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危险的边疆》。这是一本专门写东亚地区草原文明历史的学术专著，作者是世界著名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尔德，他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的人类学系主任。这本书的价值在两个方面特别突出，第一是和其他的以中原的视角来解读草原文明的历史书不一样，这本书，完全站在草原文明的视角来讲述草原文明与周边文明之间的关系。当然，和草原文明关系最密切的还是中原文化，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叫作“游牧帝国与中国”。
第二，和我们过去通常把北方的游牧文明视为一体的旧习惯不同，在巴菲尔德看来，在过去几千年中，东亚地区并不仅仅存在着草原和中原的双边对立。还有一个第三方，就是在地理上生活于东北和俄罗斯东南部的文明区域。在习惯上，这一文明被称为“东胡”。历史上，匈奴、突厥、柔然、蒙古都属于草原文明，而鲜卑、契丹、女真和满洲，都属于东胡文明。
作者认为，中原、草原和东胡，三者之间，在东亚地区展开了长期的博弈，并因此形成了一定的历史循环现象。简单来说，就是在一般情况下，博弈先在草原和中原展开，而博弈到一定程度，双方都开始衰落之后，东胡开始崛起，并建立一个跨越草原和中原的“边疆政权”。比如，匈奴和汉朝长期博弈后，鲜卑在“南北朝”时期崛起，建成了“北魏”和“北周”政权；唐朝在与突厥和回鹘博弈之后，契丹、女真在宋代时崛起，建立了“辽”和“金”两个政权；明朝和蒙古博弈之后，满洲在明朝末年崛起，建立了“大清”政权。
你看，在巴菲尔德笔下，东亚地区的文明关系远不只是草原与中原的双边互动。我要带你从这本书中找寻的，是在过去几千年中，东亚地区的这三种文明体系，是如何对抗、博弈、融合以及相互塑造的。
好，下面我就通过三个部分，来讲述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我们先从匈奴的兴衰来看看，中原文明对草原文明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第二，我们再来看看，“北魏”“北周”“辽”“金”，这些“东胡系”的政权，为什么能成功地在中原立足？ 最后我们再看看，同样是成功统一中原的北方政权，元朝和清朝究竟有什么不同？
第一本书
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内容，匈奴的兴衰究竟和汉朝有什么关系？
一提到匈奴，大家肯定会有一个固有印象，就是匈奴在军事上很强大，而且长期对汉朝进行压制。比如，汉朝初年的时候，刘邦被匈奴的四十万骑兵围困在白登山上七天七夜，最后只能用计脱身。而在被压制了七八十年之后，汉朝直到汉武帝才有能力组织起北伐。这个故事当然没有错，但仅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而已。如果站在匈奴的角度，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内容就会大不一样。这就要从匈奴政权的起源说起。
我都知道，在学术界有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中国之所以会在秦朝时完成政治统一，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来自北边匈奴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大。战国时期入侵中原的匈奴骑兵规模就已经有十几万了，而到了汉初的时候，匈奴已经能够一次性出动40万大军，所以，中原只有构建更大规模的政治体才能够同匈奴抗衡。这个理论虽然没有错，但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秦朝统一天下是在公元前221年，六年之后秦始皇就发动了对匈奴的北伐，三十万大军从长城出击，把匈奴击退了七百里。有一句话，我们都知道叫“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也就是说，至少在秦朝时期，在军事上中原是对草原反压制的。但是，仅仅十五年之后，同样出动三十万大军的刘邦却差一点被围困致死。中原和草原，双方的力量对比似乎发生了逆转。那我们就要问，这十五年中，草原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于匈奴来说，这十五年的日子真的不好过。首先南边秦始皇把他们击退了七百里，其次西边的月氏也对匈奴进行军事压迫，匈奴为生存不得不向月氏进贡，而东边的东胡也在不断蚕食匈奴的领土。南、西、东三个方向同时对匈奴进行压制，匈奴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了。此时此刻，匈奴有两种选择。第一是离开草原，向更北的，环境更恶劣的地方迁徙；第二，就是想办法让自己强大起来。北迁的成本实在太高，所以匈奴只能背水一战。
