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笔记写完便是对这本书告一段落了，真的特别感谢丁丁教授，除去从书中得到的知识点，而这本书带给我的最大的启发是在于——回归常识。就如行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合作何以产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关注那些不合作的特例，而忽视了合作是普遍选择这一常识的存在。在拿生命来说，奇怪的不是生而缺憾的悲剧常有发生，而是大多数新生命一出生就完美无缺。为什么生命如此精确、美妙、完美？而对这种常识问题的追根溯源才是我们对真实世界的洞察踏出的关键脚步。
再来说说第二点，由于本书是本授课讲义，内容随意散漫，但是在这四周阅读过程中，带给我的启发却是最多的，书虽然与我的本职工作相差甚远，但是其中方法论概念却能够被马上运用到工作中，并产生巨大的收益。经过此书，我对书籍的选择形成了一种倾向。
我认为真正有用的书籍，作者需要克制的表达观点，而更多的是列举事实。如丁丁教授在整个课程的讲解中，教授的所有内容都是有论文支撑的，如果引的论文可信度不是很高，也会提醒学生对这种观点保持警惕，如果是自己的观点会特意点出。好的教师好的书籍应该做的是知识的搬运工，将世界上最先进的已证知识通过跨领域来组成课程或者主题的框架，传播给学生。但是这种克制对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作家来说并不容易，说自己想法简单，给出证据却不容易。简单的知识传递不受市场欢迎，因为大家都不喜欢看科研论文，也不知道看的方法。所以才出现了很多“知识的二道贩子”，知识在这种传播中可能是失真的，甚至是由不严谨的随意杂糅出来的知识。所以尤其警惕那些通篇都是观点想法而不是事实的作家或者书籍，这种写法是“教主”、是“朝阳区仁波切”是也，所以要记住一句话：
观念概念通常是一种印象，没有结构，科学方法要求给观念制定结构，然后还要确定一些测量方法，这样结构就是可以检验的了。
丁丁教授提到的一些思维方式
1.双值逻辑与判断力
“我们脑的逻辑能力必须是基于二元的”，我们只有双值逻辑，0或者1，A或者A非。但还有许多场合，在多值逻辑系统里，例如将万物划分为“黑”与“白”这样两类，都会遇到某些临界情况，在这里出现疑难—某些样本既不黑也不白，是灰色的。当我们能够辨识“中间”状态的时候，康德指出，我们运用的是“判断力”。这是一种疑难决断的能力，只要我们试图运用任何概念为现实世界分类这就是判断力的用处。
判断力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能力。认识世界，哈耶克说，本质上就是用各种概念为经验世界分类。我们熟悉拓扑学的同学都懂得，为经验世界分类，就是给它一个切分( partition )。而每一次新概念的引人，相当于我们对世界有了更细致的切分。
如果把所有概念分为两类“属于这一概念”和“不属于这一概念”。这就是二元或双值逻辑的基础意义。当你讨论多值逻辑的时候，你不过是引人了一个或多个新概念，每一概念仍是二元的。所以，逻辑地，你可以将世界万物归人2的N次方个小格子，如果你引人了N个不同概念的话，但这仍是二元的。
2.经济学家的“理性选择”+“实证原则”
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的主要方法是“理性选择”+“实证原则”。
经济学家的通用方法，区分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的方法，是单一目标函数的优化方法在经济问题中的运用。我刚进人经济学领域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无非就是我在中国科学院的数学硕士专业“运筹学与控制理论”的一种应用嘛，怎么还要读博士学位呢？多年之后，才明白，就是这样的应用，很难，可能与数学一样需要直觉，只不过是对社会问题的直觉。所以，经济学的模型，也需要直觉。为经济问题建模，也是一门艺术。经济学家的训练，最基础的，就是要问:这一数学公式的经济意义是什么?