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敌》：世上最坚强之人最孤独

“心怀真理的人若只能单枪匹马行走在他认为正确的路上，孤独是必然的代价。”易卜生写成于一百多年前的这部《人民公敌》在今天看来依旧有着无穷的穿透力——既是社会的也是人生的——在波兰克拉科夫老剧院艺术总监杨·克拉塔（JanKlata）眼中，戏剧形式的新鲜感和现代感固然重要，但一定不能脱离当代人的生存境遇和困惑。正因如此，《人民公敌》才能让人内心震荡不已，但凡有过一点社会阅历的人都不难理解，做一个纯粹的坚持真理不违背良心的人在现实中有多难。

乌镇大剧院

波兰克拉科夫老剧院戏剧

《人民公敌》

2016年10月20日

文/罗丽

一、经典戏剧文本的现代舞台阐释。易卜生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其作品对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的欧美戏剧产生了深远影响。易卜生的戏剧出彩之处在于，巧妙的社会背景铺设、鲜明的人物性格特征设置、对白台词幽默讽刺又不乏针砭时弊的精句、幕间结构的安排铺承及至剧情的冲突转折入情入理，对现实准确把握和高度提炼。例如在《人民公敌》中就有“政客是用真实包装谎言，记者是用谎言包装真想”等诸多金句。

话剧《人民公敌》改编自易卜生的同名剧作，讲述了托马斯·斯多克芒是一个温泉医生，他不但反对潮流，而且与他的市长哥哥斗争。他希望揭示温泉小镇卫生浴场的污染造成的威胁。与之同时，浴场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病患对浴场的使用。兄弟之间寻求支持的斗争同时也是对社会因循守旧程度的一次尝试。很难定论说谁是正确的——斯多克芒医生或市长。作为医生，他坚决捍卫医生的诚实，而他有机会维持现状安静做医生却也得益于合法的社会秩序。斯多克芒医生在市民大会上告诉了全镇居民真相，而全镇人民，除了他的家人以外，却对他鄙视奚落，视为人民公敌。

作为戏剧文本的再演绎，来自波兰克拉科夫老剧院的扬·克拉塔导演并没有停留在对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亦步亦趋的搬演复原上。相较于原作的时空背景，现时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上并无太多变化，但放大了人物命运与当代人境遇的关联，使得经典文本的“在场性”能通过时空置实现——原剧第四场举行集会一段是最佳的例子。

原著中集会是在船长家中进行的，可随着剧场灯光的全部打开，导演却在这一场里把乌镇大剧院这样一个空间转变成剧中的集会地点，而台下观众则成为了集会的参与者。当斯多克芒医生被他的同伴一个个背弃的时候，台上饰演报刊编辑、记者、印刷商以及市长等多名演员纷纷走下舞台从观众席离场，更有甚者剧团的舞台监督、灯光音响监控，乃至于操作字幕的工作人员都一一消失离开。失去字幕的斯多克芒医生由于语言不通，和台下交流的唯一途径也消失无终，荒唐无助的处境与原作中的情景异曲同工。为此，他不得不求助于观众席中是否有人能作波兰语的翻译。当然，不一会就出现了一位志愿者，据说是波兰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至于是不是托，不好说，可惜这位波兰小哥的汉语水平也不怎么样，感觉有点颠三倒四。其后，他大段即兴的交流，触及了对环保问题、言论自由、政治体制的讨论，甚至按照导演的既定动作把舞台口捆绑的一堆堆代表着新闻舆论的报刊踢下舞台，以示抗议。至此，如果说斯多克芒医生揭露小镇温泉浴场的卫生安全问题，从而成为小镇人民的“公敌”。那么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每个人同样会因许多不同的事情或不同的境遇而互为彼此的公敌。

易卜生的《人民公敌》遇上导演杨·克拉塔产生出奇妙的化学反应。在全新的二度创造中，原来细腻而具体的文本变得简约而跳跃，人物语言风格也更加的幽默犀利，如斯多克芒医生的丈人、皮革厂老板在鼓动斯多克芒医生反对市长时，原文是老人愿意捐出100块，随后又改为捐50块，舞台演出中这段对话变成了最初愿意捐出一棵圣诞树而最后改为半棵。这一小小改动，实际上也预示着基尔的承诺终将是虚无缥缈之事。此类的细节改动在舞台呈现中比比皆是。

二、导演叛逆的美学实践与前卫的舞美探索。《人民公敌》的舞美体量巨大，相当惊人——239件舞台布景、280件戏剧道具——这些看似常见、在宜家购买的家庭用品在舞台中央堆砌出一座五彩斑斓、穿插着白色塑料管道、宜家彩色衣架的巨型山丘，仿佛科幻片中的奇异移动城堡造型，又带有某种游戏的意味。舞台的正面和侧面都被蓝色的墙面包围，蓝色的墙面下半部又刷上了白色的油漆。男主角出场时则睡卧在一张如同架子床般二层高的沙发上，船长蹲在蓝色的大塑料桶里，报社编辑则躺在一堆啤酒瓶里，随着沙发架子在众人的出场中顺势倒下，隐喻指向温泉浴场水管被污染一事被证实整个事件被陆续展开。杨·克拉塔用荒诞戏谑的颠覆式的姿态重演了人们熟悉的经典文本，把文本中的历史、政治、道德抛进“现实”，并实现对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视觉艺术等不同手段进行糅合。

