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诚品与台北故宫到大陆文创，她所实现的破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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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何春寰今年55岁，离开台北故宫已4年，但一些人还是会用她在故宫做出的数字作为介绍她的开场白。 如果想快速了解何春寰的经历，可从她37岁去哥伦比亚大学念研究生时的推荐人梳理，三封推荐信分别来自台湾心理学之父杨国枢教授、舞蹈家林怀民和后来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周功鑫。 既然避不开，那就不妨从这里讲起。 2008年，周功鑫受马英九委任，入台北故宫博物院担任院长。彼时何春寰赋闲于上海，走街串巷，经营三个房间的民宿，电视剧从《康熙王朝》看到《碧血残阳》，过着体验中国的日子。4月开始，周数次向何表达希望她回台协助自己打理故宫事务的想法，何春寰深知故宫这种“公家机关”，过于勤快的人会被勤快害死，几番拒绝，迟迟没有接受。 直到8月，她收到了一张上海飞台北的机票——“回来谈谈总是可以的吧。”那时她大概知道，自己赢不了了。 “像你这样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台湾也没有几个，这个时候你不回来服务故宫、报效家国，还等什么时候呢？”这话从周院长口中一出，何心想：也是，像我们念博物馆管理的，什么时候天上会掉下个故宫给你玩玩呢？ 上班第一天，一封举发信已躺在了她的办公桌上，罪名是“集体贪渎”。不管这是不是特意为这个空降兵准备的下马威，都让她预感到，自己将被卡进一个政治漩涡。 与这个初来乍到的领导相比，部门每个员工的资历都比她深些，最久的已在故宫工作35年。何春寰最常听到的便是，我们以前都不这样做，我们以前都那样做。她表现强硬：以前一直做的不代表现在还要继续做，也不代表未来只能那样做。 那位有着35年资历的老同事说，之前每个新官上任都会这样烧三把火，三个月后你就会跟我们一样了，有什么地方能比故宫博物院更磨人呢？ 可何春寰没打算在这儿退休，不寄望在这儿交朋友，更不敢在这儿给自己赚大钱。 故宫的地位对于一个想做事的人来说，条件算得上得天独厚——开门便有客来，也就注定了这不是关于一个极富商业创造力的人的故事。何的角色更像一个闯入者，即便她不能把死气沉沉的酱缸推倒重来，但凡是桌底下的，她摊开在桌面上，凡是暗中进行的，按她的说法，得拿手电筒照着——“最险恶之处必须有最明亮之光”。
何在任的四年间，台湾故宫的文创商品达到近2400种，仅“翠玉白菜”就积累了202种，2011年此类别衍生品的销售额达到2000多万人民币。“朕知道了”系列纸胶带、“富春山居图”茶杯垫、“宫乐美人”胡椒瓶、“冰山一脚”袜子……二分之一的游览者会进入故宫商店，又有二分之一的人提着袋子出来，博物院商店平均提袋率大约为25%。 除了合理规划商店的位置分布，还需售价从2元到40万元人民币不等的商品来满足各客层需求。管理部办公室的屏幕显示着每一台收银机的即时收银数据，如果某一天成交金额突然暴增，这代表有大客户或有人买“大件”了。 之前位于器物展区跟书画展区中间的咖啡厅被称为博物院的“金母鸡”，咖啡飘香，再烤些松饼，随之招来的小动物们则会对典藏品造成危害。何去的第一个月，就决定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杀了金母鸡，那时她所遭受的记恨达到了一个顶点。可很快，咖啡店被改成了故宫的专门书店，只用两三个服务人员，平日营业额就达到了之前咖啡店节假日营业额。 2009年2月14日至17日，周功鑫访问北京故宫博物馆，这是60年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首次率团访问北京故宫，两院院长首次聚首。其间达成的八项共识最后一条是文化创意产品交流机制：两院人员购买双方出版物及文化产品，参照彼此员工相同优惠价格购买；两院互设商品柜台，由两院相关部门负责后续协商事宜。 