如果你们不学会这样提问，你们迟早会陷人张五常嘲讽过的“套套逻辑”里面，丧失了关于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但是请注意，到目前为止，我们尚不清楚经济学家为人类行为建模必须要有的这个单一目标函数的几何形状是怎样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效用函数究竟可以解释何种范围内的人类行为。贝克尔将经济学的解释范围作了极大拓展，但仍不清楚边界在何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通用的方法是，为每一类具体的行为建立一个经济学模型，只求能够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一类行为。于是我们有了劳动经济学、婚姻经济学、犯罪经济学、法律经济学、人口生育行为的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移民经济学……。
3.微积分的运用
给定我们有限的认知能力，凡可以被我们视为“连续”变化的现象，我们有可能建立描述这些现象的数学模型，其中一类，称为“常微分方程”。另一类，其实更切合真实的多因多果现象，是“偏微分方程”。
不论左边列出多少个状态变量，它们只依赖于一个自变量，例如时间t，那么，这组方程就是常微分方程。如果它们依赖于多于一个自变量，例如时间t和空间x, y,:，以及例如社会现象的其他可能原因，例如文化传统的诸种因素(可能有数百个之多)，那么，方程组就被称为“偏微分方程”。在常微方程里面，如果等号右边不显含时间t，就称为“自治的”。
我们从基本定理所需要的两个假设知道，对于方程P这样的常微方程，只要右方连续，就存在解且解是惟一的。
行为经济学这期课程的基本框架
丁丁教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课程有以下5个要点（考试重点）：
- 【1】社会网络的基本类型，这是行为经济学这一学期的主要特点。
- 【2】海纳模型，演化理论的前提是不确定性，基于环境的和行为的，所以首先就是关于理性不完备的假设和在这一假设下的最佳选择。
- 【3】西蒙模型，与海纳模型相比，可解释更广泛的有限理性行为。
- 【4】社会脑假说，群体性在个体脑内的表达。也是“基因一文化”共生演化的基础;
- 【5】合作秩序扩展的若干规则，就是要探讨兼顾个体性和群体性的社会演化理论。
前三点在上两篇笔记中都有详细内容，接下来则主要是第四和第五点的内容
1.社会脑假说——群体性在个体脑内的表达
社会感(social sensibility)是人类道德的基础，它源自认知、情绪和动机系统的精致整合，这种整合是被文化经历塑造的。莫尔列出了社会智能的主要内容:公平感、关心他人的能力、对他人意图的探测能力、遵守和维护社会规范的能力、实施利他惩罚的能力、互惠性和强互惠性、名誉感、文明与教化、语言、宗教。
我们主要介绍和讨论的，是我们脑的三结构各自的性质，本能脑、情感脑、理性脑，各自都有特殊性质。然后，在这三结构的基础上，发展出来一套神经元网络，称为“社会脑”。
从演化论的视角看，左半球是最晚发生的代表“人”的脑区，右半球是代表社会性哺乳动物的脑区。底部的“自我保存”，代表爬行动物的脑区。在大脑两半球的中间是ACC扣带前回，它的位置—自我意识中枢，和它的功能是协调来自各脑区的冲突，尤其是情感之间的冲突和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在这些冲突的深层，就是底部的本能脑—自我保存的欲望。
1.1情感脑——同情系统
哺乳动物脑的社会行为，是同情和基于同情的利他行为。从感性到认知，从爬行动物(社会表演)到哺乳动物(抚养，声音，交往，戏耍)再到人(自我意识萌芽，意图，社会语境)的演化对脑的改变的含义。主观而言，怎样“以感情看待他人”，这是同情的基本元素，它的演化，是麦克林的核心关注。
同情”系统是解释利他行为起源的另一思路。许多动物都可感受到同伴眼神中的紧张或悲哀，并因此而表现出同情的行为—这类行为对于同情者而言显然有相当程度的风险，也就是说，同情可能是利他行为的原始动机。动物的互助性，是社会演化的基本驱动力。
符号与意象
荣格相信，人类的情感和情绪，必定可以表现为图像(符号)，而且潜意识世界的情感和情绪，只能通过图像获得表现。右脑呈像是我们人类情感和情绪表达的最主要方式，甚至是我们无意识世界的惟一表达方式。他称之为积极的意象”(active imagination)分析法。
