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一个再也不打开的抽屉｜飘零的“唐人”
人，被锁在舱底。在大海的颠簸中，像猪一样挤塞到最密的程度，不能动弹。挡得住饥渴的人也挡不住疾病，病死的人就被抽出，抛向大海。在1850年到1856年的短短几年里，共有十二艘船驶往拉丁美洲，共载了三千九百三十一人。中途被打死、病死的，将近一千人。
黄昏唐人街
by 龙应台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中国农民不会离乡背井、蹈入烟海吧？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的海滩上焚烧鸦片，六十个官员指挥着五百个苦力，烧了二十三天才烧完。
当白烟滚滚遮了天空时，中国的官员还不知道中国已经进入剧变的时代，乡下不识字的农民却在以身家性命做最后的赌注——他们早已在剧变中。农村经济的破产迫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往外逃生，开启了半个世纪的契约华工流亡史。
正是欧洲帝国殖民主义全盛的时候。白人在强取豪夺而来的土地上深耕密植，需要大量的苦力，四处招买。活不下去了的中国农民，或者自愿，或者被掳被迫，与“蛇头”签订了卖身契约。人，像猪一样地被买来卖去，于是称为“猪仔”。1855年，澳门有五家“猪仔馆”，专门贩卖人口；二十年后，增加到三百多家。新加坡的“猪仔馆”甚至是政府批准的。一有需要“猪仔”的消息传来，人口贩子立即进入大陆农村或买或骗或绑架，最后塞上轮船，驶进大海，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半个世纪，有七百多万中国农民被卖到海外。
▲华人劳工在美洲
即使是在帝国主义横行的19世纪中叶，这也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英国已经在1808年立法禁止人口贩卖；英国船舰在加勒比海上巡逻，抓到人口贩子后，马上予以绞刑。西班牙于1817年，美国在1865年南北战争后，都废除了人口的买卖。也就是说，那成千上万在澳门、香港、广州、汕头被卖出的中国农民登上的都是走私船。
人，被锁在舱底。在大海的颠簸中，像猪一样挤塞到最密的程度，不能动弹。挡得住饥渴的人也挡不住疾病，病死的人就被抽出，抛向大海。在1850年到1856年的短短几年里，共有十二艘船驶往拉丁美洲，共载了三千九百三十一人。中途被打死、病死的，将近一千人。
1847年7月29日，第一艘这样的“猪仔船”在哈瓦那靠了岸。是条小船，上来了二百○六人；当然，在航行的海上炼狱中已经死了一百个人。这两百多个华工上身赤裸，背上全印着一个“C”，代表“古巴”。他们一上船就被打上记号，像猪牛被烙印一样。
岸上，白人买主焦急地等着。这个时候，古巴是全世界最富的殖民地，糖业鼎盛。绵延至天际的甘蔗田等着苦力的工作。华工被剥光了衣服，检查身体。身体健康的，一个人头卖十块比索，由买主领走。
逐渐地，这些出生在广东乡下的中国农民了解了他们的未来。从十二月到五月间，他们必须一星期七天、一天十三四个小时地在甘蔗田里做苦工。每月工资四个比索——但他得先偿还庞大的路费，头两年，他们因此没有工资。他们的卖身契是十四年。如果试图逃走，他们可以被吊死。
“猪仔船”一艘一艘驶进哈瓦那的港口。1861年，哈瓦那有了三十五万华人。在三十五万华人中，只有五十七名女性。十四年前第一批入港的华工在这一年解除了契约，得到了自由。他们便像全世界各地流散的华人一样，开始经营小生意：餐馆、洗衣店、杂货买卖。当生活有了一点点着落，就写信回家，把留在家乡的儿子或兄弟侄儿招来帮忙。
在1868年至1878年的古巴独立战争中，许多自由华人加入了“古独派”的军队，和西班牙殖民政府作战。其中最有名的是Teniente Tankredo（中文名字已不可考）。他受重伤，被西班牙政府军逮捕。西班牙人视他为“苦力”要放走他时，他从军装口袋中取出文件，证明自己是“古巴解放军”的高级军官，不是一个无名的中国苦力。“射吧！”他说。一百年后，在卡斯特罗所竖起的革命纪念碑上还有两行小字：“在华裔古巴人中，没有一个革命的叛徒，没有一个革命的逃兵。”
