道像“瑞士芝士”（全是洞）。
其实这根老管道之前已被停用了三年，不过后来发现如果用它传输丁烷，每年可增加700万利润（原文没说清到底是利润还是收入，我理解的"make x amount"应该是指利润吧），遂恢复使用。Koch公司某领导在证言里承认Koch应对事故负责，不过公司是在认为安全没问题的情况下才恢复了老管道的使用。这位领导赞美Charles是个对安全和法规十分看重的老板，但也坦承公司面临着各种财政方面的压力。一个公司的前员工在证言里说，他自己曾像直接上司提出过管道侵蚀的问题，不过老板们解释说诉讼和赔偿费用可比修缮费用低。
1999年，陪审团判原告胜诉。原告本来提出的金额是1亿，陪审团判了3亿，是当时的史上过失致死案件的最高赔偿额。
于此同时, Koch兄弟还面临着一个政治危机的考验。有人指控Koch公司从印第安原住民所拥有的地域里窃取开采了价值上千万的油，参议院就此事开始调查。在调查了一整年以后，1989年，参议院发表报告，指责Koch的偷窃行径。Charles在公司总部Wichita作出证词，承认公司在三年的时间里不正当的从印第安土地上取得价值约3000万的原油，但这个错误完全是个事故，不是故意的。他告诉调查委员会，油的测量是一个“不确定的艺术”。不过，委员会拿出证据，指出许多其他从印第安土地购买原油的公司似乎并没有这个问题。其他的一些公司甚至觉得Koch属于作弊，私下告发他们。
和以前那些调查Koch的人一样，参议院的调查者们也觉得自己好像被人盯上了。当时有FBI探员被安排负责调查委员会的安全。这位探员颇有经验，却发现自己遇上了调查帮派犯罪都没有遇上的事：他被人跟踪了。探员一度和他的跟踪者正面对峙，跟踪者说自己受雇于Koch。不过Koch公司从未承认雇佣私人侦探这回事。
经历类似事件的还包括委员会其他人，包括首席法律顾问，怀疑自己的一个助手其实是Koch的人。以及其他例子，譬如参与调查的律师和证人被故意抹黑，或被尝试故意抹黑等等，这里省略。
之前提及的那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FBI探员后来给俄克拉荷马市的检察官写了一个有关Koch偷油的备忘录（基本上就是提供公诉材料，让检察官准备好开炮的意思）。不过在发出去之前，探员提醒Bill Koch (如果已经忘了人物关系，这里提醒一下，Bill是双胞胎中那个比较被挤兑的一位，双胞胎里的另一个是David, 和二哥Charles并称Koch兄弟）这报告有可能会导致他的兄弟坐牢。探员回忆，Bill说，“让他们坐牢去呗”。“我可不想让家族的事业，我爸爸的事业，变成依靠组织性犯罪的事业。”
在1983年Koch两兄弟买断另外那两兄弟的产权之后，Koch四兄弟之间的敌意就一直有增无减。Bill深信自己被亲哥和亲弟坑了。为了报复，拿回属于自己的遗产，展开一系列对哥哥和弟弟的诉讼，一度还告了自己亲妈。不过很快就发现，对手实在太强大。
十八个月之后，俄克拉荷马市提出公诉的Koch案件居然在大陪审团的裁决下迎来了Koch无罪的结局。各中奥妙初步展示了Koch在将来的政治运动里所擅长的技巧。后来有媒体取得公司内部资料，显示受指控之后Koch公司开始了一场紧急行动，努力收买政治影响力。他们为俄克拉荷马市的重要政治人物捐款，譬如参议员Nickles。Nickles后来很给力，推荐了另外一位新的检察官上任领导这个案件，此人刑事诉讼经验为零，但是家族利益和油井挂钩。有呼声指出他应该回避这个案件，不过后来司法部（布什政府）批准不用回避。
当时处理此案件的助理检查官叫Nancy Jones, 后来被问及政治势力是否终结了这个调查。她字斟句酌，谨慎承认，并解释最终当上检察官的是个没有刑事案件经验的共和党人，而落选的那位是个外州的民主党。之前被跟踪的那个FBI探员说话就没这么隐晦，直接说Nickeles是用钱能买来的最佳参议员。
Nickles坚决否认自己影响了案件，说自己根本不知道检察官在处理关于Koch的案子。反正之后就是双方互相咬，一个说你们没证据，一个说我们的证据明明很强。期间还穿插各种离奇事件，譬如重要的Koch公司资料凭空消失，这里略过。
眼看靠公诉案件搬倒兄弟二人的希望渺茫，Bill不服输，靠自己的力量再接再厉，状告Koch公司从政府领地偷油。其实罪名和俄克拉荷马一案是一样的，但民事诉讼举证难度稍低。此时Bill以把之前那个被跟踪的FBI探员招来自己门下，专门为了对付哥哥弟弟。探员兢兢业业工作，周游全国，与差不多500位证人面谈。他们怀疑自己又被强势兄弟二人组监听了，于是花5000块钱买了个反窃听电话，还怀疑团队里有内奸，于是故意把假材料放在桌子上当诱饵。
