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当中国孩子遭遇美国孩子，究竟谁会赢？

看点 中美教育的对比一直是热门话题。本文中的两位爸爸是昔日大学同窗，如今双双为人父的他们，一位在大学任教，另一位定居美国。根据自身对中美教育的认知，以及日常体会和观察，爸爸们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跨洋论辩，并整理成文。这场跨越四个月，总时长数十小时的教育对话聊了些什么，期待能给大家提供看待中美教育的新视角。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 qspyq2015)

文丨刘寅斌 编丨Mia

笔者是上海大学副教授，一个2岁半女孩的父亲。邹睿是我大学的好朋友，我们曾一起保送研究生、考托福和GRE。邹睿的太太是他的中学同学，我们三个也是研究生同学。

2001年，邹睿赴美留学，获得生物医学博士学位后，任职于一家数据软件服务公司。他们有两个儿子，老大今年9月刚上七年级，相当于国内初一。老二是小学二年级。他们一家现居新泽西州。

邹睿的老大相相和老二荣荣在自家门口

今年5月以来，我和邹睿之间，就教育问题，进行了一轮持续4个月，总时长数十个小时的跨洋对话。因为时差，有时一夜醒来，我会收到邹睿发来的多达几百条语音信息，有一个周日我起床后从上午9点一直不间断地听到下午2点，才听完。

我们这一轮教育对话，从美国社区儿童的体育联赛制度，到美国小学的考试方法，从美国教师如何给小朋友课后加小灶，到奥巴马的教育政策对美国教育的深远影响，从邹家两个孩子如何在美国学中文，到我的女儿究竟应该上国际学校还是走公立体系，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邹睿说：“我对美国教育的认知，来自自己的体会和观察。我的两个孩子在新泽西的公立学校读书，他们代表美国教育的缩影，但绝不是美国教育的全部。在美国，不同的州、不同的学区、不同的学校，甚至不同的班级之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都不尽相同。请读者朋友们千万不要觉得美国教育就是这样的，千万不要以偏概全，我们的谈话内容仅供参考。”

我也想表达和邹睿相同的观点，我对国内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也只能从在上海的所见所闻得出浮光掠影的结论。我之所以愿意把这些对话整理成文章，不是为了对比、批判、否定或者拔高什么东西，而是希望为那些和我们一样，正在探索教育问题的家长们，以及对教育感兴趣的朋友们，提供一些新的素材和观察的视角。片面和不足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邹睿的大儿子相相在七年级之前，同时学着三件乐器：钢琴，从一年级学到六年级，每天练习45分钟；吉他，从五年级开始学，每天练习30分钟；笛子，从四年级开始学，每天练习15分钟。

今年9月，相相上七年级后，发现学校增加了很多他感兴趣的新的课外活动，他都想去试一试，为此，他必须得放弃一门乐器。他征求邹睿的意见时，邹睿告诉他，“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做决定，爸爸妈妈不参与。”

经过一番思考，相相选择了放弃钢琴。消息一公布，相相的钢琴老师第一个跳出来反对。钢琴老师找到邹睿的太太，非常生气地质问：“你们怎么能让一个12岁的小孩子自己做这么重要的决定呢？你们难道看不出，他是一个有天赋的孩子吗？你们不怕以后会后悔吗？”

邹睿告诉我，相相在钢琴上，确实比别的孩子有天赋，练了这么多年，半途而废确实有点可惜。“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面临无数的选择。归根到底，我们现在的生活都是不同阶段各种选择的结果。如何做出合理、有效和理性的决定，是所有人终其一生都需要不断提升的能力。

在我们看来，独立思考和决策能力是比练琴更重要的事。作为家长，只要有可能，我们都会非常有意识地对两个孩子进行这方面的训练。毕竟，父母不能陪孩子一辈子，大多数决定要靠孩子自己去做。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就是教会孩子如何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及做出决策后，必须自己承担因为这个选择而产生的后果和责任。”

