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投资加速,尤其是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加速,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向中高端迈进的必然阶段,是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手段。
《财经》记者 周哲 实习生 陆慧辉/文
2016年7月21日,商务部发布2016年上半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情况。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8.7%,其规模超过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00多亿元(见图1)。对外投资迅猛发展、全面提速,引起了市场和业内人士广泛关注。
2016年1月-6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802.8亿元人民币(折合888.6亿美元),同比增长58.7%。作为对比,2015年该项增速为14.7%,2014年为14.17%。虽然一直以来,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都以高于GDP增速的速度发展,但出现今年上半年这样高的增速,还是自2008年以来首次。
与此同时,2016年上半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至2.8%,对外投资迅猛上升与国内民间投资增速下滑之间,是否有关联,是否存在一种“跷跷板”关系,也引起了市场讨论。
面对“民间投资外热内冷”的猜测,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新闻发言人沈丹阳称,“我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至少现在没有数据来支撑这种观点。”
上半年对外投资发展如此迅速,业内多位专家称,这并非是由某一种因素主导,而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的结果。
首先是国内投资渠道有限,国内投资者手里拿到钱却不知道往哪儿投;其次是海外出现了比较好的投资机遇,无论是欧洲市场动荡、美国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加大招商力度,还是人民币贬值,都让投资者把眼光放向全球,寻找合适的投资标的;再次,2016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些大的并购案例,对对外投资增速也有所贡献。
国内方面,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直言,我国传统制造业面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重挤压。他解释,近年来,我国多项生产要素成本持续攀升,部分发展中国家正在加速融入世界经济,并凭借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优势加快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欧美日等发达市场也在实现再工业化的战略,部分中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
这让我国传统制造业腹背受敌,国内投资者亦不敢轻易将资金投向传统制造业。
而服务业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则是我国发展的短板,投入严重不足,民间资本想要进入这些领域则面临着垄断和市场准入的阻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对《财经》记者表示,像医院、养老院、托儿所、停车场、幼儿园、图书馆等公共设施还处于短缺的状态,但是民间资本想要将资金投向这些地方不是那么容易。
国内民间投资增速下降与对外投资增速扩张之间,到底有无直接联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两者之间在某些产业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种跷跷板的关系”。比如像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原来在东莞设厂做服装,可能现在就不会在国内投资,而是跑到境外投资。
沈丹阳在7月19日的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则称,“没有数据来支撑这种观点”。他解释,海外投资增长虽然很快,但是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金额还是有限的,占国内投资规模也仍是非常小的比重。所以这应该不是主要的原因,海外投资增长快也有一些短期因素。
2016年上半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增速很快,但是总规模占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确实较小,分别为3.65%和2.24%,不足以支撑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和对外投资增速迅速上升之间的明确因果联系。
穆迪高级副总裁Marie Diron回复《财经》记者时称,从业务运营层面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可互为补充或可相互替代。但总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之间并无重大且稳定的联系,分析显示各国不同时期的情况错综复杂。
国内投资渠道有限的同时,海外却不乏好的投资去向。Marie Diron直言,中国企业为了实现其收入和利润多元化的意愿,充分利用了境内融资渠道宽松,而境外资产价格较低所带来更多的收购机遇。
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美国”,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逐步放宽市场准入门槛,给有意愿去美国投资的企业以更多的机会。
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累计贬值2.67%,也使得境外资产对于资产寻求型的投资者更加有吸引力。梅新育对《财经》记者分析称,人民币贬值对工业制造业企业去境外设厂投资是有阻碍作用的,因为会减少中国投资者以东道国货币或美元计价的资本,也会削弱东道国的成本优势;但是对于企业去海外配置资产、投资避险,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秘书长和振伟则认为,去海外配置资产,尤其是持有房地产和物业,以求保值增值,具有投资避险功能,但这是企业比较消极和被动的做法,不会是海外投资的主流。
多位专家均提醒记者,上半年出现了一些大的海外并购案,可能会对2016年上半年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有所促进。比如信达集团以约87.66亿美元收购香港南洋商业银行,于今年5月完成,该笔并购占当月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65.4%;还有海尔集团以55.8亿美元收购通用家电,6月7日完成交割,占当月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36.27%等等。
这类金额巨大的收购对上半年对外投资确实有贡献。但总体看来,2016年上半年完成海外并购107起,涉及交易金额1764.46亿元,占同期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30%。这个比例与2015年和2014年的26%相比,只能算是略有上升。与此同时,2016年1月-4月,中国企业在境外的绿地投资总额占同期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48.98%,与2015年的50.6%和2014年的59.79%相比略有下降。
由此可见,2016年上半年海外收购确实相比往年有所增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贡献也在加大,但上半年对外投资激增并非是由海外并购主导拉动的。
也有专家认为,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增多是上半年投资加快的原因。但根据商务部合作司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的61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8.6亿美元,同比下降2.7%,占同期总额的7.7%。
和振伟提醒《财经》记者,增速快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数比较小。我国从2002年开始统计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起步晚,所以每年的增速都很快,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值和国际相比并不大(见图2)。
