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间谍案1︱藏匿在“亨得利钟表行”的国民党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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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和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大肆开展情报窃密、拉拢策反、渗透破坏活动，严重危害我政治、经济、军事、网络信息和公民人身等安全。”11月1日，“国安宣”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同一天，央视曝光了三个间谍。
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公布施行。五年来，国家安全机关成功破获一批重大间谍案件。从金钱诱惑到网络引诱，从军工机构网络管理员到县委宣传部记者，境外间谍情报机构手段细思极恐。

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北京，也曾经破获了一大批间谍案 。

藏匿在“亨德利钟表行”的国民党特务

《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大案》 朱振才.

1952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接到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转来的一封匿名检举信 揭发检举北京市 王府井大街甲39号“享得利钟表行”的经理周兴坤不但有经济问题，还有政治问题，内称，“周兴坤于解放后曾两次去香港走私手表，并且到过台湾，据说和国民党特务有联系。 ”

“享得利钟表行”这个有着极高盛誉的百年老字号，竟然隐匿着国民党特务。这引起了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的高度重视，遂很快地组成了侦破小组，对周兴坤进行了秘密监控和深入调查。

一

案情初露端倪

经查，周兴坤又名周广厚，男，时年50岁，浙江宁波人，汉族，信仰佛教。 文化程度是私塾四年。 中农成分，店员出身。 住在北京市王府井大街甲39号。 原籍家中有父母二人，兄弟五人，妹妹一人。 和他一起在北京居住的有:妻子许玉凤，48岁，家庭妇女;大女儿周玲，20岁，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读书;二女儿周惠，13岁，在北京女子十二中读书。 周兴坤任“亨得利钟表行”经理，收入颇丰，全家生活比较富足。

周兴坤于1920年离开家到“南京钟表行”做学徒，后充当南京“大西洋钟表行”、山东省济南市“纽约钟表行”和青岛“青年钟表行”的售货员。周兴坤因机灵、能干，又有点文化而深得店里师傅和上司的青睐，于1931年被调来北平市王府井大街“亨得利钟表行”任协理，1940 年兼任北平“惠华钟表行”经理，不久就升任王府井“亨得利钟表行”经理。

北平解放后，政府对工商业采取扶持政策，周兴坤受到党和政府的重用，自1951年起任“北京大明眼镜公司”董事长、北京“长城造钟厂”董事长等要职，同时，仍兼任王府井“亨得利钟表行”的经理。

不久， 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又收到一封匿名信称:“1951年5月，周兴坤曾找到我，试图发展我参加特务组织...云云。

周兴坤有重大特务嫌疑，市公安局侦查处决定将他列为重大特务嫌疑进行调查，因“亭得利钟表行”资方人员多，关系错综复杂，侦查员谨慎细致地、艰苦地开展侦查工作。

1955年 2月，北京市税务局对王府井“亨得利钟表行”进行经济方面的检查，利用这个机会，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派出侦查员配合检查，目的是进一步搞清周兴坤的特嫌问题。检查组进入亨得利钟表行之后，侦查员很快发现，该行不但在经济上有严重的违法行为，而且在政治上确有一些可疑情况，发现该行经理周兴坤于 1949年春曾逃往香港，与亨得利总行经理王惠椿关系密切，并经常通信联系。王惠椿在香港的通信地址是:香港堡垒街 53号，与国民党保密局驻香港的秘书王兆槐的地址相同。这不能不引起侦查员的高度警惕。侦查员还了解到，王惠椿逃港后曾委托周兴坤代表他管理其在北京的全部个人财产，并以其房租和股东收益的 15%为酬劳。

为了进一步搞清周兴坤的特嫌问题，经上级批准，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于 1955年 6月 22日按“严重经济犯罪”，宣布将其逮捕，进行审查。

审查中，周兴坤如实地交代了他经济上的违法事实和从事特务活动的罪行。

二

不光彩的港台之行

1949年5月，和平解放后的北京人民政府正面临着清匪肃特、禁烟戒毒、封闭妓院、收容乞丐等治理社会混乱的工作。为开国大典创造良好的条件。此时周兴坤携带美金 3900元，由天津乘坐“湖北号”轮船，去香港购买手表，进行走私活动。他在香港霓虹闪烁的花花世界里居住约 70天，每天出入茶坊酒肆，尽情挥霍。7月初去台北，住台北亨得利钟表行，先后游览了台湾的日月潭、碧潭等风景区。7月下旬，离开台北乘船经浙江定海沈家门到上海，后又去宁波老家居住两个月。后返回北京，带回手表 200块。他向亨得利钟表行的同仁说，本来从香港买了 300块手表，在途中丢了 100块。

