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厉害了，“佛系青年”苏轼如何看待人生、美酒与女人

苏轼，昵称苏东坡，大家对他都很了解了。他不仅是《但愿人长久》的原唱，也是红烧肉的创始人，还是吉尼斯世界记录——每日吃荔枝最多诗人的保持者。他的人生经历可以用大起大落来形容：曾经意气风发名声大噪，也曾官场失意被贬边地。正是因为饱尝了世间的千滋百味，他才明白了“人生无常”的真理，从而进入佛门探寻内心的平静，人称“东坡居士”。

可以说，苏轼是真正的佛系青年。

那么，这位宋朝时的佛系青年和现代“一脸丧气”的佛系青年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人生篇

尽管中国士人都知道生于忧患、死于逸乐的道理，可谁也不愿意身处逆境而一直生活在忧患之中，所以一旦仕途失意，总要寻求某种自我解脱的办法。

苏轼谪贬黄州之后，一方面到佛寺道庵寻访安心法，不时焚香默坐，深自省察，通过研究佛、道两家的思想，探讨心灵的奥秘和人生的真谛；另一方面则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意，用诗人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即使是在别人看来贫困和平凡的生活中，也能寻到一种超然于物质享受之上的精神快乐和幸福。佛道的空无思想虽使他有“人生如梦”之感，有超尘出世之想，但诗人的情怀又让他将这种感想转化为突破具体时空限制的审美想象，从而将平凡的生活也艺术化了。

如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苏轼曾在黄州城东的东坡上请得了荆棘丛生的废地数十亩，自己开荒种地，甚是辛苦，但他却作《东坡八首》，想象来年的丰收能使自己“忘其劳”。这样自食其力也就心满意足了。他在一首《东坡》诗中写道：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把自己往来于坎坷不平的山坡田野的农居生活，表现得像曳杖出游一样轻松潇洒，充满了自得适意的快感。他还在东坡上修建了一间房屋，屋壁上绘上雪景，命名为雪堂。其《与言上人》书说：“雪斋清境，发于梦想，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所谓“梦想”，也就是诗人的一种艺术想象，或称白日梦，能使本来没有多少意义的生活也都因注入了诗情而有意义起来。

美酒篇

苏轼是个喜欢饮酒的诗人，饮酒能忘忧和解闷。中国文人常借饮酒来获得某种暂时忘却痛苦的解脱，如“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苏轼在《次韵胡完夫》中也说：“相从杯酒形骸外，笑说平生醉梦间。”他的酒量很有限，稍饮即醉，但他常与朋友相聚宴游，在消酣耳热、半醉半醒的松弛状态下，神与物游，写下了不少风格高迈的绝妙诗文。有一次，他与客人在东坡雪堂里夜饮大醉，归家时但见江水连天、风露浩然，心意自由舒展，颇有适意之感，于是写下了这样一首词：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僮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词的上片写出了醉意朦胧中的奇妙感觉，诗人于夜深人静之时，独自伫立于门外听江声，陶醉于自然界一片永恒的静穆和流逝之中，有一种与天地并立的伟大孤独感。词的下片抒发人生感慨，想象自己能忘却世俗生活和社会政治的束缚，乘一叶小舟飘流江海，透露出对人生自由适意的无限向往。据说第二天，这首词传出去后，人们纷纷传言苏轼已挂冠服于江边，乘船长啸而去了。黄州郡守闻讯甚为惊恐，以为苏轼真的逃走了，急忙赶来查证，却见苏轼仍在家中酣睡，“鼻鼾如雷”云云(《避暑录话》)。

由这则轶闻可以看出，苏轼所追求的人生快乐和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艺术想象和审美创造，并不具备可实践的行为特质。但这种白日梦般的文学创作活动，就像饮酒和做梦一样，可以给人以某种愉悦和宽慰，进而传达某种人生感受和幻觉经验，使不堪忍受和缺乏自由的现实生活变得轻松自在一些。

