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1563年—1620年),即明神宗,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生母孝定太后李氏。
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朱翊钧在位之初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在神宗支持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国力得到恢复,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
十年后,张居正去世,明神宗开始亲政,他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
但后期因和文官集团的矛盾而罢朝三十年。公元1620年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死后葬于十三陵定陵。
明神宗罢朝三十年,史学家称之为“醉梦之期”,并说这段时期明神宗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那么,明神宗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废朝政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事情让这位曾经雄心万丈的大明天子堕落得如此厉害呢?
表面看起来,明神宗荒于政事、不愿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
但是,究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明神宗之身体虚弱,行动不便。当然,其身体虚弱的背后,无疑是酒色财气的过度。
万历十七年,即公元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篇奏章,其中批评明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
对九五至尊皇帝的私生活这样干涉,使明神宗非常恼怒。
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的。
最后,雒于仁被革职为民。
在这一时期内,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全国和经济总量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但是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文官集团的党争使得政治日益腐败黑暗,东北的女真趁虚兴起,因而种下了明朝灭亡的祸根。
明神宗不仅沉迷女色还好男色。
明神宗沉迷酒色,而且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就是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
当时宫中有十个长得很像定陵出土的刺绣百子女夹衣秀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所以,雒于仁的奏章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明神宗与他的祖上明武宗有一点相像。至于贪财一事,明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
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当朝重臣冯保、张居正的家产,还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前往各地四处搜括民脂民膏。
由于酒色的过度,使明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
还在万历十四年,即1586年,年仅二十四岁的明神宗就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万历十八年,即公元1590年正月初一,明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
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明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宣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可见,此时明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
因此,明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
万历年间开展的平定哱拜叛乱、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等三大征伐的军事行动,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
在三大征伐战事结束之后,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所以,明神宗荒废朝政的情形,有着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
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朝政大事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朝廷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
因此,明神宗为了讨好宠妃而采取的这种不负责任的罢工,无疑给大明王朝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据有关史料记载,到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定制官员空缺的现象已然非常严重。
这一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
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
《明史》对于朱翊钧的评论是:“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不过有专家学者提出争议。因为明亡的因素是:
第一、党争,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南明灭亡才停止。
第二、阉人专政,明朝先后出过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等著名的专权太监。皇帝对他们的偏听偏信对朝廷风气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第三、万历十年(1583年)起,中国进入了小冰河时期,极大摧残了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农业经济,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受到极大冲击,必然造成上层建筑的变化。
第四、内忧外患,明王朝后期满洲与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对大明王朝的倒塌也起了极大的作用。所以仅仅将其归结于万历皇帝朱翊钧一人是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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