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是法家人物呼风唤雨的时代，他们在各国变法，掀起腥风血雨，在疆场决胜，杀人遍野。秦国集法家之大成，创建了最成功的君王专制政体，集全身力量于一拳，问鼎中原，饮马长江，最终一统华夏，开创了帝制的新时代。
但法家源自于儒家。子夏小孔子四十四岁，是孔子晚年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孔子死后，子夏受魏文侯之弟魏成子之邀，讲学于西河（今河南安阳）。不仅魏文侯受子夏经艺，还培养了李悝、段干木、田子方、禽滑厘、吴起等一批法家人物。
在子夏的弟子中，李悝一向被认为是战国法家学派的开山鼻祖，他担任魏国国相，参阅诸国旧法，著成《法经》六篇。而《法经》为秦汉之后历代王朝法典之所本。《史记》记载，商鞅携《法经》由魏入秦，被秦孝公重用，以《法经》为蓝本，开创了秦国的变法事业。
据学者考证，荀子是子夏的二传或三传弟子，而荀子培养出了两个法家巨子，李斯和韩非。
从儒家的传承来看，孔子死后，儒家一分为八，经过大浪淘沙之后，八家整合为两家，即孟子之学和荀子之学。
孟子之学出于子思，子思是孔子的孙子，曾参的弟子。故此学派又称思孟学派。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提出了性善说和内圣外王说，坚持了孔子的仁学传统和礼制思想，不离孔子思想的主旨。
荀子之学源出子夏，此派学术发展了外王之说，注重对现实的改造，而成为法家之渊源。荀子之学，重视礼胜过仁。与孟子相反，他首提性恶说。荀子之初心，未尝不出于为天下苍生考虑，但从之后的流变来看，反而渐失孔子之本旨，甚至走向反面了。
荀子之学有哪些方面渐失孔子之本旨，而开法家之端绪呢？大致有三。
其一，对天的看法不同。
在孔子那里，天是有意志的，对人间有着主宰意义的。他在卫国，权臣王孙贾以语言来试探他对卫国两大政治集团的态度，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把天得罪了，向谁祈祷也没有用；他见了名声不好的君夫人南子之后，子路批评他，他指天发誓，如果我违背了应有的礼节，“天厌之，天厌之。”让天老爷收拾我吧，让天老爷收拾我吧；孔子得了一场大病，估计郞中发了病危通知书，子路于是安排孔子的门生按照诸侯王的规格准备后事。孔子大难不死，知道此事后，批评子路，“你这样违反规矩，是想欺骗谁呢？欺骗天吗？”
天有意志，有判断力，可以明辩人间是非。天意是什么呢？借用孟子引用《诗经》的话：“天意自我民意，天听自我民听。”因此，天，在孔子、孟子眼中，在帝王之上，帝王必须遵守天道。而天意又是民意的反映，由此，孔子完成了从神文主义到人文主义的转换，这为历代儒家以民意吓唬君王提供了理论根据。
但在荀子眼里不同，天没有任何神秘色彩，它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他说：“星辰旋转，日月交替，四季循环，阴阳交感，风雨博施，万物因它们的和合作用而生长，因它们的滋润而成熟，看不到有谁在做事而只看到成果，这就叫做‘神’。大家都知道他成就万事万物，却不知道他无形无迹，这就叫做‘天的功用’，只有圣人是不刻意去了解天的。”
荀子认为天（自然界）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因此顺应自然界的规律就会吉祥，违背自然界的规律就会凶险。
荀子从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出发，提出了“天人相分”的观点，“努力农业生产而节约用度，那么天不能让人贫穷；保养充分而行动合时，那么天不能让人生病；依循礼义正道而没有什么差错，那么老天不能加祸于人……明白天与人的分别（天不能制人的意思），那就是最聪明的人了。”
孔子之天是意志之天，荀子之天是自然之天。以今天的人类认识来看，荀子的看法更科学啊。但是，世界观决定了人生观、价值观（小时候天天听老师谈这个，好烦，现在明白了，是真理啊）。对天的不同看法，导致了孔子和荀子对人性的看法不一致，这就是第二个区别。
我们知道，孔子学说就一个字“仁”，仁是什么？孔子说“爱人”。如何爱人，做人要讲责任和真诚。如果继续往下问，为什么要讲爱，讲责任，讲真诚？没人问孔子，孔子在《论语》里也没有回答。后来孟子替孔子作了回答，人性向善啊。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那么这四个心从哪里来呢？孟子引用《诗经》的话：“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上天养育百姓，有万物，有法则，百姓秉持常规，爱好美德。
人的爱心是天赐的呀。
荀子讲的天是自然界，不具有意志，当然不会给人什么善性。荀子对人性的看法完全来自于现实的观察。他认为与生俱来的就是人性。他说，人性的表现就是“饿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所以人性就是“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总之一句话，人性恶。那么善从何来？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个伪，不是假的意思，而是后天的意思，人的天性是恶的，善是后天培养、教育的结果。因此，荀子主张，“化性起伪”，也就是通过人为的手段克服人的恶性，培养人的善性。