▌一万名华人在哪里
1997年，距离第一艘“猪仔船”上岸正好一百五十年。古巴的人口统计说华裔占总人口0.5%，也就是五万人。如果20%的人口住在哈瓦那，那么哈瓦那就应该有一万华人，可以是一个小有规模的唐人街了。可有这么多华人的城市，为什么我这么引人注目？正在上课的学童转过脸来大叫：“中国人！中国人！”路上的女人睁大了眼睛注视我，目不转睛。男人紧紧跟上来：“中国人呀？你是中国人呀？”
奇怪，哈瓦那有自己的华人，却是一副没有见过华人的样子。在街上晃了好几个小时，也确实没见到一个亚洲人，连成群结队的观光客中都看不到东方的脸孔。怎么回事？那一万名古巴华人在哪里？
▲带着脚镣在秘鲁甘蔗园劳作的华工（图片来源：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
在唐人街吧？！唐人街，却只是两条交叉的路，总共不到两百米。街心上空架着装饰性的红色木条，点出拱门的意思。三五家饭馆没什么客人，倒是街上的摊贩，有一点点生意。摊子上写着笨拙的中国字：“味香色美”“中国风味”“陈记”“杂碎”“炒饭”。摊子上卖的东西，却是我这个华人认不出的东西：几段油亮的肥肠、几个面粉裹炸沾满苍蝇的甜食。认得出的是饭盒：粗纸糊成的盒子，里头盛满了酱色的饭，饭上蓄着一片薄薄的煎猪肉，一小撮包心菜。冷的，一盒十五比索。
转角处有一个蔬菜市场，菜色也数得出来——番茄、包心菜、葱、马铃薯、大豆，没有了。水果只有一种——橘子。这是唐人街的市场，已经是最丰富的了。外边一般的市场里，连番茄都只有烂的。给人的印象是，除了一把一把的葱之外，没有吃的。
来来去去走几趟，就在唐人街里，发现自己竟然仍是人们注视的目标。这个唐人街，竟是一个看不见唐人的唐人街！街上穿梭来去的，或白或黑或混血，多是一班古巴人。连那食客和那站在摊子后头卖“杂碎”的人，都难得看到华人的脸孔。那卖饭盒的年轻女人长得丰满肥胖，完全一副热带南美女郎的长相，她对我露出一笑。站在“味香色美”“陈记”后头的是个黑人和他黑白混血的老婆。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华人老太太，坐在餐厅里剥豆子，已经注视我很久，正等着我发现她。凑近一问，她讲广东话，无法沟通。她有点儿失望地叫来了儿子，儿子也不说北京话，却拾起一支笔，写了三个字——“广东话”。
“话”，他只记得半边。
在街边的石阶坐下，看流动的人来人往，都是古巴人：女人穿着紧身的颜律服，展露多肉的躯体，男人却干干瘦瘦。偶尔走过一两个华人，都是年老的男人，步履蹒跚地走过。除了餐馆里老太太母子，我没见到一个中国女人，没见到一个中国孩子，没见到一个年轻华人。难怪，古巴的孩子们追着我叫“中国人！”
但是，那一万名华人到哪儿去了？
▌落叶只是飘零
中华总会的主席周一飞先生让我看他们最新的统计。在哈瓦那，20世纪50年代末来到古巴仍保留中国籍的有一百○三人，加入了古巴籍的有一百三十三人。华裔，也就是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是华人的，总共约有两千人。这两千人中，大概只有二十个还会说广东话。古巴全国有三千两百多名华人。
“三千两百？”我大吃一惊，“不是说有五万华人吗？”
周先生笑了：“老的老，死的死。中国富了，没人来这里了。但是有华人血统的古巴人很多。”
三个晚上之后，我和四位古巴作家见面。作协副主席艾瑞斯先生有着典型的西班牙名字，却对我郑重宣布：他的爷爷是中国人，在中国出生，十二岁被带来古巴，他正想通过中国使馆帮助他寻根，彻底找出爷爷的原乡和身世。另外三位，每一位都有一个先辈是华人，不知是哪一辈，不知名不知姓不知来处。
与我的翻译第一次见面，她摘下墨镜，用手指拉长了自己眼角，说：“我的曾祖母是中国人。”
原来五万所谓“华人”，只有三千人看起来还像华人，真正还能说中国话的不到五百个人。而这四百多“真正”华人的平均年龄是七十九岁。