邹睿说，“我们家老大，无论是学钢琴、还是练游泳、打棒球，都是以这个大目标为前提，绝不仅仅只是为了锻炼身体，或者提高艺术修养。”

除了乐器，相相还参加过很多体育项目，打过4年棒球，踢过2年足球，练过1年滑冰，还短暂地打过一小段时间的篮球。“我们的原则就是，七岁之前，什么都可以玩，什么都可以试，主要目的就是想看看兴趣到底在哪里。七岁之后，小朋友渐渐有了自己的主见，有了自己的好恶。我们就把决定权，交给他，让他自己做决定，哪些项目继续玩下去，哪些项目则可以停下来。”邹睿说。

结果，相相的选择再次让邹睿大跌眼镜，他没有选择有过长期训练的棒球、足球，也没有选择滑冰、篮球，而是选择了他最不擅长的游泳。“在游泳这个项目上，相相几乎毫无天赋，他花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才找到一点点游泳的感觉。”邹睿说。尽管如此，当相相决定只练游泳时，邹睿和太太还是非常干脆地告诉相相，OK，没问题，你自己做决定。

美国教育体系最看重的素质是什么？

在邹睿看来，美国教育体系最看重四个方面的基本素质：健全的人格培养、团队协作能力、体育能力和爱的能力。

首先，健全的人格培养。相相是典型的学霸，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论成绩，他一直是班里最拔尖的孩子，明显超出其他孩子一大截。

在中国，如果某个学生成绩优异，老师多半会在课堂上当众表扬。但在美国，这就不行。相相的小学老师告诉邹睿，如果老师当众表扬一个孩子聪明，可能会给其他孩子造成不必要的压力，让其他的孩子有自卑感，对被表扬聪明的孩子而言，也不是好事，这可能会夸大他的个人能力，让他产生傲慢的心，不利于他和其他孩子的协作。

在表扬上，美国老师通常会就事论事，比如，你这次作业做得很好，好在哪里，为什么好，你这次项目完成得很好，是怎么样才做到这么好的。主题明确的表扬，对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非常重要。

第二，团队协作能力。美国教育特别强调团队协作，在邹睿看来，这是中美两国教育理念上非常大的不同。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美国的教育总是喜欢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以小组为单位，组织教学和课后活动。

从小不点开始，美国孩子就得适应今天被分在这个组，明天被分到那个组。除了考试之外，孩子的大部分学习时间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小组中度过的。相相所在的学校，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制度：混班制。

每一年，全年级的学生都要打散，重新分班。孩子每年都会遇到新老师、新同学、新班级，大家从陌生到熟悉，这对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和适应能力，有非常大的帮助。相相六年级毕业时，几乎能认识全年级每一个孩子。

今年9月，相相刚上七年级不久，学校安排相相跟八年级的孩子一起上数学课。有一天学校通知邹睿，考虑到相相的英文水平已经明显超过同年级的孩子，学校建议从下周起，相相跟八年级的孩子一起上英文课。

“如果我们接受学校的建议，也就意味着相相要同时在三个班里学习，一个是现在的七年级的班级，一个是八年级上数学课的班级，另一个则是八年级上英文课的班级。”邹睿说，“如果没有从小就开始的混班制和小组制学习，突然要同时面临三个新的班级，恐怕不是谁都扛得住的。相相好像没有任何困扰，这就是美国团队训练的厉害之处。”

在邹睿看来，美国教育中有一种倾向，它会刻意淡化个体，尤其是相对优秀的人在团队中的贡献，更强调成员之间如何通过协作共同达成目标。“从小到大，相相的个人能力都很强，在各种各样的小组中，他通常扮演领军角色，他是扛着旗帜带着队伍朝前走的那个孩子。但是，几乎没有哪个老师因此特意表扬过他。”邹睿说，“老师们讲的最多的是，无论一个人的能力有多强，他永远不可能依靠一个人的努力完成所有的事情。”