“注视着的眼睛”图形显著地影响了在最后通碟实验中扮演独裁者角色的被试的分配方案，使它们更倾向于公平分配。（如果你不了解最后通牒实验，你可以用这个例子去理解——在公共场合张贴“眼睛”的海报能使得人表现的更友好和遵守规则。）核磁共振成像显示，这些被试的纺锤体处于兴奋状态。面孔符号使纺锤体脑区兴奋，而且男性被试尤其显著。
情绪和情感可以激发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认知对象。这一性质，有利于增加认知正确的概率。另一方面，也不要夸大情绪与情感对于认知的影响。毕竟，尤其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认知的正确性依赖于认知主体是否正确地抑制了情绪与情感。
1.2本能脑
爬行动物脑的日常工作，是守护“本能的自我”，为了自我保存，它要寻求“权力”，它努力占有优势地位，它冥顽不化刚恒自用，它强烈推行竞争法则。
行为经济学上有很多著名的实验，如在哈佛公开课《公正》曾提到过的“扳道工”（火车失控，是撞死一群人还是牺牲一个人拯救一群人）、彩票定价、疫苗试验（一种方法肯定能救三分之一的人，或者研发一种疫苗有三分之一的可能能救全部人，选择哪种方案）揭示了人类很多选择行为充满矛盾的地方，发生了许多偏好逆转的情形。
如准手扳道岔实验中，如果被试只服从逻辑，那么，他们在第二份问卷中的选择就应当与他们在第一份问卷中的选择保持一致性，而不会像格林实验揭示的那样，在第二份问卷中严重地受到情感系统的影响，导致与普遍主义原则不一致的选择。
导致偏好逆转现象的诸种原因之一，是我们爬行动物脑的恐惧感。在稳定的生活到哪怕以1%的概率发生的不稳定的生活，都可以引发我们杏仁核的恐惧感‘一旦涉及生存本能，我们的爬行动物脑，就不惜一切代价地要求重新获得安全感。
催产素与安全感
费尔实验表明，催产素增强了被试在博弈中的信任感，因为它抑制了杏仁核恐惧感和纹状体对损益的敏感性。因为被试都知道这是信任博弈，而乙方是真实的人，所以哺乳动物脑产生了情感反应。催产素抑制恐惧感，当然，这种信任感是盲目的，不论被试是否受到对方的伤害，注射了催产素的被试都会显著增强对对方的信任感。但是请注意，当被试知道博弈对手乙方换成电脑，杏仁核系统以及外缘系统对“非人”(没有情感的对象)保持沉默。
1.3社会脑
我们的社会脑，是我们的社会性的神经元网络基础。
最初的社会脑的功能，就是“语言”。语言能力首先是一种“封装在基因里的”( canned-in )能力，被乔姆斯基称为“先天语法结构”。其次，每一个人出生之后，他的先天语法结构立即被置于某一特定的母语环境内，于是特化为那一母语的结构。儿童在习得母语之后，语言中枢便占据了左脑的两个语言区。那么，外语呢？根据我读到过的研究报告，当我们学习外语时，不论多少门外语，它们的语言中枢都在右脑，在社会认知的脑区。
个体是靠着社会脑来获取社会知识的。社会脑的基本结构包括他心理论和语言，还有更高级的社会认知脑区。在摘要中，阿道尔夫斯给出“社会认知”的定义:
对人类而言，社会认知能力允许我们推测发生于他人内心的过程—意图、情感、思想。根据常见的研究范式，我们将社会信息的处理过程分为两类，其一是因外界刺激而发生的自发和主动的认知过程，其二是意识控制下的深思熟虑的认知过程，且敏感依赖于情境与策略。这一区分反映了社会认知过程的神经元网络结构，并有最新数据支持。
在社会中生活的个体的脑不必太大，因为它一旦有了社会脑，就可利用储存在社会网络里的知识。在社会网络里储存的知识，日积月累，成为“传统”。与传统保存的知识量相比，个体的脑内保存的知识，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为了利用社会网络里的知识，每一个体的脑内，必须发展出一套“社会脑”。至少，个体必须懂得特定社会的语言，其次，个体必须懂得特定社会的行为规范和惯例。懂得了惯例，当你观察到一个人的行为偏离惯例的时候，你的社会脑就会有所警觉，让你注意探测他的意图。哈耶克认为，社会演化的结果，能够长期生存的社会，它的惯例必是有利于合作的。据此，当一个人的行为偏离了惯例时，就会引发周围许多人的注意，由此产生了对背叛合作者的行为制约。
心智的核心能力是设置骗局的他心理论，场景记忆和未来计划的能力。协调情感的自我意识中枢的脑区可以对智商总分(而不是情商)有非常大的影响。克里克建议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关于自我意识的研究路向，我们对自己心智的认识很可能起源于 身体运动与感觉的中枢，因为身体动作必须与心智的未来想像和行动计划紧密配合。