这些数据为我解释了，为什么哈瓦那的唐人街上看不见几个唐人。长期地缺乏华人妇女，华工遂大量与本土人结合。20世纪50年代来了最后一批华人，多数因为已在古巴的父执亲友的召唤而来。这一辈人也已逐渐凋零。他们的下一代，多半已与中国语言和文化完全脱节，纳入古巴的大混血。再过几个春秋，平均年龄七十九岁的一代人逝去，哈瓦那的唐人街上将看不到一张华人脸孔，听不见一句华语，只留下一些不典型的春卷、饭盒。走在街上的人们依稀记得自己曾有过来自东方的先辈。
这让我想起，在中国的犹太人后裔已经完全被中国人同化，但是不吃猪肉。至于为什么不吃猪肉，不再有人记得；那只是祖上传下来的习俗，依样画葫芦吧。
对于这样一个前景，老一代的古巴华人是不情愿而感伤的。中华总会有一个小小的中文图书馆，也开班教汉语，虽然学生只有二十来个。过农历年和十一国庆还举办一点儿联谊活动。最令人惊异的是《光华报》的存在，一份发行量为五百多的中文周报。十二月份最末一期的刊头语这样开始：“腊鼓频催，新年的步伐已踏进门槛，这虽然只是时间的更换，但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却特别感到欣喜的。过去一年，祖国的成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天，中国已经从一向屈辱于世界列强之前、任人宰割的国家，一变而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在国际发挥重要作用，变成举足轻重的东方民族了。”
作者是《光华报》的总编辑冯啸天，20世纪50年代初受叔父之邀来到古巴。“来的时候，身上只有两块美金，十年之后我有了四个工厂。”听到这里，像是典型的华侨发迹故事。不过，这是卡斯特罗的古巴。1968年，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冯啸天失去了一切。
在陈旧而暗淡的印刷厂里，冯啸天静静地说：“我的生命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失败’。我要回去，回中国去。”
望着他花白的胡子，我说不出心里想着的话：在中国，你又活得过1968年吗？
周一飞兄弟来古巴时只有十二三岁，说广东话。成年之后，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自修学习说国语。中华总会的书记张自佳来自广东恩平，1949年到古巴时只有十九岁，现在儿子已经十九岁了。“妻子是古巴人吗？”我问。
“是古巴人，但不是妻子，没结婚。”
“同居二十年，为什么不结婚？”
“古巴女人嘛！”他笑笑。
因为是古巴女人，所以不和她结婚？果然如此。在和古巴女人同居了十几年，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张自佳于1989年回到广东家乡，和一个中国女人正式结了婚，生了孩子，又只身回到古巴，回到古巴女人身边。
“我没有骗古巴女人，她也知道我在广东结婚了。中国人嘛，总要落叶归根的。”
我大概是以目瞪口呆的表情看着他，使他有点儿腼腆地看向门外。这落叶归根有什么样的魔力呀，让一个人在异地活了五十年，和一个女人同床共枕二十年，为人夫为人父之后，仍旧要抛开一切回到他出发的起点？他究竟是无情，还是多情呢？
但是张自佳一时是回不了家的。一张最便宜的机票要近两千美金，也就是四万比索。一个哈瓦那大学教授的月薪是四百比索。如果张自佳的月薪也有那么多，而且能够不吃不喝不用，他也得积蓄八年才能买一张机票。实际上，恐怕二十年也不够。
1991年，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欧与俄罗斯中断了所有和古巴的物资交流，使古巴突然陷入断炊绝境。卡斯特罗政府宣布全国进入“非常时期”，开始粮食限量配给。在别的移民国家里，华人通常是最富有的少数民族，但是古巴是个共产国家，华人和别人一样一无所有。个人粮食簿上的每月供给少得令人心酸：
白米 三公斤
糖 三公斤
食油 两百五十公克（已经半年未发）
布料 无货
面包 一天一小块（比小孩拳头小）
咖啡粉 四百公克