第三，体育能力。美国教育对体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在美国的学校里，一个体育好的孩子比学习好的孩子更受欢迎。美国学校建议，每个孩子，每天至少要有30到60分钟的户外锻炼时间。至于户外锻炼的项目和形式，学校未做硬性规定。

美国很多家庭倾向于在学生放学后，长期参加某个项目的团队训练，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第一，通过足够大强度的训练，既能锻炼身体，也能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第二，让小朋友在长期的团队训练中，有一群共同成长的朋友，并进而锻炼团队协作精神。

相相每天放学后，在地区的业余游泳队受训。每年从5月底开始，每天一个小时，每次大概游1500-2000米，周一到周五训练5天，周六参加比赛。

相相每年都会跟着游泳队一起，参加地区的游泳联赛，一共包含18支队伍，分三个级别，有严格的升降级机制。相相所在的游泳队是个小队伍，去年不幸被降级。

降级之初，邹睿和太太还在担心，这是否会影响相相的训练热情。结果，今年新赛季开始后，在新的级别组中，相相所在的游泳队表现得很有竞争力，相相和他的队友们不但没有因为降级而沮丧，反而常常因为有机会获胜而兴高采烈。

“今年，相相的训练热情和比赛热情，比去年高多了。”邹睿说，“去年比赛，总是输，小孩子也有自尊心的。今年虽然被降了级，但是小孩子们常常有赢的机会，所以，他们无论是训练还是参赛，反而比去年更带劲。”

邹睿所在的地区，除了业余比赛外，还有一种半专业的比赛。这种比赛强度很大，除非孩子真的很喜欢，同时水平还不错，否则根本坚持不下去。

相相的学校里，有个打棒球非常好的孩子，曾经上过时代杂志青少年版的封面，他每周训练6天，每次训练4小时。相相的游泳俱乐部里，有个小姑娘，曾经获得美国青少年奥运会项目的第五名，她每周的训练量也是6天*4小时/天。这两个孩子的训练，全是下课之后进行，所有的比赛也都安排在课外时间。平时，他们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正常上课。

“我们来试想一下，你每天6点半起床，7点多乘坐校车去上课。下午2点40分下课后，3点开始训练，4个小时的训练结束后，回到家，吃饭，洗澡。饭后，还要接着做作业。美国学校的家庭作业虽然没有中国那么多，但每天在高强度的体育训练后，还得继续做作业，这些孩子真的非常辛苦。如果不是真喜欢，这种高强度的训练，无论对孩子还是对家庭，都是一场灾难。”邹睿说。

美国的一位爸爸，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讲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让孩子去练体育，邹睿将文章的主要内容总结如下：

· 我在为我的孩子们觉得很累想要退出而仍然继续坚持的那些时刻，付钱。

·我在为当我的孩子们从学校回家后，觉得太累而不想去训练但还是去了的那些日子，付钱。

·我在为我的孩子们学习如何遵守纪律，专注和投入，付钱。

·我在为我的孩子们学习如何照顾好他们自己的身体和器材，付 钱。

·我在为我的孩子们学习如何和别人一起工作，怎么成为好队友，在失败时豁达，在获胜时谦逊，付钱。

·我在为我的孩子们学习如何对待失望，当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名次和头衔时仍然回到训练场，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付钱。

·我在为我的孩子们学习确立和完成目标，付钱。

·我在为我的孩子们不但要尊重自己，还要尊重别的运动员、裁判和教练，付钱。

·我在为我的孩子们知道要获得冠军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苦训练，成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付钱。

·我在为我的孩子们为他们小的成就自豪并学会朝着长期目标努力，付钱。

·我在为我的孩子们有机会让他们建立长期友谊和终身难忘的记忆并像我一样为他们的成就自豪，付钱。

·我在为我的孩子们可以到户外到体育馆而不是呆在屏幕面前，付钱。

·我可以继续写下去，可是简而言之，我没有为体育付钱。我在为体育运动可以让我的孩子们有机会去培养那些让他们受益终生并有机会祝福其他人生活的诸多品质付钱。从目前看来，我觉得这是一笔很棒的投资！