于是何在书店开辟专区，摆放了一些北京故宫和上海博物馆的出版物进行售卖，可又全数被大陆游客买了回去。何春寰猜测，可能是故宫书店的环境与氛围让人更有阅读的欲望，另外，她不会在书画商店摆放任何翠玉白菜有关的文创商品，因为去器物展区的人与在书画展区逗留的消费者不同。 “朕知道了”纸胶带被称为“故宫爆款”，何春寰向“商业人物”记者说明，它的走红其实“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乾隆喜欢在奏折上朱批“知道了”三个字，“朕知道了”是那一系列纸胶带的其中之一。何找到为迪斯尼代工的厂商合作批量生产，第一批货上架之后，恰逢那家工厂的生产线从深圳搬回台湾，第二批还要再等一个半月。没想到的是，媒体报道时误以为这款商品卖到断货，造成顾客疯抢。
2012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祝勇说要向台北故宫学习如何营销。台北故宫文创开始“风靡两岸”。
林怀民、蒋勋、何春寰 何春寰本科先后毕业于台湾实践大学食品营养学系与中原大学心理系，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修的是艺术行政学（博物馆管理方向）和组织管理心理学。周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表明选择何的原因时除了提到她的专业背景，还说道： “有人说我们文创品做得好，我觉得是因为在行销、管理和整个策略上做得好。” 台北故宫有三个服务游客及观众的餐厅也归何春寰负责，她上任前，下午三点钟的故宫餐厅，离下班时间还有两个半小时，除了咖啡之外已不供应任何食物。这么看来，何用了四年半将年亏损200万元，打造成盈利500万元人民币，需要的不单只是商业计谋。 从更换制服开始，她公开征选设计，为所有服务人员订制了包括鞋子在内的两季新工作服，找来设计大师洪丽芬设计出适合男与女、青年与中年的款式，但严格规定制服不许穿回家，每两天集体送洗一次，一改往日打扫酒店的阿嫂形象。 鞭子给下去，还要教方法。没有谁能糊弄这个中学时代在饭馆打工铺桌布都比别人快的领导，她亲自示范每个流程的每个环节，连如何在记录册上打勾划叉都拍成照片，配文说明使其标准化。 住在上海的那四年半里，何每年春天到安徽山区做茶，起初当地农民采来的茶总是不合要求，几番拉扯过后，她直接给合格的茶叶加了一倍工钱，问题迎刃而解。
到了台北故宫，她明白即使是多年吃皇粮工作态度的员工，也具备专业经验，知道商品对应的典藏品展示的空间位置，解说时能讲出所以然，何给他们奖惩鲜明的工作机制 ；故宫的合作工厂多年来没有良品率的概念，她退回全部残次品，引来抱怨声一片。但销售量上升后，工厂赚到了比以前更多的钱，员工得到更多奖金和福利，流言渐渐消歇。 而最让何春寰有成就感的，不是为人乐道的6千万变成2亿（人民币），她认为自己把懒散、没有专业精神、混吃等死的人训练成了一支军队，让他们展现出其本身的专业能量，新的人才，就能促成新的数字。 离开前，何找来了周宜贤的团队（《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摄影），为这个部门拍摄短片。充分沟通过后，周宜贤去到工作现场抓拍顾客与服务人员。4分钟的短片在何离职前最后一次部门盘点时播放，据何说，每个人都哭了。 短片并不煽情，也不是所有工作人员都有镜头，“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的脸，他们知道（和以前）不一样。”何春寰说， “这是骗不了人的，他们看到的自己工作时的形象是专注的，是真诚的，眼睛是发亮的，他们服务的顾客脸上的表情是放松且享受的，这是他们营造的博物馆里的休闲氛围。他们也知道相较于以前自己的工作状态，只是站在那里放空。”何还说， “这就是经营管理的最高境界！” 画家陈丹青曾在书中提及台北故宫： 故宫买画册，台币不够，人民币能用吗？