只有病人和七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分到牛奶，鱼肉久已不见。政府有肉供应时，一个人可能分到四分之一公斤，去晚了也就没有，得再等个半年十个月。
“我以前还可以寄点儿钱回广东，一年准汇二百七十比索（十四美元）。现在不准了。”
“你对卡斯特罗什么看法？”
“最好是走向民主，像智利、洪都拉斯。不过我们是外国人，跟政治没关系。”
张自佳抽了口烟，想想又说：“现在中国好了，没有人来这里了。我很怀念中国。”
街上隐约传来乐声。这是伦巴、曼波、恰恰的国度，我却依稀听见唢呐高昂的音乐。真是唢呐呀！很可能是的。几十万身上烙了印记的华工中，有人曾带了只唢呐来，现在成了古巴嘉年华会上不可或缺的乐器。只是在黄昏的唐人街上，那若断若续的唢呐声令人想起遥远的黄土高原；灯一亮，突然恍惚不记得身在何处。
▌再也不打开的“抽屉”
▲哈瓦那中国城
华人死后也不和古巴人共葬一处。“中华总义山”，在哈瓦那西南角。不远的古巴人公墓修整得整齐干净，有八十万个坟，全在一处，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坟场。古巴的历代革命先烈都葬在里头。进去得付一块美金门票，仍然是博物馆。华人公墓却独处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像一个落寞的花园，由几个白鬓老头守着。从边缘荒烟蔓草中的坟墓看起，石碑已被时光磨平，看不出字迹来。只有一座，模糊刻着“殁于同治元年……”同治元年，那不是1862年吗？
1862年，正是第一艘“猪仔船”上的华工在卖身十四年之后重获自由的一年。这个人，姓谁名谁来自广东哪个村子？难道在十四年的苦工之后来不及享受自由就倒了下来？他的亲人可知道他最后的下落？有谁又知道他最后的愿望？他受尽苦难的脸朝向哪个方向？
处于中心的是几座公坟。左手是“国民党员公坟”，立于“中华民国四十一年”，右手是“中华社会党员公坟”。两座坟平静地面对，共享一条野草青青的小径。
“陈颖川堂公立坟场”立于“民国十九年”：“颖浒设新垄，牲酸洁陈慈善会；川流归故国，鹃声啼罢短长亭”。
“江夏堂先友坟场”上还留着一支塑胶花，掉在石板上：“江岸送归魂，白衣万人，绿波千顷；夏祠供祭礼，青葱一束，玄酒三杯”。
什么人来这里亲手埋葬了他的兄弟？“南迁亡兄，壮志未酬，邃尔先归地府；阳居昆仲，致诚奉祀，望汝早登天堂”。
这些早先死去的人，显然都还埋进了土里，立了石碑，刻了挽联，哀切优美的文字像一只温暖的母亲的手。这二三十年过世的人就不再入土，而用了西班牙-古巴式的葬法。一整面墙，大约三公尺高，墙里是一格一格的“抽屉”，人躺在“抽屉”里。横的纵的，一面墙可以装下五六十个棺材“抽屉”，一个叠一个，前面用水泥封上。
在八十公分长、八十公分宽的白粉标了号码的“抽屉”面上，有人用手涂上歪歪斜斜的黑字：
蒋绪缰 广东新会梅阁连安村人，28
杨惠明 广东开平塘口胜平市人，36
李国伟 广东高要宗隆乡二冷水村人，41
……
没有一个让人得到一点儿安慰的字眼。若是在自己的家乡，他们的墓碑上肯定少不了“显考”“恸于”“不孝子”“在天之灵”等文明世界用来彼此抚慰的文字。这些在异国的天空下躺进“抽屉”里的人们却只有一个草草涂上的号码。
或许，写下原乡村里的地名对他们而言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不能“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地名至少表达了一个绵长未了的心意吧。
人在生时将钥匙、照片、针线、眼镜和信件，所有生命的蛛丝马迹都放进抽屉里；在这里，人最后将自己的躯体也放进一个“抽屉”，一个再也不打开的“抽屉”。
本文选自《平静的坏心情》，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初刊于《天涯》1997年第6期。
主编：严彬（微信号：niaasai） 责编：cho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