这个人为的手段是什么呢？就是礼。荀子说：“礼起于何？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礼是先王所制定，目的是为了平衡利益分配，满足人类对衣食饱暖的基本需要，制乱止争。
但在孔子那里，礼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乐只是外在的形式，它是内在的爱、责任、真诚的适当的表达方式。人的内心之爱需要表达，表达出的言行合不合适，过不过分，礼就起到这个节制和规范的作用。
子夏向孔子请教《诗经》中的一句话，“滴溜溜的眼睛真好看，穿上白色的衣裙真漂亮，什么意思呢（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孔子说：“（绘画时），先上彩色，再用白色填充（古时以绢帛作画，绢帛呈麻黄色，故先用彩色描绘，最后在空白部分抹上白色，彩色的部分就更显突出了孔子的原话是“绘事后素”，素是白色的意思）。”
子夏说：“礼后乎（礼是后面才有的吗）？”
孔子回答：“你的话给我很大的启发呀，可以和你讨论《诗经》了。”
这段对话说明，在孔子那里，先有内在的真诚情感，情感用言行表达出来，礼对言行进行适当的节制和规范，使真诚的情感表达得更为充分、得体。
简而言之，孔子之礼，是用来节制言行的，避免过分了，或者不适当。而荀子之礼，是用来管束人的行为的，避免人与人之间争斗。
孔子的出发点是要唤醒人内在的良知，而荀子的出发点是用外在的手段来管束人。这是第三点区别。
荀子的重点，是以礼来化解人性之恶，培育善良的品格，还不失儒家的一贯精神。但到了他的弟子韩非子那里，一脚踢开了尚带有一丝温情脉脉面纱的礼，直接上法，以法来绳墨百姓。
大家千万要记住，韩非之法并非今天我们讲的法律之法，今天的法律，我们认为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尊严和合法权利，是护民之法。而韩非的法，是帝王统治的工具，以严刑峻法来管束百姓，从而实现富国强兵，决胜疆场的目的。
法家的最后发展，已经完全背离了孔子的思想，孔子曾言：“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孔子主张德化礼教，法家完全走上了政、刑之路。
法家带来的后果是，尊君卑臣。君王无限的大，臣下无限的小。君王掌握一切权力，没有谁能够约束他，因为在他之上再无主宰者。在孔孟那里不一样，君王上面还有个天，天意即民意，还可以拿天意、民意来约束君王。
法家还有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法是君王所定（源出荀子先王制礼的理论），那么，君王该不该守法？法家的理想当然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法既然是君王所定，按照法家性恶论的观点，君王当然不会作茧自缚，把自个儿关进去。如此一来，君王就成了最大的制度漏洞，他可以为所欲为，从而破坏法治。
这一点韩非也看到了，他拼命的把老子的“道”扯进来，想用“道”来作为理论的最终来源。《韩非子》中专门有两章，《解老》和《喻老》，谈老子的思想。但从根本上来讲，并不成功。为了自己理论的需要，韩非不惜附会、曲解、歪解《老子》，甚至篡改字句。
也因为这个原因，法家显得非常的简单粗暴、急功近利，秦朝二世而亡，与此关系甚大。汉朝之后，为了弥补这个短板，统治者“表彰六经，独尊儒术”，以儒饰法，援法入儒，形成了外儒内法的王霸之术。
如果站在战国那个特殊的时代来看，孔子千方百计想恢复的周朝礼制根本行不通，因为周朝的礼制建立在血缘、宗法之上，适合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共同体。周朝建国之初，号称“万国”，也就是封了上万家诸侯国。史料记载有一千多个，当时中国的版图只限在中原地区，一千多个诸侯国，平均下来一个国不到今天的半个县，人口也不多，而且诸侯国内还有高度自治的大夫之家。周朝的中央政府对诸侯也不直接管理，周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松散的邦国联合体。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礼制可以玩得转。
但发展到战国时代不一样了，经过两百年的兼并战争，到了战国初期，天下只有二十二个国家，强大的有秦、齐、楚、韩、赵、魏、燕七国，史称战国七雄。要想生存下去，最好的办法是干掉对方，因此，七雄都想吞并其余的邦国。孔子、孟子那一套仁爱的说教，不要打仗，大家都应该礼让为国的政治路线，实在是不合时宜。法家的理论反而顺应了这一形势，红遍华夏，一统江山。
法家虽然成功了，但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家的负作用相当大，它严重的摧残了人性，泯灭人的自由心灵，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受到这种思想的毒害。
我们在学习吸收儒家文化思想的时候，一定要细加分辩，摒弃那些掺入儒家的法家思想，还儒家一个真实面目，这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大有俾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