女人篇

在宋代文人丰富多彩的生活中，饮酒作诗与观妓听歌常常是连在一起的，醇酒和美女，成为触发作家创作灵感的媒介。如果说在政治生活中，由于有“文字狱”的威胁，文人难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难免写些官样文章的话，那么在个人生活的娱乐方面，他们则享有相当的开放度，言论自由随便。朝廷不仅在各级官府配有官妓，供官员享受，而且允许士人蓄妓纳妾，所以士大夫文人在公、私酒宴上与歌妓交往厮混，也就是寻常的事了。德高望重者如欧阳修，也常与歌妓有风流韵事，作艳词传播人口。但这样一来，也易使文人作家在仕途失意之时，沉湎于歌诗、酒宴和女人，在世俗生活中寻求感官刺激和声色娱乐，于是超越名教束缚而放浪形骸，遂有名士风流和文人无行之说。

苏轼也常与歌妓打交道，参加各种有佳丽陪伴的宴饮。但在他眼里，感官的生活和性灵的生活应当是一致的，而且后者更为重要。他说自己酒量极小，见到酒杯就会醉，可却喜欢看别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书东皋子传后》)。也就是说，他追求的并不是感官的刺激，而是精神的满足，以达胸中浩然洒落、旷然天真的无我之境。这样才有可能随物赋形，写出风神潇洒的美文来。诗人若一味沉溺于口腹和声色的享乐中，就会为物欲所累而伤身，有如饮鸩止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精神自由和人生快乐可言的。

这也是苏轼对待异性的态度。他在黄州时曾出席一位豪士的家宴，席间有十余名颇有姿色的侍姬相伴。其中一位名叫“媚儿”的歌妓特别善舞，天生丽质但身体壮实，豪士要她向苏轼求诗。苏轼戏作四句云：“舞袖翩跹，影摇千尺龙蛇动；歌喉宛转，声撼半天风雨寒。”(《遁斋闲览》)表面看似颂扬，而含有调侃的意味，却无伤大雅。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的士人间被传为美谈，作为苏轼善于“戏谑”的口实，但也说明苏轼对两性关系的超然态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宝绘堂记》)。这样才能住心与物游时，深于情而不为情所累，始终保持一段审美距离，一片自由想象的空间。

在与异性的交往中，苏轼看重的是一种情调，一种精神上的愉悦，而不是感官肉欲。尽管他写了不少描写女性的诗词，或幽默，或风趣，或深婉，但绝无单纯写妇女姿色和媚态的靡靡之音。他把宋词从花间樽前的浅斟低唱的传统风格中解放了出来，一洗香艳脂粉旧习，用以诗人词的方法，写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奇思妙想，表现超然物外的情怀和自由潇洒的想象。如《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据《古今词话》所言，苏轼贬谪到惠州时，当地有一位叫“超超”的温氏女子，爱慕他的才华，常在其住所的窗外徘徊，听他吟咏诗词，一心想嫁给他。苏轼知道后，曾打算为她另择佳偶。后来苏轼渡海归来时，“超超”已死，葬于沙际，苏轼因此而作了这首词，寄托一份幽渺哀思。还在宋代就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此词是写鸿雁的咏物词，当别有寄托，不能以世俗之情来附会。确实，这篇作品语意高妙，似不食人间烟火，若要将其坐实，难免就显得“俗”气了。 

结语

苏轼这位佛系青年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能不离世俗，又能脱俗。他在生活中并不拒绝酒色，可又能以诗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并不沉溺于其中而不能自拔，追求一种富有诗意的充满心灵自由、不为外物所累的自然适意的人生。它能使人的生命精神摆脱社会政治和现实生活的桎梏，沉醉于艺术创作活动中，得到某种程度的精神满足。如果要说“解脱”的话，可以称为审美的解脱。残缺的人生经验升华为审美幻象之后，能化解种种现实忧患，使情感得到宣泄，生命得到补偿。这与自我个性意识觉醒之后，走向及时寻乐的纵欲和玩味感官刺激的艳情之类的享乐主义，是有很大不同的。前者更注重抒写性灵，后者难免为肉欲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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