杨·克拉塔在接受戏剧节特刊的采访时提到，在重排经典时他更为注重“神”似而非“貌”似，如果只是重复一遍那么不如直接排演广播剧，只有对观演关系、道具媒介、表演风格、舞台空间、剧场空间等诸多因素及关系的重新定义，才能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抽象而复杂的舞台呈现。剧种道具使用的灵活精彩也值得一提，斯多克芒夫人和女儿看电视的情景，电视机道具是一个印有电视机图案的道具，两人观看的过程就是相互举着抱枕并表演出调台、影像不清晰时的修理等细节。如原著中作为执政长官身份代表的市长帽子，在舞台上以一个极其夸张的桑巴狂欢节般的大头套代替，对执政者身份而言滑稽又讽刺。

导演在剧场美学上的追求也可以通过《人民公敌》中热烈奔放的歌舞化场面所体验，带有现场摇滚式歌舞片的强烈感官刺激。市长找到医生、兄弟间进行谈话的细节处理也非常有趣，成为了二人之间的拳击。当医生一家拒绝《人民先锋报》的第二次拉拢，用纸片举出了三个“不”后，报社的编辑和记者拿着红色的油漆在舞台的蓝色墙壁上写下三个大大的“won！”，表明了在“人民”与“公敌”的斗争中，“人民”大举获胜，“公敌”即将被驱逐，也暗示着舆论操控一切的现状。整场戏的结局在医生一家人的大海航行中结束，和原著希望通过办学改变社会多数人的无知和奸佞不同，这一版是以医生出走“买一个便宜的小岛居住”为结局的，仿佛暗示了只有自我流放于不存在公共舆论和公共利益的与世隔绝之处才有坚持真理的可能。而导演运用了大块黑色的塑胶布料配以蓝光作为海浪，而非舞台比较常见的白色绸布，也是另一种隐喻。因此，尽管《人民公敌》存在语言、文化上的隔阂，但演员歌舞狂欢般的表演，演讲等仪式化处理的调度安排，全剧怪异又协调地在荒诞调侃中始终贯穿着神圣与肃穆的戏剧庄严，让人印象深刻。

和舞美色彩、造型的夸张大胆相匹配的，是演员并不仅仅遵循一般表演中的生活化虚拟及戏剧性行动，而更强调人物内心的细腻和真实传达，能把握住剧中人物的精神状态。克拉科夫老剧院两大戏骨——朱利留斯·克扎斯托斯基和拉多斯洛·科尔兹扎诺维斯基联袂出演《人民公敌》，他们在台上针锋相对，兄弟二人飙戏的那一段尤为精彩，其情感既来自真实生活，又超脱于角色与生活之上。在观看过程中我一遍又一遍不断想，如果《人民公敌》按照最传统的路子去演绎，一定是犹如眼下中国国内诸多反腐戏剧和社会问题剧的即视感，然而波兰导演则用一种开玩笑式的游戏方式呈现出来却并不违和，既深刻又不让人厌恶。《人民公敌》的主题不可谓不深刻，虽说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却举重若轻——这一戏剧观念显然是更为贴近现代人的——网络时代的娱乐化、消费性，以及在西方国家戏剧创作中所不断被消费的政治话题和社会公共话题。

三、波兰戏剧的文化使命与批判精神。波兰戏剧近年惊艳登陆中国，从2011年卡纳剧院的《来洛尼亚王国》到去年《伐木》《先人祭》《樱桃园的肖像》、今年的《阿波隆尼亚》等剧在北京、天津等地接连上演，但由于笔者身在广州无缘现场领略其魅力，这次在乌镇算是第一次领教波兰戏剧的功力，着实被好好惊艳了一翻。

波兰戏剧的历史积淀深厚，单以此次的克拉科夫老剧院而言，建于1781年是波兰历史最悠久的公共剧院。而大家所熟知的《迈向质朴戏剧》(Toward APoor Theatre)的作者格洛托夫斯基、就是克拉科夫老剧院的前任艺术总监。格洛托夫斯基作为二十世纪剧场大师，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布莱希特、、阿尔托、同为影响当代剧场最为深远的导演和理论家。格洛托夫斯基认为大量运用灯光、服装、化妆、布景的演出形态实际上扼杀了剧场最重要的元素：人与人的直接面对。相对于他所称之于“满盈的剧场”(Rich Theatre) ，他提出舍弃遮盖演员躯体的装饰，试图透过身体技艺的训练来展现人的本来面目，这种实验和革新被称为“质朴戏剧”（又译为贫穷戏剧）。

敏锐社会话题触觉使得波兰戏剧尤为注重对社会现实的关照，这与波兰在二战后，尤其在面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的国家复杂的历史进程、独特的时代境遇和民族文化息息相关。此外，多元的艺术表达、导演意识大胆前卫，均与其剧场变革的内在需求和创造激情密不可分。波兰戏剧以积极介入现实的姿态参与艺术探索，站在了国家、政治、社会、文化的前沿，完成了戏剧传统与当代观众的审美无缝对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克拉科夫老剧院的《人民公敌》能超越时间和地域依旧能让观众共鸣的关键所在。

文 / 罗丽

编辑/书艺、杨小乱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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