其实，匈奴自身的实力并不弱，问题在于他们原先的政治体制，让他们的军事优势发挥不出来。公元前209年之前，在政治上，匈奴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那个时期，虽然也有单于，但他的政治地位实际上仅是部落联盟的联盟长而已，就跟周代的天子相似，对各个部落基本没有控制力，更不要说统一指挥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原地区会频繁地遭受匈奴的入侵，因为入侵的匈奴根本不是一伙的。前面虽然说过，战国时期就有十几万的匈奴军队入侵中原，但这十几万军队是拼凑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抢劫，所以，十几万大军被李牧很轻松的就击溃了。这种形式到了冒顿单于的时候发生了改变，冒顿单于是一个铁腕单于，他为了当权，不惜弑父杀妾。他建立了一支属于自己的直属军队，并利用军事和外交手段将原本松散的匈奴重新统一，建立了匈奴帝国，时间就是公元前209年。说巧不巧的是，秦始皇在后一年去世。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熟悉了，冒顿先击败了东胡，然后驱逐了月氏，甚至月氏首领的头骨都被他拿来当酒壶。在东西两边都搞定之后，冒顿率四十万大军南下，逼迫汉朝同匈奴展开贸易与和亲。这就是为什么，匈奴能够在十几年之中迅速崛起的原因。
这个时候匈奴是东亚地区的头号霸主，按理来说应该高枕无忧才对，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即使是逼着汉朝采取和亲和贸易的政策，匈奴在面对汉朝的时候，仍然不轻松，原因很简单，两个政权的实力相差太大了。匈奴的总人口是150万左右，只有汉朝的1/40，双方的人口体量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别。虽然，在军事上匈奴胜了汉朝，但组成一支四十万的大军，这事对匈奴来说已经是极限了。同时，北方草原气候恶劣，除了牲畜和毛皮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因此，在经济物资上，匈奴严重依赖中原。这样一来，匈奴就陷入了一种很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与汉朝为敌，另一方面又要严重依赖汉朝。但如果在经济上严重依赖汉朝，匈奴就很难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史书就曾经记载，汉朝向匈奴开放贸易之后，“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但是，如果匈奴为了保持政治独立而和汉朝完全断绝经济关系，连生存都会变得很困难。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匈奴单于就采取一种“外部边界战略”。这里的“外部边界”指的是中原和草原之间的界限，这个“外部边界战略”，其实就是利用军事优势，不断向汉朝施压。于是，即使是在有和约的情况下，匈奴仍然会不定期地对中原进行军事劫掠，逼迫汉朝更新条约。这样一来，匈奴就可以利用军事，一方面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平等，另一方面又以此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这种战略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之后，匈奴的“外部边界战略”开始崩溃，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在绝对实力上面，匈奴的军事力量已经不足以支撑其政治独立了，也就是原先那种通过武力逼迫汉朝更新条约的办法，失效了。第二，匈奴内部爆发了政治危机，整个帝国开始分裂。第一个原因大家都很熟悉，不用多说，我们重点说一说第二点原因。刚才说到，匈奴原本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是冒顿单于把匈奴在政治上统一起来的。这种模式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匈奴单于并不是一个制度，而是一种权威，只有拥有权威的人，才能领导匈奴。这样一来，匈奴就没有固定的权力继承模式，往往都是兄终弟及。也就是说，只有当最后一个弟弟去世以后，才轮到子一辈继承权力。这样一来，匈奴的继承者就不十分明确，同一时间可能有很多人都有继承的资格。于是，在遭受汉朝的军事打击之后，匈奴一度分裂成五个部分，史称“五单于并立。”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边界战略肯定执行不下去了，于是匈奴开始了“内部边界战略”。这个战略其实也简单，就是为了能够战胜其他单于势力，五单于之一的呼韩邪单于就在政治上依附汉朝，在名义上成为汉朝的从属，然后利用这层关系，向汉朝谋求经济支持，以此来打击其他的单于部落，恢复匈奴的统一。所以，历史上，匈奴分裂成了南北两支，南匈奴采用“内部边界战略”在汉朝的帮助下，将北匈奴赶出了北方草原。