第四，爱的能力：深入人心的慈善训练。

美国有个非常著名的慈善基金——Alex's Lemonade Stand Foundation，翻译成中文，就是“Alex的柠檬水摊基金”。

Alex出生于1996年，在她不到一岁的时候，被检查出患有一种名为“神经母细胞瘤”的儿童癌症。2000年，Alex在四岁生日的第二天，接受了干细胞移植。在接受干细胞移植手术期间，她告诉妈妈，出院后，她想在院子里摆一个柠檬水摊，帮助医生们筹集资金，以便让医生们像帮助她一样，帮助其他得癌症的小朋友。

出院后，在哥哥的帮助下，Alex成功地在家门口的前院举办了第一届柠檬水摊活动，为医院筹集到令人吃惊的2000美元。

随后的日子里，Alex一边勇敢地和癌症做斗争，一边在自家前院举行一年一度的柠檬水摊活动，并把筹集到的费用，用来资助美国儿童癌症的研究项目。Alex的善举迅速传开，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被她的故事感动，纷纷举办自己的柠檬水摊募捐活动，并将所得捐助给Alex和她的事业。

2004年8月，Alex8岁，不幸去世。在她去世前，她一共为儿童癌症慈善项目筹集到超过100万美元的善款。

直到今天，很多美国人经常举行柠檬水摊活动，为“Alex的柠檬水摊基金”筹集善款。在美国，慈善活动深入人心。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就不断地参与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邹睿所服务的公司，每次季度会议之前，由员工推荐两个慈善机构，然后公司给每个机构捐款500美元，从来没有终止过。

在邹睿看来，通过慈善活动，美国社会不断地向孩子们传递这样的理念：

首先，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幸的人，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其次，很多人虽然生而不幸，却活得格外坚强。

第三，被命运不公平对待的人都能如此坚强，作为一个健康健全的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做得更好一点？

上海交通大学的朱雪宏老师曾给我讲过她小时候的一个故事。她和小学同学以及同学的父母，在路边看到一位流浪者。通常这种情况下，很多中国家长要么视而不见，要么会对孩子说：“你要是不好好念书，将来就会跟他一样。”

可是，同学的父母却对孩子说：“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让每个流浪汉都要有体面的工作，让他们活得和我们一样有尊严，好吗？”朱雪宏老师说，那是她见过的最好的家庭教育。

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中，和美国教育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地方就在于，中式教育更重视“强者思维”，所有的资源几乎是一股脑地向强者倾斜，相对弱小的个体，或者不发声的沉默人群，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被关注度显然不够。

面向未来，中国的孩子和美国的孩子将在共同的全球平台上竞争。从这个视角看，无论是体育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还是爱的能力，都是中国教育急需补充的短板。

当中国孩子和美国孩子相遇，

究竟谁会赢？

27年前我参加高考时，老师告诉我们，若要战时像平时，就要平时像战时。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希望高考的时候正常发挥，那么，高三阶段的各种训练，就要严格地按照高考的要求来进行。这里有个关键词：“像”。其实是说，战时和平时实际是不同的两种情况，只能尽量让它们很相似。

2016年，我在冲绳参加马拉松比赛。在住处附近，有个培训学校。深夜10点，穿着校服、背着双肩包的学生们，从学校里出来，他们低着头，一言不发，仿佛生产线流过的方便面，干净整齐而且安静。学校临街的玻璃上贴着一个横幅，引起了我的注意——“日日是决战”。这句话，我觉得比“若要平时像战时，就要战时像平时”来得更鸡血。每天都是决战，不是模拟，而是实战！

去年，上海某媒体刊登了一篇有关上海幼升小的文章，题目就是《初战即决战》，这个提法比“日日是决战”又鸡血了很多。文章提到，随着上海教育竞争的加剧，幼儿园升小学的竞争已经越来越白热化，在越来越多的上海家庭看来，能否进入一所好的小学，已经成为有决战意义的事件。