——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营业员稍有迟疑，进去问过，欢天喜地回说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烦，解决了，比我还要宽慰…… 当然，由于具体时间未可考，他说的也不一定就是何春寰所在时的故宫，他说的是台湾人情好——“我早就领教的，但那时定居纽约，不以为珍贵，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可就处处看得稀罕，然而难描述。” 来故宫之前，何春寰好像没做过什么委屈自己的事。朋友问她，怎么每在一个行业耕作到可以收割的时候，转而就放弃了呢？ 1987年，何本科毕业的第X年，经人推荐，见到了正在谋划“诚品”的吴清友，6小时交谈过后， 吴清友决定聘用何春寰任诚品画廊经理。何不解，自己画廊一次也没有去过，美术馆都没有去过几次，为什么他要选一个既无背景又无人脉的圈外人？吴答：因为我不要做得像现有的行业那样，我要做不一样的事，所以我需要的是一个能独立思考独立作业，有说服力和开创能力的人。 何春寰用了6个月的时间看完了台湾之前30年的几本美术期刊，做好分类工作，然后把台北所有画廊走一遍，记录下每一家画廊从天花板到地板，客人进门到出门的每一个细节。访问三十几位海内外华人艺术家，问：你觉得什么样的画廊才是好画廊？
彼时台湾画廊的环境还只存在于小圈子的人际关系，权责义务一团乱麻，市场秩序尚未建立。她成了跟艺术家签订经济代理关系第一人。1988年诚品画廊开幕，签约艺术家从最早只有两名不断增多，并且开始为之前没机会崭露头角的年轻画家举办个展。三年之后，台湾各个画廊开始跟进经济代理制度，签约艺术家的数量开始爆发增长。 老板吴清友在何眼里是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诚品书店与诚品画廊开办之前，包括何在内的几个负责人常常在吴家中讨论至深夜。但吴只谈艺术理想，实际操作一概不过问。 何春寰想得明白，她要知道老板的理想是什么，如果自己能与之达成共识，那么她就会将之变成一个可执行的流程，或一套制度。 这与如今何对自己的分析一致， 她不能是一个坐在“位子”上的人，她永远是背后做事的那个。 但她几乎从未等到房子盖完。 “从零开始这件事很妙，我常常在一片荒芜上开垦，这需要创造力、想象力，并且要耐得住寂寞。等局面开创了，资源才变多。而那时老板做的事已经不再是我想做的了。” 诚品四年半，她肯定自己离开的时候，诚品画廊就是台湾最好的画廊。 21年后的故宫，她没料到，自己没能全身而退。 即便一开始就敏感谨慎，为员工申请的每一份奖金都不忘加上：总经理除外；即便除了工作规划权之外没有任何包括人事聘用和资金动用的权利；即便她表明自己从未打算长留，只做事，只做到周院长退休。
何与周相识于1995年，法国罗浮宫108件作品首次在台北故宫举办特展，周功鑫时任故宫展览主任，与当时何所供职的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合作办展，负责展务、宣传和教育推广的何春寰是当时唯一一个“不听她话的人”。后来何申请哥大，请周写推荐信，周才说：“整个展期只有你一人真正在做事，我觉得你是有想法的人。”
1995年罗浮宫在台展览时的何春寰 如果用谷歌搜索何春寰的名字，第一页的二三条新闻标题就够夺人眼球：周功鑫挺何春寰，消合社继续拿国宝赚私房钱；故宫新院长上任不续聘消合社总经理何春寰。日期分别是2012年的7月和9月，消息来源于“自由时报电子报”。 何春寰对记者表示，自己在故宫的月薪是2万人民币，前三年无一分奖金奖励，最后一年她在一个自己并没有参加且不知情的会议中获得了2万元奖金——之后便见报了。 何看过大陆电视剧《甄嬛传》，她觉得所有宫斗戏跟自己的经历比起来都太过小儿科。这四年她处处提防、步步小心，权衡各方利益，都可以写一本《故宫春寰传》了。 最后保命的护身符，也是她在消合社推动工作的阻力来源，即没有资金使用的盖章权。 这个政治漩涡中，执政党是国民党，而周院长首开两岸破冰之旅，何春寰被迫夹在蓝绿当中，外人无法看清。 告别时，有员工不舍：何总，我们都是变色龙，你走了，我们还会变回以前。 何春寰对员工说：能力是什么？能力是把故宫这两个字从你头上拿掉后，你还是你。这气焰与21年前相比有增无减，那时她离开诚品，答应吴清友一年内不碰别的画廊——“本姑娘有的是本事。” 休息了两个月，何春寰主动从“半上流社会”进入了流氓妓女出没的“风化区”。 那是一家黑帮老大的羊肉炉店，冬天做羊肉炉，夏天空着，三个朋友邀他一起在夏天做烧烤，何欣然前往。 