你看，这就是巴菲尔德用草原的视角，为我们描述的匈奴历史。过去，我们看待匈奴总是带着一种中原视角，把匈奴看作是外部的军事和政治威胁。却没有想到，站在匈奴的角度，汉朝也是一种外部威胁。同时，匈奴自身也存在着内部危机，而为了应对这些危机，匈奴自身也经历了很多历史阶段。从松散的联盟到政治统一，从“外部边界战略”到“内部边界战略”。而且，在历史上，不仅匈奴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经历了这些阶段。唐朝时的突厥和明朝时的蒙古，都有相似的经历。比如突厥也曾分为南北突厥，蒙古也曾分裂成东西蒙古，这是一种草原政治的典型模式。这就是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
第二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部分内容，东胡是如何兴起？又为什么能在中原地区成功地建立政权？
我们首先来解释一下“东胡”。“东胡”有两种含义，首先和匈奴同一时期，生活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西南地区的部落，被称为“东胡”，这是狭义上的东胡。广义上的东胡，指的是在“东胡”部落消亡之后，在这一地区生活的其他部落，比如鲜卑、契丹、女真、满洲等等。在历史中，“东胡系”和“草原系”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匈奴、柔然、突厥都没有在中原地区建立过政权，只有蒙古统一过中原。而鲜卑、契丹、女真、满洲都曾经在中原地区建立过比较成功的政权，这是为什么？原因说起来其实很简单，“草原系”的游牧者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只有草原视角的一元政权，而“东胡系”的游牧者建立的政权是一种二元政权，因为它们能同时兼顾草原视角和中原视角。
我们下面来详细地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首先来解释一下一元政权。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详细讲述了匈奴的政治逻辑。在匈奴那一套政治逻辑中，无论是“外部边界战略”还是“内部边界战略”，其出发点都是自身的政治需要和经济需要。中原地区对他们来说，仅仅是可以被抢劫和敲诈的“钱袋子”，另外，中原还有可能威胁他们生存的政治力量。所以，他们既没有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兴趣，甚至对不能进行游牧的领土也不感兴趣。他们一心一意就是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即使在名义上成为汉朝从属的时期，匈奴的政治在实际上也还是独立的。后来的突厥、回鹘，都是如此。比方说，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唐朝平定不了叛军，还借助回鹘的力量收复长安。我们都知道，当时的长安已经是千年古都了，是农耕文明最繁华的所在，按理说回鹘可以乘机占领长安，或者向唐朝提出其他的领土要求。但是，回鹘在收复长安之后，将长安城一抢而空，只留下一座空城给唐朝，他们只对财富感兴趣，对领土几乎没有丝毫兴趣。像这种只有草原政治意识的政权，就是一元政权，更准确地说，是草原性“一元政权”。
既然匈奴、突厥、回鹘的政治都是以草原为中心，那么这种政治模式必然是无法适用于中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匈奴在中原地区建立了政权，比如东晋时期的前赵、后赵，也都是昙花一现，存在不了多长时间。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严格意义上“后赵”政权是羯人建立的，但羯人实际上是匈奴的一个旁支，所以“后赵”政权算是匈奴文明。