道德脑和公平感
人类借助于社会规范确立社会秩序的能力是独一无二的。社会规范界定了在特定情境内通常正确的行动过程，它要求有借助惩罚威胁的实施机制。以往的神经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惩罚者的行为，这里，我们将主要关注行为规范的潜在破坏者的行为以及他们的脑怎样处理因违背规范而发生的惩罚威胁。
在风险博弈和信任博弈的实验中，被试的尾核都参与回报率的计算，所以在两类博弈中都处于兴奋状态。利他惩罚者在支付真实惩罚成本时，尾核兴奋程度更高，尾核兴奋意味着快感的增加。尾核既然只因回报率而兴奋，它就不应受被试的道德判断的影响，可是现在它确实受了道德判断的影响。
在实验中，如果甲方使用的是自私策略，若乙方愿意支付自己的资源去使得甲方支付数倍的惩罚，那么乙方称之为利他惩罚者。
道德脑是社会脑的一部分。一些实验报告指出，猩猩的他心理论能力主要与竞争相关，而人类的他心理论主要与合作相关，所以，人类演化出了道德情操。在完全的市场经济和完全的原始经济，都支持以公平感为重要依据的分配方案。在从原始经济向着市场经济演化的社会里，传统价值系统瓦解而新的价值系统尚未确立，分配最不公平。
市场经济有利于激活人类脑内的道德情操功能区。或者更进一步，道德情操这一社会认知脑区与社会情感脑区的综合功能，与市场经济这一社会文化制度，二者是共生演化的。
2.“基因一文化”共生演化
“社会脑的涌现过程”—由遗传和教养决定。问题:人类合作的策略(基因型)怎样与人类合作的规范或文化传统共生演化?
在演化基本方程里，突变因子可以视为种“利他行为”，因为它降低自身后代与母代之比，有利于群体平均适存度的改善。我们探讨的是，生物学的哪些原理可以平行地引人社会演化理论。例如，适存度的定义，一个基因型在下一代基因构成中的相对贡献(表示为全部基因型的分布密度)。这一定义能够平行地引人社会演化理论。我们可以定义一套行为策略的适存度，就是测量它在下一代行为策略的构成中的相对贡献(表示为全部行为）。
生命其实是网络现象，功能则是网络的涌现秩序。从演化论角度看，外显子比内
含子保守得多，因为它们负责表达蛋白质，故而在选择压力下不能有很高的突变率。内含子则不承受自然选择的压力，故它们的突变率比外显子高很多。这一特点，有利于基因型的多样化。因此，他认为内含子在真核生物中大量存在并非浪费，而是增加了真核生物基因组的编码潜能。
社会现象中人类的行为很少可能被复制，行为的常态是模仿成功的策略，而成功的策略产生于充满不确定性的特定环境中，很少可能被正确地预见到。而有机体的遗传和人类行为的模仿，遵循一个更高的原理，不妨称之为“传播”原理。成功的行为被模仿，结果是成功行为的传播，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传播了适存度更高的基因型。
Roge:的模型，它可以论证单纯模仿成功者的策略，不能永远提升一个社会的平均适存度。这是因为要应付环境不确定性，一个社会必须有足够多的创新行为。
文化的功能如果只是让人们以较低成本获得知识，那么社会将被文化引导到毁灭境地。
3.进化对策与种群动力学
根据生物遗传学，我们知道表型分布密度的改变就是基因型在表达为有机体之后的分布密度的改变。而社会中一个策略在下一代人口中的密度(被采样观察到的频率)依赖于它自己和其他策略在这一代人口中的密度。
达尔文演化论基于三项基本原则: 再生产、变异、自然选择，这样的演化理论描述了种群随时间的变化以及新形态如何从旧形态中演化而生。从这些原则出发，现在有数种演化动力学的数学描述。我们这篇文章表明看起来公式各异的这些数学描述都是一个统一框架的特定部分。这一框架的核心是“复制子一变异子”方程与Price方程的等价性。从这一核心，我们可以推导作为特殊情形的适应动力学、演化博弈动态过程、“洛特卡一福特拉”方程，以及分子演化的拟种群方程。
（ps:大量的篇幅被用来讲述这些数学证明过程，看不懂就略过了）