当我把有关决战的三层提法告诉邹睿时，他很感叹，“超前学习已经成为教育恶性循环的常态。我曾和美国朋友讨论过超前学习这件事，美国朋友非常不理解。

在他们看来，不同阶段的孩子，需要学习不同的内容。有些内容，一个六岁的孩子要花整整一天，甚至两天、三天才能理解，而一个九岁的孩子可能只要10分钟就能完全掌握。既然如此，为什么非得在六岁的时候，让小孩花费那么大的精力、用去那么多的时间，去学习到了九岁自然就能掌握的内容，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邹睿常把国内教育公众号上的文章发给相相看，每次看完，相相都会感慨，中国的孩子太辛苦啦。虽然，看起来美国孩子的作业比中国孩子少得多，但事实上，美国孩子和中国孩子一样，过得一点都不轻松。

中国孩子忙着做作业，忙着上补习班，美国孩子则把大把的时间花在体育、慈善、阅读、社交和各种各样的活动上。都不容易，都没闲着，只不过大家的时间花在了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时间投入和不同的教育模式，代表着对未来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价值观。我和邹睿都坚信，在未来，中国小朋友的竞争对手绝不只是身边的同学和伙伴，中国孩子和美国孩子一定会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在各种层面上，展开全方位的竞争。

基于这个前提，我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未来，当中国孩子遭遇美国孩子的时候，究竟谁更容易赢？是每天做作业到深夜的？还是每天打球累得死去活来的？”

他的答案很模糊：“这个问题好大，一两句话真说不清楚。如果非要我现在就给出答案，我只能讲，很难说。因为变数太多，人文、社会、历史、文化、环境，都可能会是影响变量。”

美国的底子很厚实，但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正在不断导致美国人口素质发生变化，中产阶级的大幅度缩水，吃福利的人数极度膨胀，再加上“政治正确”思想日益喧嚣尘上，美国明显在走下坡路。

这几年，美国每年发放大约110万绿卡，只有10万左右给了高科技移民，其他都给了各种类型的亲属移民。这和二战期间以及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地涌入美国的各国精英相比，已经有天壤之别。奥巴马上台以来全面推行的非法移民庇护政策，更是让美国的移民质量雪上加霜。

“很多人都听说过，美国人数学差，不得不说，他们的数学真的很差。我有次去加油站加油，2.99美元一加仑，我告诉加油的小伙子，加10加仑油。过了一会儿，小伙子加好油，走过来，满脸的歉意：‘先生，很抱歉，我不知道10加仑的油是多少钱，所以，就自作主张，给您加了20美元的油。’没错，一个简单的乘法，美国加油站的小伙子，硬是算不出来。

“加油站的小伙，可能受教育程度不高，还情有可原。我所在公司，是一家服务美国航空航天局、波音飞机以及全世界各种大型制造企业的高科技公司，公司里的同事最起码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有一天，一个同事要计算103.5+2，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秒钟就可以心算出答案的简单问题吗？结果呢，我那同事硬是拿出计算器，严肃认真地按了起来。

大家可能会觉得，美国人怎么这么笨呀？其实，还真不是人家笨，也不是美国孩子不聪明。美国数学教育最大的问题不在孩子，而是美国数学的教学大纲出了问题，根子上有毛病，完全就没教对。”邹睿说。

在美国的数学教学体系中，小朋友连整数的加减乘除都还没搞清楚的时候，就开始引入分数、小数，甚至在小学五年级，概率已经开始出现在课本里。很多美国人，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这种不合理的教学大纲摧残得没有了信心。很多孩子已经不仅是对数学没有信心，从二三年级开始他们就恨数学，咬牙切齿地痛恨。

美国数学教育的特点就是，小朋友连走都没学会，就开始练跑，加减乘除都没弄清楚，就开始学别的了。这种教学体系，对学霸来说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大多数孩子而言，很容易形成厌恶情绪。越不喜欢，越不练，越不练，就越差，久而久之，就形成恶性循环。