那么为什么像鲜卑、契丹、女真这样的“东胡系”就可以成功地在中原建立政权呢？因为，他们建立的政权，一般同时具有中原和草原的二元性，或者说游牧和农耕的二元性。比如说，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政权。北周虽然是鲜卑人建立，但是北周政府却能做到，从具体的文化背景中剥离，在政治上既不偏袒鲜卑，也不偏袒中原，建立了一个具有双重文化认同的政权。再比如，北周政权让所有人都姓鲜卑的姓氏，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就曾经叫“普六茹坚”，“普六茹”就是鲜卑姓氏。姓氏虽然改了鲜卑的，但是在文化上北周却是大力推崇儒学的。而且，在政治上，北周是鲜卑、中原并重，大批的中原士人在北周政权中有很高地位。后来的辽和金也是如此，辽的行政系统有南北之分，北院管契丹，南院管中原。金朝一方面以骑射打天下，另一方面又极其推崇中原文化，金朝的各个皇帝都精通儒学和诗词。这种能同时兼具和平衡草原、中原两种文化的，就是“二元政权”。书中总结这种二元政权的模式说：二元化让官僚机构和游牧的军事部落都被统合在皇帝手中，于是这位皇帝对于双方而言都具有绝对的权威。
那么，为什么“东胡系”可以建立二元政权呢？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比较根本，草原和中原之间界限分明，年降水量高于四百毫米，就可以进行农业耕种，而少于四百毫米的就只能长草。所以地理上的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线就是南北之间的分界线，这条线大约跟长城的地理位置相当。但这种界限也不是绝对的，在中国东北部和俄罗斯西南地区，因为地靠海洋，所以这里最北边是草原，中间是森林，南部是可以进行农耕的地区。所以，在经济和生活模式上，这一地区的部族，既熟悉游牧，又熟悉农耕，因此天然就兼具中原和草原的二元视角，这是根本原因。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从北魏到北周，鲜卑人通过长达上百年的尝试，终于建立起了一个二元化政权的先例，让后世有了模仿的对象。
于是，中原、草原和东胡之间，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权力周期。最开始的博弈是在草原和中原之间展开的，例如汉朝与匈奴，唐朝与突厥、回鹘。而等到草原和中原双双衰落之后，东胡政权就通过二元化的方式，在中国北方崛起。例如，匈奴和汉朝衰落之后，鲜卑崛起。唐朝和回鹘衰落之后，契丹和女真崛起。这就是作者为我们勾勒出的一个宏大历史图景，也是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
第三部分
通过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讲述，我们知道了草原政权和东胡政权的政治逻辑，以及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历史，或者说东亚历史的运转周期。但是历史从来都不是数学题，所有的政治逻辑和历史周期，都有例外的时候，这个例外，就是元朝和清朝。这两个王朝都是统一中原的游牧政权，蒙古虽然在血缘上和“东胡系”有关系，是鲜卑旁支的后裔，但在后来的几百年中，他们主要的生活方式和政权崛起都是在北方草原。所以严格来说，蒙古是“草原系”政权，他们建立的元朝存在的时间不足一百年；满清源自东胡系，他们所建立的大清，存在了276年。在第三部分，我们就来看看，元朝和清朝在政治上有什么不同。
先来说元朝，关于元朝，很多人都认为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面积最大的朝代，有330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两个俄罗斯大。但实际上，元朝虽然面积大，但却只有1375万平方公里，只比清朝大59万平方公里，有330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不是元朝，而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是成吉思汗建立，后来的继任者前后分别是窝阔台、贵由、蒙哥。蒙哥死后，忽必烈和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这直接造成了蒙古帝国的分裂。四大汗国和元朝各自独立互不统属，虽然后来四大汗国曾一度承认元朝是“宗主国”，但仍然改变不了蒙古帝国分裂的事实。也就是说，元朝只是原先蒙古帝国的东亚部分，控制区域包括北方草原和中原。
我们在前面说过，草原系的游牧政权对中原领土没有兴趣，但蒙古看上去是一个例外，它不仅统一了中原，还在中原建立了政权。不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算是个例外，因为统一中国只是当时蒙古征服世界计划的一部分。而后来，元朝之所以会建立，完全是因为蒙古帝国分裂导致的。更关键的是，元朝虽然统一了中原和草原，但是在政治逻辑上，它依然延续的是草原系的一元传统，这一点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