他们的怀疑并非全无依据，确实曾有共和党的工作人员爆料，自己被Koch兄弟所雇，到处搜集能反击Bil的黑料。这场间谍活动的果实至今仍有一些被存放在马里兰一家租用的储存箱里，其中包括雇佣私人侦探调查Bill的记录，私人电话记录等等。
1999年，就在丁烷气爆炸案进行的同时，Bill作为起诉人告了哥哥和弟弟。前FBI探员和其他Bill麾下成员工作做的相当到位，请到很多曾经在Koch工作的证人，一个接一个的承认Koch确实偷油了，其中有人直接承认，“他们逼我合作，要不我就没工作了”。被告方当然不能输，也请到证人，证明公司的行为合理合法，原告证人都是一帮私下和公司结怨的人。不过，一个叫Phil Dubose的人带来了案件的转折点。Bill团队撞上Dubose纯属好运。他为Koch工作了27年，1994年退休。从原油测量员开始起步，慢慢升到一个小领导职位，负责管理4000英里的油管，186辆卡车，N多驳船。在证人席上，Dubose详细解释了所谓"Koch方法”，即测量油时故意缺斤短两，四分之三桶算一桶，1500桶算2000桶之类的窍门儿。
Dubose说了像前面O'Connell说的差不多的话，Koch只按自己的游戏规则来，不管EPA, 也不管别的任何机构。“他们一直都在污染，如果被抓也无所谓，反正赚的多。油管爆破，油泄漏之类的事情，我们不是少报就是不报，这样才能减少罚款，减少成本。”
Charles本人也在此案里做了证词，继续否认公司有任何欺骗行为。不过最后陪审团没听进去他的辩解，判定Koch公司做了快两万五千份给政府的虚假声明而有罪。最终，Koch公司赔款两千五百万，其中700万给了Bill。2001年，兄弟之战进入停战期，Charles, David, Bill三人签了一份禁止以后互相起诉的协议。此后Bill偶有嘴上缺个把门儿的，多说了几句触及兄弟之事的话，都会遭到Koch法律顾问严厉提醒。
Koch公司的发言人Melissa Cohlmia说这一系列的案子让Koch决定加强合规部门的建设。90年代之后，公司的总体表现确有提高，虽然到2010年还是全美最大10家空气污染企业之一。2012年，环保部EPA的数据显示Koch仍是全美制造有毒废料的第一名。
Charles在2007年写的书《成功的科学 The Science of Success》里承认，早年的他失算了，低估了监管型法律法规发展的速度，仍然以绝对的市场经济法则来管理公司。不过在他眼里，问题不是公司本身的行为，而是法律法规。在他本人钟爱的市场经济里，这种法律法规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法律大战之后，Koch公司为自己改头换面了一番，卖掉了很多问题重重的油管线路，公司只保留约4000英里，同时增加彼时法律法规略松的金融业的比重，开展贸易，金融衍生品的交易等等。公司加速多样化，陆续兼并了两家化纤纺织，木制纸制品行业的大企业。这些兼并导致Koch成为一家大量制造甲醛的企业。David Koch此时在癌症慈善界地位颇高，Koch公司却私下悄悄的极力反抗将甲醛列为公认致癌物。
David和公司行为的表里不一在2009年被曝光在公众视野中。David是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的顾问委员会成员，NCI此时正准备把甲醛列为已知致癌物。Koch旗下的木制纸制品公司Georgia-Pacific写信给联邦机构，表示强烈反对甲醛是致癌物这个结论。争论过程中，David即没有从NCI委员会中退出，也没有卖掉公司的股份。
类似的冲突在其他方面也有显现。Koch公司大量收益于政府补贴(例如公司拥有的50万英亩养牛场，其中百分之四十都是联邦土地，所以放牧费很低，再例如2002年公司和布什政府达成协议，卖800万桶原油给联邦政府的战略石油储备）。一位前Koch员工评论，“还有比国家战略石油储备更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事儿吗？”。
总之，尽管在八九十年代经历了各种法律冲击，Koch公司还是以惊人的速度成长。1960年收入七千万。2006年收入达到九百亿。“他们无处不在”，花街人士Roger Altman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