随着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2016年上半年,对外投资行业分布格局进一步优化,对制造业投资增长迅速,对租赁服务业的投资也大幅增长;国家与地区分布也出现变化,对亚洲、北美洲的投资增速加快,对拉美的投资增速降低;上海、浙江、江苏等省份对外投资高速增长,这三个省份对外投资规模占全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迅速扩大。
对外投资全面提速,甚至超越外商直接投资,是利是弊?其可能导致的担忧是产业空心化和资本外流;可能带来的益处则是中国企业更加融入全球化,帮助企业转型升级,同时获得的利润支持中国GDP的增长,支持中国经常项目平衡及外汇储备平衡。
据商务部披露,上半年,对外投资主要流向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及采矿业,分别占上半年投资总额的24.6%、19.8%、16.4%和4.7%。流向制造业的投资额达175.9亿美元,同比增长245.6%。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120.4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5.4倍,占制造业对外投资的68.4%;对文教美工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医药制造业等四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均实现4倍以上高速增长,国际产能合作呈现良好势头。
《财经》记者根据Wind资讯中的数据统计得出,2014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行业和2006年的相比,采矿业占比大幅下降,从48%降至1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大幅攀升,从26%升至34%。此外,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制造业均有所上升,而且行业分布更加多元和均衡(见图3)。
多位专家表示,原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主要是找矿产资源,但是随着国内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国内经济结构不断调整,而且矿产资源价格下跌,对矿产资源的投资急剧下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之所以大幅上升,和振伟解释说,有一些国家贷款利率非常高,比如俄罗斯,企业想从银行拿到贷款进行生产,利率可能高达20%以上,俄罗斯企业可能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因此对融资租赁业的需求大幅攀升,即不需要出钱购买设备,只需要通过类似按揭的方式,每月付给融资租赁企业钱。而中国企业由于资金雄厚,且国内贷款利率相对较低,去到类似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从事融资租赁业有利可图,因而近些年对外投资中融资业大幅增长。
对外投资中服务业大幅上升则是因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呈几何数地发展,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有需求向外走。
梅新育补充称,以酒店业为例,原来中国企业去国外开酒店,基本上没有国内的客源,面对外国客人没有独有的优势。但随着中国因私出境游客突破1亿人,中国的企业去国外做酒店业,服务中国客户更有先天优势,因此对外投资的酒店业也发展得很迅猛。
通过Wind数据对比,从2005年和2014年对外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可以看出,对外投资的资金流向亚洲的比重迅速增加,从32%上升到69%,流向北美洲的比重也有所增加,而流向拉丁美洲的资金占比则大幅下降(见图4)。这与对外投资行业分布变化密不可分。
商务部透露,2016年上半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对外投资活跃。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对外投资301.2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2.2倍,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9%,占地方对外投资的37.3%。其中,上半年投资流量超过10亿美元的省级行政单位有5个,分别为上海市(145.2亿美元,同比增长162%)、浙江省(55.6亿美元,增长173.8%)、江苏省(38.6亿美元,增长52.5%)、湖南省(11.7亿美元,增长20.7%)和重庆市(10.6亿美元,增长35.8%)。
对比2003年和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省及直辖市可发现,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占比均有所增长,而北京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下降,省份分布更加均衡(见图5)。
和振伟解释称,长江经济带作为战略被提出来,在国内的重要性和发展程度都和以往不一样了,而且无论是上海、江苏还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在全国领先。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当中的重要性和主导地位愈发凸显,因此民营经济活跃的地区对外投资增速较快,便在情理之中。
据悉,2015年前十个月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非国有企业投资占比较高,占总量的72%。另外根据瑞银的研究报告,2015年单笔超1亿美元的并购总额中,民企已占40%。
对外投资发展势头迅猛,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业内普遍对产业空心化和资本外流较为担心。徐洪才直言,如果局部地区因为产业海外转移导致产业空心化和经济的坍塌,对国内经济平稳增长将会有负面影响,对国内就业市场和百姓消费也会有很大影响。
梅新育举例称,温州就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情况。原先很早就发展起来,后来企业要么纷纷跑到外地,要么背弃实业投身房地产、股市等“金钱游戏”之中,现在温州号召全国各地的温商回来投资。“我们不希望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也变成温州。温州只是一个城市,即便空心化,只要整个国家大局稳定,温州就不会差到哪里去,但是如果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出现空心化,这就涉及国家的生存问题了。”梅新育直言。
Marie Diron则称,对外直接投资构成资本外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将消耗外汇储备,可能会支持外汇储备平衡和经常项目平衡。但若对外投资的增长成为资本外逃的一种形式,则表明企业对政府管理中国经济和财政状况的能力的信心不足,因而可能会对中国主权信用造成负面影响。
更多的观点则认为对外投资加快利大于弊。Marie Diron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未来所获利润可支持GDP增长,因为通过建立新的利润来源,部分利润可汇回国内。其次,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令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收入和利润的多元化,从而增强经济的抗冲击能力。
对外投资加速,尤其是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加速,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向中高端迈进的必然阶段,是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手段。
“我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是乐观的,但还是要适当加以监管,走得太快还是有问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对《财经》记者说。
除了保持对对外投资的关注和监测,多位专家均称,还需要改善国内营商环境、破除垄断,吸引资本在国内投资;同时适当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加大力度吸引外资,实现外汇储备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
(本文首刊于2016年8月8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