下午5点开门营业，下班时间的交通逐渐繁忙起来，华灯初上，附近的帮派大哥和小弟们起床了。他们来店里吃过东西，出门帮人“平事”，或去赌场顾顾场子；到了七八点钟，接到客的小姐们带着客人来店里吃饭；晚上十一二点，有人鼻青脸肿地回来；凌晨一两点还有一拨客人，是刚刚从附近卡拉OK下班的女孩子们。直到3点闭店，何春寰变成了一个在夜晚活动的人。 大多时间她一人在后厨做菜、打扫，用锡箔纸包着虾和鱼烧烤，端给黑帮老大品尝，接受指导。一道菜炒过四遍，老大说：嗯，可以有99分了。 她看到另外一种世界的秩序，怀孕的性工作者为情所困，小姐带着客人买衣服，付完钱后又八折退回去，黑帮老大在意自己饭店的菜品质量，手把手教她炒笋。在她眼里，他们只不过是另一个行业里的正常人，甚至更有情有义。 攒够了钱，何春寰觉得自己在艺术圈摸爬滚打这几年，应该去欧洲各国的美术馆看看。她给自己规划了四个半月的行程， 一个人背包旅行，她说这是一个人最快的成长方式，离开舒服的圈子和环境，开始赤裸裸地认识自己。 独自旅行时，她常常在睡梦中回到年轻时的某些场景，在事情发生的那个当下，她是没有情绪反应的。那些愤怒、失落，亦或是欢欣，统统在异乡的深夜跑出来，牵动她的意识，令她更加明白地看清自己。 抱怨和自怜这两种情绪好像从不在何的身上出现。 后来她去哥大念研究所，最后一个学期检查出癌症三期，银行里只有三千美元，美国的高校医疗制度帮助了她。化疗期间，轮流陪伴她的同学们得以从自己论文的痛苦中抽身，纷纷向病榻上的她倾吐苦恼，恋爱心事，要不要留在美国，未来何去何从……何笑说：说是陪我了，基本上都在接受心理辅导。 手术前，她做了一本资料，里面包括自己的银行账户信息，然后打电话给自己的姐姐：“我要开刀了，你要不要来？如果我没有被从手术室推出来，你就看这个好了。”
治疗结束后，毛发掉光，人变得臃肿，十年后体型仍未完全恢复。她想写一本《如何当一个全职病人》的书，每个人都在学习扮演不同的角色，可从来没有人讲讲怎么好好地当一个病人。只是后来看到台湾一些名人患癌症，著书谈如何战胜病魔，战胜，那不是她想要说的事。
化疗结束后何去麻州看枫叶 毕业后何留在纽约调理身体，同时为艺术杂志撰文。他写蔡国强，200字的短文，先联系工作室获取资料，之后又要再一次面访深入了解。以至于蔡问她：“200字而已，你怎么花这么大力气？” 如果粗略看完何春寰曾做过的每一份工作，很容易看到一个个她破下的记录，不管是一场艺术演出的票房数，一次展览的参观人数，还是文创商店的销售业绩。但她谈起每一件事时，说的最多的主题却是文化传承、时间积淀，管理的节奏和具体到每一件文创品的历史和品质。 在模棱两可又无法精确估量价值的的领域，她做事的方式让她在后来的工作中显出些许落寞。 离开台北故宫，何春寰第二次落脚大陆。包括国家博物馆在内的不少省级以上博物馆开始邀她“指导”。北京汽车博物馆与她签订了为期一年的顾问合约，那一年内她做的最多的事是试图改变对方观念。对方问她商店应该怎么经营？她反问，你们的藏品是什么？研究做到哪一步了？做过什么教育推广？ 她反复强调博物馆的几大功能，无非是收藏、展览、研究、教育推广，这几步做完，最后一项才是休闲与服务。这几个词两岸学术称法不一，但都缺一不可。如果观者从博物馆出来，懵懵懂懂，只看到几个瓶瓶罐罐，这表示教育功能没有彰显，那么他很难去购买博物馆开发的商品。 何想要一步一步来，但举步维艰，她迅速嗅到了多方利益在牵制，远比对岸复杂，这岂是她一个“外人”能平衡的。合约到期后便离开了。 她怎可能苟且于此地。于台北故宫任职之前，她曾被推荐任朱铭美术馆、当代艺术馆馆长，均拒绝。“几个出资人加上政府，一个美术馆就有好几个方向，事情是不可能做好的。”何不甘仅仅居于某个位置。 现在何春寰租住于杭州与台北两处，仍孑然一身，无车无房产，她坦言，自己仅一份身后事的保险，有时接值得做的商业顾问，赚够之后一年的生活费就休息个一年，初夏时上山做茶。 何说自己最喜欢和氏璧的故事，她一直都努力把自己变成那样一块玉，至于发不发现，那是别人的事了。“但你毕竟自己得是个高手吧。”何春寰说道。
*图片由何春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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