我们还需要研究的，是决定着这些统计关系的因果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因果关系，是个体的社会认知。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许多的个体策略，这是肯定的，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想到的个体策略，有多少呢?相比而言很少很少。因为我们脑量有限，不可能记住全部历史。我们只需要发展一套社会脑，让我们在必要时到图书馆或通过其他途径检索以往发生过并被保存在社会网络里的全部个体策略，估算它们发生的情境与我们当前情境的相关系数。基于案例的决策理论，这样尤其是未来的人类，就逐渐成为创新者，而不再像现在这样，只是以往知识的存储器。博默尔为什么得到美国经济学会特别为他颁布企业家创新奖呢?因为他这一生的晚期努力要阐述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创新机器”。创新机器，这是资本主义的实质。我们回忆，哈耶克阐述的原理是:资本主义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
如果我们希望社会网络是有效率的，那么就要允许多重纽带，同时，就要容忍收人和财富的不平等分布。如果我们希望社会网络是公平的，例如，不允许多重纽带—记住:纽带代表资源，那么，效率就会降低，因为这时根本不会出现“企业家一结构洞”。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伟大的权衡”( the great trade-off)，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权衡。
三分之一定律
如果一种生存策略对个体而言是优势策略，例如记作策略A，那么，当一个群体中至少三分之一的个体都采取这一策略时，它将颠覆这一群体中原来占优势的策略，例如记作策略B。我们知道，内禀增长率大于0是指数型的增长过程，即A策略不再是可抑制的了。可以抑制这一过程的，我们知道，是拥挤效应。那么，我们就需要研究在社会现象里有哪些策略可以成为拥挤效应，这就是轮流颠覆的原理。
三分之一定律及经典的演化动力学结论是:自然选择永远会淘汰合作者。
生命的特征之一——复制
生物界各阶层的演化规律，从竞争中涌现合作的秩序。自然选择的力量倾向于取消合作，而族群发育惯性倾向于合作。从染色体到细胞，再到人类社会，都如此。我希望补充说明:“生命”虽然有若干种不同定义，但这些定义都承认，生命的特征之一是“复制”能力。
丁丁教授只需要我们记住前三种
- (1)使亲缘利他行为能够传播的规则
- (2)使直接互惠行为能够传播的规则
- (3)使间接互惠行为能够传播的规则。
合作何以产生总概括
合作秩序的演化”的思想脉络：
- 1.合作是生命的自然倾向，故而必定发生在竞争之前。竞争的前提是基因型的存在和表达自身的能力，为了表达，基因必须允许双链分离和分离之后单链的复制，也就是说，它必须先获得“合作的能力”。例如RNA寻找与自身互补的片段，只是族群发育的一种惯性，并不要求解释。
- 2.在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演化阶段，脑的结构分化，有了专业化的脑区，以及可能发生的脑区之间的冲突(互替性)。人类先祖在与其他物种的竞争中毫无个体优势，只能借助群体(联合)而求得生存。而群体生活刺激了社会脑区的极度扩张，以致社会性转而成为人类对于其他物种的惟一重要的竞争优势。
- 3.德性和正义的神经基础是我们的情感脑和社会脑，它源于哺乳动物的合作行为—既刺激了情感脑的发展又刺激了理性脑的发展。在理性启蒙之后的时代，合作为何普遍存在?受西方启蒙时代的主导性影响，必须是基于个体幸福感的理性。
企业家活动的核心职能，对于合作秩序的扩展而言，是在具体情境内创造并维持一套合作信誉的评价机制，从而比较公平地分配合作的收益。公平，绝不是为了满足博弈参与者的公平感。因为公平感的职能绝不是为了满足它自己，而是为了提供合作行为的有效激励—即权利与义务的匹配机制。在这一意义上，企业家的功能不是直接去追求企业效率，而是创造一套可以满足最大多数合作参与者的公平感的激励制度，套用民间的描述，就是“摆平”合作各方的利益关系。
在各个主要文明的早期，“交易”这一语词都与“朋友”这一语词有密切关系。斯密的著名观察是:人与人天然有交换的倾向，而我们从未见过狗与狗交换骨头。今天，当我们熟悉了人脑的演化及其结构之后，我们相信，社会脑的超常发展，是人类最初交换倾向的起源。即礼物的互换先于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