周兴坤的这次港台之行，触犯了新中国经济方面的法律，而下一次却陷入了政治问题的泥潭之中。1951年 1月上旬，周兴坤又携带3000万人民币 (旧币 )，从北京乘火车经汉口、广州、深圳去香港，仍从事走私手表的生意。到香港后，住香港利源货栈，在这里与亨得利钟表行的总经理王惠椿见了面，两人商谈了北京的房产及业务问题。不久，又迁住香港德辅道亨得利钟表行内。2月的一天，德辅道亨得利钟表行的职员周贤庚告诉他，国民党军界要人郑芝芳要拜访他，周兴坤早就听说过郑芝芳是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郑子玉的弟弟。郑子玉是资本家，与周兴坤的私交甚好。这次来访可能是打听他哥哥的情况。翌日，郑芝芳来到德辅道亨得利钟表行和周兴坤见了面。周兴坤见前来造访的郑芝芳四十多岁，身材高大，国字脸，近视眼，说话声音洪亮。一接触，他就摆出一副国民党军人趾高气扬的架式，使周兴坤内心陡生几分怯意。二人寒暄过后，郑芝芳详细地询问了周兴坤在北京的情况和其兄郑子玉的情况，尤其对他哥哥能够担任共产党领导的区政协委员之职，非常感兴趣。周兴坤说:“共产党对我们工商界人士采取团结的方针，我和你哥哥都很好，像我和你哥哥这样的人都能参政议政，在过去是没有过的。”

这里所说的过去，主要是指国民党统治时期，周兴坤没敢这么说。

郑芝芳没有再说什么，便告辞离开了亨得利钟表行。郑芝芳是何许人也 ?郑系浙江定海人，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国民党空军做情报工作， 1947年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主要负责情报工作。1948年底，国民党逃到台湾后，他脱离了军界，跑到香港继续做特务工作，为国民党军界搜集情报和物色、训练特务。然后派往大陆，从事情报或者破坏活动。

又过了几天，郑芝芳派人邀请周兴坤去德辅道的一个咖啡店闲坐。

这次二人一见面，郑芝芳便展开了宣传攻势，时值朝鲜战事正紧，他大放厥词说，“朝鲜战争实际上是‘美苏战争’，美国武器好，又有西方盟国的帮助，将来胜利者必然是美国。”又说:“苏联战败了，中共必然也会失败，将来国民党能返回大陆，那时，大陆仍是国民党的天下。”

周兴坤听着，心想:“国民党 800万军队，都被人民解放军打垮了，现在逃到一个台湾岛上，还想返回大陆，真是天方夜谭!”

郑芝芳见周兴坤不说话，便干脆亮出了自己的特务身份，并要求周兴坤回北京后发展郑子玉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为国民党搜集情报。并皮笑肉不笑地说:“我哥哥是区政协委员，肯定知道共产党的一些情况。”“这……”

周兴坤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蒙了，他思忖良久，吞吞吐吐地说:“我是个生意人，干不了这种事 !”“不干 ?”郑芝芳把脸一沉，显得特别阴森可怕。“要考虑考虑你们亨得利钟表行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

周兴坤怕给香港和台湾的亨得利钟表行带来麻烦，便无奈地点头同意了。

郑芝芳要求周兴坤回北京后，策反郑子玉，成功与否一定要给香港德辅道亨得利钟表行来信并转告于他，信中以“开店”或“不开店”表示郑子玉是否接受策反的暗语。

三

策反郑子玉遭拒绝

1955年4月，周兴坤从香港乘船经青岛至天津，然后返回北京。返京后第二天晚上，周兴坤就匆匆忙忙地来到东单象鼻子后坑 9号郑子玉的家中。

郑子玉和周兴坤不但是生意上的朋友，而且是“浙江”的同乡，比一般的朋友更近一些。

郑子玉见周兴坤从香港回来，很是高兴，让家人拿出最高级的茶叶招待周兴坤，然后满面春风地问周兴坤:“周兄此次香港之行，生意上还顺当吧 ?”“还可以，只是香港方面的手表价格稍有攀升。”周兴坤答道。

两人就香港和大陆的生意聊了起来。

最后，周兴坤悄悄地告诉郑子玉，他在香港见到了郑芝芳。“见到他了 ?”郑子玉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怎么知道你去香港了 ?”“不知道 !”周兴坤说:“国民党的探子们嗅觉很灵敏，也可能上次去台北惊动了他们。”

周兴坤把郑芝芳的特务身份以及要挟他所干的事和盘托出。“啪”的一声，郑子玉拍案而起，骂道:“这个狗改不了吃屎的东西 !到什么时候了，还给国民党卖命 !还想拉我给他们效力，岂有此理 !”

郑子玉气得脸色煞白，然后对周兴坤说:“共产党对咱们不薄，咱们不干泯灭良心的事，我是资本家，共产党又让我当区政协委员，哪个朝代，包括国民党在内有这么做的 !只有共产党才有如此的胸怀 !”

周兴坤点点头说:“这个意思我对郑芝芳也说过了，可是他一点也听不进去 !”“不要管他，也不要给他写信 !”郑子玉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他这点能量也不敢对亨得利钟表行搞什么破坏，不要听他诈唬 !”

周兴坤心里踏实多了，接过郑子玉的话茬说:“郑兄所言极是 !我茅塞顿开，心里也有底了。此事你我兄弟要保守秘密，就像刮来一阵风又刮走了。”

郑子玉点点头说:“说得很对。” 5月份，周兴坤又给商界一个朋友谈过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事，也遭到了严词拒绝。周兴坤再也不敢活动了。

周兴坤在被审查的过程中，态度老实，竹筒倒豆子般地把他的犯罪事实交代出来。但是法律是无情的， 1956年 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接受特务指示，试图发展特务组织”的罪行将周兴坤案件移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审理，等待他的是法律的惩罚。

一失足成千古恨 !

徐徐道来话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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