奥巴马政府上台这八年，是美国基础教育大倒退的八年。本来，基础教育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变得更好，而奥巴马政府的教育理念是不断降低教学标准和教学要求，让更多人过关，对此，美国中产阶层非常不满意。

在邹睿看来，美国教育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其影响日渐深入，已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若要彻底逆转，那得需要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非常大的努力，但目前，还完全看不到有任何逆转的可能性。

2014年，邹睿曾做过一次调研，调查500强公司、大型互联网企业以及著名民营企业中那些最出类拔萃的90后年轻人，并把他们的故事，写进了他的一本书里——《互联网+社会化营销：用匠心创意点燃交互》。杨菁和杜晶就是这群90后年轻小朋友中的两位。

今年10月，杜晶和杨菁分别从吉隆坡和香港，专程飞来上海，到我在上海大学的课堂上分享了她们的成长经历。

杨菁的经历是这样的：

2019年10月21日，杨菁在上海大学《创业人生》课堂

15岁到17岁，上海实验中学。17岁，考入复旦大学。17-21岁在大学修读两个专业——主修英文，辅修国际贸易。同时，在罗兰贝格、Towers Watson、罗氏诊断、汇丰银行、浦发银行实习，开始探索人生未来的方向。

21岁-23岁，作为波士顿咨询前合伙人的助手，为私募基金华平做医药项目投资顾问。23岁，在上海摩根大通投资银行。25岁，经过13轮面试，加入高盛香港。27岁加入ich Foundation，成为一名对冲基金经理，管理5000万美金的全球医药股票投资组合，年化回报超过20%，连续跑赢MSCI医药指数。

杜晶的经历如下：

2019年10月14日，杜晶在上海大学《创业人生》课堂

23岁，在天津丽笙酒店做微博专员；24岁，在上海丽笙酒店做电子营销经理；25岁，在新加坡卡尔森酒店集团做亚太区高级数字营销经理；27岁，在洲际酒店集团任区域数字营销总监（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地区）。

杜晶和杨菁，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女生，一个热情奔放，另一个温润婉约。邹睿和她们交往很多年，看着她们一步一步地成长，在她们身上有非常多的共同点，其中包括：

独立判断能力；

跟对老板；

尊重强者，和强者为伍；

自律+勤奋+努力；

尊重权威，并且总能在权威的“阴影”中找到自由伸展的空间；

她们都有一种超强的能力，能够让身边所有的人很愉快，而且能让大家都喜欢她们。

如果继续总结下去，还会总结出很多内容，比如她们俩的英语都很棒，比如她们都热爱健身，比如她们的工作业绩都非常棒。

邹睿说：“杜晶和杨菁这两个小朋友，都是国内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她们在国际舞台上，不会输给任何人。未来的中国，像她们一样的年轻人，只会越来越多，而不会越来越会少。所以，对中国孩子，我们要有信心。”

没错，毕竟我们人口基数大，我们最拔尖的一群孩子和美国孩子拼，不敢说完胜，但肯定不会差，这难道还不够吗？这样看下来，人口多，还是优势呀。

邹睿补充道：“再说，我们中国人天生勤奋，这一点全世界哪个国家都比不过。美国虽然人也不少，但是懒人实在太多。美国每年有近20%左右的人靠从政府领取各种补贴生活，政府的补贴很多，有现金、食品、房屋、保险等各种形式。这5000多万靠政府福利生活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小孩和老人，他们当然不工作，但是，其中也有相当多可以工作而不工作的适龄青壮年。”

所以，我和邹睿达成一个共识，和美国教育相比，中国教育有明显的优点和显著特点，当然，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和众多的挑战。

今天，我们既没有蒙面而行，也没有两耳塞木，虽然我们不清楚未来究竟会是什么样，但在中国，无论是每一个家庭，还是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甚至更高层面的中央政府，都意识到，未来的竞争，归根到底，拼的还是人，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所有的个体都在按照自己的步伐努力向前，虽然前进的脚步可能不那么整齐划一，虽然前进的节拍未必那么合拍，但是只要我们都在努力，最后的结果，一定不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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