比如在认知方面，蒙古人根本无法理解中原地区的优势和作用，他们曾一度想将中原地区改造成草原。其次在文化方面，他们对于中原文化极度排斥。在元朝皇帝中，除了忽必烈和元顺帝之外，其他皇帝都几乎不会中原的语言。他们还把儒家思想放置在很低的位置，所谓“九儒十丐”，就是说儒生的社会地位，仅仅比乞丐高。然后在社会层面，人被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社会地位相差很大。最后在行政方面，担任政府高级职位的全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而中原人只能担任低级职位。这一切都说明了，元朝是一个以蒙古人为中心的一元化政权。所以，元朝的政权其实很不稳定，忽必烈和元顺帝在位时间加起来刚超过五十年，而在剩下的四十多年中，竟先后出了十几位皇帝。而且在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来自民间的武装起义，竟先后有18次之多。种种迹象都表明，光靠蒙古人和蒙古文化，是无法长期治理和控制中原的。
而且在元朝皇帝的观念中，中原地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元顺帝，在朱元璋的军队兵临城下的时候，元顺帝几乎没有尝试任何方式的抵抗，直接弃城而走。书中对此评价说：尽管元朝首领们已经长期远离草原生活，但他们还是以同样随意的方式，像他们的前辈获取中原一样，轻易就放弃了中原，全然不考虑有什么后果。
和元朝相比，清朝不仅存续时间更长，而且在政治上高度稳定，领土面积也跟元朝差不多，有1316万平方公里。清朝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仅仅在于它延续了“东胡系”的“二元政治”。甚至还超越二元政体，建立了一个多元政体。
刚才说到，“二元政体”就是让政府本身具有游牧和中原的双重身份认同。而清朝不仅建立了双重身份认同，还进一步建立了多重身份认同。比如，我们都知道，清朝的军队以“八旗制”为主，而“八旗制”不仅仅包括满洲人，还有蒙八旗和汉八旗。不仅如此，清军入关时还借助了一股纯中原的力量，就是吴三桂。在平定天下之后，吴三桂和其他中原军事力量被封为具有实权的“藩王”，和八旗军事贵族平起平坐。
当然，很多人都知道，在康熙时期吴三桂被清朝政府武力平定，但这并不是说清朝政府打压纯中原的军事力量。在吴三桂被平定之前，满洲的军事贵族，就随着鳌拜的倒台被康熙狠狠地打压过一次。也就是说，在军事上，清朝政府并不特别偏袒任何一方。在政治上也是一样，在政府机构中，满、汉官员的比重几乎差不多。而且清朝十分重视科举制，无论出身草原还是中原，大部分人都要通过科举制才能入朝为官。
这是清朝处理满洲与中原关系的策略，是典型的“东胡系”政治传统。但是，清朝和北周、契丹、女真不同的是，清朝不仅同时建立了中原和草原的身份认同，还陆续建立起了其他地域的身份认同，比如西藏与蒙古。我们可以看到，清朝皇帝既是中原地区的皇帝，又是满洲八旗的旗主，还是蒙古地区的大汗和藏地的文殊菩萨转世。也就是说，清朝政府建立了至少四种文化身份认同，这就是为什么说清朝超越了传统二元政治的原因。
在这种政治模式下，过去作为中原和草原区隔象征的长城，就完全失去了实际上的意义，从此变成了历史遗迹和文化符号。过去，在东亚地区博弈的三角关系，也在清朝最终完成了融合。
总结
好，到这里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已经讲述的差不多了，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在教科书和许多历史普及类著作中，中原和草原之间的关系，常常被描述成一种长达几千年的对立关系。很多人在讲述这个领域的历史时，也更加注重所谓的“胡汉”之分与“华夷”之别。甚至更极端的，还会上升到民族对立与文化存续的程度，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
但通过这本书，我们就能看清，草原和中原两种文明真实的交互过程。在历史过程中，无论是匈奴、突厥、蒙古，还是鲜卑、契丹、女真，都是东亚历史的塑造者，也是中国历史的塑造者。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兴衰和权力更替，都有“草原系”和“东胡系”的影响和参与。而现代中国，包括西藏、新疆、内蒙古、东北、中原的广阔疆域，实际上是清朝时期固定下来的。
到这里不得不说，所谓的“国家”“民族”其实都是近代西方的政治概念，而中国的传统从来都是注重文化认同，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这些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中国，文化认同高于血缘认同，而在历史中，中原和草原之间的关系，不是简简单单的对立关系，而是不断博弈、不断影响和相互塑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